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章秦汉三国的金融

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第三章秦汉三国的金融
发布时间： 2009年08月27日 作者： 叶世昌
第一节秦代的金融
一、秦始皇统一币制
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以后，国势日盛。至庄襄王三年(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先后削平韩、魏、楚、燕、赵，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消灭齐国，建立了统一的秦朝(前221～前206年)，建号为始皇帝。同年统一币制，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以半两钱为下币，“重如其文”《史记》卷三○《平准书》。半两钱原是战国时秦国铸币，至此成为全国统一的铸币钱币学界流传着这样的观点：秦始皇确定外圆内方的半两钱形制是象征天圆地方。其实此说仅是一种猜测之辞，并无实据。第一个说方孔圆钱象征天圆地方的，是西晋的鲁褒。他在《钱神论》中说：“上智先觉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员(圆)象天，大矣哉!”鲁褒并不是真的谈历史，故不能以此为据。。战国时秦国的衡制一斤重约250克丘光明：《试论战国衡制》。《考古》1982年第5期。文中说实测秦铜权84件，一斤重约250克。，半两应重约7.8克。但从秦墓中发掘的秦半两大多达不到这一标准，轻的只有2克多或2克以下，说明“重如其文”这一条并没有做到。秦统一币制后，战国半两也可能继续流通，则实际流通的半两钱轻重悬殊更大。据云梦秦简释文见《睡虎地秦云梦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的记载，秦国还以布帛作为货币。《金布律》规定：“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八尺长的布，自然不是专用货币，而是兼具有一般商品和货币的双重身份。布帛和钱都是法定的货币，使用时不得选择。《金布律》又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同样是不能选择，但从上述条文可见布帛必须符合质量标准，而铜钱则不必。《金布律》又规定：“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这是说无论官府或民间，都不能挑选钱的好坏，好钱坏钱混杂使用，这是符合半两钱轻重不等的实际情况的。《金布律》还规定了布帛和钱之间的比率：“钱十一当一布”。由于存在这一法定比价，为了折算方便，便形成了一些以11的倍数为计算标准的立法。如《金布律》中关于隶臣等所穿衣服的收费标准为：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四钱；舂冬人五十五钱，夏四钱，其小者冬四钱，夏卅三钱；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舂衣。
这里共有33、44、55、77、110等五个等级，其他秦简中还有22、220、660、2 200等，都是11的倍数。在秦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已禁止私铸。《封诊式》中有如下记载：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来诣之。“容”是铸钱的范，二合构成一副。甲、乙不仅拿到丙、丁盗铸的110枚钱，还搜到一副钱范，证据齐全，向官府告发。这证明在战国时，秦国已由国家垄断铸币权。既然如此，半两钱的减重严重，则减重的责任主要在官府而不在民间的盗铸。秦始皇是一个极度迷信个人权力的人，很可能认为自己有权规定货币的价值，因此虽下令统一了币制，却不懂得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制度。秦始皇滥用民力，征发无度，实行通货贬值政策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史记·六国年表》说，秦始皇三十七年二世即位后“复行钱”，可能是重新规定半两钱的标准重量。朱活认为，2克以下的半两钱是秦二世时所铸，是最初的荚钱《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76页。
二、秦简中的信用立法
秦代人民的赋役负担很重，借贷的事一定很多。但史书失载，不知其详，云梦秦简中有关于借贷的法律规定，可补史书之缺。因为是法律条文，自然不能反映信用发展的实际情况，只是表明政府对一些债务问题的具体政策。《金布律》中涉及债务的条文有四条，其中还包括官吏损失公物的赔偿。以下仅述其同债务
有关的内容大意：
(一)对公家负有债务的百姓如移居他县，即移文到所在县，由该县负责收债。如果公家欠有移居他县百姓的债，也移文该县，由该县负责归还。
(二)百姓借公家的器物及欠债未还，官府有时间收回而未收回，债务人死亡，由主管官吏负责归还。
(三)县、都官因点验物资或计算账目发生错误需要赔偿的，所欠债务不能超过一年。超过一年而未归还的，要依律论处。
(四)官啬夫免官后复任时，原来所欠的赎金及债务，如穷困无力偿还，要扣减他的俸秩和月食。如未复任，要依律罚劳役。吏坐罪而负债，尚未分担即已死去，或已逮捕，可以免除其应担的部分。如果已分担而死去，以及为官府劳作而负债，牧官将公家的牲畜杀死或丢失，尚未偿还或罚劳役未满而死去，都免除其债务，不得责令他的妻子及同居者代偿。上述第三、四条不是纯粹的借贷关系，而同官吏的失职或处罚造成负债有关。这四条都没有谈到负债是否要计息。
在《法律答问》中，则有禁止用质的规定：“百姓有责，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这里的“质”，不是指物品抵押，而是指人质。用人质借钱的，双方都要罚两副甲。接着还说，受强迫而提供人质者，则不论罪。从秦简中看不出当时有没有抵押放款，既然有以人作质的事，则以物作质自亦不能避免，只是政府对此未作出规定而已。第二节西汉三国的商业一、西汉的商业和官营工商业政策秦朝被推翻后，刘邦夺取了政权。建立汉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前202～8年)。
汉初，经过反秦及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穷困。汉初的几代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经济逐步恢复。文帝、景帝时社会安定，史称“文景之治”。至武帝即位时(前141年)已经是一片繁荣景象：“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卷三○《平准书》。高祖曾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织的衣服及乘车，并加重租税以困辱之。但惠帝时即解除了禁令。由于国家统一，工商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产生了许多大工商业主。商人势力的发展，使有些地主阶级思想家产生了忧虑。文帝时，晁错即分析了“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社会现象，指出：“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他主张实行“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重农抑商政策。武帝因经济实力增强，决定改变汉初以来对北方强敌匈奴的妥协政策，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了对匈奴战争。经过多年的战争，特别是经过了元朔二年(前127年)、元狩二年(前121年)和元狩四年的三次大战役，汉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匈奴再也不敢在漠南建立王廷了。
对匈奴战争及对立功将士的赏赐、对归降者的安置等巨额费用，很快耗尽了朝廷的贮备。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于是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同商业和商人有关的主要有：
(一)盐铁官营。元狩四年，13岁进宫一直在武帝身边任侍中的桑弘羊和大农丞孔仅(冶铁主出身)、东郭咸阳(盐商出身)一起筹划了盐铁官营。元鼎二年(前115年)，孔仅任大农令，桑弘羊任大农丞。元封元年(前110年)，升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取代了孔仅。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更大规模地推广盐铁官营。
(二)算缗。元狩四年颁布算缗令。具体政策有：对商人按照交易额或囤积商品的数量征税，每2 000钱征一算。放债收利的按贷款额征税，每2 000钱征一算。手工业者按产品销售额，每4 000钱征一算。车船要征通过税(对车船征税始于元光六年)，车一辆非商人征一算，商人加倍；船身长5丈以上的征一算。自报不实的要戍边一年，并征收缗钱。有能告发的赏给没入财产的一半。关于一算的具体数字，有两种说法：《汉书·武帝纪》李斐注为一算20文，而《史记·张汤传》引《正义》则为120文，两者相差达5倍。如果是120文一算，税率是相当高的了。
(三)告缗。实行算缗后，许多商人有逃税现象。元狩六年由杨可负责告缗，发动人们对逃税商人进行检举揭发。告缗运动对商人进行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10万)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史记》卷三○《平准书》。。(四)均输。元鼎二年试行。“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史记》卷三○《平准书》。，由均输官运往价高处出售。元封元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后进一步推广。
(五)平准。元封元年置平准于京师，由大农官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史记》卷三○《平准书》，并稳定物价。
(六)酒榷。即酒类专卖，实行于天汉三年(前98年)。采取上述措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增，为汉武帝的征伐、移民、出巡等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史称当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卷三○《平准书》，但这种局面主要是在牺牲民间工商业者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中国早期的民间工商业在此期间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至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召集各地的贤良、文学60余人，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们要求朝廷放弃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桑弘羊则一一予以反驳。会议后，只取消了酒榷。元凤元年(前80年)桑弘羊因谋反罪被杀。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曾罢盐铁官，三年后又恢复。均输、平准后来似已取消，但史书未见记载。西汉商业的发展，全国出现了比战国时更多更大的商业城市。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也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城市。城市中分两个商业区，称“东市”和“西市”。洛阳、邯郸、
临淄、宛(治今河南南阳)、成都是一些大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此外，还有许多较小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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