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

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

中国历史上的荒政思想极为丰富,早在周代就已有较详细的记载。《周礼》卷十《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驰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衷，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其后，历代荒政思想不断完善。大约从宋代开始，凝结着仁人志士救荒、救灾等思想的专门文献层出不穷，至清末约计有百余种之多。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他的荒政思想是中国古代荒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对朱熹荒政思想的研究已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一是有关朱熹竭力推行的社仓思想。二是有关朱熹以安民、恤民为主旨的救荒思想。但这两方面还不是朱熹荒政思想的全部。朱熹就曾对他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是两说：第一感召和气，以致丰穰，其次只有储蓄之计。若待他饥时理会，更有何策？”由朱熹的这段话可知，以往的研究只注意到朱熹荒政思想中预防为主（即储畜之计）的思想，而忽略了感召和气，以致丰穰的思想。本文即拟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以作为学界对朱熹荒政思想已有研究的补充。                          一     朱熹所谓感召和气，以致丰穰，是自古以来救荒之一说，其源渊至迟可能上溯到商周时代。在那时，先民们相信在自然界中有一个支配自然万物的最高主宰者“天帝”，认为一切灾害和饥荒，都是天帝不意降罚于人间，卜辞中记载的“庚戌卜贞，帝其降堇”；《尚书·微子篇》中的“天毒降灾荒”就反映了那种以为水、旱、饥馑，都是天帝降罚的思想观念，从而要想免除灾害，就只有祷禳于天帝。春秋战国从降，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发展和“天人合一”思想的日渐成熟、演化，“禳弭论”成为古代救荒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即是对前人的继承，同时也打着很深的时代烙印。     要了解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首先应先明了朱熹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发展。众所周知“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汉儒董仲舒特别强调的一个哲学命题。但至北宋理学形成时期，张载、程颢等人却不满意这个命题对天与人关系的解释。张载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城；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程颢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会”。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自然发扬张、程之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显然程朱理学在天观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泽厚先生用简略的语言指出汉儒与宋儒之间关于“天人”关系的哲学分野：“前者是宇宙论即自然本体论，后者是伦理学即首先形而上学。前者的‘天人合一’是现实的行动世界，‘生生不已’指的是这个感性世界的存在、变化和发展（循环）；后者的‘天人合一’则是心灵的道德境界，即将伦理作为本体与宇宙自然相通而合一。它把‘天人合一’提到空前的哲学高度。”  一般地说，秦汉以降在天旱之时已开始举行祭祀苍龙祷求下降霈霖，龙成为官方祭祀的神。入宋以后则正式祭龙求雨并陆续册封龙神为王，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诏封渊神普济王为显圣王。《宋史·礼志五》载真宗咸平二年（999）旱，李扈上《祈雨法》云：“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餈饵，率群吏、乡老再至祝酹，不行用音乐，巫觋。雨足，送龙水中。“据今存《宋会要》记载，从宋神宗至宋孝宗，宋廷为各地显灵的龙女、龙子、龙母、龙王等祠庙赐扁额和册封公、侯、王或夫人等爵位，多达178次。那末，朱熹是如何看待龙神之类超自然的力量的呢？为了说明问题，先看以下二段相关材料。 1、        有弟子问龙得雨之说：          曰：“龙，水物也。其出而与阳气交蒸，故能成雨。但寻常雨自是阴阳气蒸郁而成，非必龙之为也。‘密云不雨，尚往也’盖止是下气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气蔽盖无发泄处，方能有雨。横渠《正蒙》论风雷云雨之说最分晓。”     先生谓一僧云。问：“龙行雨如何？”曰：“不是龙口中吐出。只是龙行时，便有雨随之。刘禹锡亦尝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见山下雷神龙鬼之类行雨。；此等之类无限，实要见得破。”     又南剑邓德喻尝为一人言：“尝至余杭大滌山中，常有龙骨，人往来取之。未入山洞，见一阵青烟出。少顷一阵火出。少顷，一龙出，一鬼随后。”大段尽人事，见得破，方是。不然，不信。     2、有关晰蜴做雹。     伊川说：“世间人说雹是晰蜴做，初恐无是理。”看来亦有之。只谓之全是晰蜴做，则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结作成底，也有是晰蜴做底，某少见十九伯说亲见如此。（记在别录）十九伯诚确人，语必不妄。     又，此间王三哥之祖参议者云：尝登王台山，山极高寒，盛夏携绵被去。寺僧曰：“官人带被来少。”王甚怪之。寺僧又为借得三两条与之。中夜之间寒甚，拥数床绵被，犹不煖。盖山顶皆晰蜴含水，吐之为雹。少间，风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见。明日下山，则见人言，昨夜雹大作。问，皆如寺中所见。

 

    又，《夷坚志》中载刘法师者，后居隆兴府西山修道，山多晰蜴，皆如手臂大。与之饼饵，皆食。一日，忽领无限晰蜴入阉，井中之水皆为饮尽。饮干，即吐为雹。已而风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见，明日下山，则人言所下之雹皆如晰蜴所吐者。 晰蜴形状亦如龙，是阴属。是这气相感应，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阴阳交争之时，所以下雹时必寒。今雹之两头皆尖，有棱道。疑得初间圆，上面阴阳交争，打得如此碎了，“雹”字从“雨”，从“包”，是这气包住，所以为雹也。     先生曰：“……邵又言：‘晰蜴造雹。’程言：‘雹者大者，彼岂能为之？’……有一妻伯刘丈，（小字注：致中兄）。其人甚朴实，不能妄语，云：‘尝过一岭，稍晚了，急行。忽闻溪边林中响甚，往看之，乃无，止晰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数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为雹，则造化亦小矣。”   以上所引材料表明，朱熹在认识寻常风雷云雨等自然现象的形成时，尚能够秉承北宋中后期张载、沈括较先进的自然观给以接近科学的解释，但是囿于阴阳五行解释天象的陈说，对传说中的“龙行雨”、“晰蜴造雹”等又深信不疑，这是他诚信超自然力的存在，因而大力倡导、推行禳弭救荒思想的认识根源。     禳弭救荒主要是通过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祈求，来减少、消除灾害。其祈求的方式则表现为各种祭祀山林川泽丘陵、风雨神的活动来实现。因而了解朱熹对鬼神的论述对理解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是必要的。     神，伸也，鬼，屈也。如风雨雷电初发时，神也；及至风止雨过。雷往、电息，则鬼也。     鬼神不过阴阳消长而已。亭毒化育，风雨晦冥，皆是。在人则精是魂，魂者鬼之盛也；气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气聚而为物，何物而无鬼神！     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人心才动，必达于气，便与这屈神往来者相感通。

 

      朱熹用“气”的理论解释了鬼神的合理存在及与人相感通的关系。在朱熹“气”的理论中，“气”是包括物质和精神二部分的，“气”是理的载体，“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 ……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气”有动静，而“理”则无形无状，无动静可言。但理存在于气之中，气是可以动静的，气对理来说，是理乘载搭寓其上的运动体，这样一来，理虽然无动无静，但因乘载在动静的气，就有了相对的动静。所以风雨雷电的运行和息止只是“气”的动静表现而已，但鬼神属阴阳消长，与人的精气，或言人心是相感通的。因而对风、雨、雷神的祭祀，就是人对鬼神的崇敬和诚心。朱熹对弟子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时见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时，致期孝敬以交鬼神也……祭外神,谓山林溪谷之神能兴云雨者,此孔子在官时也.虽神明若有若亡，圣人但尽其诚敬，俨然如神明之来格，得以与之接也……然则神之有无，皆在于此心之诚与不诚，不必求之恍惚之间也。       但对祭祀对象，祭祀仪式，朱熹恪守自商周以来形成的严格的上下尊卑等级，即要求人世间的社会秩序同自然秩序一一相对应，“即《祭法》中所谓‘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说，则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后遍及群神，次序皆顺。”严格遵守礼法等级和秩序，分清君臣、州县官与百姓祭祀之对象不同。         叔器问：“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当如此否？”曰：“也是气与他相关。如天则是天地之主，便祭行那天地。若似其他人，与他人不相关后，祭个甚么？如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内底……   正因为朱熹恪守礼法，不愿越雷池一步，因而对不遵守礼法的祭祀行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极无义理。 又问：“如杀孝妇，天为之旱，如何？”曰：“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动天地。若祭祀，则分与他不相关，如何祭得？”又问：“人而今去烧拜天地之类，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祷个甚么？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 “……某在南康祈雨，每日去天庆观烧香。某说，且谩去。今若有个人不经州县，便去天子那里下状时，你嫌他不嫌他？你须捉来打，不合越诉。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内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     这是对不按礼法而祭祀的行为的批评，而对于那些“今之为吏者”“所敬畏崇饰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释氏之祠，则妖妄淫昏之鬼”，更是痛斥不已，慨叹其由此导致，“人心之不正，风俗之不厚，年谷之不登，民生之不遂”，“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变”。因而朱熹在地方为官时为正人心，厚风俗，诚心敬意祈祷当地山川雷雨之神，为百姓召和气，禳弭灾，“昔守南康，缘久旱，不免遍祷于神。”  《再奏南康军旱伤状》云：       自六月以来，天色亢阳，缺少雨泽，田禾干枯。本军恭依御笔处分，严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逐县，精加祈祷……遍诸寺观神祠及诸潭洞，建坛祭祀清水，精加祈祷雨泽。       《再奏南康军旱伤状》又云：       照对本军管属星子、都昌、建昌三县管下诸乡，自春夏以来，雨泽少愆，寻行祈祷，于五月中旬已获感应，稍稍霑足，遂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种，至六月上旬以来，又阙雨泽，及遍诣管属灵迹、寺观、神祠，诸处渊潭取水，建置坛场，依法州祭龙及修设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祷……       当然，实际生活中“精加祈祷”往往“未获感应”“并无感应”，那就只好如实上报所受灾伤之状。一当有所感应，则自是欣喜有加。《朱熹年谱长编》记庆元五年八月“考亭、陈昭远大旱祈雨，甘泽普降，有诗唱酬”：

 

    《朱文公文集》卷九《甘泽应祈一苏焦槁皆昭远致政宣义丈及仲卿诸友昼夜精虔不出道场之力而昭远大惠诗反以见属非所敢当辄依高韵和呈以见鄙怀并简同诸兄友》“精祷由来未浃辰，如何嘉澍便遄臻？诚通幽隐知无间，喜动龙天信有因。适叹惔焚千亩尽，忽惊滂润一时均。谁云化育流行妙，只属乾不属人。”     同上，《谨次陈昭远丈龙洲乡社高韵并呈诸兄友》“几年乡社醉班荆，此日祠坛喜落成。误许俗书轻染污，忽传佳语颂登平。年半已荷天垂庆，人杰还欣地炳灵。不信邻村是尘境，请看绿水锁红亭。”     从这两首唱酬之诗，不难看出朱熹因其至诚祷雨而得雨泽后的喜悦心情。                             二     自商周以来，有关感召和气，以致丰穰，亦即禳除灾害的方式除了上述祭祀、精祷山川鬼神，对风雷云雨之神乃至宇宙主宰者的祈求而外，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对人的行为，特别是对统治者行为的调整。诚如前揭秦汉以降随着天人感应观念的发展以及与阴阳五行说结合，那种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也都对应着人世间的所有活动的思想愈益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因而，禳除灾害多指向帝王失德、吏治败坏以及社会道德沦丧等行为和现象。朱熹有关这方面的禳弭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四个奏札《辛丑延和奏札一》、《论灾异札子》、《奏推户御笔指挥二事状》、《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以及《辞免直秘阁状》等。这几篇奏札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劝谕皇帝畏天敬诚弭灾以达到“正君心”和“为政以德”的目的。《论灾异札子》云： 臣窃思惟间者以来，灾异数见，秋冬雷雹，苦雨伤稼，山摧地陷，无所不有，皆为阴盛阳微之证。陛下虽尝下责躬之诏，出敢谏之令，而天下未豫，复有此怪，亦为阴聚包阳不和而散之象……圣王遇灾而惧，修德正事，故能变灾为祥，其效如此。伏愿陛下视以为法，克已自新，早夜思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当若皇天上帝临之在上，宗社神灵守之在旁，懔懔然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以烦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协恭，日夕谋议，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则庶乎灾害日去而福禄日来矣。臣不胜惓惓爱君忧国之至，取进止。

 

    “正君心”是朱熹追求治世、治道的大根本，“天下事有大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正君心”就要从畏天敬诚做起，“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否则上天就会“谴告”，降灾害于人间。在这里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与他的民本思想一脉贯通。     二是以弭灾直言朝政阙失，希望改革弊政以召和气。     宋孝宗淳熙八年，因灾异而诏求于天下直言。朱熹上奏札指出，宋孝宗即位近二十年虽然“夙兴夜寐，畏天恤民，诚敬宽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但是“二十年之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究其原因“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       德之崇者有未至于天欤，业之广者有未及于地欤，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其小者无所系欤，弄之远者或有未去欤，大臣或失其职而贱者或窃其柄欤，直谅之言罕闻而谄庾者众欤，德义之风未著而污贱者骋欤，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欤，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欤。未必有是数者然后足以召灾而致异。       指陈朝政阙失不是目的，“而是采其说以革前日之弊，则于应天之所补不细”才是目的。如何革除弊政呢？朱熹在《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以为首先“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解谢高穹，又以责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士，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爱之心，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其次“则唯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籴之本而诏户部无得催理旧欠，诏诸路漕臣遵依条限，栓放税租，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以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最后朱熹警告说，如果不修德政“臣恐所当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止及于国家也。”这篇奏札以感召和气，令统治者改过自新而禳弭灾害的方式充分表达了朱熹为民请命，切实推行荒政以惠泽百姓的意愿。   三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感召和气，以致丰穰应是救荒弭灾的根本。换言之，当天子、臣属，百姓其心皆圣，阴阳相和，自然就不会有灾异发生，但在人世间，私欲不尽，天理还不畅明时，精祈祷，敬鬼神往往难以感通上苍，毕竟灾荒频仍。这时，唯一的补救措施，“莫若宽其税赋，弛其逋负，然后可以慰悦其心而感召和气也。”因而朱熹在地方任官时，在很大程度上，借感如和气“以免谴告”，来为自己大力推行荒政开道“凡请朝，言无不尽。官物之检放、倚阁、蠲减、除豁、带纳，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椿、经总制钱之属，各视其色目为之条奏，或至三四，不得请不已；并奏请截留纲运，乞转运、常平两司发钱米充军粮，备赈济，申严邻路断港遏籴入禁；选官吏授以方略，俾视境内，具知荒歉分数，户口多寡，蓄积虚实，通商劝分，多所全活。其设施次第，人争传录以为法。”这也成为朱熹一生追求“丰穰”治世的一个缩影。                               三     前面已说到有关朱熹的以社仓和安民、恤民等为主的荒政思想，论者已多言其详，在此不必重复，但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被提及，如朱熹未雨绸缪的救荒思想，因势利导的治河思想、贫富相恤的救荒思想，而这些思想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着朱熹感召和气禳弭救荒思想的精神实质。下面略作补论。     有关未雨绸缪的救荒思想。朱熹曾对弟子多次说过“尝谓为政者当顺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赈济于凶荒之余，纵饶措置得善，所惠者浅，终不济事”；“若待他饥时理会，更有何策？东边遣使去赈济，西边遣吏去赈济，只讨得逐州几个紫绫册子来，某处已如何描置，某处已如何经画，元无实惠及民”；“到赈济时成甚事！”所以他特别强救荒的前期准备，这有三层含义：一是“只有储蓄之计”，如大力推广社仓和积极推进劝官之制：“颁布劝农文，劝谕筑埂岸，申谕耕桑榜，推广星子知县王文林种桑之法。”二是及早讲求修水利。“赈济无奇策，不如讲水利。”“因说赈济，曰：‘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赈济，委无良策。’”“因说赈济，曰：‘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赈济，委无良策。’”三是及早准备可以作籴粜的米本。朱熹曾用现身说法，向弟子讲述他在南康任职时筹措米本的一些做法。  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时，才见旱，便剗钱物，库中得三万来贯，准拟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钱内借三万贯籴米赈粜。早时籴得，却粜钱还官中解发，是以不阙事。旧来截住客舡，籴三分米，至于客舡不来，某见官中及上户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籴客舡米，又且米价不甚贵。       有关因势力导的治河思想。北宋时黄河频发水患，曾多次投入大规模的人力、资金进行回河东流工程，皆以北流宣告回河失败。虽然南宋已远离黄河之患，但当弟子问及治水、治河决之患时，朱熹通过总结大禹治水和汉朝治河的经验以为因水势而利导之方是上策，下面有两段议论，可见朱熹的治水、治河思想之一斑：           潘子善问：“如何可治河决之患？”曰：“汉人之策，令两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与他，不与他争，放教他宽，教他水散漫，或流从这边，或流从那边。不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时，募善治河决者。当时集众议，以此说为善”。又问：“河决了，中心平处却低，如何？”曰：“不会低，他自择一个低处去。”       朱熹与弟子讨论《禹贡》时说：           盖禹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浚畎浍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归。禹只是先从低处下手，若下面之水尽杀，则上面之水渐浅，方可下手。九川尽通，则导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尝谓禹治水，秘当始于碣石九河。盖河患惟兖为甚，兖州是河曲处，其曲处两岸无山，皆是平地，所以溃决常必在此。故禹自其决处导之，用工尤难。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之海。”盖皆自下流疏杀其势耳。若鲧，则只是筑堙之，所以九载而功弗成也。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后人以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从下泄水，却先从上理会，下水泄未得，下当愈甚，是甚治水如此。       朱熹与弟子上述议论，虽是论及汉人治河和大禹治水，但借题发挥，其批评北宋时期以人事治河，多次回河失败的用意也是至为明显的。当然适当汲取前人因势力导的治河、治水经验无可厚非，可是是否以此就完全适合历史条件已有相当大变化的宋代，则应根据实际计议。

 

    关于贫富相恤的救荒思想。黄干在为朱熹所写的行状中说“先生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敛戢，里闾安靖。”说“里闾安靖”不免有溢美之嫌，但朱熹在推行荒政之时却极重视贫富相恤。《朱子语类》曾记述这样一段话：  直卿言：辛幼安帅湖南，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却禾者斩，闭粜者配。”先生曰：“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       很显然朱熹颇为赞同辛弃疾把贫者的劫禾与富户的闭粜联系起来加以调理整治的救荒思路。然朱熹虽然赞同，但以为“只是粗法”。朱熹追求的是人人各遂其所生的社会蓝图，贫富相恤正是实现这种蓝图的途径之一。而贫富相恤的中心思想是启动和建立完备的民间救济机制。而朱熹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表现在二方面：一是积极推动民间社仓制的建立。朱熹弟子黄干在《袁州萍乡县西社仓絜矩堂记》中就综采其师的思想阐发设置社仓的社会意义：     干闻之师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富者田连阡陌而余梁肉，贫者无置锥而厌糟糠，非方也。社仓之设，辍此之有余，济彼之不足，絜矩之方也。君子之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处乎其中，均禀天地之气以为体，均受天地之理以为生，民特吾兄弟，物特吾党与，则其林然而生者，未尝不方也。       梁庚尧先生在《南宋的社仓》一文中较详尽的论述了由于朱熹和弟子们数十年不懈的努力，社仓制度至宋理宗时已遍行南宋全国，成为仓储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了。南宋社仓所以能继续发展，保持其扶助农民的功用，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社仓的民间组织性质之所以能够维持不坠，是与有一批宗奉理学仁政思想的士人在家乡主特各项事业，造福乡里分不开。如在镇江府金坛县设立社仓的刘宰，刘实于举进士之后，入仕十余年，以不乐仕进，归隐乡里，买田百亩以自给，在家乡中联结乡人，设社仓，倡义役义，修桥补路，普通医药常识，遇灾荒则设粥局赈济灾民。“儒家思想便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转化成为社仓此一制度，而发挥其稳定社会的力量。”

 

    二是饥荒严重之时，发动民间自救是不可或缺的。淳熙八年朱熹上言：“缘绍兴府今年饥荒极重，官司虽已不在措置粜济。窃缘钱米不多终是不能均济，惟有蠲除税租，禁止苛扰，激劝上户最为急务，璧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缓……”富户或称上户在灾荒时愿意提供大量米谷用以赈济或赈粜，这与相当的人想要获得政府的旌赏有关，宋代官府为了劝谕富家赈粜或赈济，悬有赏赐官爵的赏格，“至于富民发廪粜济，亦是圣朝不爱官爵以救民命，颁布下赏格极于醲厚，以故富民观感视傚，始肯竭其囷仓累岁之积以应公上。”当然也有不为官爵而是出于有人饥已饥之心“此心但欲济邻里，身外浮名非所希”，即出于一种仁爱怜悯之心。对于朱熹来说，前者是他充分利用官府的激劝政策，因而为了能使更多的富户、上户加入贫富相恤的行列，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及时兑现劝谕的“推赏”措施，以免“失信本人，无以激劝来者。”“欲乞不侯诸司保明早依元降赏格推恩”。“以闻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赏人则气特诏有司直与推赏，给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唤上当厅秪受，不须更令官司保明，徒为文明。”这个所以然者即如度正体会朱熹的思想所言：“人与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同于一理，均于一气。故君子以为人者，同胞之兄弟；而物者，相与之侪辈。视之如兄弟，则必亲之，而有相友之义焉；视之如侪辈，则必爱之，而无暴殄之失焉。如此则知所以为仁，知所以为仁，则知所以仁民爱物矣。”贫富相恤与推广社仓的原始本意别无二致，只是一个行在灾荒发生之前，一个行在灾荒发生之后。   要之，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八百多年前的禳弭救荒思想，确实感到有点“愚昧”和迷信，但它又实实在在存在于那个远去的时代，并被当时的人们所笃信。而且也确实对推动荒政的实施，相对减轻深受天灾人祸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没有理由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思想和行为。同时，透过历史的“愚昧”，也使我们认知到，即便是如朱熹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他依然不能超越时代给以的历史条件，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李华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