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痛”：土地污染的日本教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痛痛病患者和家属在东京参加抗议活动。 资料图片

庞大的痛痛病律师辩护团合影，前排左五是正力喜之助，最右者是松波淳一。

痛痛病审判期间的抗议活动，有身份的政治活动家也陆续参与。

庶民的抗争

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快速增长期，G DP增速超过10%，沿海出现大量化工企业，同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都集中在1970年前后提起诉讼。

受害者团体、律师团体、专家学者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推动日本公害基本法制定，而且令日本政府架构调整，1971年，日本环境省从各部门中抽离成立。

曾为痛痛病、水俣病患者做过辩护的律师松波淳一告诉南都记者：经过四大公害对社会的洗礼，1970年后日本再也没有发生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而日本环境省官员则如此总结经验，政府与其后期介入污染事件，不如提前以立法的方式进行引导。

南都记者 杨传敏 发自日本

居民团进厂监督

8月是日本最酷热的季节，雪山融化，不适合旅行。在这个多山的岛国里，位于本州岛的神冈矿山原本是不太起眼的一个，但自从上世纪70年代那场著名的环境公害事件后，它变得不同寻常。

每年酷暑，都会有各路专家从全国各地而来，头戴安全帽，小心翼翼探视，今年是第39年。

头发斑白的高木动宽，痛痛病对策协议会会长，是这次视察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而协议会，则是镉污染受害者自发成立的公民社团。

40年前，痛痛病是日本环境受害者维权取得最彻底胜利的案例，围绕三井矿业开采污染引发的受害者协议团和律师团活动旷日持久，并作为四大公害事件之一，成为日本社会重视环境保护的转折点。

今年来到神冈矿区行使监督权的调查团有120人，70多人是当地居民，其余是各地律师、科学家、研究人员。按痛痛病对策协议会的规定，国内各领域专家、学者都可申请加入。

经过数十年的监督，神通川河水里的镉含量如今已经降低到接近自然水平。相比前任小松义久还要去新潟了解水俣病受害者活动经验，高木动宽也已相对轻松，因为人们不用单独去争取，一切都有章可循。

由痛痛病受害者捐建的清流会馆，成为日本公害事件活着的纪念碑，每天都有客人来此参观。

而记忆活在很多日本人心里，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梶雅范正是其中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日本科学史，曾主修化学，所以对环境污染也有相应的兴趣。10年前，他曾经申请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参观过三井矿业。

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梶雅范原本想象双方应该是剑拔弩张，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工厂和调查团对话氛围比较友好。调查一般分为几拨人，有水源调查组、土壤调查组，调查团可以检查工厂的每一道工序，包括排污口和污水净化设施。调查之后，双方坐在一起对话。三井公司代表并列一排坐在主席台上，居民代表和专家学者代表坐在下面。

“不是第一年双方就有这种默契”，高木动宽说，1972年，第一次调查开始的时候，三井公司比较抵触。时间越长，企业和社会调查团的磨合越融洽。

由于公众热情参与，不间断地对企业进行监督，三井公司在后来变得很主动，每年都作公害报告，主动告知神通川水的镉污染程度。

梶雅范作为一个外来的参与者，则认为这些公害报告对于提升企业形象也有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人日益注重环保，像三井这样的大财阀集团，塑造环保形象，商业利益也会随之而来。

科学证据链形成

不过，这种调查与被调查的关系形成，绝非来自于温文尔雅的协商，而是通过依据法律的争取。

高木动宽回忆，最早从1960年开始，由于矿山排污影响农业生产，当地就组成了居民联合协会，集体和矿山协商经济赔偿事务，之后痛痛病受害者团体成立。

第一次把痛痛病和环境污染联系起来的医生叫荻野升，他在上世纪50年代是荻野医院的继承人，其家族在富山县是望族，历代从医。

最初，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地方病，50年代初，风湿关节炎专家研究队还远道从东京而来。随后，痛痛病患者被医生诊断为维生素D缺乏症。

在治疗骨痛病患者时，荻野升发现他们都住在矿山下游的神通川流域，饮用水源和灌溉用水均来自这条河流，他后来写了一系列学术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痛痛病可能是由于矿山污染。

荻野升随后邀请了冈山市的小林纯教授，用化学方法化验了神通川里的水，发现里面含有大量重金属。而最终确定污染成分的是农业博士吉岗金市，他对受害者遗骨和流域植物做了化验，把污染物质最终锁定为“镉”。这些研究结果，都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发表。

通过医生和化学家的努力，镉污染和痛痛病之间产生了一个相对严密的证据链，并成为痛痛病作为公害事件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

高木动宽说，“当时社会舆论普遍支持痛痛病人”，专家的研究也增加了受害者协会的信心。

1966年，妇中町的一位普通农民小松义久成为了痛痛病“成人团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当时针对矿山污染的公民活动组织有好几个，除了“成人团活动”，还有“公民团”和“农业成年部”，各自关心健康、经济方面的赔偿。

最初，当地住民主要关注经济赔偿，不仅神通川鱼少了，当地的米在市场上也不能出售，而这些都是妇中町作为一个大型农业社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到后来，痛痛病越来越多见之于普通农妇，健康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诉求。

上世纪60年代末，小松义久到新潟市考察了第二水俣病受害者的协议会活动，回来后他对大家说，必须用法律手段解决。

于是，受害者协议团开始联系律师。不过，在最后赢得诉讼前，所有的法律咨询活动都是免费的，甚至连往来的交通费用都是律师自掏腰包。

庞大的律师辩护团

松波淳一是当年参加辩护团的主要律师之一，他今年已经80岁了，虽头发花白，仍笔耕不辍。他写了《痛痛病被害百年回顾与展望》一书，作为事件亲历者、辩护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记录了这段珍贵的历史。

松波淳一的书房被高大的书架环抱，上面不仅有法律著作，也有化学、医学的参考书籍。环境法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不仅要懂法律，也要懂科学，直到现在，老人仍然在不断总结。

松波淳一在富山县出生和长大。痛痛病诉讼案件发生时，他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律师。同为当地律师的岛林树，亲属是痛痛病患者，他起初在东京组织律师辩护团，邀请松波淳一加入。当时是1967年12月，辩护团还没有太大的规模。之后，松波淳一回到富山、金泽组建辩护团。1968年1月6日，痛痛病的律师辩护团在东京成立，律师人数十二三名，接着，他们开始到富山搜集证据。

荻野升和吉岗金市关于痛痛病的重要学术报告已经发表了，前者分析重金属污染会致病，并且提供了患者病情的证明材料，后者则通过化学元素分析发现了镉是引发痛痛病的主要原因。这些都被辩护团认为是非常有利的证据。

1968年3月，9位病人、20个亲属提起诉讼，要求三井矿业公司赔偿6100万日元，在日元还没有通货膨胀的当时，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虽然辩护团起初成员很少，但随着案件诉讼进程的深入，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其中，到最后共有345名律师为痛痛病患者辩护。

松波淳一告诉南都记者，“这个数字约占当时日本所有从业律师的3%”，其中有20余名主力律师参加了诉讼的所有回合。

最突出的是一位叫做正力喜之助的律师，他后来成为了辩护团的团长。正力喜之助出生在富山，是一位相当有声望的保守派，他的叔叔是国会议员，也是读卖新闻的老板。当时日本的环境保护运动往往被认为具有激进的左翼色彩，而正力喜之助作为保守右翼的加入，对最后的审判结果有很大影响。

和受害者辩护团对阵的三井矿业，也曾邀请正力喜之助为自己辩护，但遭到了拒绝。三井的企业辩护团，一共有10名律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劳动纠纷和职业病诉讼不断，已造就了一大批专职劳资纠纷的名律师。作为日本的大财阀，三井所邀请的都是佼佼者，在劳资纠纷方面富有经验。

但诉讼被证明对被告不太有利。松波淳一说，首先环境诉讼不同于普通的劳资纠纷，而且在提供法律证据方面，双方明显不对等。作为原告的受害者，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化学家提供的学术报告作为证明，而作为被告的三井矿业，只有从属于这家公司的医院提供医学证明———他们认为痛痛病患者实际上是一种维生素D缺乏症，是一种地方病。

而作为地方政府，富山县处境微妙，当时这一地区也快速发展，政府公开认同三井矿业对住民营养不良的判断。松波淳一记得，在厚生省关于“痛痛病是由于镉污染”的调查报告出现之前，富山县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团，主要调查居民是否营养不良，不过这个调查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即自行解散。

在日本的行政编制中，“县”的级别仅次于国家，相当于中国“省”的概念。而作为更小的行政和社会单元，妇中町则反对“营养不良”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