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问题之争的背景与前景

汇率问题之争的背景与前景

作者：曹红辉

　　 2009年以来的美元持续贬值已造成日元、澳元等国货币急剧升值，引发日本、巴西甚至瑞士等国干预外汇市场。汇率之争大有竞争性贬值甚至向贸易战转化之虞，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将产生长远、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背景之一：政治因素成为主因

　　首先，从2002年起，人民币汇率就不断被不公平地指责为造成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原因。2009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以来，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美国政客操弄的工具，与其他各种政治手段一并为其国内外政治目的服务。人民币汇率本应是经济问题，汇率水平的决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现在的问题则是它已完全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不仅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名义上成为美国政客用以解决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出路，实际上则是为应对中期选举推卸其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表现不佳的责任，赢得竞选优势的手段，而且美国已将汇率作为其推行全球战略的手段之一，采用所谓“工具组合”，实现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战略意图。

　　其次，人民币汇率问题也被操弄成为国际化的问题，引发对货币战的广泛担忧和多国政府的实际干预行动。一方面，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说服后者采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2010年7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小组发布国别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中国推动人民币升值。在20国集团首脑会议等国际场合，美国又将欧盟和日本与新兴市场加以区分，然后将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再加以分化，企图将人民币汇率作为集中讨论的议题，以此孤立中国，迫使中国在货币升值、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众多问题上作出让步。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声称再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打压美元汇率水平，迫使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引发对货币过快升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广泛忧虑，从而不得不对外汇市场加以干预，以此将各国的不满转嫁到人民币汇率上来，再利用20国集团首脑会议等多个国际机制，集中对人民币施压，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问题简化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将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问题与是否应快速升值的问题相混淆。

　　人民币汇率成为美国朝野发难的议题，看似源于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的敏感时期，民主、共和两党都试图争夺在国会的优势。民主党虽然控制着行政当局，但由于政绩不如预期的理想，其经济救助政策和它所标榜的“改变”也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可能因此丧失在国会的优势地位；而共和党也推不出合适的促进经济复苏的方略，毕竟经济危机发生在共和党执政时期，恰恰就是其滥发货币，过度放任房产业膨胀的恶果。近10%的失业率、经济复苏减缓使得民主、共和两党都承受了巨大的选民压力。而刚刚通过不久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加大了两党的分歧，民主党对华政策的有效性也受到质疑。2010年6月中国恢复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实行区间浮动后，部分政客仍然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远未达到其预期。即使是号称国际经济问题专家的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其研究表明，人民币可能低估20%～40%，但其升值的政策目标却难以明确。至于将“国际收支盈余简化为经常项目顺差，并以其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超过4%为限”作为界定汇率低估的标准既不科学，也不现实，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全球化的主张，成为各种保护主义的护身符。

　　事实上，说不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合理目标，就意味着没有预期升值的真正目标。如果迫使中国妥协一次，将人民币在2～3 年内升值20%～25%，那么下次还可以继续采用类似手段，汇率问题就可以永久性地成为随时压制中国的战略手段。因为只要一次落入其设定的窠臼，那么就无法再以任何理由自辩。

背景之二：对中美经济实力此消彼长过快的焦虑

　　美国的经济精英们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伯南克曾经说过，货币政策可以长期决定通胀水平，但无法控制长期的失业率，后者主要由人口和结构性因素所决定，而非货币政策。那么，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发难的真正经济动因则只能做如下理解，即在当前美元信用急剧下降，过度依赖消费信贷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有效改变的条件下，既要尽快将美国承担的国际债务缩水，减轻债务负担，增强美国金融服务的竞争力，又要维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基本制度不发生根本改变，继续维护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不会受到挑战，保持美元计价资产的吸引力及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而且在长期内继续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维持美国的生活方式、消费信贷习惯或者说经济发展模式。

　　而要实现上述战略意图，就必然要采取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汇率问题相呼应的策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多次宣称采取非传统措施，进一步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美国国会和财政部等则对人民币汇率分别从立法到国际游说等多个层面施加压力。伯南克之所以如此大胆扬言要再搞宽松的货币政策，不顾全球市场对流动性过度供给导致通胀压力的担忧，而对于短期内流动性过度供给导致国际石油、黄金、铜、农产品、新兴市场的房产等资产价格飞涨的现象熟视无睹，是因为美国7月份的核心CPI同比仅增长0.9%，环比上扬0.1%，欧盟与日本的经济复苏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工资不可能上涨，持续的通胀压力并不明显。在信贷萎缩状况下，通过扩张信用来促进经济复苏恰恰是伯南克长期以来采用通货膨胀治理通货紧缩的主张。虽然他也提出，采取行动前要评价财政扩张和信用膨胀的成本和风险，但是他显然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故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客气地指出，此类手段将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毕竟增加货币供应的效应将体现美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缓解当下严峻的就业压力并无裨益，反而会引发美国国内经济的复杂反应，也可能诱致全球恶性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造成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新的不稳定，对世界经济恢复平衡带来长久伤害。

前景：消除世界经济失衡的关键在于遏制美元过度供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一些人将全球性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人民币汇率，而忽略了美国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及其依托的美元本位制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流动性泛滥给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伤害。企图通过汇率手段，压制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出口，又不愿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还幻想实现美国的经常项目平衡，那简直就是在作茧自缚。这种政策除了使得以邻为壑的情绪蔓延，造成全球性需求萎缩，导致货币市场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剧外，绝不可能促使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

　　消除世界经济失衡的当务之急不在于夸大汇率在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中的作用，而是尽快建立国际监管机制，遏制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无节制的发行，因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美联储提供了长期低利率和滥发货币的制度条件，从而为消费信贷提供了过度负债的现实条件。因此，是长期的全球性货币过量供应而非汇率问题造成了全球性危机的经济根源。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就在于长期的低利率和泛滥的流动性造成的市场信用缺失及信贷萎缩。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采取的政策恰恰是扩大政府公共部门负债，承接私人部门负债，企图以政府公共部门信用弥补私人部门信用之不足。短期内，应该说既是必要的，也起到了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复苏的作用。但这一手段一旦被长期过度使用，尤其是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发行当局倘若片面地以此为其国内经济目标服务，就背离了稳定国际货币的义务。更值得警惕的是，倘若全球经济有效复苏，美国通货膨胀水平上扬，美联储则会以此为由加息，刺破他国资产泡沫，使得美元再度成为避险的选择，吸引资本回流美国，维持美元作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地位，而其他经济体的金融震荡和经济动荡就不可避免。

　　因此，指望美国在目前条件下，出于国际义务来约束美元发行，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彻底抛弃幻想，打破以外汇储备防范支付危机的迷梦，扭转前段时期片面强调金融监管在金融危机中作用的做法，改革早已时过境迁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根治20世纪7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才能消除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而不是舍本逐末，继续以汇率问题自欺、愚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