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反思

深圳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就像中国大学最好的童年时代永远一去不回头一样。2010年8月26日是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换在20年前，这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日子，那时全国各地都在思考深圳关注深圳。然而今天，这个日子好像已经变得稀松平常。除了一些学者在一厢情愿地寄托愿望，分析和期待今天和今后的深圳会不会、能不能像30年前引领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一样引领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外，在绝大多数国人眼里，深圳已经无足轻重。

虽然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深圳已经成长为中国内地第四大经济城市，但是，她的地位的确已经式微了。今天的中国人谈论未来的城市化，说的也是长三角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或者更具体地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深圳只是一笔带过。人们对它的关注，甚至不如重庆、成都、西安这些未来即将崛起的城市。

尴尬的房补

在原本寂静的日子里，倒是有一则消息让世人再一次聚焦深圳，但这一次聚焦，却几乎全都是审视和批判的目光。事件缘起于深圳向包括拥有资产293亿元的腾讯CEO马化腾、金蝶软件董事长徐少春在内的多名企业高管发放购房补贴或贴息。除了腾讯、华为、中兴、TCL、金碟软件等高科技企业的高管，这项补贴也包括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深圳大学、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等的国家工作人员。

消息曝光后，舆论哗然。有人质疑这些拿着高薪的企业高管“还要贪这点小便宜。”更多的是质疑政策有问题，不该这么锦上添花，政府理应雪中送炭。

针对质疑和争议，腾讯公司不得不回应，称马化腾长期将住房补贴、深圳市长奖等奖金用作慈善用途。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则只简单潦草地表示，马化腾领房补属于人才激励范畴，与其他社会福利政策无关。

实际上，早在深圳市于2009年6月29日 正式启动向高层次专业人才发放住房补贴的工作时，文件发布后就遭到质疑。但深圳当局显然没有当回事，依旧信心满满地按着自己固有的逻辑和思路，一路走下去。

仔细分析住房补贴这件事，稍微有脑子想想的都会觉得滑稽：首先，那些动辄个人资产几千万甚至几百亿、年薪以几百万计的市场精英人才，能够对你每月几千元房补“上心”，并且将其作为个人和公司扎根深圳的“情感依据”吗？

但他们为何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呢？既把富豪高管们放在道德的火上烤，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又给政府自己留下“嫌贫爱富”、“锦上添花”的恶名。明摆着吃力不讨好，仅仅是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吗？

这件事也许有一个比较靠谱的解释，就是当地负责此项决策的各级各部门官员，对自己的决策已经自负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竟至可以“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另一方面，则是深圳政府的钱太多，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区区几千万几亿元的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根本不在话下。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人，思维还停留在政府包打天下的计划经济时代，以为现在这些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精英们，仍然需要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细致入微地替他们考虑八十平米、一百平米的住房。

更大的可能，就是全国许多地方政府，包括北京，都在采取类似办法笼络人才，深圳不能甘居人后。这似乎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但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其他地方往往有足够的后备人才为高精尖人才铺垫，而年轻的深圳却未必有。这恰恰是深圳最大的劣势。

缺失的基础

在任何社会，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总是少部分人。但往往是底部的基础，决定了金字塔本身的高度和牢固程度。在深圳热衷于给高管发放政府补贴的背后，恰恰面临的是其人才资本或曰人力资本底部不牢的致命问题。

时间已经到了2010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100元，在富士康事件之前，富士康几十万深圳普通员工的底薪只有900元。之前一些国际组织，经过测算中国内地城市居民要想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须月收入达到1600多元。今日中国的货币存量是十年前的4.5倍，而十年前深圳普通工人的工资已达上千元。这意味着，今天1100元的工资，只相当于十年前的二百多元。

在最近几年里，深圳一直是致力于禁止摩托车载客等低端产业、千方百计防范甚至试图排斥城市“低端人群”的。此情此景，与给企业高管发房补两相照应，颇像一个嫌贫爱富的小市民，当你还在贫民窟、小巷里苦苦挣扎苦苦创业的时候，他总是不断地鄙视你排斥你，一旦你终于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模狗样，他又千方百计巴结你讨好你，用小恩小惠笼络你阿谀奉承你。

不仅如此，深圳还是中国大地上人户倒挂最厉害的一座城市。过去30年间，深圳从一个3万人的边陲小镇快速崛起为一座承载人口超过14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然而，30年间，上亿人带着深圳梦中国梦来过这里，但只有1400万人留了下来，其中还有一大部分仍是匆匆的过客。一切正如台湾诗人郑愁予的诗《错误》：“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目前，深圳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230万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多已缓解，保障房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深圳超过800万的非户籍人口。

因为多数人没有户口，因为多数人的低工资，上亿人都只是深圳的匆匆过客，其结果，虽然使深圳很年轻，永远年轻——我指的是年龄结构，因此它没有养老负担，没有当代中国普遍遭遇的未富先老之忧，但是深圳，它把千千万万最底层劳工的社保企业缴纳部分大部分都截留了（这部分占社保的绝大部分），取得了利，却失去了道，失去了义。古人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至少在社保问题上，深圳不是君子。

在许多人还没有财富积累的时候，中国已经迅速走向资本理财时代，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没反应过来。同样的，在还没有完成最基本的教育和人才观念转型的时候，中国已经迅速由资本时代向人才时代转变，绝大多数政府机构也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未来中国的经济支柱，将迅速由“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向“现代服务业”、“创意产业”转变。农业靠“天”，工业靠“机器”，所有第三产业，惟一依靠的是“人”。一个城市和企业的兴衰，“区别在对待人的态度”。传统的“擒贼先擒王”的招商引资方式和态度，已经远远过时，再聪明再伟大的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都不可能独木擎天，而需要依靠众人之力，才能不断出创造出优质产品与服务。

现代服务业和创意产业，依靠的不是资源，不是资金（货币），而是人。未来社会，资源的重要性越来越弱，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至于货币，我们早已告别货币短缺、进入了货币过剩的时代。2010年10月19日 《证券时报》报道，中国货币供应十年扩大450%：9月份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69.64万亿元。据悉，目前我国的M2是GDP的1.8倍，而美国只有0.6倍，日本、韩国不过是1倍左右。

但是在长期畸形的人口、户籍、人才政策等等之下，深圳已经一次次错过留住大批人才、让人才“把根留住”的时机，在人物——人才——人力这个阶梯上，它留住的只是少量人物和大量垫底的人力，而没有足够的大量的人才（多数人才也是从“人力”中成长起来）支撑，深圳的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可能长期维持。以腾讯为例，其60%以上员工为研发人员，腾讯的自主创新工作已经进入到企业开发、运营、销售等各个环节当中。2007年，腾讯投资过亿元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设立了中国互联网首家研究院——腾讯研究院，进行互联网核心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但我可以肯定，它未来的主要研发人员，一定是来自上海、北京，而不是深圳。因为北京、上海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而深圳没有。北京、上海原有城市人口更多，容量更大。深圳没有及时抓住这两个地方僵化的户籍制度的漏洞，为自己海纳百川网罗各类各级人才，而是一味亦步亦趋地学习北京、上海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政策，将自己套上枷锁，使自己背上沉重的补课包袱。如今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使意识到了，补课也已经来不及。

更早的2003年前后，坊间就传出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国四大通讯设备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之二——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的消息；平安保险和深圳市排名第一的纳税大户招商银行，也都实行“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但名义上的总部还留在深圳。

如果深圳的人才战略不彻底从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出发，除了少量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飞鸟式人物偶尔在深圳降落，下面将只会是大量蚂蚁般的“人力”甚至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廉价劳动力，那么，整个深圳和深圳企业的品质将不可能实现“腾讯化”、“中兴化”，更大的可能是“富士康化”，最好的结局是“华为化”——即虽然工资待遇不菲，但也基本上是靠拼命得来。

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甩开膀子大干了一场，天时地利人和，昔日深圳之敢做敢为，使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深圳已经成长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尤其是政府收入等多个方面都长期居于中国前列。与三十年前相比，深圳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深化改革难免会带来许多牵制和羁绊，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可以轻装上阵。其中最大的牵制，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来自政府自身——政府太强大了，而社会和个人太渺小。政府要想改革社会和个人，就像捏一只蚂蚁拔一根头发那么容易，但是社会和个人要想动政府一根毫毛，可能就像搬一座大山一样艰难。

早在2004年，深圳市就计划在当年底实现全市土地全部国有化，名义上是全市户籍人口全部改为城市居民，使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实际上的目的是政府土地储备。该次城市化进程涉及宝安、龙岗两区218个村27万村民，两区总量为956平方公里的集体土地，除了“已建成区、经批准尚未使用的建设用地、山林地、坡度大于25度不作为建设用地的园地”这四类土地以外的260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变为国有。（ 2004年7月1日 《新京报》）此等气魄，大有行政力量气吞万里如虎之势。

深圳市力主开办的南方科大的遭遇也让人感到，和成立之初相比，“行政化”的力量如今在深圳已是何等强悍。南方科大“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办学主张和全球海选校长、海内外招聘教授的漂亮开端与宏观蓝图，以及敢逆潮流而动的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最终被聘为校长，曾让对内地教育备感失望的社会各界望穿秋水寄予厚望。然而，据《人民日报》日前的报道，虽然申请早递上去了，校园建设也已开工，南方科大筹办已长达3年零6个月，至今仍未获批复。

南方科大遭遇的尴尬，恰恰来自它一门心思要去除的行政化：一是和深圳的关系要“磨合”，甚至要“妥协”，楼顶漏水想修，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动静；买一台办公电脑，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二是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就是国家教育部）公关，想及早拿掉那个“筹”字，必须按照行政化逻辑：根据规定，高等学校的设置，必须从大专开始，然后是学院、大学，要按部就班地发展。但南方科大的目标却是一步到位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把南科大办成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大可谓大学史上的“奇迹”，这所1991年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它的成功法宝，一是耗巨资全球选聘一流教授，二是教授治校。显然，深圳不缺钱，但是，在深圳办事要想像香港一样“去行政化”，或者说拥有香港一样的行政效率，可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003年1月，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曾把深圳作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而上海、北京以及广州分列其后。编篡该《报告》的专家解释，深圳即将实施的“行政三分制”将对深圳的发展起到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专家们一致看好深圳的城市发展潜力，在数据运算的基础上，把深圳的发展潜力放在了全国首位。

那时候的“行政三分”，的确把深圳又一次抬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曾经写下《深圳，你被谁抛弃》并差不多引起网络全民大讨论的呙中校，也专门为“行政三分”写下了另一篇网文《深圳，你不会被抛弃》。

然而，七年过去，如今再回头看“行政三分”，不过是“风过水无痕”的空气振动而已，什么也没有留下。

今年8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出炉了2010全球城市排行榜，北京凭借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商业活动等综合影响力入围前15强，不仅名列中国内地各城市之首，还超过柏林、马德里、维也纳等发达国家的首都，成为前15位城市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首都。

仲大军认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的确如此。从世界范围看，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这就是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够主导世界市场，更容易获取全球资源。比如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但是能够获取全球资源，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只能廉价出卖资源。

今后的城市竞争乃至于国家竞争，人口的数量、质量和聚集程度是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眼睛只盯住金字塔顶端极少量“高端人才”的行为，显然是因小失大，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可惜在过去30年里，深圳没有认真思考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从而失去了一次次送上家门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补课，就要补所有“深圳人”的各项权利保障的课，也许也还来得及，但它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魄力。

今天，中国的改革又站在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十字路口上”，许多人再一次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深圳。过去的30年，深圳在经济改革上带动全中国，人们普遍期待未来的30年，深圳能在政治改革上起着同样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深圳具备政治体制改革的市场基础，期待深圳这一层面再次走在全国前列。

但是，我的看法比较悲观。因为，深圳的行政力量如今太强大了，强大到缺乏足够的自省，又岂能指望它能作出更深刻的、甚至伤及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改革？

在庞大机构的阴影下，“深圳人”多数又显得太卑微、太渺小。深圳的人才储备、对外的人才吸引力，都不如北京、上海甚至上海周边的一些城市。

因此，接下来也许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深圳一天天平庸、没落下去，它靠吃老本就足够吃一阵子的，不能指望它再一次充当中国改革的号角和急先锋，就像北大靠吃名声的老本就够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它成为教育改革的急先锋一样。

没有个体的崛起，没有大众的崛起，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崛起；没有个体的强大，就不会有城市、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决有个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与富裕，也就没有城市、国家的最终自由、尊严、安全与富裕。

通常而言，超级强大的行政力量下很难有真正强大的企业和个人，而个体的强大，才是社会创新与活力的真正源泉。政府的角色，理应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谦虚、谦卑、谦抑，不要把自己当成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角色，而应彻彻底底退回到“守夜人”的本分上，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提供特殊的服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