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超俱乐部主席联席会议

英超20个俱乐部的老板或俱乐部主席联席会议。每隔3个月，在伦敦海德公园旁边的兰德马克酒店，8楼的一间会议室。组织这个会议的人是英超联赛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斯卡德莫尔，他在1999年10月上任，每年能从这个职位上得到653，495英镑的报酬。圆桌会议偶尔也会请来英格兰足总的主席或者首席执行官，不过他们在这个会议上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有5个人在这张桌子上是最活跃的：
利物浦主席里克·巴里，他曾经是英超联赛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曼联首席执行官彼得·坎尼恩，自从爱德华兹退居幕后，这个营销专家成了曼联的公众代表；
阿森纳副主席大卫·戴恩，一个职业足球市场化的先行者，他让“枪手”再度成为了足球巨人；
切尔西老板肯·贝茨，一个雄心勃勃、语言粗痞的野心家；
第5个人曾经是利兹联主席彼得·里兹代尔，不过他已经在2003年4月灰溜溜地离职，伦敦经济教授麦肯齐坐在里兹代尔坐过的位置上。
纽卡斯尔联队成绩不俗，可老板霍尔和主席谢泼德都只是两个北英格兰土著，在伦敦他们说不上话。英超的经营和利益，往往操控在这“五巨头”手中，他们彼此激烈厮杀，同时又绞尽脑汁想从另外15个俱乐部中榨取更大利益。
里兹代尔身为控股主席，每年还能从利兹联得到65万英镑年薪，坎尼恩的收入是56万英镑，戴恩50万英镑，巴里45万英镑。没有人知道贝茨每年能从切尔西得到多少钱，不过他一夜之间把巨大的切尔西村转卖给俄国人阿布拉莫维奇，要按年平均收入算的话，其他4个人都没法和他比。
“五巨头”始终是英超焦点所在，他们的名望早就超越了各自俱乐部所涵盖的范围，甚至超出了他们自身财富能带来的影响力。这就是职业足球的魅力所在，一旦你能成为一个英超俱乐部的老板，整个足球世界都会用它独特的方式来注视你，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阿布拉莫维奇在斯坦福桥的疯狂行为，就是为了赢得这种注意。
这5个人把持着英超游戏规则，他们每次开会都在讨论如何赚到更多钱、如何制造出更具轰动效应的球星，同时他们也对自己的名声和财富极其敏感，只要能从相互攻中牟取好处。
巨大的切尔西村一度是英格兰足总向所有职业俱乐部推荐的经营蓝本。
戴恩可能是这张圆桌上工作最努力的人，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个人财力不足，他才努力在足球经营上下功夫，也有人认为戴恩和阿森纳其他股东关系紧张，逼迫他在其他的领域创造成绩。
有两次贝茨成功地在圆桌会议上击倒了戴恩：第一次是贝茨刚坐上圆桌时，那是在1991年，英超还处于孕育期，戴恩想让英超联赛委员会接受独立电视台的电视转播合同，而不是开价更高的天空电视台转播合同，当时戴恩已经和曼联、利物浦和埃弗顿形成同盟，可是贝茨联合前热刺老板阿兰·舒格，说服英超联赛委员会接受了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
第二次是在1997年，戴恩秘密地和政府代表谈判，想让阿森纳俱乐部买下即将翻修的温布利大球场作为新主场，可是其他的阿森纳股东把消息泄漏给了贝茨，贝茨在圆桌会议上怒斥戴恩，英格兰足总当然也不能容忍戴恩这种行为，温布利的改建重归足总，贝茨成了第一任改建工程的管理者。
戴恩也不是好惹的主。贝茨想通过打倒伦敦最大俱乐部的方式，来建立起切尔西的威望，戴恩也用他的方式进行还击。他查出了贝茨在球员交易中支付非法费用的事实，1995年贝茨被处以10万英镑的罚款，更被英格兰媒体轰炸得焦头烂额。两个人的仇恨永远无法消除，但他们未必是永远的敌人。
只要贝茨和戴恩之间发生争斗，心情最好的人就是里兹代尔。他从1997年开始担任利兹联主席，起初十分低调，努力去获得所有人的好感，尤其是狂躁的埃兰路球迷。然而里兹代尔的这些外交手腕并没有什么实效。”
里兹代尔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因此他会借贷6000万英镑的风险投资基金来购买球员，可是俱乐部的经济压力，以及球员层出不穷的场外丑闻，让里兹代尔的日子过得一直不轻松。
里兹代尔支持贝茨，尤其是贝茨所鼓吹的英格兰足总主导温布利大球场改造计划，这让他也得到了英格兰足总的信任。英格兰足总本是英格兰足球事业的惟一管理机构，但是自从英超出现后，英足总对20个顶级俱乐部丧失了控制力，尽管如此，英足总主席这个位子仍然是野心家们所向往的。
不论彼此仇恨多深，在公众面前，贝茨、戴恩和里兹代尔总要摆出一副诚挚合作的样子，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职业足球事务在职业足球圈内解决，不容外人插手。
在九十年代各种职业足球丑闻频频爆光之时，例如格罗贝拉丑闻、维纳布尔斯丑闻、克劳福收受转会回扣丑闻和雷德克纳普收受转会回扣德丑闻，社会公众对职业足球圈子的黑幕越来越敏感，要求“清除足球黑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连新上任的工党政府也将“重新管理足球”作为拉选票的口号之一。但贝茨、戴恩和里兹代尔知道，这个圈子是不能让外人进入的，否则他们的利益体系将彻底崩溃。
他们知道利物浦主席里克·巴里是一个可以争取的盟友。巴里担任过英超联赛委员会主席，对于圈子内的相互攻击和相互合作十分清楚。尽管他的劣迹不多，也不是十分活跃，但巴里也倾向于维护这个古老圈子的稳定性。惟一让大家都讨厌的，是曼联这两年冒出来的首席执行官坎尼恩。爱德华兹退居幕后，坎尼恩成了在各种场合代表“曼联上市公司”利益的人，他在英格兰职业足球圈子里混的时间还不够长，处处都显露着他职业经理人的特色。贝茨经常会对着他轻蔑一哼：“朋友，你还不懂我们的游戏规则。”
坎尼恩参加圆桌会议的时间只有2年，每次开会他都觉得不太舒服，不仅因为其他“五巨头”成员的鄙视，更因为坐在圆桌对面道格·艾利斯那张老脸。坎尼恩开会时一走神就会想，艾利斯这种老古董配得上这个圆桌会议吗？
阿斯顿维拉的老板坐在戴恩和贝茨之间，这个八旬老者绝不适合英超的活力形象。“我是一个失望的球迷，最终不得不买下自己钟爱的俱乐部。”艾利斯曾经这样叙述他成为阿斯顿维拉老板的原因。“致命”(DEADLY)这个外号的出现，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个阿斯顿维拉主教练在艾利斯手下执教时间超过三年的。对主教练来说，艾利斯是个冷血无情的杀手。
维拉也是一个古老的俱乐部，1874年成立，那时候当地工人为了在冬天保持身体温度，选择了足球热身。维拉也曾经是英国足球一霸，还取得过欧洲冠军杯，但是在艾利斯治下二十余年，衰气日重。
艾利斯本身是一个巨富，他涉足的行业达到19个，包括酒店、假日旅游、电讯、酒精饮料、建筑和地产评估等。他是一个很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的人，总爱坐着一辆火红的劳斯莱斯到维拉公园看球，车牌号码是AV1，AV就是阿斯顿维拉的缩写(ASTON VILLA)，每次还要把车停在球场主入口前，叫4个保安照看着，盛气凌人。每个主场比赛日，都能看见艾利斯坐在主席包厢里，他只要一抬眼，就能看到对面看台上巨大的“道格·艾利斯看台”(THE DOUG ELLIS STAND)的字样，这是他自己为对面看台命名的，不过和别人解释时，“致命”艾利斯总要说：“他们坚持要用上我的名字。”似乎其他小董事对他的尊崇使他不得不接受这个荣誉。然而这么多年来，艾利斯的商业管理信条和贝茨一样：“最好的董事会就是一个人的董事会。”
主场比赛日里最让艾利斯伤心的，就是他会看到替补席上几个慵懒的球员，或站或靠，每个球员的周薪都在2万英镑以上。“我的上帝啊！”艾利斯心里说道，想起来转入这几个替补，土耳其人阿尔帕伊、哥伦比亚人安赫尔时，花了他2000万英镑，俱乐部在2002年出现重大税前亏损。1998年，阿斯顿维拉还盈利2200万英镑，如今只有一连串的赤字在折磨着这个患有前列腺癌的老人。在艾利斯眼中，那些想依靠职业足球赚钱的人纯粹是傻瓜。“很多人都喜欢这样估算，”他说道，“一个主场比赛能吸引42000名观众，那么门票收入就会达到54万英镑，一个赛季下来，门票也能赚到上千万英镑，这些人都在做梦。要想维持这种局面，你的球队必须场场获胜。英超是个无底洞。”
因此艾利斯说他的原则是“还不了的钱一定不能借”，他可以自己享受豪华的生活，但阿斯顿维拉的经营预算总是十分紧张，因此这支球队也老是半死不活的，和任何奖杯无缘，被伯明翰的球迷咒骂。“我才不管这些球迷的想法呢，”老头振振有辞，“他们只是我的顾客而已，我的首要任务是对所有股东负责。”他自己就是最大的股东。艾利斯在1982年用42万英镑买下了阿斯顿维拉47％的股份，然后在俱乐部1997年上市后仍保留了33％的股份。即便到2002年足球俱乐部股票大跳水时，艾利斯持有的阿斯顿维拉股票仍价值870万英镑。
艾利斯特别讨厌圆桌上坐在他左侧的贝茨。“他太自大了，以为自己是永恒的，他的自恋让他忘乎所以。”其实两个人有过一段交往密切的时候，只是贝茨的粗鲁触怒了艾利斯。1995年，艾利斯邀请贝茨到他的游轮上去漫游地中海，结果第一天晚上贝茨就当着艾利斯的面，说这船上的厨子太糟糕。
此后贝茨当然也不会喜欢艾利斯。“这个老鬼，”贝茨说起他眼睛都不抬，“他不能给联赛的未来带来任何东西，他身边没有一个懂行的人，这个大俱乐部被他弄成了一潭死水。”
里克·巴里对所有这些明争暗斗比现在的英超联赛委员会主席斯卡德莫尔还要熟悉，从他在1991年入主这个委员会第一天开始，他就明白自己在跟一些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巴里是一个统计师，知道电视转播收入给英国足球带来的种种变化，知道金钱是怎样让其他19个老板变得更加狰狞可怕的。贪婪、自大和彼此敌视，让这个圆桌会议室变得乌烟瘴气。
在他离开英超联赛委员会时，巴里和友人谈起过这间屋子，“恶梦一样的可怕，”他说道，“他们在不断地刺伤彼此，没有任何友谊和感情存在。有人甚至会搜集一大堆报纸剪纸拿给我，以此证明其他人的劣迹。一切都太黑暗了。”
圆桌会议的黑暗，源起于1988年的英甲电视转播谈判，戴恩在那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通过不断拉拢盟友，挫败了天空电视台对英甲电视转播权的争取，将这一转播权转售给独立电视台。此后的电视转播权谈判成为了圆桌会议上的战争，独立电视台和天空电视台两大电视体系，利用各自的代表，在圆桌会议上斗来斗去，双方的矛盾不仅体现在电视转播上，任何一方提出的任何非电视提议，都会被反对派猛烈攻击。“我根本无法得到任何一个超过三分之二人同意的提议。”痛苦的巴里回忆道。
有一次的争斗主题是英超是否接受卡林啤酒对联赛的冠名，由于议案是天空电视台派提出来的，戴恩等7个独立电视台派的人用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来反对这个冠名。突然间，来自纽卡斯尔的农民谢泼德跳了起来，“够了，”他鼓着红眼睛咆哮道，过去2个小时双方争辩过程中，他在不断地喝酒，“我他妈的受够了，这简直就是个屠宰场，老子不陪你们玩了。”说完甩门而去。主席巴里还没有回过神来，就看见其他12个老板也闷闷地尾随谢泼德鱼贯而出。巴里这才回头看看戴恩、贝茨等剩下的7个老板，然后百无聊赖地说道：“我要宣布会议结束了，因为我们连投票的最低人数都没有达到。”
巴里担任主席时的任务，和现在斯卡德莫尔是一样的，就是扮演一个和平使者，让多方关系达到平衡。天空电视台对英超的投入，从本质上改变了一切，大家都意识到在关键时刻只有团结才能赚到更多钱。此后巴里用了一个月时间，走访了8家英超俱乐部，卡林啤酒的冠名权终于通过，但巴里已经无法忍受这个主席职务带来的压力。
圆桌上坐着的人，虽然没有真正英国上流社会的显贵，但在各自俱乐部的所在地，都是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可是除了“五巨头”和艾利斯这种老牌人物之外，敢随便开口说话的人不多，不是因为自己的俱乐部实力不够，就是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混迹时间不长，根本没有资历说话。
那些一直安静的人，包括纽卡斯尔联队、埃弗顿、西汉姆联、谢菲尔德星期三和热刺。
纽卡斯尔主席谢泼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他的纽卡斯尔口音经常被贝茨取笑，还不大敢还口；比尔·肯赖特是埃弗顿的主宰者，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到了伦敦这张圆桌旁，即便埃弗顿是英超出现之前的英格兰足球“五巨头”之一，肯赖特也没有话语权；他为董事和球员支付了太多愚蠢的薪金，埃弗顿每个赛季的目标就是保级，利物浦成绩再差，也不会被这个同城兄弟压倒；特里·布朗是西汉姆联的老主席了，在圆桌上他有说话的资历，但他不愿意开口，因为他很讨厌这种没完没了的闹剧，2003年夏天西汉姆联降级后，布朗算是从这张痛苦的圆桌彻底摆脱出来了。谢菲尔德星期三从英超消失比西汉姆联要早得多，不过他们的主席大卫·里查兹是少有的几个能在圆桌上得到大部分人尊敬的人，原因是谢菲尔德星期三实力太弱，对任何俱乐部都构不成威胁，同时里查兹手中根本没有俱乐部股份，私心也没有其他同行那么重。
坐上这张圆桌，却是英格兰其他72个职业足球俱乐部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一些商人和暴发户的奋斗方向。丹尼尔·利维就是一个为挤进这张圆桌用尽心力的人。这是一个精明的犹太商人，作为英格兰投资公司(ENIC　的代表，利维当上了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主席，从另一个犹太人阿兰·舒格手中接收了热刺的控股权，他坐在桌边就像个受惊的小孩，始终没能感觉到自己也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
剩下的一些老板们，连保持沉默的地位都没有，得时不时忍受“巨头”们的轰炸。利维座位不远处，坐着另一个犹太人，南安普顿主席鲁珀特·劳伊。劳伊是一个十分低调务实的主席，他承认“圆桌会议就是一个杀戮场，也是一个黑箱操作和桌底交易的中心”，但是劳伊也不允许足球圈子之外的人对英超进行深度调查，“我们得尊重历史传统。”劳伊说。所以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聆听巨头们的对话，脑子里始终在想如何利用这些巨头的争斗为南安普顿谋求最大利益。
劳伊是贝茨和前热刺老板、犹太同胞舒格的蹂躏对象，他们对这个临近伦敦的小俱乐部很看不起，迫不得已；劳伊只能拉近跟戴恩的距离，因此南安普顿和阿森纳之间有了一种神秘的同盟关系。
在劳伊对面，端坐着一个更不起眼的查尔顿老板，理查德·穆雷。过去10年，查尔顿在英超和英甲的天堂地狱间轮回，穆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投入的巨额资金70％化成了水，即便如此，在这张圆桌上他仍然没有开口的权力，甚至连反驳的资格都没有。“职业足球就是个慈善事业，”穆雷苦笑着说，“除非你是曼联、阿森纳和利物浦的老板，否则别指望在这个市场上赚钱。”穆雷说他10年来连贯参加圆桌会议的就是过去3年，因为这3个赛季查尔顿都保级成功了，即便如此，他也只能看着“巨头”们为各自最大利益进行的勾心斗角。英超遵循平均分配电视转播收入的原则，可“巨头”们拿走的钱，比这些中小俱乐部仍然要大得多。
在公共场合，20个老板都会歌颂伟大的英格兰足球传统，对于职业足球近年来的变迁、经济对足球的冲击，表示出十足的忧虑。可是只要一坐上这张圆桌，他们的行为和暴发户没有区别，总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开辟新财源、将他们的球星包装成为又一个贝克汉姆式的摇钱树。大卫·戴恩之所以被许多同行猜忌，是因为他更直率地推行商业化足球经营模式。在1992年秋天的圆桌会议上，戴恩提出让所有英超球员的球衣上印上他们的名字，这样能更促进球衣的销售，舒格对他的讥嘲是：“球迷会看到一群贴着标签的大猩猩在跳舞。”然而当戴恩的提议成为职业足球新的赢利点时，舒格和贝茨都要夸耀，这个点子是他们最早提出的。
圆桌上没有感情，只有金钱。老板们在九十年代不断把俱乐部推上伦敦股市时，并没有考虑俱乐部成为公共公司的潜在问题，他们在享受那种上市融资后的数钱乐趣，谁知到2001年足球股票的大跳水，让许多俱乐部的股市价格远远低于其真实价值。他们在劝说银行和投资者时，也要极尽夸大之能事，反正只要圈到钱就行。于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圆桌会议的策划，职业足球被渲染为“成熟、稳定的赚钱机器”，当投资者发现投资完全无法收回时，职业足球才进入一个恐慌年代。
过去11年的英超圆桌会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挥金如土的疯狂时段。1992年英格兰俱乐部只有19个外援，到1999年这个数字就突破了200人。在2001年夏天用来购买球员的1．5亿英镑中，有1．25亿英镑流到了海外市场。2002－2003赛季开始时，896名英超注册球员中有一半不是英国人，即便此时英国球员的平均工资要比外援低很多。主教练们到此时已经明白，没有哪个主教练是因为花钱太多而下台的，下台的原因就是成绩，所以大家都在不断说服老板多花钱去换成绩，即便大牌如弗格森者亦不能免俗。然而一旦这些问题被公众知晓时，职业足球界的回答却是：“我们的操作是干净的，我们没有罪。”然后通过种种缅怀过去的手法，来掩盖肮脏的现实。说谎已经成为了游戏规则的一个部分，谁敢出头揭穿谎言，谁就将被清理出局。
工党政府在九十年代末考虑过介入职业足球管理，结果连英格兰足总这一关都没能过。布莱尔指派过两名亲信来调查职业足球界的各种黑幕，调查报告还没写完，这两个人就被委派了新的职务，因为他们知道一份真实的报告将埋葬现有的职业足球体制。迫于外界压力，英格兰足总也在1998年委派了一个有着经济调查背景的独立调查人，对英超和英甲俱乐部的一些问题操作进行调查，然而这个名叫迪恩的独立调查人不仅无法得到英超联赛委员会的支持，连在圆桌会议上旁听的资格没有。他走进任何一家英超俱乐部，都被当作一个敌人。独立调查人制度维持了4年，在2002年终止。迪恩说他掌握了一大批“令人震撼的材料”，可他的调查报告被英格兰足总封存，原因是英超联赛委员会指斥这份调查报告“严重失实”。
圈子还是这个圈子，即便换成了英超联赛委员会的头衔，圆桌上的内容也变成了争权夺利与合力赚钱，可这个圈子是不能容外人涉足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在圆桌上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圈子里有圈子自己的规则，法律也渗透不进来。
公平是亚瑟王开辟圆桌会议的原意，然而这张老板们的圆桌上没有公平，职业足球仍然在按照它自己的游戏规则运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