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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出国民的劣根性

      挖出国民的劣根性

——论鲁迅《狂人日记》的文学观与价值观 

鹏  鸣 

      1936年10月19日，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无比黯然的日子，中国文坛最伟大的精神战士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一生爱恨交织的世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他最后的遗言如是说。

      他走了，留下了锋芒毕露、寒光四射的匕首和投枪；他走了，留下了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思想和精神！他用手中的笔，用生命的全部光芒，划破了充塞神州大地千百年的黑暗和寂静。在他身后，有我们整个民族的苦难、彷徨、血污与难得的觉醒……

      令人无法忘却的鲁迅！是的，我们无法忘却鲁迅，回避鲁迅，应为我们无法忘却鲁迅在那“毫无边际的荒原”上投下的深思与痛苦的背影，更不能回避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时代的精神脉搏。鲁迅当年开始他的创造，成功地“葬送”了他自幼浸染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哀怨模式，以决不妥协的姿态发出振聋发聩的号叫，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共同举起民族精神的火炬，热情奔放，吹响人民奋进的号角，携手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局面。今天当我们离开喧嚣，去谛听中国小说走过的1000年的脚步声时，有一种声音仍然让我们热血沸腾、激情满怀。那是直面现实、关注民生、悲愤昂扬的一路呐喊，是对真善美的欢呼，是对假丑恶的鞭挞。静听世纪的回响，一个苍凉而有力的声音从天际传来：“我的小说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添点热闹，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

      众所周知，被别人骂为“绍兴师爷”的鲁迅之所以放下手中的手术刀，弃医从文，拿起另一把“刀子”深挖国民的劣根性，用意其实是在唤醒民众，改良社会。“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

      鲁迅先生所痛斥的“国民劣根性”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几十年后当我们拜读他所批判的一些东西时，发现这些东西并未消失，而是更深地扎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国民性，一个沉重的话题。世界各地的人在描述本民族性格时，都会自称“勤劳、勇敢、聪明、善良”。中国人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谁最早提出国民劣根性这个概念？也许并不是中国人，但是这个词在中国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知识分子、时代精英，总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和指出我们的国民劣根性。尤其是像鲁迅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大师也将心血倾注此处，并从社会文化的根源上展开深入研究和猛烈进攻。这使我们更加坚信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确实隐藏着一些劣根的东西，虽然我们极力掩饰。

      当喧嚣浮躁的尘世一次次掀起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当越来越多的灵魂游离于精神家园之外茫然无依……鲁迅究竟使我们想起什么呢？他仅仅作为一个独异的“过客”而存在吗？如果不是，我们能否找到接近他的心灵通道，从而更好地认清世事读懂人生？

     《狂人日记》的出场就像一把刀子、一道闪电。“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这个被迫害包围的“狂人”的思想是不能被他的听众所接受的。在他明白了自己也曾参与吃人，现在轮到自己要被吃掉的以后更加痛苦，最后绝望地喊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活着还有？救救孩子……”

      中国的封建传统思想有着漫长的历史，野蛮、黑暗、麻木、愚昧、落后，统治着中国死寂的大地。鲁迅曾说过：“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确，人一旦丧失独立地位和品性，剩下的也许只有奴性了。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中国人极易产生欺弱怕强、自轻自贱、卑怯贪婪一类的奴性思想和苟活心理。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国民劣根性”的活写真。更可怕的是，“精神胜利法”把中国人培养成奴隶的同时，还使他们“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麻木、怯弱的精神状态中，还潜藏着一种自私、冷漠的灵魂，其结果是人的生命被完全漠视，群众成了“戏剧的看客，只知道咀嚼、鉴赏别人痛苦———它不仅使人津津有味地欣赏人间的喜剧和悲剧，而且心安理得地欣赏丑恶与残忍!

      正是对国民灵魂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鲁迅才不遗余力。全方位地展开对我们民族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为此，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提出“立人”思想，即把“沙聚之邦”改造为“人国”。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状况，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20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生活，明白人生的真谛。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彻底摆脱奴性、具有原属于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王富仁先生对此作了独到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视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从鲁迅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及其精神发展的实际意义进行评价的，而鲁迅之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原因在于他的最根本的精神素质，这个精神素质便是他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奴隶性格、具有真正独立的思想个性！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鲁迅所思考的命题，依然横陈于我们面前，当我们回味这位先驱振聋发聩清醒痛苦的话语时，我们的内心实在无法轻松！

      每一个伟大的灵魂都是痛苦的。鲁迅，无疑是20世纪最痛苦的灵魂。鲁迅也许是那个世纪最后一个悲怆的英雄。钱理群先生说，没有天才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天才而不知爱护的民族更是可悲的。鲁迅不仅生前受到恶骂和围攻，在他逝后的几十年来，这股浊流一刻也没有止息，甚至还有人叫嚣着彻底地埋葬鲁迅。如果我们可以葬送鲁迅，那么他在九泉之下就可以含笑了。因为，这意味着，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葬送鲁迅。

      不仅如此，我们已经深深感到鲁迅身后的我们共同的悲哀、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喜剧时代，只需要歌功颂德，只需要取媚世俗。没有责任感，没有真诚和对真善美的渴望，没有对时代和民族的自我反省，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一个无英雄时代的小丑文人，要么媚政府，要么媚大众，实在不行就媚自己，或者以痞子精神来面对本已伤痕累累的中国当代衰微文学，大量的新生代作家、新新人类作者、×代出生的作家正共同预谋下毒酒，齐力为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写下一份悼词，将中国文学分批分期地葬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