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陈独秀书
独秀先生：
安好，若让时光倒流一个世纪的话，我与您肯定是同乡兼师生关系。您一直在倒戈桐城古文，大喊“桐城谬种”，宣扬语言革命，而我这个“桐城谬种”的后代却对你崇敬不已。纵观您的一生，跌宕起伏，漫长曲折，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您的同代人，也深深地刺激着活在和平年代的晚辈——我。趁着夜色，我奋笔疾书。回顾着您的一生，梳理着您的革命和学术印痕，只是为了慰藉您在另一个世界的灵魂，但愿能得到安抚。
做学问，写诗书，这是您一贯的情怀。您总是以书生之心处世，然而所处之世，又往往冲击着您醉心研求的雅致心境，这使您常常换掉手中的笔，而撰写为国为政的文章。对学术的执著与对政治的敏感，贯穿了您整个一生。每当心有所动时，首先想到的是研究学问，而将欲着手时，又往往遭受着政治的触动。学者的秉性，政治家的激情，使您总在二者之中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但是，这二者并非在均衡的变换之中，较多、较长的时间您都是以一个政治家的思维在深虑着。在这种深虑之中，又暗潜着您作为一介书生的精神脉线。在您这种对政治的偏向里，任何一个不含党派偏见、不带个人情恨的人，都能从中看出一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内心郁结着的那颗深沉的为民族而忘却自我的恋恋情结。[①]
李劼先生曾说，读王国维要从他的自沉读起，读曾国藩要从他的事功读起，读章太炎要读出他的童心，读陈独秀则要读出他姓名中的那个“独”。[②]尽管您在“五四”时期曾经独领风骚，随后又成立了一个政党，但贯穿您一生的却是您别样的孤独。这种“孤独”是超然卓立、鹤立鸡群般的。您以这种孤独在主办《安徽俗话报》时体现为孤军奋战。1904年25岁的您，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只身一人来到了芜湖。那时候，您刚从日本流亡回来，披散着头发颇似革命党人的装扮。每一期报纸您都亲手分发、打包、送邮局邮寄。您还以“三爱”为笔名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作品近50篇。按照您自己的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馆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③]。您的这种孤独在您撰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体现为独抒己见，您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④]如此尔尔，在您主持《新青年》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体现为独领群伦，在成立中国共产党时体现为独占鳌头，在被清洗出党时体现为独来独往，在晚年客死江津时体现为寒江独钓。
在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您是堪称与孙中山媲美的革命家。只是您是由激情转向沉静，孙逸仙是从理性走向狂暴。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先共和再共产，实际上指的就是您两位所从事的两个既不同又相类的革命。只可惜当时您并未领悟。革命在先生这里称之为共产，在逸仙那里称之为共和，然而，你们二位的革命都同样具有那种农民革命的承继性。只是先生是越革命越怀疑这样的承继性，以至于越革命思维越清醒，革命转向哪里，您就站到哪里阻挡，成了终身的反对派，最后被革命所排斥，成为遗憾的局外人；在蒋介石制造一系列反革命政变的日子里，先生又承担了失败的全部罪名。现在看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是由孙中山和苏联顾问共同造成的，可惜的只是，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包括您两个儿子都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像先生那样的革命领袖则充当了替罪羊。古语云，春秋无义战。而今人的聪明则在于把利益的争斗挂在了“主义”的名下，使热血青年们看上去仿佛在为真理而斗争一样。关于“主义”，请您听听夏中义先生的解释吧，那是他在给汕头大学讲授大学人文课的时候，他说，“主是主导之意，义是活在你心中做人的道理”。[⑤]尽管这是他在给21世纪新青年开设大学人文课上讲的，但是这两个主义也是不同而相类的，一个在20世纪救国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主义”，一个是倡导21世纪青年们如何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主义”，都是在帮助青年朋友建立一种做人的准则。可叹的是那些天真的热血青年，在走上刑场的那一刻还仍在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先生您却是一直把持着内心的那把尺子，矢志不移。不论时代的潮流呈现什么样的流向，您都能保持住自己的主义。纵使做了局外人，您不忘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以至于成了共产党、国民党都相当敏感的人，甚至还被别人污蔑为汉奸。而当您所热衷的事业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趋向暴力的时候，您的激情又转化为坚定不移的理性立场，胡适曾这样写到您，“独秀先生……看的更透了，所以能用一句话总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⑥]如此等等。
您曾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⑦]而且事实也证明您言出必行。1915年您便创办了《青年杂志》，发表了震憾人心的《敬告青年》，提出了要造就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新型国民，从而呼唤新青年的涌现。事后，您觉得这样的呼唤还不够有力，就索性将杂志直接命名为《新青年》，号召青年们做“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的新青年。您还介绍西方文化及近代文明，明白无误地提出建设“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的民主国家，从而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仿佛上苍故意要相助您这位正在崛起的思想文化领袖，正当您携带着您的《新青年》登上历史舞台之际，蔡元培校长前来热情相邀，将您请到北大校园，任文科学长。《新青年》和北大相联合，犹如天地之气的融会贯通，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五四”文化，一个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历史话语，同时又聚集了整整一代的文化精英，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夜空可谓星光灿烂。
您才华横溢，思想深邃，目光锐利，集康有为的构想天才和梁启超的宣讲能力于一身，不仅及时地将胡适在语言上的改良一下子上升到您自己意识中的革命，而且迅速地将这场语言革命发展为全国思想文化之革命，即胡适称之为的“文艺复兴运动”。您在此充分展现了独领风骚的领袖天赋，不像权贵者凭借权势或暴力呼风唤雨，而是凭借主编一本杂志叱咤风云，您不是逼着国民去做什么，而是让国民心悦诚服地为你去做。中国人一向漠视语言重视暴力，而此刻语言在您那里凸显了惊人的魅力，致使写作和演讲一时间成了极其高尚的行为。回首五四诸君，只需看胡适之一人便足知演讲的魅力。语言的这种魅力在先生生活的时期不仅为先秦时代的圣贤游说所不及，即便推及古希腊雅典时代的雄辩家们也使之相形见绌。因为先秦的圣贤们虽然奠定了整个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但他们的话语须通过王者的权力才能带来实际的效应；而希腊雅典时代的雄辩家们虽然将其口才与政治权力直接联在一起，但他们影响的也只是导致权位的更替，而并不意味着改写一部历史。然而，语言在以您和胡适为标志的“五四”时代，却不仅越过权势直接诉诸整个社会，而且越过传统重新书写了一部历史。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您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出一辙，遥相呼应，正好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性座标。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打到你，把文革这帐也算到您的头上。可能您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时代同样是讨伐孔子，但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被批斗。举个例子吧，就拿北京大学来说，在五四时期，在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的氛围下，林纾和先生共存，辜鸿铭与胡适同在。在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下，曾经造就出了一大批中国现当代的杰出人才，甚至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而文革期间，1966年7月27日，掌管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建议”对“黑帮”“监督劳动”。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一些教授，比如您的同乡朱光潜教授，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这一切的一切，也许您泉下有知的话会寒心、会发怒、会大哭，您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科学和民主的传统被这些后辈们彻底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盲目崇拜。如果说“五四”是一种新生的话，那么“文革”就是一种流亡；如果说“五四”是一座风景无限的高峰的话，那么“文革”就是片杂草丛生的低谷。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批判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新的传统，而“文革”却是一场在语言文化上的陈胜吴广起义。
先生您也很明白，这一切都是信仰惹的祸。想当年，您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您的信仰和文革期间的信仰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您的信仰与其说是为救国救民的理想以及被十月革命的成功所吸引的话，不如说是您性格中那股阳刚之气与马克思那种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正义感的不谋而合。就个人而言，您和马克思是如此的相近，几乎可以这样表述：陈独秀是中国的马克思，马克思是德国的陈独秀。你们二人同样地叛逆，同样地正直，同样地坚持自由的思想，并且同样地富有想象力和独创性。唯一不同的是，马克思最后成了成功者，您却成了党的罪人被驱逐出党。
相对于马克思来说，您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早就被晚辈我原谅了。如果深究一下机会主义一词的确切含义的话，我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以主义名义闹革命的领袖者都是机会主义者，激进的叫左倾机会主义，保守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比如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起义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起义；而在起义后又是左倾机会主义，赞扬暴力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可见机会主义一词，是可以用在任何主义者身上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胜利，机会主义者代表着失败而已。李劼先生曾说，“所谓机会主义一词，乃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专用术语，不断地栽倒在那些失败者、被开除被清洗者们头上”[⑧]
您和马克思的这种在政见上的相通还可以这样地表达，假如当年的马克思处在您的位置上，他也同样会遭到开除的命运。作为一代政治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五任书记，您对中国革命是功不可没的。但作为书生和平常人的您同样值得后生仰慕的。
提及您身为书生的一生，始终绕不过您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五年时光（1933—1937年）。您这身陷囹圄的这五年，恰恰是您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五年。可谓是“狱中五年，不幸而幸”。监狱的高墙隔断了您对政治敏感着的神经，虽然也曾有政治思想的外溢，但毕竟大多时间您都去做学术研究了。这五年里，监狱为了满足您读书的要求，特地搬来两个大书架放在您的房间里，许多老朋友陆续给你送来了各种书籍，书架上堆满了诗、书、史、学，您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您还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立志要“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制造中国50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⑨]为此您还准备在两三年内，首先集中精力完成以下文字学著作：《甲戌随笔》（卷一：甲戌随笔；卷二：音韵文字杂志；卷三：古史资料），《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中国古代汉语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中国古史表》（以上八篇合编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干支为字母说》（这三篇与1913年所著《字义类例》合编为《实庵字说及其他》），《老子考略》等。[⑩]您博学多才，对文字音韵学、历史、哲学、文学等等都有精深的造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语，这些对您在音韵学和文字学方面有独到见解打下了基础。尽管这些计划由于您提前获释出狱而永远定格成计划了，但您那种敢于怀疑权威、敢于挑战传统的无畏精神和治学的严谨，永远值得晚辈们学习。也许您并不反对后生这样说，您没有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革命家，但您却是一名相当有名望的文字学家。
您一生在文字学领域可谓硕果累累，归纳起来分为两类：一为文字学，一为音韵学。文字学方面，您的《识字初阶》后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文字学巨著。您是为了寻找汉字的规律，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所作出的努力。您的文字学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性。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尤其是《小说识字教本》中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科学系统的，您是第一人，这也是您最大的创见。[11]也许您心中一直很可惜，当年要不是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的那场争执，这部大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鲜为人知。直到1971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将这部书出版，易名为《文字心诠》，由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却不记作者是您，也不登您写的序。不过至少说明您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在音韵学方面，您提出的对“叶韵”和“通转”表示异议，并以“复声母说”取而代之。紧接着又撰写《连语类编》，寻找古代有复声母说，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以及后来的《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等这七种音韵学论著，本来已经汇编成您的第一本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1949年三月都已经排出清样，大32开，共271页，约20万字，但因上海的解放，社会的变迁，至今一直未能出版。这也许是您撒手而去后的一大遗憾吧。
先生您或许还记得你写的《金粉泪》吧，“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您写的不管是五言还是七言，对仗不在乎工整不工整，只消表达其义即可，还真诗如其人，这与先生您放荡不羁的性格倒有几分相符。您的诗歌以《金粉泪》为著称，共56首，把您心中那种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通过对国民党首都官员们的纸醉灯迷、歌舞升平的描绘表现出来的。您几乎把国民党重要的军政官员一一揪出来示众，揭露他们高唱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诗中公开点名讽刺的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等等。此等英勇，惊天地，泣鬼神！
我想先生您肯定不会忘记您在狱中的写的两章《实庵自传》吧，我想这可能是您一生最大的遗憾了。其实晚辈是懂得先生的，您记得的事情都是党事、政事，不是与国际纠纷的事情，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在当时又不能写，真够您无奈的。先生您也一定深知，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现状的。但我对您回答陶亢德催促您续写自传的信中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讲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12]这份回信，晚辈觉得先生有点敷衍之词，先生主要是为大局着想，不想把与蒋介石的不共戴天之仇过早公布于世而影响抗日大局的吧。遗憾的是先生您还未忙完《小学识字教本》，就撒手而去了。不过大凡读过您的两章自传的人无不为您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采、幽默的笔调而钦佩。
最后，晚辈还想提及一点关于先生您的家庭方面事情。我想如果人有灵魂的话，您在下面一定也会很关注您的儿孙们的境况。据您的生平记载，您16岁在父母的包办下与高登科之女高晓岚结婚；19岁得一子陈延年；23岁得次子陈乔年；期间又得一长女陈玉莹；31岁和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自由恋爱至双双从安庆出走，隐居杭州，得三子陈松年；33岁得次女陈子美（高君曼所生）；34岁得四子陈鹤年（高君曼所生）；50岁得第三位妻子潘兰珍，有一养女潘凤仙。对于您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及长女玉莹为了您一直奋不顾身的革命事业英年早逝这些也是您是知道的。[13]
您走后，您的三子松年共和国时期得到了特殊照顾，还做上了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您的四子鹤年的子女在文革中吃尽苦头，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您的孙女即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据说就是因为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鹤年又在香港，有通外国之嫌，基于这些，陈祯祥自然成了天生的右派分子。最后，祯祥的丈夫被红卫兵迫害致死。二孙女陈祯荣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向红卫兵汇报思想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的实话，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孙女年幼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小孙子陈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幸好有了个十一届三中全会，您的孙子和孙女全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都去了香港。2000年，您四子在香港走完了帷幕深掩的余生，时年77岁。
您的小女儿子美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0岁、在南京银行和供销社供职的张国祥，当时他们定亲和结婚时，您正落难在上海。然而她的婚姻并不幸福，主要原因是她的丈夫是个有妇之夫，您女儿然后就一直在跟他闹离婚，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与丈夫张国祥正式离婚。然而，张国祥不给子美及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子美只得忍痛割爱，丢下四个亲生儿女，愤然离去。她凭着一手妇产科的医术，在一家医院谋得助产士一职。不久，她又结识了在浦东开推土机的司机李焕照，并同他结了婚。子美又与李焕照生了两个儿子。十年浩劫中的一个深夜，已经六十来岁的她秘密请人把自己绑在一只汽油桶上，偷渡到香港。之后，您的女婿李焕照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牢。子美在海上漂泊了10个小时到达香港后，就去了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先在华人开的医院当产科医生，后来自己开办了一家私人产科医院。1975年，子美到美国定居，并为与后夫所生幼子申办了合法居留身份。1999年4月14日下午4时，子美客死纽约，享年93岁。[14]唯一的遗憾是，晚辈我无法寻到您养女潘凤仙的任何消息，不过请您放心肯定会有比我更细心的人帮您打听的。
仲甫先生，函谒至此，后辈不免惊恐：先生您在生前几度辉煌，几度辛酸，备受争议，褒贬不一；而撒手去后，又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到种种批判，千秋功过让晚辈这么一回忆是不是让您更加悲伤了呢？您看到您的子女及后代的处境后，您认为当年的抉择是否正确呢？不得而知。若有在天之灵，我愿意看到您再一次革命，再一次以那张血气方刚的永远张扬着“新青年”的蓬勃和勇猛的脸扯去一切虚伪和愚昧，拂去一切蒙在理想上的尘埃，扫除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伪善和丑恶。 此致
敬礼
余一 笔于相思湖畔
庚寅年二月二十一日
[①]张宝明 刘云飞著：《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世悲情》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376页
[②]李劼著：《论晚近历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69页
[③]张宝明刘云飞著：《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世悲情》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28—29页
[④]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署名独秀。参见《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14—115页
[⑤]陈婉莹 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1页
[⑥]（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37页
[⑦]唐宝林陈铁健著：《陈独秀与翟秋白：中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21页
[⑧]李劼著：《论晚近历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85页
[⑨]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⑩]袁亚忠著：《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162页
[11]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价》，《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2]袁亚忠著：《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196页
[13]袁亚忠著：《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301—308页
[14]周艳琼：《陈独秀儿女们的命运》，《党史文苑》2006年第21期
作者简介：余一，原名余宏超，1985年出生，安徽桐城人，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有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诗潮》、《中国诗人》、《芙蓉锦江》、《大别山诗刊》等，诗歌入选《80后诗典》。
通联：1529628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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