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的中国样本

如果说北京奥运带给国人的收获是规矩和自信，那么上海世博则是不折不扣地给中国人一次科技与文明的洗礼。

创新纪录的7308.44万游览人数，九成以上的中国游客。当近200个国家，带着他们的想象力，拿着代表本国性格、文化和科技的产品，集中展示在区区5.28平方公里之上，这样的见识、体验，以及它带来的冲击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之前没有过的经历。

家门之内礼仪素养之外积习了多年的习惯、思维甚至言行，在这里猝不及防地与如此多元的文化撞击，是不及走出国门，也没有亲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国人难得的体验。如果这样的经验能够转换为深刻的教益，引发国民的自省和改革，那么通往文明与自律的细小门缝将由此开启

中国普通游客的世博之旅

他们是7308.44万数字中的一个，是数小时排在长队中、数十万密布的游览人群中一个个真实的脸孔，也许也是“不文明”现象的一分子。除了体验到或许是他们人生中最长的排队经历，这些第一次看到世博的中国人，他们是谁？来自哪里？为了看什么挤入这个7000万人的集会？世博又带给他们什么？

李鹏：可能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

李鹏眼中的世博会无疑是由一场场奇幻的表演秀组成的。他觉得，世博会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很多糟糕的弱点”

本刊记者/万佳欢

10月29日下午2点半，离世博结束还剩两天，美洲广场的表演刚刚结束，李鹏匆匆走向德国馆。一块牌子立在远处黑压压的人群上方：“排队需要3小时”。这个时间正好可以用来吃个午饭，李鹏已经打算好了。

这是他第31次进入世博园。而在5月第一次来上海看世博之前，这个26岁的小伙子还从来没有出过云南省。

路过饮水处，他刚掏一双筷子放到直饮水龙头下，旁边的志愿者立刻喊道，“请不要用水冲洗餐具！”李鹏急忙点头道歉，一边用手擦擦筷子。

“我都是自己带饭，从没在世博园里买过吃的，”他说话带一点家乡口音，一字一顿，还有些谨慎，“除了和我弟弟第一次进世博园时，我请客，买了一盒章鱼小丸子。60块，送一杯饮料。太贵了。”

他一边钻进通往德国馆的队伍，一边拨开挎包，里面掖着捡来的欧盟小旗。他取出一个一次性餐盒，狠狠地把筷子戳进压得死死的白米饭，没有菜、没有水，大口吃起来。周围人群投来异样的眼光，他倒吃得挺坦然。

早在2008年，李鹏就产生了来看世博会的想法，而第二年播出的纪录片《百年世博梦》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机会很难得，可能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

5月，他开始筹划着去上海，先让在上海念大学的弟弟帮忙买了10张票，又买了一些T恤和云南风景明信片当做小礼物。他的原则是不跟旅行团，因为“时间短、花费高，而且也就是走马观花”。他也曾想过找人同行，但住在农村的父母原本就不大支持，身边的人又都忙，没人响应。

请了十几天假，李鹏坐火车第一次离家来到上海。他跟几个贫困学生一起住在离上海大学两公里远的月租房里。

在上海期间，他每天早晨起来煮饭，8点吃过早餐后，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到世博园，下午2点左右吃自带的一盒米饭。一开始他还带上些零食晚上吃，后来零食省了，每天晚10点回住地后“再胡乱煮些饭吃”。

为了省手机费，李鹏在上海从不接电话，只收发短信，“吃住行都降低到最低标准”。5月和9月两次来看世博会，加上路费门票他花了不到一万块钱。

“仙女离我只有20米”

第一天走进世博园时，李鹏震惊了，看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稀奇的，一时间竟乱了方寸，不知道先看哪里。由于缺乏“计划性和紧迫感”，他发现自己有很多场馆都没有看过。

“我不常排德国馆这种热门场馆，”他一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一面有点费劲地咽下一口白饭，“我对演出比较热衷。”

李鹏26年间观看现场演出的经验并不多，事实上，20岁那年，他才在昆明听了生平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会：神秘园组合音乐会。那次，他紧紧攥着咬牙买的一张60元学生票，站在角落，心潮澎湃。

当神秘园出现在挪威馆日的演出现场时，李鹏还在第二次前往上海的火车上，毫不知情。当得知自己错过了什么时，他后悔不迭，自责自己如此狭窄的信息来源。

9月26日李鹏开始自己的第二段世博之旅，他仍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报，只能早上到园区领取一张当日的节目单，然后仔细拟定自己当日的观博路线表。

李鹏眼中的世博会无疑是由一场场奇幻的表演秀组成的。他最喜欢的是非洲广场和美洲广场上外国歌舞团的表演，因为音乐极富激情，“比如喀麦隆歌舞团，太慷慨了！一个月天天演出。”看到兴高采烈时，性格有些内向的他会在台下手舞足蹈地呐喊。

最令李鹏激动的是在俄罗斯馆日的演出，一个女演员在欧洲广场上表演，他觉得她“简直就是仙女。天使吻了这个人的嗓子，”他一直在想，“而且她离我不到20米！”

演出结束后，李鹏冲到后台，把一张用英语写满祝福、标注自己姓名和电邮地址的明信片(他事先都会在笔记本上打好草稿)送给了这位俄罗斯姑娘，而她回赠了一盘精美的CD，还给了他一个拥抱。“太幸福了，”他一脸陶醉地回忆。

谈及非洲马拉维儿童的武术、格鲁吉亚歌舞等演出时，李鹏滔滔不绝，“太美了。太好了。每次我都看得……”他极力在脑子里搜寻合适的词语表达当时的想法，每次却都只是激动地说出来同一个词，“热泪盈眶”。

除了免费得到赠品音乐专辑，他也在世博园买过几张挺贵的CD。一次，李鹏跟一个芬兰歌手讨价还价，一张原价80块的芬兰歌曲专辑最后以100块2张的价格成交。一高兴，他又加送给对方一件T恤。

“他们是旅游我是来参观学习的”

三个小时后，李鹏终于挤进德国馆。身后的游客们匆匆跟不来梅驴子、柏林熊们合影，然后匆忙向前赶，他却站在展板前一板一眼地读各州情况，用自己的小数码相机给每幅照片拍照。“他们是旅游，收获不大。而我是来参观学习、感受交流的。”他说。

他必须同时计算自己还能拍多少张，因为相机内存卡只有256MB。在世博园的31天里，他从来没有给自己拍过照片。

除了挎包，李鹏还随身携带一个黑色购物袋，每天里面都能塞满大堆宣传资料、小礼物、徽章和免费纪念册。怎么把那么多天来收集的全部资料带回云南？他很头疼。

外国音乐CD是他世博的收集品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别人送和自己买的，有时候演员在表演中会往台下扔小礼品和CD，那往往是李鹏会拼了命的时刻。一次一个巴西乐队往台下扔光盘，他拼劲地抢到了一张，“都不讲文明了，因为实在太喜欢”。

看到其他纪念品，他往往舍不得花钱买。在精心考虑之后，他买了一个120块的柚木果盘，因为“还比较实用”。

李鹏的世博收获当然不仅仅包括这样的实物。

宝钢大舞台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对李鹏很熟悉，因为他老去那里看演出。有时候，他还会帮有急事的参展人员看着展台，熟练地回答一些游客的问题，竟然有了些主人翁意识。

5月，他帮天津的几个参展者做了一次英语翻译，有些结巴，但可以勉强达意，“居然获得了两个太平洋联合馆的外国艺术家的肯定。”李鹏说起来很有自信。虽然他还没有考过英语大学四级。

他觉得，世博会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意识到自己很多糟糕的弱点”，比如不善交流、封闭自我、不重视社会生活的规则、太拘小节。“世博会多么宏大，创造了那么多纪录，连7000万游客都达到了，我怎么还能那么拘于小节？”李鹏说。

对于世博后的生活，他想了很多——即使5月第一次参观世博后回云南，他就不怎么能跟身边的人交流世博会的事，因为周围很少有人来过——“自己会能容纳更多不同的、美的东西，因为开了眼界；以后工作和挣钱都得提高效率，为以后更多的旅行做准备。”接下来，他最想去内蒙古和新疆。

另外，在世博记了那么多笔记，李鹏打算回家总结整理，写本小册子，“不仅仅是纪念，还想给亲戚朋友分享。”

不过，李鹏也承认，基于自己的电脑打字水平，这个计划不会那么快就能实现。现在他要担心的是，之前跟老板软磨硬泡请的假必须补回来，他估计很长时间里很难有双休日了。  ★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式表达

第一次，中国在世博这个汇总世界各国创意和文化的舞台上，全方面的展示自己的“家底”和想象力。从上海地方馆到中国馆以及表演活动的舞台，来自中国民间专家和做决策的政府共同完成了这第一次的亮相。世博结束了，回头看中国在世博的表达，有哪些经验和遗憾？

本刊记者/杨时 万佳欢(发自上海)

以大局为重，首先保障运营

王平久的新身份是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作为上海世博会“中国元素”项目的总策划，他的工作主要是接洽各省市表演团体在世博园“宝钢大舞台”的演出。

在此之前，王平久策划过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故事”。“那个活动的目标和使命相对单纯一些，就是展示中国文化曾经有什么东西。”王平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此次上海世博会的活动内涵更加复杂。在这个当代最新科技的展示盛会上，如何呈现“中国的传统与转变”是一件需要机智的事情。“中国要想让世界了解你的文化，必须要放宽自己的视野，看世界需要什么，思维方式是怎样的。这样去传播你的传统文化才可以。不能说我有什么，你看吧——人家凭什么看？”王平久说。

在他原先的计划中，宝钢大舞台的表演和活动应该是传统和现代并存。“我们要的是发展轨迹，要的是未来，而不只是展示所谓的历史。我经常说一句话，过去很牛，你现在怎么样？”

于是他开始努力加入青年创意的内容，首先是把宝钢大舞台搭建成一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样子——一张老式桌子，桌面是传统的木板，但桌腿是非常现代的铁制品。

几乎不可避免，策划团队的想法与世博局的观念产生了分歧。世博局提出：原为上钢三厂特钢车间的宝钢大舞台需要尽可能地保留原有厂房建筑的结构体系，以延续历史记忆。

世博局提出保留原貌的目的是“能让人们想到钢铁车间里曾经热火朝天的场景”。费心搭建的舞台在一夜之间被全部拆掉，三天后重建成原先的样子。

“中国元素的活动首先要满足上海世博局的要求。作为一个策划人来说，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王平久遗憾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终我们也意识到团队运行184天，安全无事故，已经很牛了，还是以大局为重，把自己的一些梦想和想法压下来了。”

有遗憾的不光是王平久，在他参与世博活动的三年前，夏骏就以世博会顾问身份被邀请参与中国馆的策划会。彼时，中国馆的16字方针已经由上级领导确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师法自然、和而不同”这是夏骏和其他顾问需要阐释的主题。

“这都是特别宏大的哲学命题，和世博会的呈现方式是有矛盾的。”而且夏骏认为，这些命题有一些并不是中国独特的文明精髓。比如自强不息，韩国和日本难道人家不自强不息吗？再比如厚德载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假冒商品和毒奶粉，这是我们转型期的尴尬，怎么体现厚德载物？在策划会上他曾当面与相关官员提出了这样尖锐的问题。

但既定主题已经无法更改，夏骏他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刻板的呈现而已。他开始带领着团队将入围方案糅合在一起。他们起初设计了一个大碗，让人们可以坐在其中穿越千年城市，从清明上河图一直游览到未来。类似的计划最终被拆解成几个部分分散地摆放进了最终的中国馆中。夏骏觉得“这样一来力量就薄了很多”。而且中国馆中最终还是出现了一组几十年来家庭生活的变迁的展览，以此展示中国社会建设的成就。

最聪明的表达方法是以小见大

相比于中国馆中的遗憾，夏骏更欣赏美国馆中举重若轻的展现方式。一些平民用幽默的方式学习中文以及表现一个底层社区女孩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社区环境的电影短片。这些都让夏骏感慨两国对展示国家文化和文明理念的不同，“中国办活动是政治性很强的，是想展示国家形象。但美国馆用特别生活化的小故事展现了美国精神，这才是特别打动人心的。”

在遗憾和修正中间寻找空间，是世博策划团队共同的方式，像夏骏一样，王平久也在努力在世博会上渗透自己的想法。比如，他在省区市传统的表演基础上做了一些“小课堂”式的互动活动。第一次是从湖南的“湘绣”开始，邀请二十多个游客和“湘绣”老师一起绣花，最终游客们可以把作品作为手机挂链拿走。后又陆续邀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现场教游客剪纸、活字印刷，这些逐渐成为所有馆中最有人气的活动。

在王平久看来，他的团队优势在于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知道当下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喜欢怎样的呈现方式。“很多人都以为外国人喜欢看京剧，其实不然。他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生活节奏跟中国完全不是一码事，他们不理解唱一句话摆很多姿势还唱不完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一搞中国传统就抬上去京剧，实在没必要。”王平久认为，“世界需要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正在奔跑的年轻小伙子，出身于书香门第，很含蓄，但是在很努力地奔跑，并且给你阳光式的笑脸。不是我们过去的那种唉声叹气、茅草屋的感觉。”

其实，无论官方决策者还是民间顾问，都已经注意到了呈现方式的重要。就在王平久和夏骏为世博会方案苦恼的时候，上海市长韩正在2009年夏天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上海馆能加入一个动感体验的环节。”作为上海馆馆长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东于是决定制作一部高科技电影。

这部4D电影选择了“交通变革”的主题来体现市委领导的要求——上海的创意与活力。影片从最早摇啊摇的小船、马车、当当车，到最后的高铁、飞机，甚至探海、探月的幻想和部分实践。在陈东看来，“这样的电影既能表现上海城市100多年的历史、解放后6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更能表现未来。”

为了与国际接轨，陈东选择了一个为《阿凡达》制作特效的后期制作团队。“我们在制作探索未来部分的时候，会跟他们一起讨论——这样一个画面、这样的欣赏习惯，符不符合国际眼光？也跟一些电影导演、制片人、甚至企业家探讨这个电影具备国际眼光、世界视野的可能性。”陈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证明，这样电影形式还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上海馆的闭馆时间是会场中最晚的。晚上10点45分，陈东有时还会看到因为没能进馆而吵吵闹闹的观众。

世博闭幕之后，这部电影已经确定会被移至一个公共空间对市民免费放映。

涂和东、宏涛夫妇：可能是我们对世博的期望太高了

虽然世博会有值得看的东西，但对于我们来说，花费的时间、精力都太大了，不值得

本刊记者/唐磊

对住在北京的涂和东、宏涛夫妇来说，上海世博会的旅行早在一年前就在他们的规划中。像许多高学历、收入稳定的80后白领一样，涂宏夫妇俩几乎每年都有旅行计划，每次都做好自己的旅行攻略，这次也不例外。

涂和东先在北京某银行花400元买了一张三次票，当时就剩一张；又通过邮局买了三张160元一次的门票。俩人计划用三天的时间好好逛逛。

世博会开幕后，涂和东很关注网贴，并不断修正自己的世博攻略。“我比较想看高科技含量的馆，可以互动体验的。再看看国家馆的异国风情，闲暇时再扫扫小馆。”涂河东很清楚自己希望在世博园看到什么。

按计划，英法德馆、太空馆、石油馆等宣传较好的场馆被夫妇俩定为参观首选，像中国馆、沙特馆等需要预约或要长时间排队的被直接放弃。

利用端午节假期，夫妇俩又请了几天假前往上海，并将进入园参观的日期都定在工作日，避开人流高峰。

6月13日，两人先坐车到世博轴附近的纪念品商店，买了两本世博护照后，由东往西参观。

先去世博主题馆。主题馆排队的人不多，而且内部空间很大，二十多分钟的参观让人感觉不错。

离开主题馆，两人到马来西亚馆排队，约一个小时后，影星杨紫琼出现了。伴随着一阵骚动，杨紫琼进入马来西亚馆，馆门也随之关闭。排队的观众回过神后开始怒吼，有人喊道：“杨紫琼滚出来，我们要参观。”很多人开始往前挤，原本井然的秩序在见证特权后瞬间崩溃。队伍旁的栏杆都被推倒，有观众和保安发生冲突，不断有警察增援马来西亚馆。

约半小时后，马来西亚馆重新开放，但观众已经不愿再重新排队，又是一阵混乱。

柬埔寨馆、印尼馆后，两人接着到捷克馆，依然是约一个小时的等待，宏涛玩游戏解闷，两人轮流坐在随身带的小板凳上休息。

“一进捷克馆我很震撼，以前我觉得捷克发展并不好。”涂河东说，“捷克馆顶挂着各种机器设备，看上去科技含量很高，这颠覆了我对捷克这个国家的印象。”之后他一人去了非洲联合馆，宏涛体力不支放弃了。

根据攻略计划，下午五点到七点是一个空档期，团体游客大多撤离，晚场观众还没入场。两人开始横扫几个口碑不错的欧洲国家馆。分别排了一个多小时，两人得以进入法国馆、英国馆。

“法国馆门口的照片，像是一些残脸，感觉他们在描述中国孩子的面貌时都是愁云惨淡的，看了觉得很压抑。”宏涛回忆着自己的印象。

“之前对世博期待很高，感觉去了一个国家馆，就像旅游一样，能对这个国家有一定了解。”由于工作关系，涂河东时常有出国的机会，他也希望在世博会上见识更多的国家，但发现不是这回事。“像英国馆，好像和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关联。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好，到处都是种子，看多了就审美疲劳了。”

盖了几个护照章后，又去了奥地利馆，之后离园。

“非常非常累，走完就不想再走了。”但一天逛10个馆，两人觉得满意。6月17日，夫妻俩选择在工作日第二次入园。他们直接坐地铁到浦西馆区。

参观完中国船舶馆和信息通信馆后，俩人到了中国航空馆。“这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馆。”夫妻俩的意见一致。

航空馆内有个体验设施——地乘4D展演系统，通过集成先进的无轨全智能自动化控制观光车，结合3D投影，让人身临其境，时而从高空俯冲到某条公路上，时而起飞升入浩瀚的星空。恰从这天起，航空馆的另一个受追捧的设施——模拟机开始预约，每天只接待300名游客。他们没能赶上。

这天俩人逛了7个馆，觉得很享受。但对于各企业馆有自己的评价。

18日，两人第三次入园，这天上海的天气开始闷热起来。

两人再次从浦西入园，体验坐船过江到浦东，准备去“传说中”的日本馆排队。“我们决定看看是否能坚持一下。”涂河东说，“但日本馆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越南馆、巴基斯坦馆、哈萨克斯坦馆……夫妻俩逛着，也有着自己的参观体会。“伊朗馆的地毯标价380万，没想到那里百姓穷，但仍做这样的奢侈品”“我们看朝鲜馆是去感受外国人看我们的那种心态。也想从朝鲜馆中找找80年代中国的影子……”

“我们太伟大了，去了三天，像完成任务似的把票花完了，没浪费。第三天我累得只想坐着。”宏涛总结自己的世博之旅说，“虽然世博会有值得看的东西，但对于我们来说，花费的时间、精力都太大了，不值得。也可能是我们对世博的期望太高了。”

国庆节后，宏涛的一位同事到世博园参观，那天的入园人数83万，并下着大雨，同事排了一整天，参观了两个“不怎么样”的馆后匆匆离开。  ★

被世博改变的生活

何秀英：孩子们来上海，我绝不让他们乱丢垃圾

在农村生活了三四十年，何秀英从来没觉得乡下的卫生条件有什么不好，在世博当了200多天的保洁员后，开始怀疑自己回到老家是否能适应那没有冲水设施的厕所。世博半年如何改变了何秀英？

本刊记者/马多思

40多岁的何秀英来自安徽亳州农村，豪华五彩的世博会带给她的除了每月将近2000元的收入，还有对上海这座“特别好玩”的城市的印象，和闯荡的勇气，以及见到哪儿脏就想去打扫的职业冲动。“以前在上海打工时我只敢待在宿舍里，现在敢到处走走，只要不离开地铁很远就行。”世博期间，何秀英第一次逛了上海，到了南京路。

“现在看到哪儿脏我就不舒服”

10月28日，半夜12点半才睡下的何秀英5点多就起床准备到世博园上班了。虽然上班的时间是7点，但是因为怕迟到被扣钱，何秀英总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就赶到园内。“早上的工作比较累，7点前到，9点开园，我得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我的负责区域打扫好，这样游客一进来，看到的是特别干净的问讯处和厕所。”

何秀英今年3月来到上海一家保洁公司，培训半个月后被派到世博园开始保洁员的工作。谈起每天14～16个小时的工作内容，她说起来节奏就像一个优秀的小学生在背诵课文。“世博开园到8月份，最忙的时候我们每天要工作16个半小时，每个月工作20天。8月份以后改为每天14个半小时。除了早上，晚上闭园前收集垃圾的工作强度也很大。工作完回家后都要半夜12点多。”何秀英说。

何秀英每天重点负责的，是问讯处的室内、旁边女厕所40个蹲位以及问讯处附近道路和草坪上的卫生环境。她的工作程序是先用洁厕剂和清水冲刷，然后用抹布和小刮刀打扫，最后是用墩布拖几遍。“垃圾桶的厕纸不能超过半桶，不能让客人看到任何不干净不愉快的现象和情景。厕位要用完一个人就打扫，拉手门要每隔一小时清扫一次”。她的工具包括扫把、墩布和小刮刀，清洁剂、保洁剂和洁厕剂达八、九种。“保洁员工作时间的洗手次数也有规定”，发现厕所设施有问题，要及时通知物业修理。

打扫完室内卫生后，何秀英会提着塑料桶，右手拿着钳子，在人群中穿梭，不时地捡垃圾。“有时下雨，天不亮时，我们保洁员就开始一张一张地把凳子抹干，不能让客人没地方坐。”

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可以给何秀英带来100元的收入。每个月就可以拿到税后1900多元钱，如果有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保洁员每次会被扣50元，另外6、7、8最热的三个月，她还领到共150元的高温费。

刚到世博园的一段时间，何秀英觉得哪里都挺干净。可是越到世博快结束时，她却觉得这里也脏那里也不干净——“刚来世博园工作，觉得各种建筑好看极了，眼里没活，看哪里都不觉得脏。现在可不行了，经过一段保洁工作，看到玻璃门上有个手印、地上有个面包屑我都觉得别扭，看到哪儿脏我就不舒服。逛南京路的时候，见到有脏的地方就想去打扫，其实明明知道那里不归我管。”

“我的孩子们将来也要到这里打工”

世博园很多国家的场馆里，都有新科技带来的富有创造性的展品，但是何秀英工作了大半年却没有参观过其中任何场馆，她觉得，“世博园里厕所的设施特别好”。“但是还是有好多人上完厕所后不冲，或者是把大便排在池子边上。”何秀英说她打扫这些时，曾恶心得吐了几次。“座便器上被搞脏的板必须用手拿着抹布擦，我的同事们也吐过好几次。”

除了冲洗厕所，让何秀英和同事们感到头痛的，还有一些游客排队时扔在地上的垃圾。“队伍有多长，垃圾就有多长，观众排的队伍的形状像蛇、像圆圈，地下垃圾队的形状就像蛇和圆圈。垃圾成分主要是零食的包装袋和废报纸、啃过的鸡骨头……”何秀英的同事经常在排队的栏杆上系上一些垃圾袋，供排队的观众扔垃圾用，但是还是有好多人注意不到，继续把垃圾扔到地上。

后来不知道谁发明了悬挂式垃圾袋，地上的垃圾减少了，矿泉水瓶等稍微大一点的垃圾都看不到了，但还有一些诸如鸡蛋皮、面包屑、口香糖等小的垃圾会遗留在排队区。“口香糖清理起来实在太费劲了，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乱吐口香糖”。何秀英用小铲费力地铲着地上的一块口香糖痕迹，一边说起自己的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他们总向她央求要到上海来玩。提到他们，何秀英疲惫的眼神中，有了些兴奋的光泽。“将来孩子们来上海，我绝对不让他们乱丢垃圾。还有你看，世博园里有好多分类垃圾桶，可是很少有游客认真分类，总是把垃圾混在一起。”

何秀英和同事们打扫的另一比较多的垃圾，是问讯处发放给游客的指路地图——很多游客都来到问讯处要地图和指南，然后连看都不看就铺在地上，用来当野餐的桌布和坐垫，”“桌布”上摆满了自带的杯面、香肠什么的。野餐过后，游客们并不收拾走，把吃剩的杯面碗和地图都留给了保洁员。

“特别好，特别好玩。蛮好的。”这是何秀英形容上海这个城市的仅有的几个词汇。尽管如此简单，她就是喜欢上海，虽然开始时有些惧怕。

何秀英说，以前她曾两次来上海务工，那时上海火车站整修，需要好多民工，那时她也主要做清扫。刚到上海时，何秀英从车窗里看到上海街景特别好看，到处是灯光，照得到处亮堂堂的。但是在明亮的上海，下班后何秀英只敢待在宿舍里，不敢出去。“我不识字，看不懂路牌，怕走丢了，上海太大。”

到世博会后，何秀英开始和同事利用休息时间结伴坐地铁到处逛逛。几天前她终于看到了南京路，还去了外滩，“感觉特别地好”。但是她们仍然不敢离开地铁太远。

在南京路附近，何秀英在一家餐厅找到了新工作，世博会结束后她就要到这家餐厅当洗碗工，一个月1500元，还管一顿饭。“上海蛮好的，我就是要来这里打工，我的孩子们将来也要到这里打工。”想起过几天她的新工作，何秀英笑了。  ★

邱英：去世博就是跑步、排队、看电影

孩子钻过去了，邱英和同事也跟着钻过了坏的栏杆。周围不明情况的其他排队者开始起哄谩骂。“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本刊记者/唐磊

局里二十年都没有组织过旅游，因为经费实在太少。这次局长破例，将局里的10个人分成两批，组织去参观上海世博会。

“我们都特别高兴。”邱英说。她来自南方一个三十多万人口的县城，在县档案局工作。直到孩子上大学后，她才有过两次分别到北京和苏州、南京较远的旅行。

档案局的人报了当地三四十人规模的旅游团，从乌镇到上海再到杭州，一共玩五天，每个人1100元，局里找其他名目报销。

局长要求大家对这次旅行保密。“其实县里很多部门都已经去过世博会了，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邱英说，“听去过的人说，很辛苦，里面吃的东西很贵，方便面都要50元。但我对世博会很向往。”

10月11日上午9点，邱英坐着旅行团的大巴来到世博浦东展区，排队一个多小时后通过安检，当天入园参观人数超过40万。在车上，团员们就相互交流“经验”说，哪个馆排队人多就不去哪个馆。

邱英和4个同事先去了人少的国际组织联合馆，同行的还有两个同事的七八岁小孩。在馆里，邱英不断地寻找盖章处，在她花30元买的世博护照上盖章，以至于回家后半个月了她都想不起在馆里看到过什么，只是模糊记得有的展览和环保有关。

出了国际组织联合馆后，大家走散了，她和一个同事及同事小孩结伴参观。

按照排队人少的原则，邱英来到亚洲联合馆片区，伊朗、伊拉克、约旦……又是一通盖章，看过什么已经忘了。

再去了主题馆后，没有预约票的邱英围着中国馆看了看，用相机留下对中国馆的纪念。

邱英一行人决定去看看“大馆”。她们到日本馆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后，突然发现排队公告说要排五个小时，旅行团规定的集合时间是晚上7点，时间不够，她们只好放弃，转而到日本馆对面的哈萨克斯坦馆排队。

七八岁的孩子开始坚持不住了，一天不断地走动和排队让他疲惫且烦躁不堪。身边的游客好心建议：“前面栏杆坏了，你们让孩子钻过去吧，这样不用等那么久。”

孩子钻过去了，邱英和同事也跟着钻过了坏的栏杆。周围不明情况的其他排队者开始起哄谩骂。“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邱英说，“但是能怎么办，不能让小孩一个人到前面，我们也不想放弃这个队伍，不然一天都没进过大馆。”

两个小时候后，邱英进入哈萨克斯坦馆。“这个馆看得最全了。看了3D电影，但忘记讲什么了。记得馆里的屏幕是可以遥感拼图的。还有能感受阿斯塔纳冬季的景象。”邱英说。

邱英从来没有看过3D电影，她把在世博馆里看到的所有片子都叫3D电影。从这个她参观过的“最大”国家馆中出来，邱英记住了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一个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曾听说的城市。

坐上返回宾馆的大巴，行驶在街上，邱英才见着C片区，在电视里看到多次的欧洲馆区的展馆都在这里，但已经无法参观了，连照相留念的时间也没有。

12日上午9点，旅行团进入浦西展区。

安检后，邱英一行人往石油馆飞奔——大家听说石油馆最好看。

热得湿透了衣服，邱英排了一个多小时后，广播里通告的排队时间不断变化，从4小时慢慢涨到7小时。邱英放弃了。

这天入园的人数超过40万，和昨日相当。有的团友排了一整天的队，就看了石油馆。据现场的观众说，这一天热门的沙特馆要排队10个小时。

邱英和同事带着同事孩子来到育乐湾，一个儿童未来城市职业体验乐园，孩子们经过简单培训，能选择各种职业，穿上相应的工作服，完成设定的工作。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邱英和同事看着孩子享乐，也当作对自己不断排队消耗精力的慰藉。

她们决定还是接着排队。

在通用汽车馆门口站了3个小时后，邱英看了《2030，行》，一部展示2030年城市移动系统的电影里，讲述那时的生活将是“没有堵车，没有交通事故，很美好的未来交通生活，我们能更多享受亲情爱情。”邱英觉得，这个3小时的等待是很值得的。“这一天收获很大。”

在太空家园馆里，邱英第一次看了真正的3D电影。最后她去了国家电网馆，在看了一堆“看不懂”的展览后，邱英随旅行团离开了上海。

夏骏：文明意义上的冲击稍差些

从一届世博会本身深刻程度来讲，它的遗憾还是很多。比如主题大而泛化。而且我们过于举重若重，不愿意也不敢以小见大

本刊记者/杨时

对于上海来说，世博会不单单是一场发生在家门口的科技与文化展览，它是世界对于上海的一次全面检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吞吐了超过七千万游客。这些人为了世博会进入上海，轻触到这座城市后随即离开，再将浅或深的体验传播出去。

从中国各地涌来的参观者们看到了科技的奇观也见识了令人绝望的长队，外国的客人们惊艳这座远东的城市也领略了中国转型时期令人尴尬的国民素质。

从筹备到结束历时5年多的上海世博更像一次宣告，向世界证明中国可以为世界瞩目的聚会做东，并以此与两年前的北京奥运会遥相呼应。但相比于只持续十几天的奥运会，上海世博更加复杂，它绵延半年的跨度以及以多重解读的内涵都在考验着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在世博会闭幕之际，《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上海世博会顾问夏骏，让其回顾与反思本届世博的得失。

中国新闻周刊：你考察过世博会的历史，也参观过其他国家的世博会。这次有七千万观众的上海世博，大多数参观者是中国人。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世博，这次有什么特殊性吗？

夏骏：在任何国家，本国的人总是参观者的主体。巴黎世博会的参观总人数超过了法国的总人口，他们本国与国外的参观者约一半一半。但是欧洲本身就是一个板块，各国之间关系比较近，文化都同色，其他国家去看的人数和法国本地的人数相当是正常的。但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而我们周边国家的人消费能力和人的总体文化水平弱一些，国情不一样，民族情感也不一样。不过这次我们邻国，日本、韩国来了几十万。

而且这次世博会，我们是举国之力，跟其他国家的“玩法”也不太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媒体都愿意举这样的例子，说日本有“世博一代”，世博成为日本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上海世博会将给国家或者上海留下哪些精神遗产？

夏骏：从组委会来讲，它是想给上海给中国留下一些东西。对于上海的直接影响很多，首先把那块场馆的土地清出来了，对上海来讲它是一块价值巨大的土地。举办世博会，这对城市的知名度、城市的权威性、影响力和国际化都有提升。毕竟几百万的外国人来了，能够拉动更多国际化合作。还有一些目前看不到的、无法统计的合作，比如外国人到上海自己发现了一些商业合作机会等等。

其次这个城市和整个中国的互动性都加强了，上海其实是中国最早的殖民地，最早的现代化城市，但上海人也很排外。这次是上海进一步打开的机会，而且加强了基础设施的丰富性，让这个城市更成熟和完善。

但是，文明意义上的冲击稍差些——也不是没有。像英国的零碳馆，很多人看了还是有启发。但缺失有巨大冲击力的场馆，我觉得还是很遗憾。不像以往的世博会，有的甚至带来了技术革命，比如电梯技术的亮相，让人类直接进入了摩天大楼时代，这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多了不得。但上海世博会没有这样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是世博会在这个传媒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尴尬吧？人们可以轻易看到各种最新的科技，不再对世博会上出现的内容感到惊奇了。

夏骏：对，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这也是世博会所面临的挑战。传媒太发达了，很多发明在其他通道上已经展示过了。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他们现在不是很爱办世博会的原因。我们更多地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中华盛典来做：在世界范围内巨大的活动，咱们也能玩一把。

客观地来看，世博会在一个信息传播多元化快捷化的时代，它的展览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七八千万人通过飞机跑来跑去，也不低碳。

我觉得这届世博会在主题上聚焦不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是个太丰富的概念。我们做很多事都有大而化之的问题。如果这一届世博它主题更聚焦，比如叫“低碳时代的到来”，或者“低碳的呼唤”，可能它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力和推动力会更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世博会期间许多媒体一直关注着游客的素质问题，很多人在排队时的插队、哄抢东西等等。这个情况是你们预想过的吗，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夏骏：我观察到是有这些不文明的现象，这是个过程。因为我们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间太短了，中国的文明本身是个家门口的道德自律，是熟人社会，一到陌生人中就可以放松。西方不一样，他内心的道德自律都是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下的。这涉及到一个文明更替的问题。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巨大尴尬之地：已经开始国际化了，但是还停留在一个村庄文明的层面。这次世博既表现出我们的尴尬，倒也是一次检验。这次肯定做得还不够地道，也不可能地道，但也唤起了我们的思考，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提升和自我现代化。这个过程中路还是很远。

但我觉得世博会对此是有推动，看排队太长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有人坚持排下来了，我想这次是很多人一生中排的最长的队了。这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能把一个四小时的队排下来了，磨炼本身也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需要秩序和忍耐。这也是一种教育，尽管有少部分人依然越轨。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世博会已经结束了，反思这半年的历程，对比你们最初的设想，有哪些实现了初衷哪些没有实现？

夏骏：对于主办方中国来讲，这次世博会的目标基本达到了。就是在中国做一次东，请世界来做一次当下文明的展览。我们把这个“局”撺掇起来了，维持到最后没有出大事，最后还很体面地结束。这个城市获得许多直接的、间接的、无形的、有形的财富；对第三产业拉动很大，比如上海的酒店业和航空业，半年的餐饮住宿持续地兴隆，包括出租车持续爆满。

但从一届世博会本身应该达到的深刻程度来讲，它的遗憾还是很多。比如主题大而泛化，如果把低碳作为主题，做成一个深刻的理念，我们国家可能日后走的弯路会少一些。很多话题聚焦了以后才能非常有效地解决。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城市化，哪怕我们的主题是“城市的堵与疏”，只说交通，实际意义也很大。主题泛化是中国人做事的一个问题，凡事都要囊括全部话题，一下子想解决所有问题。要求框里边要有最全面、最宏观、最重大的话题。实际上这不一定是最有效的。

而且我们过于举重若重，不愿意也不敢以小见大。而以小见大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办法。  ★

(实习生李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