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的关键在“维心”，维心的关键在哪里？

维稳的关键在“维心”，维心的关键在哪里？

作者:史仲文   标签：社会2010-11-04         中国大陆有很多别人很难弄懂的讲话词，这些词在任何汉语词典中也许都找不到。其中之一就是“维稳”。“维稳”是什么意思？你问哪怕任何一国的外国朋友，恐怕他们都不懂。别人很难弄懂的词我们却要简化它，其理由是因为这类词使用的太多了，不简化就浪费舌头了。我现在告诉外国朋友：“维稳”就是维护社会稳定。
　　“维稳”已经说了好多年，照很多精通辩证法的同胞的理解，维稳就是因为不稳。如果都很稳了，还维什么呢？但维稳确实很重要。中国古人就说“乱离人不如太平犬”。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问题的关键在于维稳首要的是维什么？我的看法：维稳的关键在于维心。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对此多有体会。他们认定得人心者得天下，把这个意思具体化也可以概括为统治中国就要做到八个字：士人之心，农人之利。至少自秦汉以降，凡是这方面做得好的，社会就稳定。反之就混乱。秦始皇做的不好他自以为是千古一帝，但很不得人心，既不得士人之心，又不给农人之利，所以虽然他自以为很英明伟大但秦王朝的结局十分不妙。这样的经验在汉代有体现，在唐代有体现，在宋元明清均有体现。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有体现。77年78年的恢复高考，尊重科学，领导人要做科研的后勤部长，安徽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农民承包土地都很得人心，因为得人心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维稳”这个词。人心既顺，不维也稳。
　　然而，“维心”的关键又在哪里呢？不是说你想“维心”就能“维心”了，这不是一个主观意愿问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问题。它是有具体的内容的，这些内容用最简答的话表述就是公平与正义。公平了才能心安，正义了才能心顺。因为不公平才出现朱镕基前总理所承认的民怨沸腾，因为不正义，才使我们很多公权力行为来的那么不阳光不透明不能为社会所理解与认同。现在不公平的事情实在太多如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如国企垄断人人反感，如医疗保险教育收费等不公平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都造成人心的浮动于浮躁愤懑与愤怒，面对如此不公平你想心平气和能做到吗？你让孔夫子做到都难孔夫子都会说不患贫而患不均。
　　然而，公平与正义的观念又在哪里呢？公平与正义同样不能只是一种虚幻的愿望或者只是一种空的的口号。公平与正义也是有其具体的内容与内涵的，解决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迫切与严重的现实问题，先要找出那些不公平不正义的事实与根源，才有解决的方向，近来又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我看来，正确处理固然比不正确处理要好，但作为一种理念已经过时。人民不可以成为被处理的对象，即使很荣幸的成为被正确处理的对象也不可以。这在本质上就把人民和公权力的关系弄颠倒了。人民和国家相比究竟谁是主人？现代国家，其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形式，而人民正是这种特殊契约的缔约人。这个且不深谈，我们只说当今的问题例如造成不稳定问题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那些杂七杂八的很难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是执政者本身存在重大问题。例如，强拆。强拆已经弄的恶性事件不断，出现了不止一起自焚事件，近来更有为了强拆雇佣打手打死维权人的恶性案件出现。据我的朋友于建嵘先生披露，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居然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歪理邪说如此横行无忌，以致有的官员竟然厚颜无耻的宣扬“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些东西正是造成社会不稳的毒药。让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我们中国大陆纳税人养活了如此多的官员，包括管党的官员，管政的官员，监察性官员政法官员……为什么对这样恶性的案件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呢？这种沉默在我看来更难容忍。        历史的经验应该是这样的：维持社会公平重点在于吏治，吏治的意思就是治官吏。你先把官员管好了，社会风气就会清明，社会状态就会稳定。金圣叹评水浒最高明的见解就是“乱自上始”。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夸耀自己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明，但这五千年的经验是什么呢？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每次社会动乱其始作俑者均不在下而在上。
　　然而，吏治的关键又在哪里？吏治也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更不能仅仅成为一句漂亮的口号。吏治是要动真格的。遗憾的是，仅仅有吏治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明代为例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吏治是严厉的。在他们那个时期贪污腐败相对较少，然而很快吏治就成为一句虚话。清代雍正时期吏治也是严厉的，当时的贪污腐败也较少，但一到乾隆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就腐败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拾。对这种状况曹雪芹是感触极深的。他生在所谓乾隆盛世，痛切感悟到的却是这大厦哗啦啦将倾。          说一句题外话，联想到现在的很多清代电视剧和以各种方式讲说清代历史的电视节目，那些演法与说法往最好的方面去设想也只能理解为是逗你玩；往坏处去理解差不多就等于是一出又一处的帮闲闹剧。我对古代吏治的这种恶性变化有过很专门的分析，将其命名为腐败加速度。          记得四十年代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曾和毛泽东主席有过一段问答：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让我十分惊讶的是毛、黄的这段问答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的具有现实意义。吏治的关键在民主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民主的第一要义是人民做主这也是无可争议的。但中国大陆的民主应该先迈哪一条腿呢？我孤陋寡闻，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