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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3:30:25
1993年4月至1995年底，大约有两年半的时间，苏珊·桑塔格待在被战火围困的萨拉热窝，她在那里用两个月的时间排了一部戏《等待戈多》。那里炮火纷飞，缺少食物，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话，也没有邮件…不但一个现代人基本的生活条件被剥夺，而且时时有生命危险。这种独特而艰难的体验在作家的心中肯定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事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不以小说或戏剧的形式写一写萨拉热窝被围困的事情。的确，这种贴近现实、最具时代感的题材应该成为作家的抢手货，苏珊·桑塔格完全可以为这种题材的独特占有而骄人，奇货可居，精心制作，出炉一部部小说或戏剧作品。可是苏珊·桑塔格的回答是：“那个经验还没有去到它可以去的最深处。”我们没有看到她此类题材的小说和戏剧，当然，她没有写。
苏珊·桑塔格的两部长篇小说都取材于历史，或者说都是以往昔生活为题材的。《火山情人》以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为背景，表现三个英国男女浪漫情感；《在美国》以19世纪移民美国试验乌托邦理想的波兰女演员海伦娜·摩德耶斯卡为原型，再现早期欧洲移民在新大陆人生遭际。两部小说都“离现实很远”。为什么放着那样好的现实题材不写，偏要选择历史？作家的解释是：“我要扩大我作为一位叙事虚构作家的资源，而我发现把背景设置在过去，写起来无拘无束。”历史是作家虚构的一种“资源”，而“无拘无束”是作家写作中的快感体验。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家反复强调的“必须沉入到深处去，然后你才觉得你可以写出来。”“关键在于你必须从深处写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深处”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实而新鲜的生活体验反倒不能够“去到它可以去的最深处”而某些历史题材却能够“沉入到深处去”？我想，凡是真正写过小说的人都可以理解她的话。
从前我们那些“最具时代责任感”的作家写出来的“最贴近现实”的作品经过一阵热闹的喧嚣后如今在哪里？还有哪一部哪一篇可堪提起可以被今人阅读？它们早已成为失色而枯萎的昨日黄花。因为作家没有沉入到深处去，他们所采撷和展示的只是浮面上的泡沫。
苏珊·桑塔格在提到自己的个人体验时说过：“在我写这两部小说期间，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不一定与时事或具体事件有关——而只是历史，以及用历史角度理解某些事物，也即任何东西在任何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我曾经以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多读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实际上，如果你关心历史，你就不会太关心政治。”这段话说得好极了。用历史的角度理解某些事物，发现某件事情在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既是理解生活的独特视角，也是沉入到深处去的思想路径。我希望读者不要因此产生误解，小说家只有选择往昔的题材才会写得好，苏珊·桑塔格很多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都是切近时代，非常现实的。有些事情，只有在相对遥远的时空之内才能更全面地关照并深切地理解它。苏珊·桑塔格是眼光敏锐思想犀利的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她经常涉身政治旋涡的深处，这样一个被认为是“美国最睿智的女人”的智者尚且在阅读历史之后感到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是表面的，可见历史这个现实的参照物是何等重要！当它被杰出的小说家发自灵魂深处的艺术之光所照亮时，它就像神秘的古堡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与作家心中或笔下的现实光影参差，明暗辉映，会发出何等奇幻迷人的光彩啊！
至于小说的形式与结构，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也深得我心：“它们夹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并混合其他的声音。”这或许只是她一部或两部小说的结构方式，其他作品会根据题材做另外的选择。我在写作《一片蔚蓝》时运用了此种方式，把历史和现实、客观世界和主观情感交替写来，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空间。只有实践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它。对于早年反对释义，强调作品的形式感、多义性、暧昧性的苏珊·桑塔格来说，她在小说创作上的主张和实践的确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每个作家都是独特的精神创造者，没有谁的经验或体验具有普适性。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她对题材的选择以及她“沉入深处去”的体会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启示。
苏珊·桑塔格在小说创作的间歇，常常去制作电影（她也从事剧本创作和戏剧导演工作），这使她看起来不像个纯粹的作家。她的电影作品是：《食人生番二重奏》（1969），《卡尔兄弟》（1971），《应允之地》（1974）和《无导之游》（1983）等。
热爱并从事电影工作的苏珊·桑塔格把电影作为极其重要的现代艺术形式，她看重的是艺术，只是艺术！在表现人的命运、情感及人类对世界及自身的思考方面，电影具有无可取代的优势。正因为这样，她鄙弃现代电影工业的商业化价值观。在人们可以用各种技术手段把电影搞成光怪陆离的当代杂耍和搂钱的工具时，她强调电影的艺术品位和精神价值。她说：“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有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在疯狂的金钱博弈和市场拼死的争夺中，在以美国大片为代表的商业文化节节胜利，吞噬金钱的电影大鳄狂欢的喧嚣里，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多少有些堂·吉诃德似的悲壮。但苏珊·桑塔娜没有悲观，她不赞成戈达尔“我们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的观点，她认为在那些经济尚不太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自己民族文化立场的电影人还在制作着好的电影；在这个愈来愈犬儒化的世界上，他们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良知和精神诉求。她称赞伊朗导演基亚罗斯塔米，欣赏他镜头下人物的本真和纯洁。她最为称道的导演是布勒松、戈达尔、西贝尔贝格、索库罗夫等，认为自己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尽管苏珊·桑塔格早年曾为通俗或曰“低级文化”做过辩护，认为一个人只对高尚的文化风尚产生景仰之情是一种自我欺骗，这只是说，一个人应该从一场电影和摇滚音乐会中享受快乐，而不要处心积虑地去寻找隐喻的意义。但是，她强调自己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她没有电视机，几乎从来不看电视，认为电视上的东西陈腔烂调，肤浅乏味，没有什么文化营养；如果非要她在俄罗斯文学和摇滚乐中做出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她说：“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在消除‘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距离，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文化的经典。”在传统文化经典正遭遇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围攻的今天，一个严肃的精神劳动者蔑视金钱对艺术的亵渎，坚守着高尚的文化品位，她要在其中看到并展示这个本真的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境况，这一点格外令我感动。
一个坐在上帝花园中的人不大会跌入茅坑中去。
按照时下的定义，基辛格博士应该算这个世界上顶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内外政策，而且他本人还进入了公共权力的操作层面。他从国务卿的任上退下后，据说又去当他的博士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权力的智囊团是在大学和研究所里，所以他们那里盛产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你一旦成为“智囊”，也就进入了某种权力机关，大学里一般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作家和独立撰稿人除了本行的研究和写作之外，想对时政说些什么，一是缺少平台，二是很难产生什么作用，所以想“公共”起来不是很容易。据说中国如今也有公共知识分子了，某权威媒体还推举了50位在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刻有一位知名的社会学家站出来声明：我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影响不了中国。
中国的传统是，你若想对国家事务有影响，读好了书就去作官——“学而优则仕”嘛。当官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所以中国古时有庞大的文官集团来治理国家。他们不但掌握着国家权力，还掌握着话语权。如果没当上官的读书人想对国事发表一些意见，结果不是坐牢就是杀头。莫说实际的国事不容你置喙，就是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有些不一样的想法，若形成文字也要摸摸脖颈是否经得住锋利的钢刀。明末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个例子，他的著作因不容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最后在狱中用剃刀割断喉咙而自杀。至于清代严酷的文字狱，那就更不用说了。当了官的知识分子是否会回到知识分子的本位上去呢？据我的观察，似乎是没有。最近我看到媒体报道一个当过副省长的知识分子辞官后回到大学里当教授，还带了两名博士生。自己表达了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云：“回到我熟悉的书房、课堂，再干我终生喜好的写作和执教的本行，真令人惬意！”又云：“我是一个书生……从此以后可以相对安静坐下来看些自己所喜爱的书了，高兴之情难以言喻！”这似乎有点基辛格的味道了。“知识分子——官员——知识分子”。如果这是真的，倒真令知识分子感到高兴和自豪。可是不久这个人却被抓起来了，原来他在任上捅了大漏子，有一千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弄不清去路。所谓回到知识分子本位上去，原是为了溜之乎也。一个资历很深的知识分子对此评价说：“我不相信他十分想进入学界，因为这年头不想做官的像大熊猫一样的稀少。”中国的“官本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像美国那样形成政界、学界和商界的良性循环现在还是一个长久的期待。所以知识分子在本位上“公共”一下，想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并非易事。
中国知识分子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是很弱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中国知识人的一种自律规则。明末的东林党标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那群人里有在朝的，有在野的，是“士”和“仕”，和权势者的斗争是封建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结党有时是为了营私，自然谈不上个人的立场和声音。迄止现代，鲁迅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和统治者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不群不党，傲然挺立，“荷戟独彷徨”，为了公理与正义，发出一声声愤懑而孤绝的呐喊。他的著作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同时闪耀着永不磨灭的思想光辉。这个人，在古老中国拔地而起，成为一座巍然峭拔的山峰，同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此后，当这个无畏而孤独的身影渐行渐远的时候，和他共同肩着黑暗的闸门站在一起者寥寥可数。顾准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位思想的先行者在中国悲剧的极端年代，曾以杜鹃啼血式的诤言，力主市场经济、制衡民主与多元文化等等，倡导超越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实行全方位深度改革。”（高建国《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载2005年第2期《读书》）他对中国现代化命运的思考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他在理论上的独特贡献成为思想界的宝贵财富。由于他“离经叛道”，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对他的批判不断升级，下放劳动改造，最后沦为不可接近的“贱民”，赍志而没。
举这样的例子，固然陈义过高。“六亿神州尽舜尧”乃诗人的浪漫，让大家都成为圣人岂可能哉？可是中国一般知识者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是怎样的呢？作家应该是最活跃最不安分最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群人。最近我看到一家媒体对作家蒋韵的采访，记者提到巴以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500多位作家，包括以色列作家签了名。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中国作家的声音是缺席的。这些事情对中国作家来说，是遥远而陌生的。蒋韵应邀参加一个在香港举办的“国际作家工作坊”的活动，正值美国对伊战争前夕，每周两三次的文学讨论，本来是讨论拉什迪的小说和写作的自由不自由这样的文学话题，但是最后落到了要不要战争这样的话题上。反对的声音非常强烈，作家们甚至集体签名发表声明，以国际作家笔会的名义致信布什反对出兵伊拉克。蒋韵感慨道：“我感到这样的热忱和激情在中国作家身上已经很罕见了。这个事实让我很震惊。”外国作家对人类命运和重大事件的关切令我们迷惘，我们几乎难以理解在68年5月巴黎运动中萨特和波伏娃的激进姿态，难以理解当这个世界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1950年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的福克纳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普遍的恐惧：“精神上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何时被炸死？”想一想巴以冲突，想一想战争中和战争后的伊拉克，想一想“9·11”事件和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难以控制的核扩散，半个世纪前福克纳表达的恐惧决非杞人忧天。
中国知识者对世事的疏离和漠然，对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的薄弱除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打压之外还有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上的原因。顾准先生在谈到中国现代国家发展之路时，认为光有制度重建是不够的，必须从西方文化是汲取营养，重视人文重建。他认为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渊源来自于倡导个人尊严和独立，讲究权利与义务誓约的日尔曼骑士文明，来自于个人主义的清教精神。他认为，中国最缺少的是“像布鲁诺那样宁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个人主义。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在1973和1979年两次来中国，她对中国这两次访问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为此她曾写过一篇名为《旅行反思》的文章，她很奇怪中国给外国访问者看的几乎是同样的东西：杭州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同一家自行车厂和北京同一个胡同居委会。2000年，苏珊·桑塔格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是在耳闻亚洲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言谈中长大成人的。好多代汉学家，包括费正清在内，都宣称只要讨论亚洲，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就不相干，或者说不适用。因为这些标准源于强调个人价值的欧洲清教徒文化，而亚洲文化在根本上强调的是集体价值。”强调集体价值就是强调服从，它在知识者中最能造成的就是犬儒主义品格。
苏珊·桑塔格是西方非常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她不断地在国际重大政治事件上表明立场，并用实际行动支援弱小而被凌辱的一方，维护和平、自由、民主、正义、人权等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痛斥波兰当局对团结工会的镇压是“披着人皮的法西斯主义”；九十年代，她严厉批判塞尔维亚对波黑的种族屠杀的战争，她奔赴萨拉热窝，在极端艰难危险的环境下待了两年多的时间，排演话剧《等待戈多》，帮助波黑人民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战时的工作，她呼吁北约出兵，制止这次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9·11”事件后，她批判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明确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在接受以色列颁发的耶鲁撒冷奖的演说上，也不忘抨击东道主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些事情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出格和越位。我们常说自己身微言轻，在政治权势面前，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常常反躬自问：我是谁？我的微弱的声音究竟有何意义？是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声音并没有改变政治家的决策，也没有制止不义的战争。但是，这种声音恰恰是人类良知的体现，如果知识分子缄默不言，强权和暴力不是更加横行无忌吗？一切握有重权者，一切政治家必须而且应该听到这种反对的不同的声音。
苏珊·桑塔格愿意别人称她是知识分子，她也确实是欧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哥白尼、布鲁诺、尼采、萨特等延续下来的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传统深入她的血液、决定她的言行，但她本人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还是有明确认识的。她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那就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经过火刑柱、子弹、监狱和流放的洗礼而仍不改信念的知识分子非常之少，所以他们是圣徒，是人类精神的良知。而有一些人，如陈寅恪、钱锺书、季羡林等人坚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在学术领域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使人类文化薪火相传，他们则是另一类知识分子，同样是我们所景仰的。
王蒙先生在海外，有人谈到中国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问他该怎么办？王蒙先生回答说：你是拉琴的你就把琴拉好，你是写小说的就把小说写好，做好自己的事。王蒙先生遭过难，也曾当过文化部长，他阅历丰富、深谙世事，“做好自己的事”的确是出自肺腑的悟道之言！别“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别“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中国知识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了。
一木山人
苏珊·桑塔格的两部长篇小说都取材于历史，或者说都是以往昔生活为题材的。《火山情人》以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为背景，表现三个英国男女浪漫情感；《在美国》以19世纪移民美国试验乌托邦理想的波兰女演员海伦娜·摩德耶斯卡为原型，再现早期欧洲移民在新大陆人生遭际。两部小说都“离现实很远”。为什么放着那样好的现实题材不写，偏要选择历史？作家的解释是：“我要扩大我作为一位叙事虚构作家的资源，而我发现把背景设置在过去，写起来无拘无束。”历史是作家虚构的一种“资源”，而“无拘无束”是作家写作中的快感体验。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家反复强调的“必须沉入到深处去，然后你才觉得你可以写出来。”“关键在于你必须从深处写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深处”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实而新鲜的生活体验反倒不能够“去到它可以去的最深处”而某些历史题材却能够“沉入到深处去”？我想，凡是真正写过小说的人都可以理解她的话。
从前我们那些“最具时代责任感”的作家写出来的“最贴近现实”的作品经过一阵热闹的喧嚣后如今在哪里？还有哪一部哪一篇可堪提起可以被今人阅读？它们早已成为失色而枯萎的昨日黄花。因为作家没有沉入到深处去，他们所采撷和展示的只是浮面上的泡沫。
苏珊·桑塔格在提到自己的个人体验时说过：“在我写这两部小说期间，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不一定与时事或具体事件有关——而只是历史，以及用历史角度理解某些事物，也即任何东西在任何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我曾经以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多读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实际上，如果你关心历史，你就不会太关心政治。”这段话说得好极了。用历史的角度理解某些事物，发现某件事情在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既是理解生活的独特视角，也是沉入到深处去的思想路径。我希望读者不要因此产生误解，小说家只有选择往昔的题材才会写得好，苏珊·桑塔格很多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都是切近时代，非常现实的。有些事情，只有在相对遥远的时空之内才能更全面地关照并深切地理解它。苏珊·桑塔格是眼光敏锐思想犀利的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她经常涉身政治旋涡的深处，这样一个被认为是“美国最睿智的女人”的智者尚且在阅读历史之后感到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是表面的，可见历史这个现实的参照物是何等重要！当它被杰出的小说家发自灵魂深处的艺术之光所照亮时，它就像神秘的古堡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与作家心中或笔下的现实光影参差，明暗辉映，会发出何等奇幻迷人的光彩啊！
至于小说的形式与结构，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也深得我心：“它们夹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并混合其他的声音。”这或许只是她一部或两部小说的结构方式，其他作品会根据题材做另外的选择。我在写作《一片蔚蓝》时运用了此种方式，把历史和现实、客观世界和主观情感交替写来，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空间。只有实践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它。对于早年反对释义，强调作品的形式感、多义性、暧昧性的苏珊·桑塔格来说，她在小说创作上的主张和实践的确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每个作家都是独特的精神创造者，没有谁的经验或体验具有普适性。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她对题材的选择以及她“沉入深处去”的体会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启示。
苏珊·桑塔格在小说创作的间歇，常常去制作电影（她也从事剧本创作和戏剧导演工作），这使她看起来不像个纯粹的作家。她的电影作品是：《食人生番二重奏》（1969），《卡尔兄弟》（1971），《应允之地》（1974）和《无导之游》（1983）等。
热爱并从事电影工作的苏珊·桑塔格把电影作为极其重要的现代艺术形式，她看重的是艺术，只是艺术！在表现人的命运、情感及人类对世界及自身的思考方面，电影具有无可取代的优势。正因为这样，她鄙弃现代电影工业的商业化价值观。在人们可以用各种技术手段把电影搞成光怪陆离的当代杂耍和搂钱的工具时，她强调电影的艺术品位和精神价值。她说：“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有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在疯狂的金钱博弈和市场拼死的争夺中，在以美国大片为代表的商业文化节节胜利，吞噬金钱的电影大鳄狂欢的喧嚣里，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多少有些堂·吉诃德似的悲壮。但苏珊·桑塔娜没有悲观，她不赞成戈达尔“我们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的观点，她认为在那些经济尚不太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自己民族文化立场的电影人还在制作着好的电影；在这个愈来愈犬儒化的世界上，他们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良知和精神诉求。她称赞伊朗导演基亚罗斯塔米，欣赏他镜头下人物的本真和纯洁。她最为称道的导演是布勒松、戈达尔、西贝尔贝格、索库罗夫等，认为自己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尽管苏珊·桑塔格早年曾为通俗或曰“低级文化”做过辩护，认为一个人只对高尚的文化风尚产生景仰之情是一种自我欺骗，这只是说，一个人应该从一场电影和摇滚音乐会中享受快乐，而不要处心积虑地去寻找隐喻的意义。但是，她强调自己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她没有电视机，几乎从来不看电视，认为电视上的东西陈腔烂调，肤浅乏味，没有什么文化营养；如果非要她在俄罗斯文学和摇滚乐中做出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她说：“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在消除‘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距离，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文化的经典。”在传统文化经典正遭遇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围攻的今天，一个严肃的精神劳动者蔑视金钱对艺术的亵渎，坚守着高尚的文化品位，她要在其中看到并展示这个本真的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境况，这一点格外令我感动。
一个坐在上帝花园中的人不大会跌入茅坑中去。
按照时下的定义，基辛格博士应该算这个世界上顶尖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内外政策，而且他本人还进入了公共权力的操作层面。他从国务卿的任上退下后，据说又去当他的博士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权力的智囊团是在大学和研究所里，所以他们那里盛产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你一旦成为“智囊”，也就进入了某种权力机关，大学里一般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作家和独立撰稿人除了本行的研究和写作之外，想对时政说些什么，一是缺少平台，二是很难产生什么作用，所以想“公共”起来不是很容易。据说中国如今也有公共知识分子了，某权威媒体还推举了50位在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刻有一位知名的社会学家站出来声明：我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影响不了中国。
中国的传统是，你若想对国家事务有影响，读好了书就去作官——“学而优则仕”嘛。当官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所以中国古时有庞大的文官集团来治理国家。他们不但掌握着国家权力，还掌握着话语权。如果没当上官的读书人想对国事发表一些意见，结果不是坐牢就是杀头。莫说实际的国事不容你置喙，就是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有些不一样的想法，若形成文字也要摸摸脖颈是否经得住锋利的钢刀。明末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个例子，他的著作因不容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最后在狱中用剃刀割断喉咙而自杀。至于清代严酷的文字狱，那就更不用说了。当了官的知识分子是否会回到知识分子的本位上去呢？据我的观察，似乎是没有。最近我看到媒体报道一个当过副省长的知识分子辞官后回到大学里当教授，还带了两名博士生。自己表达了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云：“回到我熟悉的书房、课堂，再干我终生喜好的写作和执教的本行，真令人惬意！”又云：“我是一个书生……从此以后可以相对安静坐下来看些自己所喜爱的书了，高兴之情难以言喻！”这似乎有点基辛格的味道了。“知识分子——官员——知识分子”。如果这是真的，倒真令知识分子感到高兴和自豪。可是不久这个人却被抓起来了，原来他在任上捅了大漏子，有一千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弄不清去路。所谓回到知识分子本位上去，原是为了溜之乎也。一个资历很深的知识分子对此评价说：“我不相信他十分想进入学界，因为这年头不想做官的像大熊猫一样的稀少。”中国的“官本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像美国那样形成政界、学界和商界的良性循环现在还是一个长久的期待。所以知识分子在本位上“公共”一下，想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并非易事。
中国知识分子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是很弱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中国知识人的一种自律规则。明末的东林党标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那群人里有在朝的，有在野的，是“士”和“仕”，和权势者的斗争是封建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结党有时是为了营私，自然谈不上个人的立场和声音。迄止现代，鲁迅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和统治者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不群不党，傲然挺立，“荷戟独彷徨”，为了公理与正义，发出一声声愤懑而孤绝的呐喊。他的著作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同时闪耀着永不磨灭的思想光辉。这个人，在古老中国拔地而起，成为一座巍然峭拔的山峰，同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此后，当这个无畏而孤独的身影渐行渐远的时候，和他共同肩着黑暗的闸门站在一起者寥寥可数。顾准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位思想的先行者在中国悲剧的极端年代，曾以杜鹃啼血式的诤言，力主市场经济、制衡民主与多元文化等等，倡导超越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实行全方位深度改革。”（高建国《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载2005年第2期《读书》）他对中国现代化命运的思考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他在理论上的独特贡献成为思想界的宝贵财富。由于他“离经叛道”，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对他的批判不断升级，下放劳动改造，最后沦为不可接近的“贱民”，赍志而没。
举这样的例子，固然陈义过高。“六亿神州尽舜尧”乃诗人的浪漫，让大家都成为圣人岂可能哉？可是中国一般知识者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是怎样的呢？作家应该是最活跃最不安分最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群人。最近我看到一家媒体对作家蒋韵的采访，记者提到巴以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500多位作家，包括以色列作家签了名。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中国作家的声音是缺席的。这些事情对中国作家来说，是遥远而陌生的。蒋韵应邀参加一个在香港举办的“国际作家工作坊”的活动，正值美国对伊战争前夕，每周两三次的文学讨论，本来是讨论拉什迪的小说和写作的自由不自由这样的文学话题，但是最后落到了要不要战争这样的话题上。反对的声音非常强烈，作家们甚至集体签名发表声明，以国际作家笔会的名义致信布什反对出兵伊拉克。蒋韵感慨道：“我感到这样的热忱和激情在中国作家身上已经很罕见了。这个事实让我很震惊。”外国作家对人类命运和重大事件的关切令我们迷惘，我们几乎难以理解在68年5月巴黎运动中萨特和波伏娃的激进姿态，难以理解当这个世界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1950年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的福克纳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普遍的恐惧：“精神上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何时被炸死？”想一想巴以冲突，想一想战争中和战争后的伊拉克，想一想“9·11”事件和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难以控制的核扩散，半个世纪前福克纳表达的恐惧决非杞人忧天。
中国知识者对世事的疏离和漠然，对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的薄弱除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打压之外还有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上的原因。顾准先生在谈到中国现代国家发展之路时，认为光有制度重建是不够的，必须从西方文化是汲取营养，重视人文重建。他认为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渊源来自于倡导个人尊严和独立，讲究权利与义务誓约的日尔曼骑士文明，来自于个人主义的清教精神。他认为，中国最缺少的是“像布鲁诺那样宁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个人主义。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在1973和1979年两次来中国，她对中国这两次访问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为此她曾写过一篇名为《旅行反思》的文章，她很奇怪中国给外国访问者看的几乎是同样的东西：杭州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同一家自行车厂和北京同一个胡同居委会。2000年，苏珊·桑塔格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是在耳闻亚洲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言谈中长大成人的。好多代汉学家，包括费正清在内，都宣称只要讨论亚洲，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就不相干，或者说不适用。因为这些标准源于强调个人价值的欧洲清教徒文化，而亚洲文化在根本上强调的是集体价值。”强调集体价值就是强调服从，它在知识者中最能造成的就是犬儒主义品格。
苏珊·桑塔格是西方非常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她不断地在国际重大政治事件上表明立场，并用实际行动支援弱小而被凌辱的一方，维护和平、自由、民主、正义、人权等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痛斥波兰当局对团结工会的镇压是“披着人皮的法西斯主义”；九十年代，她严厉批判塞尔维亚对波黑的种族屠杀的战争，她奔赴萨拉热窝，在极端艰难危险的环境下待了两年多的时间，排演话剧《等待戈多》，帮助波黑人民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战时的工作，她呼吁北约出兵，制止这次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9·11”事件后，她批判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明确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在接受以色列颁发的耶鲁撒冷奖的演说上，也不忘抨击东道主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些事情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出格和越位。我们常说自己身微言轻，在政治权势面前，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常常反躬自问：我是谁？我的微弱的声音究竟有何意义？是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声音并没有改变政治家的决策，也没有制止不义的战争。但是，这种声音恰恰是人类良知的体现，如果知识分子缄默不言，强权和暴力不是更加横行无忌吗？一切握有重权者，一切政治家必须而且应该听到这种反对的不同的声音。
苏珊·桑塔格愿意别人称她是知识分子，她也确实是欧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哥白尼、布鲁诺、尼采、萨特等延续下来的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传统深入她的血液、决定她的言行，但她本人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还是有明确认识的。她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那就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经过火刑柱、子弹、监狱和流放的洗礼而仍不改信念的知识分子非常之少，所以他们是圣徒，是人类精神的良知。而有一些人，如陈寅恪、钱锺书、季羡林等人坚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在学术领域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使人类文化薪火相传，他们则是另一类知识分子，同样是我们所景仰的。
王蒙先生在海外，有人谈到中国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问他该怎么办？王蒙先生回答说：你是拉琴的你就把琴拉好，你是写小说的就把小说写好，做好自己的事。王蒙先生遭过难，也曾当过文化部长，他阅历丰富、深谙世事，“做好自己的事”的确是出自肺腑的悟道之言！别“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别“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中国知识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了。
一木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