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人权”是富国强民的唯一出路？（高鹏远0

私字，在中国人眼里是个贬义词，名声很臭，一般中国人牵涉到私，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是私?私就是自然人个体为自身生存而产生的行为和思想，它也是人的一种天赋人权，没有什么羞羞答答的，那么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私为好，还是以公为好，大道理很难扯的清楚，我们不妨说点小事，即可一斑见豹，笔下住的的小区，走进楼房的楼梯和室内，家家都打扫的很干净，而室外院里却赃物散乱，很不洁净，为什么?因为室内是私有，室外是公有，每年过年北方人都要擦玻璃，但唯有楼道内哪一个扇窗户玻璃没人擦，因为那个窗户是共有的，我们这栋楼有几家是租房户，每年过年他们都不擦玻璃，因为房子不是他们的，所以就懒的去擦，私有的影响力就这么大。私的内在力量，就是人人都想不比别人活的差，或者比别人活的富裕一点，如果剥夺了这一心理需求，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会下降。当年公社化时代，一个全劳力最多日工能挣十分，多干也不能多拿，所以很多人磨洋工，于是生产队长把年轻妇女安排和男人一起干活，效率立马提高，为什么？因为它满足了男人的某种私有的心理需求，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可见满足人们有私的心理需求，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千万年以来，人类活动就是沿着私有这一条线走过来的。
　　但是私利一旦突破了理性，就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可以将正常的人性扭曲变形，拿现实一比，以私为本，一个医院总希望得病的人越多越好，一个火葬场总希望死的人越多越爽，卖防盗网的商家总希望被盗的家庭越多越好，一个贪官总希望权力更大更多一点，监督更少一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利益面前，付出多而不想少得，付出少而却想多得，或者没有付出也想有得，这种心理普遍地存在人们的心目中，至于这种想法是否道德，很少有人去想，因为生存法则是残酷的，想法猥亵一点，没人会知道。这种猥劣的人性思维，经过长期的演化，最终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集团，即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平民集团和权力集团，大公的天下变成了私天下，家天下，甚至皇帝一人的天下，从此少数人就可以通过暴利手段对多数人创造的财富进行强力征收，于是穷人之私和富人之私，权力之私和大众之私就会发生激烈撞击，每隔一个周期，就会诱发全面的秩序紊乱和社会地震，战火纷飞，兵毁不断，社会财富毁于一旦，朝代更替，一切推倒重来，这就是人类千万年历史活动的轨迹，不难看出，在没有人权的情况下，权力和私利的孽合，就成为人类灾难和痛苦的万恶之源。
面对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困局，人们在不断反思，问题到底出在那里？有人认为世间所有罪恶都是人之初性本恶引起的，于是人类先哲们创造了各种旨意的宗教，教诲人们弘扬行善避恶和抑强扶弱的美德，实践了数千年，没有解决问题，十八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明一种新的理论，认为社会的各种不公，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即资本的非人性造成的，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全民公有，才可消灭剥削，走上公平富裕的道路，并预测这种新型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才能成功，但他没想到这一制度模型受到了穷人集团的极大兴趣，于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利用暴力革命的手段，率先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在这一新型国家里，富人打倒了，资本没收了，折腾了几十年，确实实现了公平，但人人都成了公平的穷鬼，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一直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后，证明该理论是彻底失败了。那马克思错在那里呢？一是错在低估了人类个体私利在实践中的意义，试想人如果缺失了自利的心理需求，自然就没有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二是错在了忽略了公有和私有的悖逆性，没有模拟到生产资料公有后，公众并不可能人人直接参与社会管理，还需要一少部分人代为管理，这就必然产生权力集团，使权力人成为事实上的老板，特权腐败就势所难免，以苏联为例，当年腐化堕落发展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于是物极必反了，自动宣布退出历史舞台。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在发展中，逐步认识到资本本身没有罪恶，社会矛盾的焦点是人权问题，人的各种基本权利获得平等保护，不但可以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再大的贫富差别人们都能够容忍，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宝刀不老，坚持私有化不变，并揉进了不少社会主义优良的成分，而社会主义社会却生锈发霉，难以为继，还死不改悔，如朝鲜和古巴就是典型特例。
　　我们六亿人口的时候，很多人吃不饱饭，但变通了一下所有制，今天人口到了十三亿，不但吃饱了饭，还可以吃点香的喝点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释放了人们私有的权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私，不要公，因为“以私为本”不是万能的，如果放任私利的随意膨胀，还会滑到富人太富穷人太穷的老路上去，必要的公有和共有成分还是需要的，这主要集中体现为国家的税收行为，即通过所得税和财产税来平抑富人的财富，和谐给穷人，社会就可实现相对公平。长期看来，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着富人阶层、中产阶层和穷人阶层，这种社会结构可能还会长期存在，因为从兼顾公平和效率出发，目前还没有更好的结构来替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获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丑恶现象，特权腐败的幽灵到处游荡，道德伦理塌陷的面目全非，人们普遍感到迷茫，所以有人把它归罪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没有解决让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尤其是党员干部能不能也先富起来，一直对这个问题很暧昧，可事实是党员干部也是人，也有私利的需求，也有富裕的渴望，可现有的政治体制却没有办法来使他们致富，因为我们垄断的人权太广，养的官太多，无法通过高薪使他们达到富裕的程度，于是正门不通走邪门，权力也就很容易作为商品进入寻租和交换，所以腐败也有人性合理的一面，但腐败更有贪婪的一面，特别是政治体制基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为贪污腐败提供了天然的方便平台，几乎到了有恃无恐和无孔不入的地步，构成了对大众权利的侵犯，但这并非改革开放的必然，毛泽东时代一样有腐败，现实之所以严重，主要是体制性缺陷和人性缺陷所导致的，人们不能容忍的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更多的是政治领域产生的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这种公权和私权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巨大的不对称，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
　　二十年前，我记得所有的政府部门，不论大大小小办公条件都很差，有的机构还在租房子办公，现在你去考察一下，可谓天翻地覆概而慷，不论硬件和软件都鸟枪换炮，实现现代化了，除此还狂热的兴建形象工程和人文工程，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的倾向于政府机构，公有财政还没有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中的诡秘地球人都知道，而老百姓却为新的生活压力感到迷惑不解，对市场经济制度产生了怀疑，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争论异常激烈，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改革开放没有错，市场经济也对路，而是改革开放不对称，私权和公权的不对称，经济体制已和国际半数接轨，但政治体制还在隔河相望，该释放的人权没有释放出来，让旧的体制摸了市场经济的鱼，就这么简单。在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中，人权观念已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而有些国家还在把人权停留在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很低的层面上，人们没有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直接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没有参与共同诉讼的权利，没有游行示威和罢工的权利，没有……所有的问题都集结于此。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权利为本，将该释放的人权释放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一部分人侵犯另一部分人的人权，才能迎来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反之，不折腾很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