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在反思中前行———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么，这世界就会美好起来。这里用得着一句熟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http://www.tecn.cn )
由此引起的另一个感想是，知识分子应如说话。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由于其相对超脱的社会地位，一般比较容易关注普遍性、抽象性的问题。中国文人尤其喜欢指点江山纵横议论。他们多具天下情怀，不乏批判精神，更以历史视野和理论框架而显得恢宏辽阔。这当然必要的，有意义的。但“大话”解决不了具体问题，抽象的评论也触动不了实际的不合理。我们更需要的是实事的批评和个别的介入，更需要的说“小话”。所谓“小话”，即对具体事情及人物的干预性批评。这就是说，我们不要说老是说“现实”如何，“社会”如何，而应当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明确地、需要勇敢地说这件事怎么不行、这个人物有什么问题，并把自己认为应当尽可能地付诸实践。 ( http://www.tecn.cn )
一个公共环境的自由空间的大小，民主程度的高低，制度和法律当然重要，但每个公民能否对周围的人事作自由的评论可能更为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社会控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允许个体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对政治现象的评论等等，但民主意识和自由精神却总是很难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台湾以民主自居，但像龙应台、李敖等仍然感到窒息，就在于当局不能容忍对其具体施政方针的批评，它允许人们说“大话”，但反感人们说“小话”。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爱批评的人士也喜欢说“大话”不喜欢说“小话”，因为“小话”大多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对它的议论容易得罪人，这就是机关流行的“可以谈总统而不能说科长”，也就是何以知识分子常常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原因。我们在文章中善于采取凌厉的批判态度，但一遇到评职称、分房子等事务中出现极不合理的现象时，我们常常噤口无言；我们多次对不公平、不平等慷慨陈辞，却总难以对身边的不平拍案而起。 ( http://www.tecn.cn )
中国还处在推进争民主化的时代，民主不只是一套制度、几项法律，而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各项权利，说话的权利、出版的权利、批判的权利，如果若干小事都不民主，那么整体的民主就不可能来临。这就是龙应台说的“‘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我们必须从“小话”说起，从小事做起，从小事做起，在自已的身边拓展民主的空间。否则的话，民主也只能是一纸空文。知识分子要学会说“小话”，把我们已说得不少的“大话”填充起来。 ( http://www.tecn.cn )
三 少建“道德法庭”
杨福兰是深圳一位普通妇女，她之在2001年6月受到传媒关注及公众议论，源于他在身患绝症之后代夫征婚，以期丈夫在自己“万一”之后的有人关爱。有关杨福兰代夫征妻的报道使一个家庭内部事件成为公众话题，可以想象会有热心人士来关心，帮助他们。但这一报道的真正意义却不在于呼吁社会求助，而在于身患绝症的妻子是否应当代夫征妻。在没有法律疑问的前提下，这其实是他们夫妇之间的事，用不着外人多嘴。尤其是据杨福兰的哥哥讲，杨福兰性格内向不够自信，外人说话就更得小心了。 ( http://www.tecn.cn )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当代中国的特点却是公共舆论喜欢拉开窗帘走进每家每户。这既不是干涉个人隐私也不是闲着没事找话说，而实在是因为家庭里的一切大多都有社会普遍性，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也有相似之处，一家关万家。病危的杨福兰却在考虑丈夫更加细致的关爱，而杨福兰却在考虑丈夫和孩子的未来。一个是痛苦抉择，一个是噙泪拒绝，夫妇之间这种高度信任和患难真情，在家庭动荡甚至变故已不少见的今天，确实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 http://www.tecn.cn )
此一行为可能引发讨论的焦点是：征婚本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杨福兰是否有要得越俎代庖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丈夫的生活？尽管她有守全不同的回答，只是这样的提问本身，就已经远离杨福兰夫妇的生存情景而把此一行为抽象为一般伦理问题了。重要的是，杨福兰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忙以后的事。感情不一定是相互的，但如此生死情通常都是相互的。如果说杨福兰此时一心想要她的丈夫永远幸福，那么她的丈夫肯定更盼望着杨福兰的痊愈而把这份感情天长地久地延续下去，这是他拥有的真正幸福。从现在的情况判断，代夫征婚一事不会成功。这并非说杨福兰一开始就在玩欲擒故纵的游戏，惟其如此，她的丈夫也会真诚拒绝。这不是他的回报，而是他的正常反应。不成功的行为不是没有意义，家庭关系、男女之间有时恰恰是靠这样一些情绪性而非事实性的行为粘合起来的，它们与道德伦理上的是非还有一定距离。严格地讲，杨福兰此举还属于人情、夫妻情问题，现在来讨论它是否符合伦理原则显然是个假问题。 ( http://www.tecn.cn )
我们曾经有过不准许谈论“小我”私事的日子，我们曾经有过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相形之下，个人变用语、家庭的风波甚至男女关系情爱之类的“小事”堂而皇之地成为公众话题，这确实说明我们社会环境日益人情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谈论任何家事私事，就不宜动辄从伦理原则和道德价值上立论。这不是说家庭日常与伦理道德无关，而是说伦理道德是最后的判断，一旦作出，就再难有说话的余地了。要使一些家庭问题、私生活话题真正成为有意义的讨论，我们应当更多地把它置于它产生的具体场景之中，多从人情体验和生活习俗进入，少说大话，少讲原则。家庭毕竟是家庭，个人总是个人，公众谈论应始终有一个限度，“道德法庭”之类也不是可以轻易建立的。 ( http://www.tecn.cn )
四 系铃之后要解铃
效率优先还是公正至上是现代社会哲学的基本论题之一，从众多的相关言论来看，这一论题确实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可以成为大学生辩论的最佳选题。但此一论题为当代中国公众热心关注，我觉得直接起因是在经济较快发展的背景下，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却呈现为严重不公。也就是说，这个论题的提出，源自我们生活中公正的普遍缺乏，而这种缺乏又被罩上提高效率优先发展的“合理”光环。 ( http://www.tecn.cn )
说起来似乎有点反讽的意味。消除压迫与剥削，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和社会分配的公正等等，曾经是革命动员的主要口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当然，在政治至上时代的公正是有限度的，“地富反坏右”等“贱民”及其子女自然不可能享受社会公正；而且在新制度建立之初，一些敏锐的观察者如梁漱溟也已注意到同为国家主人的工人与农民，在权利与待遇上也很不平等。但无可怀疑的事实是，当代中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确实以公正、平等为社会理想，即使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之后，共同富裕也仍然是我们的口号。然而，社会制度没有变、价值理想没有变，且公众物质的福利与生活水平通过改革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权利、分配、收入、机会的不公正却有愈益严重的趋势，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单位享有的经济成果和社会权利都很不平等，当少数富豪恣意挥霍的同时，却有不少穷人生计无着，弱势群体无法自救。照此下去，只是加快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率，恐怕是无法解决这一社会性病态的。 ( http://www.tecn.cn )
谁也不能提出完善的对策，两全其美终是幻想。但中国问题总是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个人觉得，改革的“公正”与改革后的“不公正”，都与权力运作有关。改革前的“公正”不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财富充分满足的前提之下，而是政治调控的功效，其结果是使权力超越于经济、社会之上控制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当这权力在改革后与经济结合在一起时，效率就不一定源自市场竞争而可能依靠权力资源。无疑的，市场体制峥嵘崭露，但经济领域迄今还没有完全在权力结构之外建立自己的独立空间，“看得见的手”一定程度上还在操控着“看不见的手”，由此造成的以权钱交易为主要形式的腐败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不公。 ( http://www.tecn.cn )
换言之，我们曾经拥有的“公正”是政治权力压迫经济的结果；现在所遭遇的不公则是权力介入经济的恶果。如果说权力是保证社会正义的公器，其效能不应当在经济领域、而应当在各种分配领域、管理领域发挥，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完全公正是不可能的，但权力退出市场，转而从事于社会建设，则不但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也可以把权力集中使用到它该使用的地方。 ( http://www.tecn.cn )
五 价值转化要有社会条件
1999年，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黄锦奎《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除黄自己的论著外，主要是学术界、新闻界有关“价值转化工程”的讨论和介绍。翻读之后，我很为自己的浅陋和寡闻而惭愧——虽然同在广东，我却对黄先生其人其学基本上不了解，而实际上，价值转化工程理论在相当一个范围内已是“显学”，为此已开过两次全国性研讨会，媒体也争相报道。 ( http://www.tecn.cn )
有关价值的种种论说当然属于哲学/经济学领域。黄先生研究此一课题的出发点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研究价值转化的特点与规律，并应用这些特点与规律，有效地改造客观事物，以最小的代价促进客观事物的价值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的价值资源，提高客观事物的价值以满足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一门现代综合软技术。”所谓“现代综合软技术”，在黄看来，就是价值转化工程，这“是从哲学、价值学与价值转化学的角度，研究人类如何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综合性横断学科，是从哲学、经济学、技术学三方面统一的角度探讨价值与价值转化的问题。”黄先生是学医出身，多年在卫生部门从事领导工作，却把自己的研究转向哲学/经济学，这一方面说明其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探索新知的学术勇气，另一方面也说明价值转化工程之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以至于钱学森、童大林、于光远等名人都对黄先生的工作表示关注。 ( http://www.tecn.cn )
黄先生在书中引了钱学森讲的一段话，借此来说明价值转化的必要。钱学森的故事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物研究所在报刊上公布了一项科研成果。这项科技成果是用小片植物几个细胞，放在营养液里就可以育苗。这个信息引起了一个种花的个体户的兴趣。他写信给上海植物生物研究所，表示愿意购买这个专利，这可把研究所难住了。因为所里还没有应用推广这个规矩。这是一项新的技术——细胞育种技术应用的问题。黄先生由此引出的结论是：“把新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实现价值的转化，为人类创造更大的效益和财富，我们的体制就缺少这种中间环节。如何把一项新技术推广到生产领域，实质上是实现潜价值到显价值、精神价值到物质价值、微观价值到宏观价值的转化，这就是价值转化工程的问题。”故事的意义从来都是丰富的，不同的听者会从同一故事中听出不同的意义。黄先生把握了这个故事的主要义涵，却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它的“弦外之音”：上海植物生物研究所之所以“没有应用推广这个规矩”的另一个，甚至是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有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性安排。我们都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激励机制使我国在科学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在国防科技方面，我国与世界最新水平相差并不很大，但实用性的创新显然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不高，国民生活在状态几十年均无改观。而这，显然不只是哲学/经济学问题，更主要是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的问题。所以，受到黄先生的启发，我觉得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讨论一下价值转化的社会学。这当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在此只能约略提示。 ( http://www.tecn.cn )
首先要肯定，价值转化必须以知识论/技术学为前提，要先有价值然后转化，否则即是空谈。黄先生一再强调，把“无效”、低效的价值转化为有效、高效的价值是价值转化工程的目标和理想。“无效”的价值并不是说没有一点价值，只是其价值在一定时期内还没有被认识清楚，人们一时还不能利用。只有掌握了相关的知识，人们才可能把原本似乎没用的东西变为非常有用的东西，把潜在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比如众所周知的“工业三废”，对我国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水平来说，大都是“无效”的，但其实里面还含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种“价值”我们还无法认识和利用，而对于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其“三废”重复利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却是非常可观的。人们利用科技知识把低效价值的东西转化为高效价值的东西也是屡见不鲜的。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知识水平的提高，这种转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将增强。这就是知识即财富的内涵之一。不过我们要注意，即使在知识/技术的层次上，社会性条件和因素也已相当重要。知识/技术就其功能而言是公共的，任何新知识、新技术一开始通常都是被少数人所掌握，其转化和运用非常有限，其创造的价值也非常有限，而且多为私人所拥有，对社会进步意义不大。但随着该知识该技术的传播和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熟悉、掌握并进而利用这种知识，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该知识就成为社会知识，呈几何级数递增地创造社会公共价值。严格地说，在现代社会，知识价值只有在成为社会价值之后才能转化。 ( http://www.tecn.cn )
然而，价值转化工程的社会性，主要还不在于转化的广度和深度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关，而在价值转化只能在社会空间中完成。简略地说，第一，知识价值、科技创新等等必须获得社会的认肯，否则即无转化可言。中外历史上都不乏知识遭受践踏、科技无由发展的困境。哥白尼、布鲁诺的悲剧我们耳熟能详；读书无用、知识有罪我们都曾经历。只是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实现了根本性转型之后，知识、科技以及发现、发明它们的主体才享有崇高的地位，知识/科技价值在转化成经济价值的同时，也转换为社会价值，对政治、军事、文教、卫生和体育等及其意识观念形态，如道德和法律等，产生积极的影响。人类创造力是巨大的，它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整个人类社会受制于各种悖论（选择了不好的制度）囚徒困境，因而处于低效率的状态。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其名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名画家达·芬奇保留下来的《笔记》中，有许多的天才的设想，其中有些已经为后来的科学所证家，有些迄今也还是猜想。可见人的创造力是多么的丰富和超前。诺思设想，如果能将这些天才的创造力全部运用到经济建设中，经济的发展绝不会如此之慢。为什么如此呢？诺思认为，在创新活动中存在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如果产权得不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积极性只能靠一点零星的自发性。这就是说，社会的技术和知识存量决定了生产的上限，而实际的产量还要受制度的限制。诺思将生产的成败都归结到国家，认为国家应对其负责。教训已经被吸取，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没有严格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它保护了知识人、科学家的创造性劳动及其产品，使知识增长、科技进步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竞争，即是知识的竞争，更是人的竞争，因为人既是知识与经济运作的核心和目的，又是知识与经济的创造者和承担者。与以往工业经济需要大量资源、资本、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投入不同，知识经济主要是依赖知识与智力，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而知识与智力的承担者和创造者是人，人在创新知识、展现智力中规范和把握着自己时代的发展趋势，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实践能力由此将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实践活动性质的提高是人的价值提高的基础，因此，知识经济时代是以人为中心的时代，人的价值在这一时代将得到突出的展现。 ( http://www.tecn.cn )
其次，价值的转化需要制度性中介。近代以来，学术文化界的热点论题之一是，现代科学为什么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有两种重要的解释，一是为之而不能，二是能之而不为。前者说的是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中国发展不出现代科学，后者说的是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理想根本就不需要科学的支持。两说各有其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古中国人的知识创造力和科技智慧不下于西方人，但由于没有普遍转化的需要和社会/经济结构性配合，无数天才的知识只是少数人头脑中的灵光一闪，中国的科学文化只能处于落后状态。对此，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原因应从大学制度和实验室制度中去找。确实，现代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它要靠制度化、团体的努力，而不是靠一点自发的创造性。正是发端于中世纪晚期而又在现代初期茁壮成长的大学制度和实验室制度，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的创新，进而推动西方的强盛。英国《独占法》的出台，使英国在技术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从而使英国在世界经济长跑中领先了两个世纪左右。而长期领先的中国当时实行的是科举制度，这就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知识的发明创造，使人们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知识价值难以现实兑现，科技人才只有在做官之后才能部分地实现等等，这是迄今也没有在中国绝迹的历史存留。近20年来，政治控制的松动和市场经济的崛起，一方面为知识生产与科技研究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为种种知识成就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开辟了前景，无论是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还是国民生活的实际改善，大都随种种价值转化而来。这一点，黄先生的书中有大量论述。可以设想，如果仍然像改革前那样把科技研究视为国家垄断行为，仍然以权力之手掌握一切价值，那么，可以肯定，即使中国科技水平发展很快很好，也不会向整个社会经济领域转化，也不会直接有助于国民生活的现代化。当然，至少到目前，中国的价值转化工程还很不强大、很不完整，其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切由国家计划、政治权力控制经济命脉的惯性使然。所以要真正在中国建立价值转化工程，关键是要改革现行的一切以政治代行政、以权力统经济的体制，严格根据市场原则重组社会组织结构、经济运行系统，创设一套开放的、自由的、法制化的价值转化机制，确保一切有运用价值的知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等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为国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 ( http://www.tecn.cn )
第三，价值转化有其社会伦理的限制。黄先生认为，价值转化工程的目标的意义之一在于贯通有限与无限。所谓有限，是指具体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是有条件的，有限量的，在空间与时间上有着局部的，暂时的性质与数量是有限度的。这种具体的、有限的客观存在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并随着时间流逝，随着客观条件的转变而转变。在实际生活实践中，人们所遇到的总是有限的量与质的具体客观事物。所谓无限，是从整体上说，客观事物的量与性质具有无条件性，它是无穷无尽的存在，是界限的不断突破，有限与无限揭示了客观世界量与质的整体与部分，过程和阶段所具有的相互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存在方式。正是价值资源的有限性，才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充分地利用有限的价值资源，节约有效的价值资源。不论是在宏观或微观上，在价值转化工程中，要求以最小的价值代价实现其价值转化，这是节约有限的价值资源的实质性要求，也是价值转化工程的实质。这就是说，价值转化基于资源有限这一事实，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过程不是无限的。20世纪的工业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性交往的扩大等等，给人的价值的展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人类的这些发展与进步却极大地依赖于对诸如石油、煤矿、资金等外在资源或资本的开发利用，在发发展了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又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如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等自然、社会的生态危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因此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生态文明”的概念应运而生，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应当也必须纳入到我们对价值转化工程的建设之中，如此，则人的各种实践、创造行为才可能是理性的，价值转化才是可持续的。 ( http://www.tecn.cn )
有关价值转化的社会论阐述远不止上述三点，黄先生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影响价值转化的社会因素有社会制度、社会群体利益、社会历史人文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民族习惯与宗教信仰等等。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制度与方法以及提倡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大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精神财富。这就是社会因素影响价值转化明显的例证。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要比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更高更快的社会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充分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这是促进价值转化为人类创造更大财富的重要积极因素。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在不断完善，需要改革，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价值的转化。这也就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社会因素。”其实，价值转化之所以在20世纪末郑重提出，本身就反映了此时的中国社会需要并支持知识价值的转化。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主要由于社会体制的原因，知识价值还没有真正自由地实现，过于狭隘实用的知识价值观还在妨碍着知识、科技的独立自由的发展，价值转化还在受着种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的阻挠。价值转化之在中国，正呈现出巨大的需要与艰难的突围之间的紧张。在这个意义上，黄先生的论著和观点受到众多的好评这一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应当促进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科学研究及其转化机制的建立。而作为读者，我也特别希望黄先生再接再励，在原有的哲学/经济学/技术学基础上，就价值转化的社会学方面作为出更完整的探索，把这一门亟为中国所需的学问充实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