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土街》与逃离农村

逃离《土街》与逃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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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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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街》是一部小说，作者亦夫，我与他见过一面。《土街》写于西历1990年，距今已有20年。当年被书商包装成类似色情读物，我没有读它。20年后，新星出版社再版了这本小说，亦夫先生送了我一本，扉页上还手书了“正之”这样常用的客气话。亦夫先生在《再版后记》中说，除了一些错别字，他没有其他改动。他对当年书商赚得盆满钵溢，盗版也因偷食而肥，自己却“两手空空”颇有感慨，我便好奇地拜读了一遍，把作者的客气当福气，毫不客气地说点看法。
    亦夫先生是陕西作家，小说《土街》写的是陕西一个很小的村庄里的故事。这个村庄因为小，所以只有一条“土街”。故事从新中国建立前夕写到三年自然灾害。读这本小说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现代人对于农村的态度。小说一开头，两个旧中国时期的高中生，一个以优秀成绩毕业，一个肄业，但都想进省城西安工作，不想留在农村。结果，好学生“宗孝”迫于父亲的乡土观念，不得不在农村帮着父亲干活。次学生“治才”进了城，在亲戚的铁匠铺里做了城市小手工业者。两人暗中有较劲的意思，尤其是治才。在那个时候，进城的治才虽然读书不怎么样，但是，因为有了城里人的身份，觉得自己胜过了宗孝。宗孝则始终在农村不安心。
    宗孝的父亲是一个精明的农民，秉持中国农民一贯的习性，多子多福，以土地为财富之源，生了5个儿子，等于家里有一批潜在的壮劳力，又陆续购置土地。治才的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儿子进了城，只能老人自己干农活，忙不过来，结果把一部分土地卖给了宗孝的父亲。这让刚有胜利感的治才，又有了失败感。到新中国成立时，城里的铁匠铺也呆不下去了，治才不得不回到农村。治才与宗孝彷佛回到了同一起点，但是，当初进城的治才，短暂的“胜利”后，在土街上更失败。宗孝家红红火火的农村大家庭，比治才家单苗独传的冷清，更容易引起农民们的羡慕。但是，毕竟治才在城里待过，见多识广些，对社会变迁更加敏感。为了继续与同学宗孝较量，治才鼓动父亲以最低的价格，把家里的所有土地都卖给宗孝家，然后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毁了。
    从土改开始，治才因为是个“无产者”，成了农会主席。宗孝父亲已死，宗孝成为村里唯一的地主。治才凭借时代的政治性再次占了上风。但是，宗孝娶了一个媳妇，当初也是他们的中学同学，可能还是校花。这位女同学家庭成分也被划为地主，虽然治才早就对她垂涎，但是，身为农会主席的治才，最终碍于对方的地主身份，没有利用权力娶她。这个颇有风情的中学校花、地主家的女儿，最终嫁给了宗孝。治才在赢得政治胜利之时，又在生命的满足感上败北，内心依然充满失败感。两个人的较量，贯穿小说的始终。应该说，作者在安排故事线索、故事情节上，还是比较吸引人的，治才与宗孝两人较量的最后结局，成为阅读小说的悬念。
    这一小说是从两个中学男同学都想离开农村开始的，但在整个故事里，他们都未能离开。然而，小说中有些人离开了“土街”。一个是外地来的叫花子姑娘，嫁给村里的大烟鬼后，生下了父亲不明的儿子，最终带着孩子逃走了。另两个是宗孝的媳妇最终与宗孝的弟弟私奔了。在小说的最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农村没吃的，大批农民都逃离了故乡。还有就是治才的父亲，因为看不惯儿子恶斗熟人邻居宗孝，也逃离了“土街”。不同的是，其他逃走的人都不知去了哪里，只有治才的父亲下落是明确的。他逃离了平原，逃进了山里。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还尽可能地帮了“土街”上没有粮食的乡亲。虽然有人把土改、农村合作化、三年自然灾害当成这部小说的主题，但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外壳。逃离土街、逃离农村是我读完这本小说后最想说的话题。
    从文化层面上说，自从工业化、现代化以来，在西方文明主导下，农村就是落后的象征。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文明和富裕似乎只有离开农村才能实现。小说《土街》里，即便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前，也有一段工厂招工的情节，那也成为很多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路径。这一观念或明显、或无意地贯穿于小说。对于作者来说，他似乎也是接受这种观念的。当人们忍受不了农村土街上复杂的缠斗，当农村土街上的矛盾激化到难以化解，作者都用逃离作为最后的解决方式。而且，作者所描述的“土街”几乎看不到有什么美好，即便有，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农村土街的人文环境，必然性地导向丑陋。它似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失败的写照，也是传统文化下中国人劣根性的充分体现。它集中于诞生了周公、秦始皇等重要人物，孕育了七朝古都的这片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的村庄里。在作者笔下，土街上的人们个个满嘴脏话，心胸狭隘、眼界短浅。在相当多的情节中，屎尿、污垢、脓血是作者经常描述的对象，恶臭的气息透过纸面，扑向阅读者。这样丑陋的农村、丑陋的传统中国小农社会，似乎只有逃离它，才能找到幸福。如果把农村合作化也当成是逃离传统的方式，作者等于用饥荒这一结尾得出结论说，这种就地逃离方式无效，必须换一种其他方式。
    在性行为的描写上，作者也用大量隐喻呼应了这一主题。宗孝的父亲虽然生了五个儿子，但是，晚年却变得性无能，因而脾气暴躁，令全家人厌烦，最终跳井自杀。宗孝娶了校花，结果，被治才一次故意陷害的行为伤了腰，最终也变成性无能。这似乎是治才与宗孝较量中，内心黑暗、善用阴谋的治才又一次胜利。为了在生理满足上与宗孝较量，治才利用农会主席（后来叫生产队长）的权力，玩遍了“半条街”的女人，而那个女叫花子的儿子，很可能就是治才的。但是，这个借助农村之外的力量而性欲旺盛的农会主席，始终把宗孝的媳妇当成最完美的终极目标。当他有一次利用权力企图强奸宗孝媳妇几乎得手的时候，被宗孝媳妇踢碎了裤裆，从此也变成了性无能。这一系列隐喻似乎在说：在农村的人，都断子绝孙了。疑似治才与女叫花子生的儿子，最终离开了土街，不知所终；治才因滥用自己的性能力而得到失去性功能的惩罚，从此沉浸在对整个土街更深的仇恨中；宗孝父亲因为性无能而自杀；宗孝因为被陷害而性无能，没让媳妇的肚子结出果实，也导致媳妇与小叔子私奔；而这两个性欲依旧存在、甚至很旺盛的男女，最终也没有留在农村土街，他们狠心杀了最忠实的狗，逃走了。在这样丑陋的农村，那里的人都断子绝孙，作者似乎也在说，这样丑陋的农村，不能延续下去，必须被彻底抛弃。某种程度上，它暗合了历史进步论。
    然而，逃离农村能去哪儿？逃离丑陋的传统农村，在哪里能找到幸福？小说《土街》没有提供答案，反而有一个更加反讽的暗示。小说中所有逃离“土街”的人，都去向不明，不知最后的结局。只有治才的父亲，似乎有一个善终的结局。但是，他是逃到了比平原农村更为落后的山里。这个情节似乎暗示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工业化、城市化能给逃离农村的人们带来幸福吗？似乎只有远离一切文明的深山里，才能让人的内心安宁，甚至成为拯救文明的最后依靠。作者在西历1990年写下这样的内容，我觉得是他一种模糊的感觉。到了今天，这个主题变得更为清晰。如今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其实都在这个主题之下，几千万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的中国农民，他们幸福吗？离开了断子绝孙的农村，他们能在城市里延续香火吗？而今天的现实似乎是倒过来了——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彷佛在说，如今逃离农村者，在城市里也只是过客，他们真正的香火，还只能在农村延续。然而，另一个坚硬的现实是，当今农村里几乎所有“留守儿童”，都是为城市准备的后备军，他们迟早有一天，都要离开农村，或者说，他们所受的文明教育，都使他们一定要离开农村。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农村因为传统、因为落后，只能逃离。但是，为了进入城市、进入文明，落后而传统的农村又不得不成为最后的安全堡垒。甚至它的安全性几乎完全来自传统——老人耕种土地，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地抚养隔代的孩子。而在这个传统的安全堡垒里孕育的一切，又是为了要离开它，就是为了鄙视它！于是，我们不得不问：对于当今现实来说，离开农村的结果真的令人满意吗？真的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吗？多少次，在火车上、飞机上、高速公路上，我在现代化的速度下，将自己的目光掠过农村。很多时候，我都对中国农村的田园风光充满了迷恋。那是因为一种遥远的距离。我非常清楚，生活在美丽田园风光里的人们，并不愿成为这种风光的点缀，他们有强大的动力，要离开我所迷恋的地方。而我也只能成为无数田园风光的过客，不可能把自己放进去。如同我们在高楼的窗户里，看到远处有人在桥边水岸徘徊，我们有一种看风景的惬意，却不知远处在水岸桥边徘徊的那个风景中的人物，正因为巨大的苦恼，而不想活了。这种距离既是空间的距离，也是历史的距离。这一距离逼迫我们对所谓的文明产生反省：除了逃离农村，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在文化和文明的层面上，甚至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我们为何不能把一部分重心放到建设农村、改造农村上，让那些令人迷恋的田园风光，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我们匆匆掠过的风景？的确，有些人是可以在农村之外、在城里、甚至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找到幸福，但是，这种方式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广阔农村的唯一出路？这也是我想对作者的提问。
    近年来，陕西作家作为一个群体颇为引人注目。其中，人们常常会提到贾平凹。在我看来，贾平凹虽然也以陕西农村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但是，贾平凹已经是脱离农村的一个文化人的心态，他以一种距离感观察着农村，并陶醉于自己文化人的身份。陕西农村里的故事，对于贾平凹来说，不过是换取文化人更多安逸的有用物件、素材。对于亦夫来说，至少在西历1990年他奋笔写下这部小说时，他还把自己当成农村的一部分，所以他才会有如此浓重的情感，哪怕是厌恶。然而，20年以后《土街》再版时，亦夫写到，自己已经与它有了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如何造成的？是因为离开了农村，已经获得了不少安逸、幸福而产生的隔膜？还是对于自己当初居然如此“厌恶它”的反思？如果中国的农村最终只能成为当今知识分子遥视、遥感的对象，不管是过去的遥视、现在的遥感，还是未来的遥想，中国农村的命运能够真正得到改变吗？我们当初因为受一种“进步”文明的熏陶，因亲身感受而厌恶那个丑陋的农村，我们便以自己的方式离开了那里，获得解脱，其中一些人获得了现代文明的嘉奖。这种个人解脱的方式，能够成为所有中国农村唯一的出路吗？那种所谓“进步”的文明，在中国广阔的农村面前，是否有必要修正？换句话说，经过了20年，亦夫也应该问一下自己：是否以成为第二个贾平凹为目标？我们是否认真地思考过：那些不得不永远留在农村的人，如何才能幸福？难道，留在中国农村，就是与幸福绝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