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的原因

如何成为一个瘾君子？有的学者认为需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
①必须有毒品；
②必须学会吸毒技术；
③以合适的方式感受和享受毒品效应；
④与一个吸毒者关系密切；
⑤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产生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
⑥与主流文化不协调的亚文化的同伙作用；
⑦人格特征：悲观和认为自己无用；对公认的社会标准和代表不信任和拒斥；。自尊心差，觉得被人看不起或被剥夺；吸毒使他压制的自我获得自由。(J. Clausen, 1958)
有些学者提出了成为药瘾者的若干原则：
1、可得性原则：
贝克尔认为，某种麻醉品是否可能得到的可能性是一个人变成越轨性麻醉品使用者这整个过程中的关键部分。与墨西哥接境地区的、去墨西哥冲浪的人容易得到大麻。与爵士音乐、摇摆舞职业者接触较多的大学生从他们那里学会并分享大麻。60年代政治上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人用吸大麻的不法行为表明对‘现存制度’的反对。在这个过程中，麻醉品的可得性日益增长，而可得性的增长又使直接接触和更多使用麻醉品成为可能。但可得性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使用者任其意愿选择使用麻醉品，麻醉品的性质或社会环境并没有迫使他们非使用麻醉品不可。
2、快活原则：
常识告诉我们，许多人服用麻醉品，不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是因其自觉舒服或至少服用比不服用要好。弗洛伊德认为，要理解某些形式的行为，“必须超越快活原则”。但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研究麻醉品的学者完全忽视了快活原则，而去为‘麻醉品滥用’的‘邪恶行为’寻求神秘的原因时，只注意神经病、精神病、心理变态以及社会心理病态而不去考虑某些麻醉品使许多人感到舒服。这些学者不断在发现‘神奇药品’来治疗‘麻醉品滥用’。用可卡因治疗鸦片剂，用海洛因对付吗啡，用美沙酮治疗海洛因上瘾。医务人员起初不知道美沙酮有欣快作用，不知道美沙酮能代替海洛因正是因为它有欣快作用。原来服用海洛因的人改用美沙酮后产生眩晕作用，但他们不让医务人员知道，因为如果医务人员知道美沙酮取代海洛因不是因为可根除药瘾，而是另一种麻醉作用，就不会继续提供美沙酮了。结果用老的问题没有解决，又酿成新的问题。麻醉品使人快活之一是它还可使性欲亢进。
3、痛苦原则：
这一原则长期受到过分的夸大和渲染：‘邪恶导致邪恶’。这一原则认为麻醉品上瘾的原因：社会方面的邪恶是贫困、倾家荡产；心理方面是神经病和受虐狂；生理方面是断药痛苦。但为什么较有社会地位且没有痛苦的人，如医生或各类明星中高比率的鸦片剂上瘾呢？这一原则似乎也不充分。
4、自然原则：
许多学者认为，是麻醉品的自然属性导致了它的使用，或者说自然迫使使用者继续使用下去。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者会决定暂不服药甚至自我戒断，如果认为自然驱使是使用麻醉品的主要动因，就不可能作出这种决定。即使服用麻醉品是为了克服断药后的痛苦，这仍是他个人的一种决定，他还有其他选择。例如，海洛因上瘾者一般都有办法自我戒断－逐步减少服用剂量以避免出现断药后的症状，这样做降低了他们的满足水平，就可能以较少的海洛因产生较多的效果，并且省钱。例如，注射可卡因可产生很强的欣快感，但人们使用可卡因通常使用吸入法。因为：其一，注射会产生强烈的欣快感，但很快消失，形成一段下落期，如果长期注射，下落加速，精神就会抑郁；其二，注射可卡因后产生的快活感，会排挤其他快活感，人处于可卡因产生的虚幻中，对于其他感觉全然无知；其三，可卡因产生的欣快感太重，人们怕陷得太深，进入过分虚幻之中。〔道格拉斯等，第254－260页〕
5、社会原则：
这一原则认为完全出于本人原因而开始使用麻醉品的人相当少。使用麻醉品似乎并非一种孤立的选择和行动，而是一种社会的选择和行动。例如古德发现，在他访谈的人中，自行开始吸大麻的只占4％，而即使这些人，也曾有过与吸大麻者或售大麻者的接触。对于绝大多数而言，与吸大麻者的接触对于决定他们是否‘跨出这一步’起着关键作用。
贝克尔认为，一个为取乐而学吸大麻的人，
其一，必须经历一系列过程；
其二，必须学会适当的吸大麻技巧；
其三，必须吸大麻后即能产生效果；
其四，必须承认这种效果是吸了大麻的结果；
其五，必须享受这些自以为是的感觉。
大麻产生的感觉并非自然就能使人快活，或者说未必就是令人快活的。人们偏好这种体验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这与偏好牡蛎或马蒂尼酒并无本质区别。完成这些步骤，人们就能逐步形成一种想吸大麻的性情或倾向。这在吸大麻之初并不存在，或根本不会存在。因为这取决于有关大麻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只能产生于上面所说的实际体验过程。一旦完成了这个过程，人们就情愿并且能从吸大麻中享受快活。
古德则认为，在此过程中老手怎样说服新手，打消新手的顾虑是十分重要的。影响个人作出使用麻醉品决定的有五个因素：
其一，意识到有无危险；
其二，意识到使用该麻醉品的好处如何；
其三，对经常服用者的态度如何；
其四，与那些提倡使用该麻醉品的人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如何；
其五，与那些力图说服自己的人关系的密切程度如何。有些人不能体验麻醉品产生的效果，无数次尝试也不行，请人指导也不行，但仍乐于参加。这说明社会环境的重要作用。
持现象学观点的马扎认为这一过程包括三部分：
其一，亲缘关系：拥有足以为麻醉品的使用成为可能的各种条件，如兴趣、可得性、其他选择。机缘等。但环境不起决定作用。亲缘关系只是使吸毒有可能、有机会、有倾向发生。
其二，附和他人：是一个皈依的过程，或者选择使用麻醉品的过程，亲缘关系使人达到“被邀请边缘”，即尝试越轨行为的机会；附和他人是接受某一过来人的邀请。
其三，明确身份：越轨行为被贴上越轨标签，因而越轨行为者必须调节自己的行为，他们或是暴露或是掩盖，均有可能。
也就是说，麻醉品使用的原因不在于麻醉品本身的自然属性，也不在于外界环境的驱使，也不在于他人的逼迫。这些因素或多或少起作用，但是麻醉品使用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人所作出的一种选择。〔道格拉斯等 第260－265页〕
应该指出，不能否认这些原则在某些人成为药瘾者中的作用。但应用在具体人身上，各个原则的作用可能会因人而异。
曼恩认为女性吸毒者比男性吸毒者更为普遍地在她们早期的家庭生活中经历瓦解和经济没有保障。作为这种被抛弃的家庭背景的一部分，被她们父亲或其他男性亲戚乱伦比率很高，从一项研究的20％到另一项研究的44％。在后一研究中75％乱伦的发生在12岁以前。女性吸毒者往往缺乏高等教育（56－70％），有不成功的教育史和工作史。虽然男子往往鼓励别人使用海洛英，但妇女很少劝诱别人使用毒品。
研究者没有给出女性吸毒者心理特征的清楚线索。一般认为妇女吸毒比男性吸毒更代表病态，因为她们更远离传统的性角色。在底特律、洛杉矶、迈阿密所作的比较男女吸毒者与女性非吸毒者的结果确认，妇女吸毒者的自我形象比男性吸毒者和女性非吸毒者更差，自尊更低。但也发现，男性吸毒者比女性非吸毒者的自尊要低。根据这些结果，研究者提出：“吸毒本身，而不是相伴随的行为，最为严重地促使降低女性吸毒者的自尊。”( Colten 1979) 由于毒品文化是男性取向的，妇女吸毒者被降至更次的地位。在大社会中妇女也占有更差的地位。这两种情况提示：由于她们既是妇女又是吸毒者，她们的自我形象受到双重偏见的重压，而不是因为她们更病态。(Mann, 1984, 39-40)
为什么在富裕的西方世界人们会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问题不仅对西方有意义，对我国也有实际意义，将来我们富裕起来后，我们的后代是否也会感到不快乐、不幸福？
有一种理论被称为化学主义或化学决定论（chemicalism）认为，一个人不过是一些化学物质的组合。每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躯体加上感官。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快乐、幸福，他需要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使身体的感官愉快而已。人仅是一肉身，躯体快乐，就会快乐。这个理论与现实矛盾。这种理论导致享乐主义（hedonism）。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崇尚物质享受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又导致灰心失意、毫无希望和毫无目的的思想状态，导致精神上的饥荒。吸毒是疾病的征候，而不是疾病本身。治疗是指标，而不是治本。
那么，吸毒能不能解决个人的一切问题呢？也就是说，个人问题是否有一个毒品解决办法（a drug solution）？
嬉皮派例子说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并没有找到更深刻的人生意义，反而染上了毒瘾；他们没有找到人生的新意义，而力图忘记他们的人生毫无意义。嬉皮运动已成为过去，但留下了群众性大规模吸毒的恶习，企图通过这种恶习来达到忘却我们人生毫无意义的目的。
仅仅以物质享受为中心目的的生活最终会导致毁灭主义。解脱疼痛的办法有两个：去除造成痛苦的因素；除去痛苦的体验者。鼓励吸毒和推销毒品，都是想用毁灭病人的办法来‘治愈’病人。吸毒是试图削弱自己存在的自觉。削弱这种自觉，就是相当于寻死或自杀这种愿望的征兆。这叫bhukti-mukti syndrome（追求物质感官享受－从痛苦中获得彻底解脱综合征）。
这又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什么是一个人的人格认同（personal identity）? 也就是说 “我究竟是谁？”“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幸福？”我是否仅是一堆由原子、分子组成的肉体，我存在的目的是否仅是个人肉欲的满足，并仅在这种满足中得到幸福？因此，从更深的层次说，吸毒与否与个人的人生观有关，但个人的人生观又是社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