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锡刚：毛泽东在1964

　　“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这一前所未有的版面安排，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全国各新华书店自元旦开始发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第一批发往各地的8万册销售一空后，决定在原来50万册的计划外增印30万册。除了人民文学版，文物出版社同时还出了集古宋体字的版本，为了区别，取名《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两种版本的《出版说明》一字不差：“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

　　两年前的5月23日，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词六首》，虽也是头版头条，但在笔者的印象里，远非今日之规模和声势。

　　《诗词十首》中有两首是与郭沫若的唱和，这自然是郭的莫大荣耀。1963年12月下旬，郭沫若在读《毛主席诗词》清样本时，写下了“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的颂辞。随着《诗词十首》的发表，郭沫若从这年1月上旬起，撰文逐篇诠释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影响非同一般。

　　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在阐发“反修”主题方面，无疑有着其他注家难以具有的独特作用。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发出了进攻号令，不仅是艺术的夸张。3月17日，毛泽东在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时，加写大段文字，不再以“同志”称呼赫鲁晓夫。这年1月，毛泽东会见爱德勒等国际友人。其时爱德勒正协助叶君健将毛诗英译，他向毛祝贺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示：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这当然是不无夸张的说法，但是诗词确实成了这位政治家诗人用以“反修”的独特武器。请读1962年12月26日诗人七十初度这一天写下的自寿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主席诗词》的封面，设计了十几种，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是其中以梅花为底衬的一幅。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开篇即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如果说梅花是毛的自画像，那么苍蝇就是毛心目中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之际，在领导“反修”日理万机的紧张时刻，亲自编辑自己的诗词选集，除了有以此为特殊武器，推进反修斗争的现实考虑，从删除若干自认为诗味不足的作品入集的严谨看，显然兼具诗人的传世意愿。(胡乔木在1980年代主持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时曾说过，毛泽东诗词较之文章，更有望传世。毛身后几十年的演变，印证了这个判断。)

　　此外，围绕着《毛主席诗词》出版的一系列的宣传，诸如《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大幅近照的刊登，新闻报道的及时配合，不妨称之为“组合拳”。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已成气候并日趋严重的表现。

　　2月13日，春节这一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采桑子？重阳》墨迹，并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寥廓江天万里霜”》，释“人生易老天难老”句：“如果要说到人的精神年龄，那是另外一回事。伟大的人是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死的。”释“战地黄花分外香”句：“事实上野菊花还是平常的野菊花，不会有丝毫的变化的，值得它‘分外香’者是革命家的感觉，主席的感觉。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最好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巧妙的结合。”释文的结尾是：“主席的诗词是最好的模范。让我们好好地学习吧，不仅要学习做诗，而且要学习做人。做人是做诗的基础。”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参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林枫等中共中央要员，还有郭沫若、黄炎培、章士钊等特邀人士。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毛的插话就是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罢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甚至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尽管毛泽东提倡和实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抛弃，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状况，毛当年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

　　也是出于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别欣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实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倾向，但是强调启发，强调自学，充分肯定实践，总不失为真知灼见。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笔者勘对了“文革”初期传抄的几种传达记录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笔者猜度，之所以删去这段话，大约同多年来批判所谓“封资修”文艺、批判帝王将相不无关系罢。1967年出版发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番对封建时代文学家肯定，以及对封建帝王品评的话，似难与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氛围相适应。毛泽东赏识朱元璋、刘邦，也许不无原因吧。

　　为着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直到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发动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式微，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扬拜访“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遭到这位史学大师的嘲讽，其缘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授的贬损和打击。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别警惕，文艺和教育因此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

　　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论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论述。与“文革”初期的传抄稿相比较，删节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

　　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作为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声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学。

　　顺理成章，“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

　　教育界成为发动“文革”的两大首选领域(另一个是文艺界)，势所必然。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自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之后，毛泽东对文艺界警惕的眼光就未曾偏离过，甚至可以说重提阶级斗争，其依据之一即是文艺。1963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多次责难文艺界：“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2月12日，在读到一份反映柯庆施亲自抓曲艺的材料后，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强烈表示了对文艺界的不满，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东西。你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在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春节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1964年迎春晚会，其中一个由男性扮演的四小天鹅舞的节目，明显属插科打诨性质，却招致两位与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其中一位是曾有一定知名度而沉寂多时的诗人顾某)的严重不满，认为庸俗无聊，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意识的表现，于是上书中宣部告发。部长陆定一即以此为契机，严厉批评文艺界。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20多天进行整风，上纲上线，剑拔弩张，否定一切。正因此，深受群众喜爱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虽经由几十万观众投票评选，各奖项业已揭晓，却不得不取消原定于5月下旬举行的授奖仪式。5月上旬，中宣部根据全国文联等10个单位的整风情况，草拟了一份相关的报告，准备在修改定稿后正式向中央提交。蹊跷的是，报告尚未定稿，中宣部亦未正式呈报，这份草稿却已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久已对文艺界严重不满的毛泽东，于6月27日作了石破天惊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多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措辞切峻的批示，是对文艺界致命的宣判。7月2日，周扬奉命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月下旬所作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周扬开列了被责难的样本——田汉的《谢瑶环》和孟超的《李慧娘》，并上纲到“反社会主义”、“反动”的高度。

　　对民众而言，除了戏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影了。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作了如下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出的《甲午风云》、《南海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等民众喜爱的优秀影片已无从表彰，尚未公映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却被钦点示众了。江青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根据毛的指示，向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人开列出包括《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兵临城下》、《聂耳》等一大批有广泛影响的、为民众喜爱的影片在内的批判名单。这份打入另册的名单，涉及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等文艺界领导人，涉及郑君里、谢铁骊、水华、赵丹、孙道临、于蓝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后因中央书记处的否定，未予实施。1966年春，江青在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期间，信口雌黄，居然一下子开列出一百多部所谓“毒草”影片的名单，弄到最后，竟只剩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屈指可数的影片能逃过她的法眼。

　　不断向毛泽东报告文化界的“敌情”，这固然是江青作为“哨兵”的本分。但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充当指导文艺革命的“旗手”，用她的话说就是“种试验田”。毛泽东一再批评“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显然有“题材决定论”的意思，“好学生”柯庆施据此在1963年初提出“大写十三年”，并率先在他所掌管的省市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向来对话剧不感兴趣，为了表示对文艺革命的支持，也只是象征性地观看了由军区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话剧。还是江青深知毛泽东的口味，她要从毛泽东喜欢、也是最难突破的京剧着手“攻坚”。

　　1964年6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要江青就文艺问题“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的当天，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名单里，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因身份特殊，江青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整个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毛所看剧目，有的显然出于江青的说动，例如《智取威虎山》。这个剧目当初并非后来成为“样板戏”时的面目，会演之初，《光明日报》发表某剧评家的文章，在总体上肯定这出戏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招致了上海带队的张春桥的不满。此时江青已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基地，与张春桥过从甚密，遂向《光明日报》施压。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拉大旗，作虎皮。其实，《智取威虎山》即使后来成为“样板戏”，毛的评价也不高。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一个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题为《谈京剧革命》的发言。毛泽东在26日读到会演办公室送江青审定的讲话记录稿，写下“已阅，讲得好”的五字批语。这份记录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与周恩来讲话时一再表示“不熟悉”、“紧张”、“艺术上我还是外行”的谦虚相比较，江青似咄咄逼人。她一开讲就举出两个数字，一是全国有三千个剧团，绝大部分是戏曲剧团，“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一套”；二是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为谁服务？接着，江青说了这样一番似乎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话：“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