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之春：大国之大，乃制度之大

　　什么是“大国”？这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理解的“大国”不仅体现在GDP、综合国力等这些硬指标上，更体现在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这些支撑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制度因素上。一个国家在GDP、综合国力等这些硬指标的背后，如果没有经济、政治、法律等一系列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支撑，它一时所取得的成就又是十分缺少根基的，在繁荣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这就是所谓的“虚假的繁荣”。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效的制度，而它的有效运行又需要民主、法治制度的支撑，需要使公民的财产权利受到有效的保护，需要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需要政府有效地履行起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职责。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够规范地运行，才能够积极地发挥出它的价值——为社会的持久繁荣提供坚实的经济制度的基础。这种建立在民主、法治制度基础上的规范运行的市场经济就是所谓的好的市场经济。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已经是绝大多数，然而能够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没有多少，许多国家由于权力没有应有的制约和监督，由于社会的法治秩序没有形成，从而深深地陷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陷阱。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也正因为是建立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2010年上半年，我们的GDP一举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令全世界刮目相看。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外界的反应我们暂且不论，就以我们内部来说，许多国人对此却显得还缺少一种准备，同时又感到有着重重的困惑。我们的GDP很高了，我们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了，然而我们普通人可以感受到的私人财富却与国家在世界上的老二这一位置相去甚远，普通人所拥有的财富以及追求财富的机会仍然十分有限，甚至社会上还有着大量的贫困人口。举些例子吧，多年来我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一些沿海地区的只要有机会一般都会选择出国去淘金，去实现财富的梦想，这种趋势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此外，目前对我国公民实行落地签证制度的国家仍然了了无几，发达国家防我国的公民仍然像防贼一样。这些例子表明，从普通国民所拥有的财富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现在又哪像是世界老二的样子。这显然是一个悖论，但这悖论又是出自哪里呢？原因无它，就在于我们实行的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控制了主要的社会资源，国有企业垄断了主要行业，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展那些高耗能、高污染、高产值、低效益的产业使GDP迅速地增长起来，但这种发展又是以对资源和环境的透支作为代价的，它迟早会遇到资源和环境的瓶颈而难以为继；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权贵集团通过权力资本化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普通民众却难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还被剥夺了财富和机会，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造成了社会动乱的根源。据估计，目前我们国家控制的土地市场价值高达二十到三十万亿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财力怎能不迅速地提高，GDP怎么能够不让迅速地增长起来呢？然而，这天量的土地财富普通民众又能分离到多少呢？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初具规模了，但我们距离规范的市场经济无疑还很遥远；我们的经济已经大为发展了，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迟迟不动，我们仍然徘徊在民主、法治社会的门槛之外。在我们创造了世界第二的GDP，世界上到处充斥着中国商品的同时，我们的创新能力却还很落后，目前世界市场上的“中国制造”大都还缺少一个“中国芯”，只是“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我们只能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通过模仿技术，通过出口而使GDP迅速地增长起来，而经济转型、技术创新等我们却没有这种动力，也没有这种条件。没有动力是因为我们的要素资源是廉价的，可以支撑那种旧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条件是因为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等需要约束好政府的权力，积极转变政府的职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因此，与其沾沾自喜于既有的成就，与其陶醉于目前这个“虚胖”的世界老二地位，不如踏踏实实地在我们的制度软肋上面多下功夫，早日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

　　1996年9月，李慎之先生在《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一文中说道：“中国近十几年见人学样的现代化应该说成绩是很大的。……可以忧心的是：中国刚刚从世纪初害怕‘亡国灭种’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就立即产生了一股虚骄，甚至横霸之气，俨然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今后的世界‘必定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中心’。”他认为：“中国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而且要承认迄今为止学得还很不到家，然而已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这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透它这样做的原理，还要建立它得以这样做做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够我们临深履薄学几十年的了。”又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有了显著的增强，人们似乎变得更加底气十足了，虚骄和横霸之气也更加强烈了。李慎之先生十几年前发出的这一忠告之言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譬如，2009年出版界出了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在市面上很是畅销了一阵，说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在社会上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这种思潮认为，现在我们的国力已经大为增强了，已经崛起为世界的一个大国了，就可以在国际社会上理直气壮起来，坚持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要对那些批评中国的声音大声地说不，坚决地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

　　这种思潮之所以会不断地抬头，这种说不的声音之所以会不绝于耳，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从经济实力来说，我们这个东方大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第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才失去了这一地位。这种状况固然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但它也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心态，总以为自己是世界最先进、最开化的国度，而藐视那些比我们落后的需要来向我们学习的蛮夷之邦。如今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这种心态又开始故态萌发起来，认为我们不但可以对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说不，还要积极地以自己独立的发展模式、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去影响世界，重新恢复我们“天朝上国”的地位。另一方面，1840年我们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就一直面临着落后挨打的命运，这种状况使我们产生了很强的赶超意识，尤其是在1949年我们大陆实现统一，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之后。对于发展经济，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我们似乎有着出奇的决心和热情，一心想早日改变落后的面貌，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它们都只看到一个国家表面上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否，而没有看到这背后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中国的落后首先在于制度上的落后，而只要我们没有在制度上进行创新，积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富强所依凭的一套先进制度，我们就无法真正地赶上别人。即使我们的GDP上去了，但由于它没有一套深厚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就像在沙滩上建高楼一样，迟早有一天它还会塌下来的。对于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人们没有去全面深入地分析我们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在哪里，而认为是我们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所致，从而敢于对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普世价值说不，并且还要急于到世界上去推广我们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这实际上是一种忘本的表现。同时，他们也不去正视我们在取得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哪些制约因素影响着我们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严峻的社会挑战，而只一味地陶醉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一味地要与其他国家较劲，一味地要宣扬乃至输出所谓的“中国道路”。这种盲目自大的心态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自己，解决好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负责任的大国固然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事务，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体现为一个大国对世界的贡献，但一个大国对世界的贡献更体现为它是否已经建立起了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是否已经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利益及党派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但相对而言，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对外发动战争的随意性，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所构成的威胁，无疑要大大小于政治上实行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国家。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诚然需要建立起一种合理、有效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协调的机制，即必须建立起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世界政府，但其前提又必须是多数国家在它们的内部都已经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制度。不可设想，在多数国家都还是专制独裁国家的背景下，还能在国际社会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来。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需要在国际组织里进行民主的协商和决定，但这首先要求成员国的代表要具有代表性、合法性，而这就要求成员国必须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成员国的政权具有合法性、正当性，才能保证它派出的代表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合法性，从而在国际事务中真正按照民主的规则去行使权力。在民主宪政的国家，国家的重大决策要取决于民意，要由民意的代表机构做出批准，因此政府很难轻易地发动一场对外战争；在民主宪政的国家，言论自由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社会也实现了多元化，因此难以形成一种垄断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民族狂热也难以形成气候。以上这些说明，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首先在于我们会真正遵守国际社会共同的秩序和规则，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

　　同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拼资源、拼能耗、牺牲环境的基础之上，也同样不能说是对世界负责任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大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地大物博早已成为过去，目前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的资源和能源进口大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和影响程度越来越大（现在国际市场上流行的“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价”，这也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这么大数量的资源和能源进口固然是因为我们经济总量在迅速地增长，所需要消耗掉的资源和能源数量与日俱增，但同时也与我们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我们国家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仍然没有实现市场化，仍然由政府控制着，也没有完全建立起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价格难以反应资源的稀缺性，同时国有企业还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重要行业仍然由国有企业垄断着。这种经济体制就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长期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基础上，我们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单位GDP的能耗不要说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就是连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比它们要高出很多，据统计每年世界一半以上的水泥都是中国消耗掉的。在高消耗的同时，我们相应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不仅严重影响到我们国民生存和发展，还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环境问题是具有全球性的。以上这些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是我们自家的事，也是事关全世界人民利益的事，我们不能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继续我行我素下去了。

　　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这也是会让一部分国人既感到解气又感到不解气的地方。“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的确从许多方面对世界产生振动。有一点是肯定的，绝大多数西方人是很愿意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的。不管是在美国、西欧还是其他国家，人们都希望中国人日子越过越好。之所以有的人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威胁，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人生活得更好，而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和软实力方面有些欠缺。现在世界是和平的，互相之间除了经济贸易、政治交往以外，甚至很多国家海军、空军也互相交流，国家的距离不像原来那么遥远，大家都希望有更多透明度、更多同质价值，这样才放心。”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大起来后会引起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反应，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但这种反应是否必然要与感到不安和受到威胁等联系在一起则就未必了。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制度，权力受到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政府的运作是透明的、规范的，对外则接受了国际社会共同的秩序、规则以及价值观，那么国际社会对于它的崛起并不会感到是一种威胁；而如果一个国家内部仍然实行专制和独裁，对外拒不接受国际社会共同的秩序、规则以及价值观，那么国际社会就必然会对它的强大感到是一种威胁。一个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原先就是国际和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一旦它强大起来后国际社会就更有理由感到它的威胁了。我们要消除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做到让世界放心，树立起我们良好的国际形象，只要那里空喊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只是简单地对一些国家实行援助（我们援助国际社会并不会领情，相反还增加了对我们控制世界的担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在制度创新上实实在在地迈开我们的步伐，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制度，接受国际社会共同的秩序、规则以及价值观。同时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还要善于塑造自己的形象，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增加软实力的办法恰恰不是去向其他国家推中国特色的东西，而是更多地讲大家的共同点。这就像你到一个朋友家里，你不会去讲你跟他多么的不一样，你肯定会讲你跟他多么的一样，因为一般人交朋友的时候共同话题一多，看问题的方式、价值取向一致，一下就成朋友了。”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指出，“一个国家文化上或道德上的伟大不是用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有一种真正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建立一种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对于我们来说无疑还是未竟的事业，甚至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还谈不上是个文化上或道德上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国家。我们需要少一些虚骄之气，清醒地认识自己身上的缺陷和不足，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该做的。如果我们真正实现了这一事业，我们自然就配称一个文化上或道德上伟大的国家，自然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即使真到了这一天，我们也应该变得更加大气、包容，而不是要去争充当世界领袖的“出头之日”，而不是要使今后的世界“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中心”。1992年12月，李慎之先生在《辨同异合东西》一文中说道：“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因此，就是到了中国文化确实足以领袖群伦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进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学习，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会是因为受了一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气非要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一种制度能否被世界普遍地认同和接受，靠的是它的先进与否，靠的是它对世界人民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而不是靠一个国家一厢情愿的推广。

　　我们曾经有过的汉唐雄风是会让许多人怀念的，恢复汉唐雄风也是许多人的梦想。但汉唐两个朝代之所以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景仰不已，从而做到万邦来朝，是因为它们的制度当时在世界上是先进的，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发自内心地仰慕它们，从而千里迢迢地来学习的。唐朝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同时它也是一个心胸最为开阔的，对世界最为开放的王朝。而清朝时我们在制度上已经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国家了，却又实行闭关锁国，夜郎自大，闭目塞听，仍然以“天朝上国”的心态自居。乾隆皇帝接见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时要求对方行下跪的礼仪，对方不同意，为此双方还争执了半天，最后才以马嘎尔尼的单腿下跪结束这一闹剧。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已经被打败后，又为英法公使的进京路线问题而重开战火，最后以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而告终。这时候我们显然已经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破落户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经常学习的一句话就是：“世界上的人们，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救他们。”而那时候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愚昧无知至此，岂不可悲可叹之至！我们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要积极的姿态对世界的文明进程产生应有的影响，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应该要这样的胸襟和气魄。但面对现在我们在制度上依然落后这样一个现实，我们首先要有自知之明，放下我们民族的虚骄之气，踏踏实实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这一套先进的制度。只有在学好这一制度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进一步发展这一制度，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学跑步就要先学走路，否则是会跌跤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