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町出了个李小牧

                     歌舞伎町出了个李小牧--2007年12月16日采访李小牧摘录     012009-12-10 22:56      
        新宿的歌舞伎町是全世界最著名红灯区之一，位于日本东京的中心位置，实际上它也就是几条街的面积。歌舞伎町相当繁华，酒吧、夜总会、妓院、地下赌场、大小电影院、餐馆、商店、游戏店、宠物店等等交融混杂。夜晚到处是不停闪烁的霓虹灯，夜夜人声鼎沸，脱衣舞剧场就有3家，有的还挂着学生和60岁以上打折的牌子。就在这个歌舞伎町里活跃着一个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人，他的经历另类而传奇，他就是“歌舞伎町案内人李小牧”。李小牧非常好赌，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在赌场上花掉的金钱与精力，加起来至少也有日币一个亿了。同时李小牧也很幸运，他称自己为“幸运的7号”。         日本人把“7”作为吉祥数字，而“歌舞伎町李小牧”正好7个字。李小牧着实把自己的生涯赌在了歌舞伎町上，而且一赌就是20年。虽有过非常坎坷的经历，但歌舞伎町最终还是给李小牧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认识李小牧是在1990年初，当时他还只是个刚来日本不久的服装专门学校的留学生，我们的《留学生新闻》社请他来参加一个专门学校留学生座谈会。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比较能言善辩的毛头小子。后来他多次参加了我们报社举办的留学生服装设计大赛，还获过奖。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带一些访日的中国朋友去新宿歌舞伎町游逛时，经常能碰到他，由他带着进入各个脱衣舞剧场，门票都能便宜三分之一。那时我只知道他在这块红灯区里靠“拉皮条”勤工俭学。哪想到李小牧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拉皮条”不但成了他的一个毕生的事业，而且干得有声有色，出人头地。         2002年8月李小牧的一本《歌舞伎町案内人》畅销书轰动日本，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不但一本本有关歌舞伎町的新书问世，而且他还频频在日本以及香港的电视台和杂志上亮相，甚至被邀请到高等学府去做演讲，有关李小牧和歌舞伎町的电影、舞台剧以及电视剧也纷纷出笼。如今的李小牧已经从一个被一般人鄙视的“皮条客”变成一个名扬四海的“大明星”了。其实李小牧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华人青年学生竟能如此深入地进到亚洲最大红灯区--东京新宿歌舞伎町的最底层，独占鳌头。而且面对当地的黑白两道他可以泰然自若，甚至搞得警察和黑道都甘愿为他所用。他敢肆无忌惮地在各大媒体上披露歌舞伎町色情业的内幕。连日本黑势力只敢说不敢做或只敢做不敢说的，他都敢说敢做，而且做得头头是道，说得条条有理。日本的各大媒体甚至世界的著名媒体也时常采访他。李小牧俨然已经成了当今歌舞伎町的代名词和代言人。         我每次去日本东京，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新宿见李小牧一面，听他侃一侃歌舞伎町的近况以及他本人的新变化。2007年12月我受《世界都市》杂志社的委托，再次赴东京采访了李小牧，那天为了拍摄他的生活照片，我下午3点就到了他离新宿不远的家。小牧和太太、小孩刚刚起床，他们因工作的关系，作息时间和一般人完全相反。通常是在歌舞伎町呆一整夜，早上5点左右回家，上午在家睡觉，下午一、两点起床，傍晚前去歌舞伎町。我在李小牧家采访完毕时，已夜幕降临，我坐上他那台近千万日元的白色奔驰跑车，随他来到了歌舞伎町。与以往不同，这次不必再去歌舞伎町后面的那家像是他专用办公室的咖啡店了，而是直接来到了李小牧自己新开的位于歌舞伎町一番街中央的“湖南菜馆”。一位日本的投资家出于对他的信赖，砸下巨款帮他开了这家湖南餐厅，并完全交给他自主经营。店铺面积虽不大，但由于菜肴味道好，服务周到，加上很多朋友来捧场，开店后几乎天天客满，为此李小牧颇感开心和得意。也许是因为他近来的生意都很好，李小牧在接受笔者访问时，情绪很放松，有问必答，而且答得痛快，答得精彩。话题就从他在中国的经历开始。                                              初到歌舞伎町第一印象         小牧的父亲是一名解放军军人，而母亲以前则是国名党军人的太太。一个解放军军人和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太太结婚生下了李小牧。他1960年8月27号在湖南出生，13岁进入湘潭市歌舞团，从此以后开始独立生活。当时小牧是团里最小的演员。从小经历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对他以后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做了9年的舞蹈演员之后，小牧回到长沙，改行做了2年湖南一本叫做《芙蓉文艺》的杂志记者。之后又协助父亲办湖南《芙蓉文艺》刊授学院。这个学院主要教文学。由于小牧的父亲辛勤努力，在全国招了五万学员，光进帐就达人民币30万，这在80年代初可是个天文数字。但好景不长，由于学院内部闹权力之争，经营不到两年就被迫关闭。当时的湖南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全登出了“李氏骗子学院”的报道。小牧的妈妈因这事而得了脑溢血，不久离世，小牧的哥哥也受刺激得了精神病，只有他父亲坚强地熬了过来。小牧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始终认为父亲办学是在做一件好事，为何落得个如此下场。他决心离开长沙这个令他伤心的地方，带着结婚不久的太太来到了当时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小牧是这样讲述他到深圳之后的那段经历的：“我到深圳待了6年，是作为服装裁剪工被招到深圳中外合资企业的。因为我自身的努力，得到老板的赏识，做了6年的服装生意，这6年赚了一些钱，买了套房子。但老婆却跟一个香港人跑了。我也因为和第二个老婆未婚同居，而被警察抓了起来。说是违法，其实是那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喜欢上了我老婆。”小牧深圳也呆不下去了，干脆出国吧。1987年他正好做着留学中介的生意，经他手办去日本留学的有26人，小牧老婆是第27个，小牧本人是第28个。当时正值1988年。“我来日的第一天，接我们的人就把我们带到歌舞伎町。因为他找的是歌舞伎町后面的情人酒店，说住这里便宜。我们两个就住了一晚。我觉得歌舞伎町太繁华太挺刺激了，这么自由的国家多好啊，我作为男人觉得心动而欢喜。而且我还想到一点，在这里一定能找到我工作的地方，找到我可以赚钱的地方！”这就是李小牧来到日本东京新宿歌舞伎町的第一感觉。一个星期以后小牧就开始在他住的那家情人酒店打工了，他来日本打的这第一份工竟是进客房换床单，洗浴缸，收拾避孕套。小牧感到干这种活简直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他哭了。但马上又擦干了眼泪，他明白为了生活必须忍受，哪怕每小时只挣600块日元，他也要坚持下去。干了没多久，小牧坐不住了。“我要养家，还要支付高达120万的服装设计专门学校的学费，打这么一份工，赚的太少，我必须要赚更多的钱。我就去找招男孩子的牛郎店，心想本人的形象还不错，可以去混混。但是我的日语不好，而且我穿的西装也是中国带来的，土里土气像乡下人，所以也没被录取。我想去卖肉体，卖不了，不让我卖。我当时认为“牛郎”就是“卖肉”的，其实并不是，只是陪酒，陪笑而已。”小牧经一个台湾人介绍又找到了一份在人妖俱乐部端盘子的差事。由于他会跳舞，很快就放下盘子，登上了俱乐部的表演舞台。虽然每小时实给只有1000日元，但客人给的小费却不少，一千的，五千的，甚至一万的都有。但因为时间不自由，要打工到早上，影响上课，小牧只干了一个多月就干不下去了。                                                    惊险的遭绑架经历         接下来他所做的工作开始和他后来20年的事业沾边了。“我开始在歌舞伎町大街上做发传单的活，1000块一个小时，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去。就是站在一些色情店的门口向路人发店内的宣传小广告。此活还可以和一些人打交道，觉得很自由。有时候给游客指路，游客也会给小费，这比我原来的工作赚的钱还多。之后我就试着给人做翻译和导游，然后从店里拿些回扣。回扣每个店给的都不一样，10% 、20%、50%，甚至给90%的店都有。应该说是我开拓了这项“皮条”事业，等于当时做这个事的中国人我是第一个。”做任何事都需要有所付出，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做这样一种特殊的行业。李小牧为此没少受欺负和委屈。开始时其他的日本皮条客不准他来这里站，甚至用雨伞追打他，赶他走。可李小牧就有那么一股韧性，你说话我装听不懂，你打我我就往警察楼子跑，第二天我还来站着。小牧很聪明，他知道要想在这里长期生存，他必须也要去找撑腰的。于是他想到了经常到他那里拿纸巾的一帮日本流氓，他对他们说，我给你们钱你们帮帮我。意外的是这个叫做“千叶联合”的黑帮组织不但没要他的钱，还成了他的朋友。从此李小牧也有了保护伞，不再随便任人宰割了。                           李小牧生涯中最惊险的一幕是他遭受的一次绑架事件         那是2000年8月15号发生的事，他当时拉皮条拉出了名气，就被一些人盯上了。那天小牧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太太刚到住家一楼的电梯门口，突然有一把尖刀顶在了她的后面“不许动，不许出声，不然就捅死你”。她回头一看，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两个男人把她押上楼，揪到楼道里，将她的眼睛和嘴巴都蒙上，还绑住了她的手脚。然后从她的包里拿出了钥匙，进了房门，等着李小牧回来。“两个小时以后，我进家时，看到她坐在床上, 她的嘴眼睛全蒙着，手脚也绑着，而且一把刀架在她脖子上。我没犹豫把手伸给他们，你们绑吧。然后我们俩的银行卡全报真实的密码给他们，让他们去取钱。”李小牧明白，这时反抗是没有用的。6名绑匪折腾了半天，只拿到了70多万的现金和一些贵重物品，还想继续敲诈。李小牧急中生智，演出了一场戏。他猛动自己身体，绑匪问他要干嘛，他说他有心脏病，要吃桌上的急救药。绑匪哪知道其实那只是胃药，就给他松了封着的嘴。“我说快把那个药给我吃一片，要不然我会死的。他们赶快拿了水，我吃了以后他们也没有封我嘴，然后我说我能不能抽根烟，他们就给我抽烟，接着我就对他们讲，我说我的部下大概早上五六点钟回来，我的桌子下贴着夏天他们去海边的照片。我说就是这帮人大概六点钟会来，我们要集合去箱根旅游。我是骗他们的，其实是我和我女朋友去，所以我带了十几万现金在口袋里。我说你们想拿的就拿走吧，不然他们来了，开不了门，对你们也不好。我就编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一琢磨，等一下人来了，再一报警不得了，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走了，走之前把我们家的电话线全部剪断，把我们两的手机也扔到了楼底下（我们住的是五楼）。他们一走，我们就拼命挣脱了绑着的腿，手还绑着就冲出去报警了”。当然，绑匪早已骑着摩托车溜之大吉了。至今小牧也不知道这帮绑匪来自哪里，由谁指使，现在何方。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这些人是一群职业绑匪，并与自己的敌对势力有关。
 
                        交黑白两道 独霸一方         现在的李小牧在歌舞伎町已有了自己固定的地盘，独霸一方。谁都知道，在这块地方赢得一席之地绝非易事。我问小牧，你靠什么在歌舞伎町打出一片天地。小牧说：“我就靠和人打交道，诚心诚意地和人打交道。不管是警察也好，流氓也好，他们都是人，可能第一次是敌人，我会想办法把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比如以前有一个中国帮派头要绑我，还扬言要把我赶出歌舞伎町，后来竟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我现在开店，他也来祝贺。这些朋友都是交出来的。”李小牧的确和歌舞伎町的警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的湖南菜馆开张时，警察还送来一箱警察厅的酒为他祝贺。以前我听说李小牧是警察的线人，借这次采访的机会我向他求了证。“我跟警察常接触，有的中国人就说我是日本警察的线人。我觉得作为公民的义务这是我该做的。比如说，一年有五起涉及中国人的杀人事件，通过我的协助，有三起破案了。杀人的事我是不可能参与的，只是警察要听我的意见，听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想法。他们甚至带我去现场，把现场的照片给我看，我见的多，会帮他们分析，这应该是哪一类，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为什么会是中国人，从什么线索上去发现的。我帮他们分析，然后给他们锁定一个范围，甚至有犯人在中国被抓到也是通过我的帮忙。”         李小牧和歌舞伎町的日本黑社会混得也相当熟，我到他的湖南菜馆采访他时，旁边的房间就有一个歌舞伎町山口组的头头在和几个受骗的中国人谈事情。那几个中国人被同胞骗走了上亿的钱财，想通过李小牧找来有关人士帮他们讨回被骗的钱。歌舞伎町固定受着几个日本黑社会组织的管理，他们有各自的地盘和势力范围，彼此之间有合作也有争斗。日本的黑社会成员基本是公开的，他们做事比较讲游戏规则，而不像中国流氓动不动就乱来。所以李小牧认为和日本黑社会打交道比较容易。                                                 他这样分析两者的区别：       “和日本黑社会可以一起喝咖啡谈事情，但中国黑社会就不行，说不了几句，刀子就来了，再说不定枪也会掏出来的，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游戏规则。日本流氓也挺怕中国流氓这一点的。面对中国流氓的威胁，日本流氓还是会齐心协力予以对抗，将中国流氓赶走。歌舞伎町就很难有中国流氓长期在这里待的。毕竟是在日本，日本人对外会很齐心。这么多年我和日本人交往，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人，流氓也好，警察也好，媒体也好，甚至包括政治家、国会议员的聚会，我也参加。日本政治家喝酒喝多的时候也会跟我说中国的美女多，大家都开玩笑，和中国的政治家能开这样的玩笑吗？不柔软，感觉人性没有表达出来，不淋漓尽致，这就很难交往。”我跟踪李小牧采访和拍照整整一个昼夜，发现他遇到什么人姿态都很低，也很谦虚。这也是他生意顺畅，人脉宽广的原因吧。他对我说：“我做事，做人，姿态低一点，对方才会跟你打交道。对地痞流氓也是一样，要来软的，不能来硬的，否则命都难保。但也不能老软，这也要随机应变。比如说我的部下跟流氓吵架，流氓上来要打，我就挡在他们俩中间，这个时候流氓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为我的部下争个面子，他想我们这个大哥比他还弱，能挡在他的前面去打。这样一来，你说谁不听我的，对吧。现在我的部下有七八个人，对我还都挺忠诚。时间长的有三年的，也有一年的，最短的有半年。不能说他们对我服服帖帖，但还都是很尊重我的。我要创造一个环境给他们赚钱，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开餐厅，都是为人家，我现在当老板，一分钱工资也不拿。我要在歌舞伎町里有阵地，所以我第一家店一定要开在歌舞伎町一番街里面。”李小牧现在的团队，的确比较精明强干。我看到了他给部下下达指示的情景，甚至还参加了他们一周一次的工作会议。那天晚上一点，在外面站街的小兄弟们陆陆续续来到了湖南菜馆。一个个先是把当天的拉皮条收入折半交给他们的老板李小牧，然后由老板“训话”，主要总结和布置了一下工作，还谈到请部下去滑雪旅游的事。气氛相当融洽。我在旁边观察他们，发现一个个都是穿戴时髦的帅哥，他们大多是来自北京和东北的留学生，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         李小牧正式雇佣帮手拉皮条是从1996年开始的，在那之前他也带着亲戚做过，他说这种工作必须得有助手，靠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小牧的团队真正形成规模则是在1997年，多的时候二十个，三十个都有，最多的时候是1999年和2000年。后来他发现人多了，矛盾也多了，敌人也多了，也不好管理了。不仅日本警察有意见，而且交给日本黑社会的钱也多了。小牧悟出了一个道理，人多并不是一件好事，一定要精。他现在的队伍就保持在十个人上下。在歌舞伎町摸爬滚打了20年的李小牧今天该轮到他来告诉别人在这里的生存法则了。为了拍照歌舞伎町灯红酒绿的夜景，我让李小牧开着他的白色奔驰炮车在歌舞伎的繁华地带兜了一圈，有时还下车走走。一路上许多人都向他打招呼，有牛郎店的大老板，也有看电梯的老工人，还有一些连他也叫不出名字的粉丝。看来李小牧在这一带的面子还真不小。                                                歌舞伎町的历史变迁         李小牧是个新宿通，提起新宿歌舞伎町的历史也好现状也好，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歌舞伎町的发迹是在60年前，当时这一带是一片废墟，是通过华侨、韩侨和日本人三国人把歌舞伎町建立起来的。所以歌舞伎町有三分之一的不动产掌握在华侨手里。二战之后，中国的国民政府当时作为战胜方，跟美国一样可以派宪兵来管理日本。这些军人有足够的粮食吃，吃不完的就去换钱，换了钱就去买废墟的地盖楼房。60年前是老华侨在这里创业，今天一代新华侨也来到了这里。20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从中国大陆涌来了大批的留学生，这些人中后来有的在日本就了职，有的在日本结了婚，还有的签证过期后黑在了日本，从广义来讲，他们都属于新华侨。李小牧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进入歌舞伎町的新华侨，只要在这里开餐厅啦酒吧啦或者其他任何事业，一定要和当地的各路人马打交道，同时也必然会产生中国人自己的帮派。1994年的时候开始大批量的中国人进到歌舞伎町，在各店陪酒的小姐三分之一是中国女孩子，还有五分之一左右是韩国女孩子，其他都是日本女孩子。1994年到1998年，最主要是上海、北京、福建一带来的中国人，过了98年以后，主要是东北人了。         中国人在歌舞伎町的势力范围大概分为东北帮、北京帮、上海帮、福建帮。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据点，有自己经常出入的店铺（餐厅也好，酒吧也好）。但是中国人始终都难形成像日本黑社会那样的长期性的帮派组织。他们总是占不牢一个地方，要么就是中国人自相残杀，然后被日本警察赶出去。所以中国人的黑帮在日本很难成大气候。
        李小牧在歌舞伎町浪迹了20年，他目睹了这里的色情行业的种种变化就拿歌舞伎町的日本女孩子来说吧，首先是她们活动的方式和场所在变化，最早的是“援助交际”，10年前最旺，现在不多了，因为出了许多社会问题，警察开始取缔。接着流行起来的是“面对面酒吧”，在这一带曾经有很多这样的不公开的面对面酒吧。所谓“面对面酒吧”就是相互不认识的男女，在那个酒吧里面对面坐着，如果这边的男的看中了那边的哪个女孩子，就写上她的号码，给对方，对方一看，觉得这个男的我愿意单独跟他讲话，那这个男的要多交1万块钱（约和人民币600多元），就可以到旁边一个单间去和那个女孩儿聊3个小时。在这3个小时里肯定什么都聊的，比如说我喜欢你，想要跟你睡觉，女的可能说那不可以。那我们出去吃饭，喝喝咖啡，女的说那可以，或者是都不可以，那男的这1万块钱就白出了。店里就这样赚客人的钱。还有很多女孩子，是想利用这个地方找一个帅哥或者符合自己类型的男孩子去吃饭，或者上床，她们属于自由出入的女孩。因为女孩子进店是不要钱的，她们的饮料，吃的东西，抽的烟，包括唱的卡拉OK等都免费，白吃白喝，而且可以一直坐到早上。有这些女孩子在场才有男的进来。客人和女孩谈好出店时，还要另外交钱，等于他们俩是通过店里介绍认识的，出了这个大门，还要给店里交上5千块或3千块钱，当然钱是男方交。他们到了外边就可以自由交往了。店里挣的就是这笔介绍费。面对面酒吧里的女孩有一部分是职业的，怎么请她她都不出去。即使她和你出去，也只是喝杯咖啡就又回来了。所以有时客人看见了，就问她，你还在这里呀，你刚才说不是要回家吗？知道她是骗钱的，就发生矛盾，就有动手打人的。男的和女孩坐进单间，店里赚1万块钱，其中5千块钱是给女孩的。她一天见10个，就能赚5万块。这种“面对面酒吧”只流行了3、4年，如今这样的店还有，但很少了。7、8年前这种店最多。再下来是电话俱乐部，通过电话联络进行性交易。女孩子坐在电话俱乐部里可以和外面的人通电话，这种店往往把电话号码写在很大的牌子上挂到外面，男的看了都可以往里面打电话。这种电话聊天是要算钱的，无非都是聊色情的内容，比如我想跟你见面，想跟你上床做爱，什么都有的。所以有很多年纪大的男的，到这里来找女学生，女学生来这里想挣外快，各取所需，何乐不为。女孩子年龄，未成年的不满18岁的也有，20几岁、30几岁的也有，甚至是结了婚的“人妻”，她也到这里来。而且她只要坐在店里，就会有男的电话打进来。这种店有很多假相在里边，她明明是坐在店里接电话，好像她那个电话是从哪个电话亭或手机打的。比如把事先在街头录好的汽车喇叭等声音放在电话旁边播放蒙骗客人。实际上很多场合女孩子是叫不出去的。当然也有一些女孩子，她本身就想卖的，那她就真正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店里，将其公开，打那个电话就可以找到这个小姐。这种电话俱乐部大概也流行了3、4年吧，同样闹出很多社会问题，东京都就来了个条例，也就是法律，不准利用电话搞“援助交际”。警察不断抓，她们也不断变换手法。如今真正的“援交”，是一种集团在搞，比如说某人知道几个女孩，也知道需要她们的男人，通过他做中介，你给他交多少钱，他给你叫个女中学生。这也叫“援交”，中间他抽头，这种现象现在还存在。
                                          日本色情业种种内幕
        在歌舞伎町色情业里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圈套和陷阱。只要你晚上去歌舞伎町，经常能看见街上站着的一些女孩子，她们装的没有电车呀，回不了家呀，手里拿一个包，显得很可怜的样子。肯定会有男人上前与她打招呼，被男的引诱时，她就说，那我们去喝酒、唱卡拉OK吧，客人要问，那你说去哪里好呀，她会说，有一个店，我以前放了一瓶酒，不知还有没有，去那吧。其实这就是赚钱的，客人在那个店消费5万块，3万块，店里都是对半分给她们的。挂着她们名字的诸如“小月”啦，“小莉”啦的那些酒也根本不是她们的。如果到店里一看没有挂着自己名字的酒，就再开一瓶新的。客人喝多了，有的就要去情人旅馆，这里有的是情人旅馆。她如果不想去，就趁着客人醉醺醺时，溜之大吉。再去骗其他客人到店里来。有些客人明知道受骗了也不敢不交钱。这种骗人的店警察抓得很厉害。街头女孩儿之中也有不少为了想要名牌、想要钱而真正出卖身体的，卖着卖着，卖到后来有的就开始犯罪了。比方说进情人旅馆，客人就要掏钱包，因为日本的情人旅馆都是先付钱的，她能看到客人的钱包里有多少钱，或者有没有信用卡，然后就伺机窃取。客人还清醒时。她们不易得手，就想办法往客人喝的水里，酒里，果汁里下药，趁其昏睡时，拿了钱包里的钱或卡就跑。李小牧对从事色情行业的日本女孩有着他独特的看法——“从事色情业的女孩儿许多是从地方上来的，比如说在这里陪酒的也好，卖肉的也好，她们都不怕，反正家里人也看不到。我为两家色情杂志写专栏，上面全是那些女孩的裸体照片，她们都觉得无所谓，你看到了就看到了。到了一定的时候，谁也不会保存这些杂志，日本人看了杂志就扔的。所以等她长大了，洗手不干了，进公司工作的时候，换上制服她就是一个女职员。应该说她们多是来自乡下的没有钱的家庭，真正有文化的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是不愿干这种色情业的。你要是在她们当中想找个又漂亮的又高雅的实在是太难了。她们在店里卖身一次至少得5千块钱，一般是1万到2万之间，为此店里就要收客人2、3万。
        我认为，有了她们提供的性服务，至少少了性犯罪，比如说强奸啦，在日本就很少。只要她满18岁，她要“援助”，拿点钱，没什么不好。她是做一种交易，一种工作，我不会歧视她们，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当她一旦觉得自己要结婚了，她会自然打住。这类女孩许多后来去了国外，到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的，美国定居的都有。她们年轻时在这里卖身体，然后到国外去找外国人结婚或去国外工作和生活的。日本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真的要谢谢这些女孩子所做出的贡献。在日本的中国人里面，我讲得保守一点，70％的女孩子都干过“风俗”这个行业，她不一定是卖肉，她可能是陪酒。又可以练习日语，工资又高，又不用把手洗脏，那多好呀。一天才干5个小时，正好是下了课这段时间。我不认为女孩子陪酒是丑事，就像我李小牧真心诚意去拉皮条一样，这不能歧视，工作没有贵贱，干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他（她）能问心无愧。”歌舞伎町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这里遍布了大大小小的牛郎店。牛郎是台湾人的称呼，大陆人称他们为“鸭”。过去晚上过了12点，这一条街全是牛郎，他们都在18岁以上，因为日本法律规定没满18岁的都不能干风俗业（即色情业）。但实际上，他说没带身份证，再讲些好话，也有不满18岁进店的。一般的是18岁到30岁左右，到60多岁做鸭的个别也有。长得帅的且会来事儿的牛郎都有他的常客，所谓常客就是有钱的女人，她援助他，帮助他，算是他的赞助人。实际上他们这些牛郎并不是个个，也不是每天都卖肉体的。真正的陪酒小姐呀，男陪酒呀，一般都不卖肉的，他把肉体卖了就不值钱了。他就做得你觉得他可以卖，但又没卖的程度，把她灌醉回家了了事。来店的女人也未必就是为了肉体而来找牛郎的，她们来此多是为了想轻松一下，解除一下烦恼。前些年牛郎店的客人多是酒吧的妈米或小姐。风俗业景气时，妈妈、小姐，包括卖肉体的女孩，卖完以后，用她自己赚来的钱，跑到这里找男孩子寻开心。但现在不是了，也有很多女学生都进去，所以警察在抓，因为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女学生通常是没有什么钱的，但有的女孩儿没有钱也想来喝，还想要面子，带一帮人去。结果要现钱，你交不了，就记帐，记多了还交不了，怎么办，牛郎就抓她去卖肉。比方说你是那家卖肉的，牛郎就把这个女孩儿交给你，你把她交给店长，她卖肉3天的收入全交给你，你再交给牛郎。这些女孩儿认为自己没有钱了，出卖肉体也是正常的。用身体付钱，用身体换钱，用身体还钱，顺理成章。牛郎的收入有多有少，多的年收3千万、4千万、一个亿的都有。
        日本的法律规定是不能卖春的，法归法，政府还给色情业主发过正规的营业执照。只是设立一些限制规定。比如陪酒的，只可以裸到上半身；脱衣舞场营业时间不能超过晚上12点，跳舞时不能让人看到阴部。所以男人就不能全裸，男人全裸就看到生殖器了，而女人可以全裸，看不到里面。它这个法律不知道怎么去评价，实际上大家都没有遵守，什么都在做，男女都在全裸表演。警察有时候也来抓，脱衣舞场这里有3家，每一年轮着抓一家，象征性的，停业40天，然后换一个老板，执照还是不改，这种执照是28年前发的，现在已经再也不发了。像我刚才讲的风俗店，包括那些可以卖肉体的店，也是28年前发的，他们都有执照，必须在12点以前关店。就像弹子房一样的，日本的法律不允许赌博，可人们照样去赌。规定不能站在马路上拉皮条，李小牧变个法子，以导游、翻译、引路（日语的“案内”就是引路的意思。）为正当名目，照拉不误，而且还拉出了名。
        日本警察去“扫黄”抓人，事先一定是都调查好了的，哪家没有营业许可证，哪家经常骗客人钱。他要进某个店搜查，必须有裁判所的搜查令给他，他才可以进店，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几年前这边扫黄扫得很厉害，抓走许多人，其中有不少中国女孩。近年来歌舞伎町多了一些便衣女警察，她们就是专门找女学生的，去麦当劳等。因为学生只会去麦当劳嘛，然后有男人过去找引诱她们。尤其是过了12点，那些牛郎们就去勾引小女孩去喝酒，骗她们，便衣警察就抓这些牛郎。 
        李小牧的性文化观                                       李小牧还向我介绍了歌舞伎町未来得发展前景         “现在歌舞伎町在改良，以歌舞伎町做为全日本一个风俗场所的模特来改变它。为此东京都花了不少的警力，加强行政方面的管理，以及往里投钱。并限定歌舞伎町在半夜一点钟以后，所有的店都不能营业。以前就有这个法律，只是没有强硬执行，现在在强硬执行。街道委员会及有关行政部门想把歌舞伎町变成东方的百老汇，就是搞电影、戏剧这些，所以在投资盖剧场。再关掉很多风俗的东西，限制性产业的规模。性的东西一定还要保留一些，因为性的东西属于人的三大基本欲望，即食欲、物欲、性欲。你把它去掉了，就不叫民主国家。所以应该把它规范，集中在哪一条街。要求他们怎么样规定时间，怎么样交税，怎么样申报，没有这些就是违法的。你看，现在脱衣舞还是公开的。
        来歌舞伎町就是找性，歌舞伎町里好的女孩子并不一定是睡觉睡出来的，也不是她有多漂亮，还是脑子会用。就是要有常识，有知识，吸收的信息多，对付任何客人都能讲的过来，让客人觉得跟她聊像姐姐一样，妹妹一样，情人一样或者像妈妈一样，有一种安全感，愿意去找她。男的也是这样，并不是说需要长的多英俊，多潇洒，多健壮，不是这样，其实和色情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还是用一种智慧。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陪酒的是需要高智慧的，一流的陪酒女郎都会订报、订杂志，掌握多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你睡是睡不过来的。我去采访过一个女孩子，她一周能赚80万，她是怎么赚80万的呢？陪客人睡觉是睡不出80万来的，是用智慧赚来的。”“来歌舞伎町玩的中国游客，经过我的团队介绍到这些玩的地方，每天几十个人是有的，你想一个旅游团20个人去看表演，一个人带着就够了，现在的门票是5200日元，打折后3500日元。在歌舞伎町和我签约的店铺数量，每个时期不一样，但总是保持有几十家，各种类型的店都有。”                                   李小牧对日本的性文化颇有研究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日本的性文化主要发源于日本的关西地区，上面我讲的‘面对面酒吧’呀，‘电话俱乐部’呀等所有的新鲜明堂一定都是从大阪那边兴起，然后扩大到日本全国的。大阪人最有商业头脑，他们倒不一定是对性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其实日本的有关性的杂志、书刊、录像多如牛毛。我认为日本人应该是一个最能讲真话的民族，他们对性从来不回避，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有人说日本人是很含蓄的民族，我看他一点也不含蓄。性变态在日本这么盛行，你能说他含蓄？比如说在一个大厅里面，每个男的都抱一个女的，那个沙发有这么高，我们在后面都能看得到。女孩子几乎都是裸体的。他们真正要发泄要开心时你看也没关系。日本这种文化不是他本身就有的，这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明治维新以后都是从西方慢慢传进来的。就是说日本人很能吸收外面的好的东西，你美国好的我也要，法国的我也要，意大利的我也要。他这个民族也是一个很大胆的民族，他武士道是什么，他就是我自己，他更敢做，也能做好，他国民有这个水准，有这个教育程度。所以说他吸收了很多外来的东西，再结合他自己的东西，敢说，敢干。”                            那么歌舞伎町对李小牧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他是这样表达的：“歌舞伎町是个很人性化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满足人的三大欲望。这里有各个国家的人，文化很丰富。歌舞伎町既有自己的文化，也有国际性的多元文化，这也变成歌舞伎町的一大特性。歌舞伎町的文化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是多少代，多少人做出来的。每天在里面工作和游玩的就有30万人，周末有50万人，人口密集度很高，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歌舞伎町是个集中的欢乐街。不能只说它是色情区，它是多元化的一条街，赌博也有，色情也有，吃饭也有，影剧也有，情人酒店也多。准确的说歌舞伎町是一个不夜城的欢乐街，这种夜生活的东西日本人做得很好，中国人要学，中国想做，其实躲着都在做，你不好好管理，你的第三产业就做不好。做好这个也能带来税收，养一大批人，很多职业都在里面，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职业，为什么不好好管理呢？这就是中国要学的东西，不能是一味的赶它走，日本也赶，不合法的就赶，合法的就让你存在，好好的让你赚钱，这就是人性化。李小牧甚至在一流杂志公开鼓吹以上理念，扬言把歌舞伎町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李小牧的嗜赌生涯        “至于我个人来说，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歌舞伎町。我骨头都要埋在这里。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这里有学不完的东西，歌舞伎町是所大学，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这就像我家的庭院一样，我走在这里就感到很亲切，什么人都认识，什么人都可以重新再认识。我想我是随着歌舞伎町的20年的变化也在变，它搞色情我也搞色情，但是它搞文化我也会搞个影剧，我也搞电视剧、电影，我还出书。作为文化人，我也推动它，我总是把自己和歌舞伎町结合在一起推动，而不是把它抛开，更不是歧视它，我只能更加热爱它，我才能成功，我才能把“歌舞伎町”这四个字和“李小牧”这三个字加在一起，成为“幸运的七号”。这样我觉得我才会永远的幸运下去。因为这块土地培养了我，给了我财富，钱是一个方面，社会知识，人脉关系，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我不能扔掉它们，我想变大，能不能成为专业作家不清楚，可能这辈子还能出几十本书，但是那不是我的本业，我的本业就是在歌舞伎町跟各路人物打交道，这样才能把所有事情做好。写书给人看也是和人交道，你要理解对方的心态，把它挖出来，表现出来，这才是重要的。你的文章才有人看，你表现的东西才会吸引人，才生动，总是吹牛皮没意思的。我觉得我受的这些苦，经历的这些磨难都是很自然的，应该的，这是一个乐趣，这些都和我嗜赌有关，所以我敢离婚，也敢分手，也敢去交往，也敢再重新找回来。看你自己怎么去承受和分析这些东西。”
        在采访李小牧时，他的太太也在旁边。笔者顺便也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老公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李太太说：“他最大的优点是，做事情比较认真，想做什么事情会很用心去做，他还比较聪明。他最大的弱点是读书太少，才小学毕业。年轻时因为他没有受过正规良好的教育，所以导致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商业智商低，对数字没有什么概念。”李小牧接着他太太的话说：“我老婆是苏州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的，她1998年来日，我自己读书太少，可找的女人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高尔基是小学毕业，擦皮鞋出身，结果也能成为世界文豪，我成个专业作家还不成？（笑）我和我太太是通过一个我以前的部下介绍认识的。以前她是那人的女朋友，现在他也回国了，找我麻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笑）        李小牧的另一个弱点就是喜欢赌博。按说他干了这么多年，收入又很可观，可是他没有什么存款，主要都是因赌搏用掉了。他光在赌博上输掉的现金就好几千万。按他自己的话讲，他赌掉的钱早能开两、三家这样的湖南菜馆了。不过小牧现在完全不赌了。他分析自己的嗜赌性格时说：“我赌起来是很上瘾的，输了就想赢回来。就像我太太刚才说我做事认真一样，哪怕是做坏事，我也做的很认真，明明知道不好，但是只要我还没想通的话，我就要坚持做。开餐馆、办报纸也是那样，当时办那份报纸，每个月亏50万到80万，搞了三年，我把晚上赚的钱全赔在报纸里面了。应该说赌性这种东西，肯定是不好，但我觉得它有它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把它当成是赌博了，你就一定会把它做下去，我哪怕是碰的头破血流，我也要做。实际上我就是因为做很多事碰的头破血流（像拉皮条这件事情），才会有我的今天，所以我认为做任何事情，你只要坚持下来是最好的，你不坚持，你永远做不了一流，连唯一的也做不好。拉皮条，我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日本警察和媒体都不傻的，明明知道这类似皮条，但与真正的皮条又有质的区别，我却把它做成了一个正当的职业，做导游、翻译，针对外国人，把外国游客吸引过来，这对日本和歌舞伎町都是件好事，所以歌舞伎町能接受我，而且我有个队伍不乱来，警察也支持我。”
                                                     李小牧的婚姻和女人观        李小牧是个感情生活非常波动不稳的人，他结过6次婚，最后3次是和同一个女人，也就是现在的太太。他解释说“一个人一辈子谈6次恋爱是不足为奇的，我6次的婚姻就等于谈了6次真正的恋爱，别看婚姻次数多了一点，这反倒是一种对自己和对对方负责的一种行为。我自认为对女性是极其负责的男人。”他在讲述自己的女人经验时还这样说：“她们的类型都不一样，不过都挺聪明、漂亮和能干的（指中国女人）。她们都比我都有文化，我喜欢智慧型的女孩子，不过当然也要漂亮，有智慧才会显得更漂亮。我的日本老婆虽然不漂亮，但是她作为一个剪头发的，出来独立生活，应该说很有生活的独立性。离婚以后她把我的儿子培养成小明星，这也是她的努力，孩子是12岁开始进这个行当（演艺圈），在这之前一直学芭蕾，中学毕业后他去英国读高中，学芭蕾这一点是继承了我。我虽然文化程度低，但是我也会给她们带来很多东西，包括经济上的、社会经验上的，这是一般从别的日本男人身上得不到的，她跟别人一年才能学到的东西可能跟我一个月就可以学到（笑），所以她们也会很充实。我除了和不止一个女人睡觉以外，其它事情我对她们都是很负责的。你可能觉得我结了离、离了结，把结婚当儿戏。我的看法则是，喜欢的话赶快在一起，用法律手续保护起来，不能凑合了就分手。你别看有些夫妻虽然不合却一辈子都在一起，其实他们忍受着很多痛苦，这往往是没必要忍受的。这样很累，累了自己，也累了对方，两个人一辈子都受影响。还不如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手段，重新起步，还可以找到新的支撑点和幸福感。我不是说喜新厌旧，就是你对一件衣服也是一样，你可能是每一年都穿同一件衣服，一样的道理，两个人在一起磨合，像我和我现在的老婆在一起十年，之前离了婚也还是朋友。因为她母亲去世，我去北京看她，后来她就怀了孕，大家又复婚了。我现在也和原来的日本太太一起带儿子去旅游，还为第一个老婆买房子，当她把困难告诉我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她没有把我当外人。我的那个日本老婆，以前是帮我剪头发的，我是她的客人。我也曾带着以前的女友去她的店里剪头发，我住在五楼，她在二楼，我在她店里剪发、染发，有半年时间。与那个女朋友分手以后，我就跟她说，我女友跑了，怎么办？我也找个日本人结婚吧，但我想要签证，她说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我们就去喝酒，一个晚上喝了四家。第二天她给她爸爸打电话，她爸爸不同意，她又哭又闹的，第三天就拿了结婚证，还让她爸爸和后妈做我们的结婚证人。”我问李小牧为何要和这位日本太太离婚。他说：“因为我毕竟是个中国人，我所打的交道也是中国人居多，我要做的事情她也帮不上忙。我觉得在工作上不能联合起来的时候，生活上要做一对好的搭档也坚持不了很久。把家庭和工作分开是不对的，一定是家庭和工作结合在一起，这对夫妻才是永远的。我永远是这个道理，所以我总是和我的女朋友或老婆说“你要能帮我工作，我们的生活才会是幸福的，不能帮我工作，你只讲家庭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只是工作而没有家庭也不行，这是很矛盾的。在工作方面中国女孩比日本女孩更能帮助我，现在这个老婆就是这样。工作天天在一起才有话题，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孩子，回到家就有家庭的幸福感，到了外面一起上班，一起守店，一起熬夜。我们是早上七八点钟睡觉，睡到下午一两点钟。以前我不开店的时候，我太太跟我去管现场，收钱，管那些小兄弟。她指挥，小兄弟都很听她这个老板娘的话，因为我要搞很多别的社会活动，接受记者采访，每天排着队的见这个见那个，都是她帮我管。有这样的工作关系生活才会丰富，才会有共同语言。总是在一起聊一些琐碎的生活小事，彼此都会烦的。”         在李小牧看来，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不同点就在于，中国女人从智慧上比日本女人聪明，但从对于照顾家庭、孩子各方面，特别是对男人的伺候方面，日本女人绝对是优秀过中国女人。不管在任何场合，日本女人都是把男人推在前面，很温柔的，哪怕是要吵架，她在公众场合都绝对不会和你发脾气，因为她自己也要这个面子，她觉得给男人留了面子就是给自己留面子。但是中国女人不会，她有性格，她把你骂得一塌糊涂，有客人的时候她也骂，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发脾气。这是一种文化的习性和环境造成的差异。采访即将结束时我问了李小牧今后的打算。“现在我靠的是料理店、风俗店、文化事业，这三大块的收入，大约每月有150万到200万的进账。基本上是风俗店和文化事业一半一半，目前料理店还不赚钱。我打算把这个店开好，然后开分店，让真正的湘菜在日本落地。就像川菜在日本落地一样。日本人能接受川菜的麻辣也一定能接受湘菜的辣。湖南的文化和湘的饮食文化息息相关，因为有这两个文化才有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从湘军的曾国藩开始，再到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政治家，全是我们湖南人。彭德怀等中国历史上的共产党军事家大部分也是湖南的。这和湘文化都有关系，吃辣，敢辣，不仅是嘴巴辣，到思想也“辣”，湘菜的特点就是辣，但它没有麻辣，它是酸辣，甜辣，香辣，所以它能给人提神，激起人的情绪。湖南是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比方说出了我这个刁民（笑）。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其他任何人我都不崇拜。也许他对治理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不算成功，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一个男人，他是成功的。我不是打着他的名义开店，而是因为我崇拜他。在我的店里有个巨幅的毛泽东像，人家看了都不明白。我自认为我是歌舞伎町的“毛泽东”，在歌舞伎町里站起来了。我还打算以后向银行贷款，把这一栋楼都买下来。然后找一些中国的艺人来表演，像杂技、软功、变脸什么的，定期换节目，不要色情，但可以性感一点。客人可以边吃饭边看表演，要搞经营，出了名赚不到钱没有意义，那就白出名了。我做事就像我老婆说的一样，很认真，做不了第一就做唯一，拉皮条也是，开湘菜馆也是。         我活到现在，几乎我人生的一半都给了歌舞伎町，在这20年来，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一切，还可以不断的创作更多的拙作，展现给世人。最近还经常有出版社找我写书，08年3月，我将有一本新书问世，目前还在继续为5个杂志写专栏。值得一提的是，我能为世界一流杂志——美国的《新闻周刊》日本版，连续近4年写“东京的眼睛”专栏，从政治、经济、文化、人文、时尚、饮食等不同领域分析、批评日本及日本人。在这样一流的杂志做这么长时间的专栏作家，于日外国人中是屈指可数的。不管将来自己成为什么样的文化人或什么样的实业家，我都绝不会离开歌舞伎町，这里必将是我的“葬身之地”。2007年12月16日凌晨6点，我完成了对李小牧整整一天一夜的采访。这时天空已蒙蒙发亮，歌舞伎町又迎来了新的一天。李小牧说要用车子送我回住所，我婉谢了他的好意。我知道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太太和出生不久的孩子都等待着他赶快回家。而且我也想慢慢地走着去新宿车站，呼吸一下歌舞伎町早晨的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