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恶魔原来是杂种———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单世联：恶魔原来是杂种 标签：日本 德国 ● 单世联
    ２０年代末，潘光旦先生写了一册小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它与《明清之际嘉兴之望族》、《中国伶人之血缘研究》等一样，都是潘先生长期从事的“人文生物学研究”的成果之一。不能说潘先生已预见到这两个民族会在几年后搅乱整个世界，但从其引言中转述罗素忠告日本人不要重蹈德国之覆辙来看，从其论证中尤重两民族性中之不和谐性来看，潘先生对它们确是深怀隐忧的。( http://www.tecn.cn )
    但这本书仍然是客观的、甚至是超然的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潘先生从“服从心理”“悲观哲学”“自杀倾向”三方面排比大量资料论证日德两民族性之“相肖”。在“服从心理”方面，潘先生重在社会传统，即日德封建政治下人身依附式的等级制度，如日本国民的理想是以“自动的服从”为最大诫命的武士道精神，而德国则为欧洲封建制的创始者，亦为佃奴制（即农奴制）的长期保持者。在“悲观哲学”方面，潘先生重在精神现象，他追溯了德国从中古到瓦格纳的文艺传统中的悲观情调，以及具有系统悲观哲学的印度婆罗门教于１８世纪末传入欧洲后，唯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之作了发挥和改造，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悲观主义。对日本，他注意到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佛教之所以能在２００年间遍及全国，是因为在日本民族性中轻生、出世、信任命运诸端与佛教教义原本相契；在“自杀倾向”方面，潘先生重在统计资料，近百年来各国自杀之统计表明德日两族自杀率远远高于其他民族。( http://www.tecn.cn )
    潘先生的研究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他特意说明这三点既是个别的又共通的，日德两族分别与其民族比，这三点是各自的个别性；就这两个民族相比，这三点又是它们的共通性。潘先生不无得意地说“若是之比较，方盎然有意味”。这本小书读来也确实兴味盎然，物换星移，日德两民族的民族性在二战中有了淋漓尽致后残忍表演。有鉴于此，我想补充一点是日德两族第四共同点是“精神迷信”。德国哲人把精神浪漫化、本体化已举世皆知，鲁登道夫将军“总体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精神当作战争资源和手段，他反复强调“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希特勒在这方面更是运用得登峰造极，《我的奋斗》中就断言：“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战争期间，他多次宣称：“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纳粹那套极富成效的宣传机器即为此而设。日本因为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杰作，所以不以精神名世，但实际上也很迷信精神之力。据本尼迪克特女士在《菊与剑》中介绍，战时日本的政治家和军人都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甚至提出了“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死亡本身就精神上的胜利”之类中国读者也很熟悉的口号。这些当然不是徒作大言，日德自是强国，但在另一边，美国是世界首富，中国与苏联是世界大国，在物质资源、回旋余地、兵员数量上，日德均不可及，它们不但在道义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实力上也是冒天下之大险，居然敢燃起狼烟，并得意于一时，以至于像马歇尔将军说的，在１９４２年夏，德日“眼看就要实现世界的统治了”，而“同盟国的生存又是怎样像一根拉长的悬丝呢。”原因很多，精神能量的无限夸张和极度释放肯定是其中之一。( http://www.tecn.cn )
    若干年后，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研究信用与经济的关系时指出：“德国和日本文化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许多相同点可以归结为：高度发达的集体团结意识；两国均以有序和守纪律而闻名，反映在清洁的公共场所和整洁的家居上；两个社会的成员都以守规则为乐，从而增强了他们自己属于同一个文化群体的意识；两国人都有对待工作严肃认真的名声，缺乏轻松和幽默感。对秩序的着迷常常形成正反两种影响，好的方面是德国人和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完美主义传统，两国当代经济的卓越表现在它们有精密制造的绝佳天赋。它们的机床和机械，尤其是汽车和光学仪器工业闻名世界。但是它们本民族内的集体团结性使它们对外国人都不甚友好，都因野蛮地对待它们统治的人们而臭名昭著。在过去，它们都在对秩序的狂热感情的驱动下走向独裁和不加思虑地服从权威。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不要过分强调德国和日本的共性，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战后的德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变革，从而比日本更趋开放和个人主义。”( http://www.tecn.cn )
    日德如此酷肖的原因何在？潘先生从人种学上推敲，原来它们都是杂种人。欧洲大陆原为诺迭克人之旧居，后来亚洲的阿尔卑人或蒙古利亚人侵入，结合而为今日尔曼人之祖先。而日本人既非纯种亦非土著，其远祖原是亚洲大陆经高丽移入的蒙古利亚人种，此前日本岛国全部为倭奴人，现代人类学家从体量学方面仔细研究，认为倭奴人与初期欧洲种族同出一源，一些学者径称之为原始诺迭克人。所以，日德民族性之相同的原因在于它们不但在血统上同为间种，且同为黄白二种之间种。在人类学材料外，潘先生还从日本人之掌纹、日耳曼人之复眼摺、中欧人口之圆颅化三方面坐实日本人与日尔曼人之杂种性。生物学认为物种组织上有“和谐”与“不和谐”之分，而生物遗传学则认为不和谐之原因在于血缘上不甚接近之物种交配。从而，同为诺克迭种与蒙古利亚种交配之结果的日德两族便会有生理和心理的不和谐，“内体不和谐而感觉生命之‘茫然不安’，于是轻者以得所维系为解决办法，重者借悲观哲学以自遣，最重者则于生命径作自动之放弃而无复丝毫留念；不和谐之程度愈深，则其表现于行为者愈决绝，此自然之理也”──日德民族性的相同在于它们是相同的杂种。( http://www.tecn.cn )
    我不知道人类学的最新进展对此是否有修正，但潘先生的论述不但是科学的而且是有趣的。由此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二战的主要参与国中，同处东方的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传统上相通相近之处固多，就是德俄，它们在欧洲范围内也是比较接近的，都与以古希腊罗马为源头的拉丁国家（德在中欧，俄在东欧，均以法意等国为“西方”）格格不入，成为德国典型代表的普鲁士，其东部在历史上几度属于俄国领土，国民的生活方式（游牧农耕）、宗教信仰（新教和正教）也大同小异。更进一步看，中俄日德四国在思想文化上可会通者正自不少，比如均拥有一套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都是在较晚阶段进入现代世界的（其中德国最早，但亦在英法等国之后），都想顽强地保持国粹特质，如中国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俄国的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和“普鲁士道路”，日本“来自上层的革命”和“大和魂”等等，都没有彻底的现代启蒙，没有形成民主政体及其所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中间阶层，都非常强调精神力量、总体至上而忽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举一个小例子，像本尼迪克特说的，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罕有不停止抵抗的，在战斗毫无希望时向敌军投降也仍然可以认为自已是光荣的军人等等，这在中苏德日均是难以想象的事。血肉可挡钢铁，牺牲并不可怕，在二战中，玩火者日德丧失了几百万生命，而中苏正义之师甚至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这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做不到的。马其诺防线一垮，法兰西举国投降，拿破仑的子孙们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http://www.tecn.cn )
    这是否也有人类学上的根据？可惜潘光旦先生已无法再给我们一一缕述了。
    
    参考资料：
    潘光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新月书店，1930年。收入《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http://www.tecn.cn )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一日本文化模式》，商务印书馆，1986年。
    福山：《信任一一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天益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te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