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刚：抚慰伤痛的香港社会运动(南方周末 2008-4-3)

抚慰伤痛的香港社会运动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4月03日 来源: 南方周末
□李永刚
某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丰裕社会带来的满足感，必然降低社会运动的频率；而公民表达的异常活跃，只是转型时代的独特景象。这种论断，并不能在2007年的香港得到验证。
即便“七一”游行已经快要变成香港的新传统，但很多年来，这座城市的市民总体上仍旧保持着极高的自制能力，基本上总是遵循典则的指引，温良恭俭、循规蹈矩地表达诉求。但在经济快速转好的2007年，港人却通过连续不断的“抗争事件”，给外界留下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印象。
皇后码头的保卫运动很悲壮，那些试图为香港留下历史记忆的年轻人，竟然要以绝食来应对已不可改变的结局；扎铁工人谋求增加日薪的罢工很坚忍，历时36日，是香港战后最长的工人运动；天水围居民的单车游行很感人，孩子们以稚嫩童音呼吁改变悲情的命运；高龄老人反对福利体制缺陷的出街很凄凉，他们拖着连串的空易拉罐，表达只能靠拾垃圾度日的晚年困窘；动物保护者带着珍贵宠物和流浪猫狗们的集体亮相很惹眼，无论贫贱，他们反对虐待动物的立场一致。
讲一个更微观的故事。
依山而建的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群从山脚绵延至山顶，仅靠脚力，单程爬坡要耗时近一小时，因此校巴是穿梭于山中的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新学年伊始，校方决定对未持有大学证件的人士收取每次三元的交通费用，结果引发了一场声势不弱的“巴，不得”运动。数个早上，面对穿梭的人流，一边是“请投币”的不间断广播，一边是“请反对收费”的行动者劝说。行动者反对的理据充足，对于年运营费用高达50亿的大学而言，征收的校巴费九牛一毛；但对大量低收入的大学非正式雇员（如保洁、餐饮、超市、宾馆服务员等）来说，每月增加的负担却是雪上加霜。结果，这群多管闲事的异见分子赢得了广泛的道义支持，迫使大学取消了收费规定。
香港社会猛然高涨的公民表达意味着香港的秩序失控了么？抑或是颠覆了我们对于美好新世界的想象么？当我们这样提问时，可能暗含了两个未经证明的前提，其一，现代化达到高水平时，各种社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其二，以社会运动为载体的公民表达是公共秩序的敌人。前者是乌托邦理想强化的“未来就是好的”情结，后者则是强管制社会不断灌输下产生的“政治正确”。
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求相比，再富足的社会也不可能使人人安居乐业，再美妙的制度安排也无法让事事称心如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像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不仅阶层之间存在贫富悬殊，连显著的地区差异也未能幸免。某种极具象征又稍显夸张的说法是，香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中环，建筑群流光溢彩，精英阶层高度密集，彰显重商主义的核心价值；第二世界是旺角，市井氛围浓烈，小资与中产和谐，体现吃苦耐劳又安分守己的狮子山精神；第三世界是天水围，在地理和心理上双重边缘化，被视为新移民聚居的“孤岛”，贫弱者的悲情地。
在阶层落差和空间区隔造成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紧张背后，还有更加普遍的多元价值冲撞。一个地区，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去应对不同的核心难题；一个社群，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也必定产生不同的价值偏好。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香港市民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接受“有自由、无民主”的体制安排，社会运动的频度较低，要归功于自由市场的创富机会，法治保障的权利尊严，舆论平台的意见畅通。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风暴打击后，经济发展遭遇挫折，民众开始对管制当局的无能为力感到失望，一方面民众滋长了遴选当家人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却发现，这种愿望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难以实现。于是，一起特定事件的诱发，就能演化成大规模的政治民主诉求。近几年，随着经济状况的持续好转，民众对普选等宏大民主的关注又有所下降，而文化传承、环境保育、福利再分配等更直接的民生议题则凸显出来，新的社会运动波澜微兴。
仔细观察香港的社会运动，在抗争的表象下，依旧有强烈的秩序观念在支撑。行动者不是为纯粹反对而来，更不是为破罐破摔的破坏而来。他们诉求清晰，就事论事，愿望合理，时常还有建设性的良善主张。例如，扎铁工人表示，他们可以体谅经济滑坡时的“共渡时艰”，但希望景气时代的薪酬能重返数年前的水准；动物保护者没有展开对虐待动物者的语言和网络暴力，只是期待相关法律条文的修订能提上日程；皇后码头的保卫人士，更大的心愿是“还港于民”，让“人民规划中环”；中文大学的“巴，不得”运动，分歧双方各自表述立场，不蛮横，不冲撞，不纠缠。
在香港，这些把握分寸的温和社会运动，正在充当“小众群体”的声音放大器，或者是“得其所应得”的正当诉求，或者是凝聚社会认同的责任感召，让当权者倾听，让更多人感受。在行动者看来，凌空蹈虚的道德激情可能是危险的，它有力量批判却无准备重建；害怕表达的“公民唯私”也可能是危险的，它容易让社会陷入冷冰冰的原子化碎片状态，瓦解公共生活的基石。
更准确的看法或许是，在回避问题的过度管制下，即便集体行动的频率看上去很低，但每一次都可能是爆炸性的；在一种尊重和包容多元价值的体制安排下，即便集体行动的频率增加，也不会危及基本秩序。相反，作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行动唤起的积极回应，有时能产生直接的温暖，有时可以抚慰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伤痛。
（作者供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者服务中心）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80403/ArticelE31003FM.htm
http://www.infzm.com/enews/20080403/ed/dck/200804/t20080402_417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