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64

　　“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这一前所未有的版面安排，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全国各新华书店自元旦开始发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第一批发往各地的8万册销售一空后，决定在原来50万册的计划外增印30万册。除了人民文学版，文物出版社同时还出了集古宋体字的版本，为了区别，取名《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两种版本的《出版说明》一字不差：“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

　　两年前的5月23日，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词六首》，虽也是头版头条，但在笔者的印象里，远非今日之规模和声势。

　　《诗词十首》中有两首是与郭沫若的唱和，这自然是郭的莫大荣耀。1963年12月下旬，郭沫若在读《毛主席诗词》清样本时，写下了“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的颂辞。随着《诗词十首》的发表，郭沫若从这年1月上旬起，撰文逐篇诠释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影响非同一般。

　　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在阐发“反修”主题方面，无疑有着其他注家难以具有的独特作用。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发出了进攻号令，不仅是艺术的夸张。3月17日，毛泽东在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时，加写大段文字，不再以“同志”称呼赫鲁晓夫。这年1月，毛泽东会见爱德勒等国际友人。其时爱德勒正协助叶君健将毛诗英译，他向毛祝贺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示：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这当然是不无夸张的说法，但是诗词确实成了这位政治家诗人用以“反修”的独特武器。请读1962年12月26日诗人七十初度这一天写下的自寿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主席诗词》的封面，设计了十几种，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是其中以梅花为底衬的一幅。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开篇即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如果说梅花是毛的自画像，那么苍蝇就是毛心目中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之际，在领导“反修”日理万机的紧张时刻，亲自编辑自己的诗词选集，除了有以此为特殊武器，推进反修斗争的现实考虑，从删除若干自认为诗味不足的作品入集的严谨看，显然兼具诗人的传世意愿。(胡乔木在1980年代主持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时曾说过，毛泽东诗词较之文章，更有望传世。毛身后几十年的演变，印证了这个判断。)

　　此外，围绕着《毛主席诗词》出版的一系列的宣传，诸如《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大幅近照的刊登，新闻报道的及时配合，不妨称之为“组合拳”。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已成气候并日趋严重的表现。

　　2月13日，春节这一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采桑子•重阳》墨迹，并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寥廓江天万里霜”》，释“人生易老天难老”句：“如果要说到人的精神年龄，那是另外一回事。伟大的人是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死的。”释“战地黄花分外香”句：“事实上野菊花还是平常的野菊花，不会有丝毫的变化的，值得它‘分外香’者是革命家的感觉，主席的感觉。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最好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巧妙的结合。”释文的结尾是：“主席的诗词是最好的模范。让我们好好地学习吧，不仅要学习做诗，而且要学习做人。做人是做诗的基础。”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参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林枫等中共中央要员，还有郭沫若、黄炎培、章士钊等特邀人士。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毛的插话就是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罢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甚至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尽管毛泽东提倡和实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抛弃，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状况，毛当年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

　　也是出于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别欣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实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倾向，但是强调启发，强调自学，充分肯定实践，总不失为真知灼见。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笔者勘对了“文革”初期传抄的几种传达记录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笔者猜度，之所以删去这段话，大约同多年来批判所谓“封资修”文艺、批判帝王将相不无关系罢。1967年出版发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番对封建时代文学家肯定，以及对封建帝王品评的话，似难与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氛围相适应。毛泽东赏识朱元璋、刘邦，也许不无原因吧。

　　为着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直到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发动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式微，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扬拜访“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遭到这位史学大师的嘲讽，其缘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授的贬损和打击。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别警惕，文艺和教育因此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

　　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论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论述。与“文革”初期的传抄稿相比较，删节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

　　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作为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声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学。

　　顺理成章，“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

　　教育界成为发动“文革”的两大首选领域(另一个是文艺界)，势所必然。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自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之后，毛泽东对文艺界警惕的眼光就未曾偏离过，甚至可以说重提阶级斗争，其依据之一即是文艺。1963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多次责难文艺界：“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2月12日，在读到一份反映柯庆施亲自抓曲艺的材料后，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强烈表示了对文艺界的不满，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东西。你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在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春节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1964年迎春晚会，其中一个由男性扮演的四小天鹅舞的节目，明显属插科打诨性质，却招致两位与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其中一位是曾有一定知名度而沉寂多时的诗人顾某)的严重不满，认为庸俗无聊，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意识的表现，于是上书中宣部告发。部长陆定一即以此为契机，严厉批评文艺界。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20多天进行整风，上纲上线，剑拔弩张，否定一切。正因此，深受群众喜爱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虽经由几十万观众投票评选，各奖项业已揭晓，却不得不取消原定于5月下旬举行的授奖仪式。5月上旬，中宣部根据全国文联等10个单位的整风情况，草拟了一份相关的报告，准备在修改定稿后正式向中央提交。蹊跷的是，报告尚未定稿，中宣部亦未正式呈报，这份草稿却已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久已对文艺界严重不满的毛泽东，于6月27日作了石破天惊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多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措辞切峻的批示，是对文艺界致命的宣判。7月2日，周扬奉命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月下旬所作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周扬开列了被责难的样本——田汉的《谢瑶环》和孟超的《李慧娘》，并上纲到“反社会主义”、“反动”的高度。

　　对民众而言，除了戏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影了。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作了如下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出的《甲午风云》、《南海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等民众喜爱的优秀影片已无从表彰，尚未公映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却被钦点示众了。江青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根据毛的指示，向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人开列出包括《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兵临城下》、《聂耳》等一大批有广泛影响的、为民众喜爱的影片在内的批判名单。这份打入另册的名单，涉及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等文艺界领导人，涉及郑君里、谢铁骊、水华、赵丹、孙道临、于蓝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后因中央书记处的否定，未予实施。1966年春，江青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期间，信口雌黄，居然一下子开列出一百多部所谓“毒草”影片的名单，弄到最后，竟只剩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屈指可数的影片能逃过她的法眼。

　　不断向毛泽东报告文化界的“敌情”，这固然是江青作为“哨兵”的本分。但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充当指导文艺革命的“旗手”，用她的话说就是“种试验田”。毛泽东一再批评“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显然有“题材决定论”的意思，“好学生”柯庆施据此在1963年初提出“大写十三年”，并率先在他所掌管的省市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向来对话剧不感兴趣，为了表示对文艺革命的支持，也只是象征性地观看了由军区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话剧。还是江青深知毛泽东的口味，她要从毛泽东喜欢、也是最难突破的京剧着手“攻坚”。

　　1964年6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要江青就文艺问题“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的当天，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名单里，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因身份特殊，江青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整个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毛所看剧目，有的显然出于江青的说动，例如《智取威虎山》。这个剧目当初并非后来成为“样板戏”时的面目，会演之初，《光明日报》发表某剧评家的文章，在总体上肯定这出戏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招致了上海带队的张春桥的不满。此时江青已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基地，与张春桥过从甚密，遂向《光明日报》施压。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拉大旗，作虎皮。其实，《智取威虎山》即使后来成为“样板戏”，毛的评价也不高。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一个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题为《谈京剧革命》的发言。毛泽东在26日读到会演办公室送江青审定的讲话记录稿，写下“已阅，讲得好”的五字批语。这份记录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与周恩来讲话时一再表示“不熟悉”、“紧张”、“艺术上我还是外行”的谦虚相比较，江青似咄咄逼人。她一开讲就举出两个数字，一是全国有三千个剧团，绝大部分是戏曲剧团，“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一套”;二是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为谁服务?接着，江青说了这样一番似乎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话：“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就在称赞江青“讲得好”的次日，毛泽东作出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批示，并发出将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政治警告。这样的疾言厉色恐怕与江青质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不会全然无关罢。

　　除了京剧现代戏，对于其他一些艺术形态，毛泽东都予以利用。10月6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出歌舞剧以民主革命时期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贯穿全剧，因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却又颇具个人崇拜色彩，后来拍成彩色影片，影响了整整一代人。10月8日，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称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11月下旬，在一份反映香港观众称赞这出芭蕾舞剧的材料上，写下“人们要革命”的批语，可见其兴奋之情。10月13日，毛泽东在8天之内第三次去剧场，观看歌剧《江姐》，并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这一系列的举动，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京剧要革命，芭蕾舞要革命，归根到底，人们要革命。革命成了1960年代中国的主旋律。

　　当然，就毛泽东当行的艺术形式来说，无疑是旧体诗词。11月下旬，毛泽东对胡乔木呈送的《词十六首》作了精心修改。其中《水龙吟》组词七首系为赫鲁晓夫下台而作，毛泽东通过“膏肓病重，新汤旧药”的改写，显示出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高度警惕，表达了要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攻击赫鲁晓夫

　　从1963年9月起到这年年底，毛泽东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共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六篇文章。但从苏共的反应看，真正使他们恼怒的是1964年2月4日发表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从这篇文章起，对赫鲁晓夫不再以同志相称。毛泽东在1月28日审定此文时加写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自信溢于言表。

　　中共和苏共(还包括卷入其中的全世界几十个共产党)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战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个中是非曲直有待研究。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出于种种考虑，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底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这当然不为中共接受。自恃与苏共和中共都保持良好关系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有意充当调解的说客。1964年3月初，以第二把手毛雷尔为首的罗共代表团(包括三、四把手，还有后来继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成为第一把手的齐奥塞斯库)抵达北京，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从3日开始到9日，举行了6次会谈，结果无功而返。毛泽东在10日会见罗共代表团时指出，赫鲁晓夫加了我们许多罪名，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作了决议。若要停止公开论战，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毛说，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现在不是打武仗，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没有死一个人。毛具体回顾了1958年起与赫鲁晓夫就“中苏共同舰队”而闹翻的经过，要罗共转告，“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寸土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接着，毛泽东重复此前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讲的一番话：

　　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够答复完，因为他们还有两千多篇文章。

　　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经由毛泽东审定并加写若干文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如果说“七评”对赫鲁晓夫虽不以同志相称，但在文章的标题上毕竟尚未直接点名，而“八评”则更进一步，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结成了一个专用词组。从此，在中共的论战文字里，现代修正主义有了一个更醒豁的指称。而正是上一年的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内部发行的由外国学者撰著的《赫鲁晓夫主义》，后来毛泽东也沿用了这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别称。“八评”的标题还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事实上“八评”也正是将赫鲁晓夫与考茨基相提并论的。

　　就在这剑拔弩张、决眦裂眶的一刻，人们大出意外地在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读到了毛、刘、朱、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文。电文第一句竟以“亲爱的同志”称呼，并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经验告诉人们，这只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3月17日，也就是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谈了两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电贺赫氏七十寿辰。他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据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吴冷西回忆，10天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又就电贺赫氏寿辰表示了另一种考虑：赫氏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毛说，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要考虑对赫本人表示一定的友好之意。

　　4月12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召见邓小平、康生和吴冷西，谈近期有关论战的部署，首先就涉及向赫鲁晓夫祝寿的电报。毛否定了北京准备好的电文，认为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应争取苏联发表，可以说我们还有分歧，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毛提出要在电文中表示“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意思。毛特意解释“一旦有事”是指对赫不利的事，而不是讲别的，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毛解释为何“帮”赫氏：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根据毛的指示，电报重新起草。4月14日，毛泽东审定贺电，在加写的诸多文句中，最具个性色彩的就是“亲爱的同志”。至于“一旦有事”，在正式发表的电文中，读者无论如何难于“意会”为“帮”赫氏个人。也许这种“不可言传”的“意会”确实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然，表示团结的意思借助“一旦有事”的辞句，倒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参与贺电起草的吴冷西也慨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祝寿电文可以视为大论战中的一个插曲。

　　1963年4月30日，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回信，并加写了大段文字，一再晓以利害，批评苏共急于安排两党会谈和召开国际会议的错误。7月15日，毛泽东又为审定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回信加写了大段文字，批评苏共决意召开国际会议的错误决定，但与两个半月前的风格迥异。如果说前者是“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毛泽东语)，那么这一次就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吴冷西语)了。邓小平在主持复信之初就指示起草人员“写得既要讲清道理，又要相当挖苦，说明赫鲁晓夫出尔反尔，前后矛盾”，毛也表示同意。但等到他审定时，大概觉得不够味，又有了下面这段文字：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脸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反修文章，要集中攻击赫鲁晓夫，对其他人一概不问，首恶必批，胁从不问;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毛泽东说，对于国际会议，我们现在要采取激将法，让他承担公开分裂的责任，这样他就会更加暴露，会有更多的人反对他。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加写极尽讽刺挖苦的文字之缘故罢。

　　其实，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就在加写这些辛辣文字的前一天，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标题即出自毛的手笔。原本“十评”也正在酝酿和起草之中，孰料这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九评”遂成为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压轴之作。不无巧合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与赫氏下台的消息刊登在了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以致有人写出“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的诗句。这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的一上一下的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无疑为毛泽东赢得了极大的威望。如果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提议电贺赫氏七十寿辰有“帮”一下的考虑这一史料准确无误的话，那么毛泽东此刻的心情应该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豺狼”已除，忧的是继承者是否更坏。毛泽东迅速决断，指派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以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为名，与苏共新领导接触，作现场考察。在11月7日的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先是向周恩来，接着向贺龙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了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已将赫鲁晓夫撤换了，你们也应该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报告和请示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党政代表团应正式向苏共中央提出抗议。随后在两党会谈时，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道歉，但周恩来未予接受，并强调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结果不欢而散。11月14日，周恩来率团返回北京，毛亲临机场迎接。在紧接着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新领导是在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周恩来立即表示，主席概括得很好，很准确，很易懂。

　　11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转载《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历数赫氏执政11年来的12大罪状，以印证其垮台的原因——“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总结赫氏下台的原因，除社论所说的，还有一条未便公之于世，那就是1965年1月9日在回答斯诺提问时所说的：“赫鲁晓夫的倒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毛泽东对原因的洞察可谓别具只眼。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吐真言”这一历史细节，对于毛的刺激之深是不难想象的。紧接着发生的作出“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定，当然是毛多年来反复权衡的结果，但也不能低估毛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总结。

　　“接班人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

　　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毛刘分歧固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开始，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两人还是步调一致的。即使是社教运动，在1964年春夏之前，也还是基本一致的，在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上，毋宁说刘比毛更“左”。在笔者看来，引发毛泽东强烈反应的直接原因，还是对“大权旁落”的殷忧。

　　由反对赫鲁晓夫而虑及自己身后是否重蹈有人作“秘密报告”的覆辙，毛泽东产生这种忧患，似是“反修”的题中之义。选择新的接班人自然成为毛念兹在兹的大问题了。此外，接班人问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便是防止“和平演变”的一项对策。因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命题也就在1964年应运而生了。

　　5月13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一份报告，汇报辽宁省盖平县某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肯定这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毛泽东于5月18日批示将这份报告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予以讨论”。6月16日，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发表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备战，地方党委要抓军事;二是培养接班人。如何培养接班人，毛谈了五条。“九评”根据毛的讲话精神，形成文字严谨、结构完整的篇章(对照“文革”初期的传抄稿，删去了许多重要的内容)，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节录，经由毛本人审定，保留了若干重要段落，现引其中一节：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辨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也许是没有讲稿的即兴发挥，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侧击，在谈到高岗问题时，毛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诸公谁人不晓，高岗当年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刘少奇。毛这番关于接班人讲话的最后，指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

　　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部署和准备接班人上，采取了重要措施。12月28日，正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的这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向正在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与上届相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林彪取代陈云，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新任的三名副总理为柯庆施、陶铸、谢富治。

　　从现已披露的第一手资料看，柯庆施是毛泽东以曲折的方式表露关于接班人隐忧的唯一的封疆大员。1962年12月下旬，临近其七十初度之际，毛泽东将若干“反修”材料批转柯庆施，要求“印发会议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意味深长的是，毛在这批材料末页的空白处书写了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的《三垂冈》，并写有跋语：“古诗一首。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崇(存)勖诗。”向一位并不熟悉古典诗词的封疆大员写示这样一首并不出名的七律，显然不是雅人深致的娱情。加写的跋语似乎曲折地指示了领会此番用意的路径。柯庆施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跟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在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上，似乎不让林彪专美于前。在16名副总理的排序上，柯名列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之后，位居第六，超越同为政治局成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

　　陶铸被毛泽东称为“党内的一头牛”，毛赏识这位自称“我是只左不右的”干才。但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上，陶铸当选中央委员的得票数竟列倒数第三，仅在曾希圣、陈绍禹(王明)之前。笔者以为，这可能多少与他1953年财经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发表批评刘少奇的意见有关。(高岗在此次会议上有“批薄射刘”动作。)“只左不右”的陶铸，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0年代之初的“反单干”以及社教运动中的作为，显然为毛所赏识。

　　谢富治于1959年接替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从此进入中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年代的几册中，刊有涉及谢富治的若干批语，显示出毛对其工作的肯定。尤其是三届人大召开前夕的12月5日，毛对谢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作出“很可一看”的批示。谢富治在“文革”中一直受到毛的信用，1972年病逝，江青在追悼会上与其遗孀相拥而泣。

　　不无巧合的是，1965年1月2日(正是三届人大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的前一天)，毛泽东批送谢富治、李井泉(三届人大新任副委员长)、陶铸三人作于1941年批判王明路线的长达5万多字的一组文章，“请提意见，以便修改”。批语中有一段涉及当年高层的文字。这件材料除1964年3月批送中央政治局一级的成员(经常列席常委会的吴冷西例外)，地方大员及政治局以下的仅此三人(柯庆施正在肺癌手术后的病疗中)。

　　愤怒出诗人：“反修”激发了毛泽东的艺术灵感

　　愤怒出诗人。反对赫鲁晓夫，激发了毛泽东的艺术灵感，形成了继1930年代长征诗词之后的又一创作高峰。1964年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诗人，继续用他特殊的方式，以诗词作批判的武器，这就是创作于这年春季的《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是)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贺新郎•读史》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诗化。

　　1964年的毛泽东，思虑所及，渐由国际反修转入国内反修(社教)，由运动重点之争及于接班人的替换，选择的突破口在文艺和教育两界，而确保既定路线的推进，要端赖对军队的掌控和对个人崇拜的鼓励。这一切被有机地组合在了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切，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两年之后开通的“文革”之路。

　　“歌未竟，东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