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籍抗日名将---悍将张灵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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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长衡会战,荣获三枚勋章

    一九四四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处于溃败之势,有如一轮正被西山吞噬的残阳,任凭怎样挣扎,也难以逃出坠殒沉落的命运。

    恰如夕阳落山时,云霞倍加耀眼夺目;又如油尽灯枯前,光亮更加眩目刺眼,眼看着在中国战场上日渐被动,前景堪忧,日军决定孤注一掷,动用了五十一万多人,六万七千匹战马,一万五千辆汽车,一千五百门火炮,以及大量的坦克、飞机,发动了一场抗战爆发以来涉及地域最广、历时最久的豫湘桂战役。                             

    豫湘桂战役的目的是打通并确保湘桂、粤汉铁路,建立由日本经中国大陆直达南洋日军占领区的大通道;摧毁湖南、广西境内的飞机场,切断中美空军对日轰炸。

    自四月起,日军连续发动了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其中长衡会战自五月底至九月初,历时三个多月,是豫湘桂战役中会战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

    隶属第六战区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暂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负责阻击日军右路兵团的进攻。该集团军在当年的二月刚刚组建,司令官就是王耀武,下辖第七十三军、七十四军和一百军。

    根据薛岳电文指示,王耀武命令张灵甫率领七十四军的五十七、五十八两个师沿沅江、益阳一带正面阻敌,逐次抵抗后退,而王耀武自己则率主力兵团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六月十日,日军第四十兵团兵逼益阳,与七十四军发生激烈的争夺战。六月十三日,日军又抽出两个联队,绕过中国守军防线,在乔口、靖港登陆,进攻宁乡。

    宁乡地处湘中的东北部,是湘中、湘北通往长沙的要点,日军为了保障进攻长沙的主力侧翼的安全,下令先攻占长沙两侧的宁乡、浏阳,再进攻长沙,保卫宁乡也就成了保卫长沙的前哨战。

    时张灵甫的五十八师一七三团团长何澜率一七三团、一七四团第一营并携师迫击炮营的一个连担任宁乡县城的防务。优势的日军连续猛攻一天,双方在城垣相持。傍晚时分出动三架飞机作低空轰炸,一七三团第七连奋起还击,击落敌机一架,并在敌机的残骸中寻获日军的作战文件,为上级的作战指挥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次日,日军以四五千人的兵力附八门炮,团团围住宁乡城,企图一举突破,但是一七三团拼死抗击,与突入的敌人连续发生三次肉搏,终将敌据于城门之外,日军在白天仍无进展。

    日军改变部署,增派一部南渡沩水,企图从五十八师的后方进行突袭。六月十五日,张灵甫的师部所在地遭到了渡河作战的二千余敌人的攻击,善于打攻势防御的张灵甫在兼顾正面的同时,抽出了一个营突袭日军的侧翼,两面夹击,相邻的友军七十三军第十五师也拔刀相助,与五十八师一起合力将敌人逼回了沩水岸边。

    同日,宁乡城垣被敌人突破,何澜指挥部队与突入的敌军逐屋争夺,反复肉搏巷战,至十六日上午,守军仍在城内的福音堂、杜家山、印台山等几个阵地与敌人搏斗。十六日中午时分,何澜率部从福音堂西南角开始突围,由于守军三面受到日军火力的封锁,一面被沩水所阻,突围不易,许多人没能渡过沩水,岸边和急流中死伤者甚多,何澜也身负重伤。

    尚未突围的一七三团团附蔡亚锷带领残兵一百四十名,伤员八十名退守福音堂,将团旗绑在福音堂屋顶的避雷针上,好让前来支援的空军看见迎风招展的团旗,宣示宁乡仍掌握在国军第五十八师一七三团的手中。当晚,蔡亚锷派人泅渡沩水,向师长张灵甫报告城内情况并请求增援。

    此时,张灵甫正在指挥五十八师主力与友军一百军第十九师及七十三军和七十九军全力围攻敌第四十师团,日军穷于应付,只得把攻击宁乡的兵力部分调去对付国军的主力,因此实力大减,十七日竟未能突破一七三团二百来名残兵据守的福音堂。第二天,从益阳尾追日军的十九师也攻到了宁乡城外,第四十师团未能达成占领宁乡的目的,撤围向湘乡方向转移攻势,张灵甫率师主力继续尾随追击,另派一个连和卫生队进入宁乡善后,接应一七三团归建,宁乡城内的防务则转交十九师,由十九师派出一个营与一七三团残部会合,接替了五十八师的防务。参见蔡亚锷《宁乡保卫战亲历记》(《湖南文史》二零零零年第五辑总第九十五辑)。

    然而,薛岳以不变应万变的“天炉战法”,这一次在长沙却没能再次奏效,在五十八师与十九师会师宁乡的同日,长沙失守。固守宁乡原是为了确保长沙西侧岳麓山外翼的安全,如今长沙主战场失利,卫星阵地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重要意义,在敌人骤然转头回攻的压迫之下,处境困难,王耀武审度情势,十九日夜下令放弃宁乡,军团向湘乡方向转移。

    五十八师以将近一个团的伤亡代价,在宁乡浴血奋战,“独守孤城五昼夜,英勇事迹可歌可泣,重伤官长计团长何澜、副团长罗英、团附蔡亚锷、营长孙步英、宋纯龙等十二员。敌死伤枕籍,损失之大,更倍于我。壮烈辉煌,实堪矜式。”《长衡会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

    战后,蔡亚锷获授云麾勋章,张灵甫还亲笔致函王耀武保荐提升,并颁奖金四万元予以激励。

    益阳、宁乡诸战中,五十八师共毙敌七百三十六人,伤敌一千六百九十七人,自身伤亡一千六百余人。

    衡阳在长沙以南约一百五十公里,位于湘水西岸,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在此交会,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六月二十四日,从长沙南下的日军重兵包围了衡阳。衡阳守军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功臣第十军附暂编第五十四师,在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的指挥下,抗日战争中历时最长的惨烈守城战—衡阳保卫战,自此揭开了序幕。

    当时国民党军在衡阳外围湘江两岸有十来个军,以东西两路进援衡阳,但是外围兵团在日军的强力阻击下,进展迟缓。

    在蒋介石的迭次命令下,王耀武将麾下主力向衡阳全力推进,此时他掌握着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九十九、一百军和失守长沙的第四军残部,虽然号称有十七个师,但这些部队自六月投入战斗以来,都已是久战疲师,建制残破,战斗力大不如前,在七月中下旬先后推进到衡阳郊外后,衡阳城内枪炮之声已可相闻,但是援军与日军阻击部队仍相持不下。

    王耀武最终动用了自己的老部队七十四军出马上阵。担任集团军的预备队。七月中旬,七十四军出青树坪转到宝衡公路,以五十八师沿公路作为攻击主力,五十一师在后,五十七师在演陂桥掩护全军右翼,向衡阳出击。自宁乡之战后,五十八师未有足够时间补充建制,相对于参战较晚的五十一师和五十七师,此时的五十八师战力是七十四军中最弱的,但是王耀武和施中诚还是点了张灵甫的将,把他推上了攻击前锋的位置,张灵甫奉命率部向金兰寺集结,配属一百军行动。

    第一百军军长李天霞正在为打下金兰寺伤脑筋。金兰寺在衡阳西南四十多公里处,原先有七十九军一个营在此据守,后被日军一个大队攻占。王耀武命令李天霞夺回,以掩护七十九军侧背。自七月二十日起,一百军的主力十九师围攻金兰寺已经有一周,他们陆续攻占了金兰寺周围的一些店铺和村庄,残余的日军二百余人退入背靠高地的寺庙内负隅顽抗。寺庙是坚固的砖石结构,敌人在山顶还筑有工事,十九师因缺乏山炮,屡攻不破,师长唐伯寅遭王耀武总部和李天霞军部的责令,备感压力。

    七月二十三日,张灵甫率五十八师向金兰寺方向出击,当天晚上即击破梯子坪李家山的敌一一六师团一部,一路过关斩将,于二十五日再攻位于香炉山雷祖岭向金兰寺增援的敌军,激战两天将敌击退。张灵甫马不停蹄,于二十七日立即派部猛攻金兰寺,在张灵甫与唐伯寅的合力奋战下,金兰寺终告克复。

    七月二十八日,王耀武军团各部在衡阳西南郊全面攻击前进,六十师进攻东阳渡,六十二军迫近衡阳汽车西站,七十九军在新桥、鸡窝山与敌激战,六十三师挺进望城坳,十九师攻向元公寨。但是,敌人援军也在第二天赶到,向王耀武军团展开凶猛反扑,当天,我军各部全线后退,只有五十八师和十九师一马当先,继续向衡阳挺进,二十九日,张灵甫进攻邹冈山南麓的盐塘冲,唐伯寅继续进攻元公寨、聚湖峰。两天后两师迫近衡阳近郊。

    张灵甫的新任务是消灭在公路线上扼守鸡窝山的日军,为援军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鸡窝山距离衡阳已经不到十公里,是衡阳西郊连绵山地中海拔最高的山头,通往衡阳的公路穿山脚而过,南面的地势开阔,易守难攻。张灵甫以明灿的一七二团为攻坚主力,配军属山炮连和师迫击炮营及工兵,向守卫石头山、大桥铺、鸡窝山的日军一一六师团二三四联队第三大队发起攻坚,一举攻占上述阵地,毙伤包括敌大队长广田在内一百二十余人。据当时在一七二团担任鸡窝山主攻营的副营长王沛年回忆,敌人在遭到该营猛烈攻击后退守反斜面,敌我双方当晚在山的两面相持,次日,敌军派来战机协助鸡窝山的守军,一七二团在白天继续与敌激战,终于在拂晓攻克鸡窝山要点。参见王沛年《解救衡阳鸡窝山之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天明时分,张灵甫登高远眺,望远镜中,战火纷飞的衡阳城尽收眼底。

    一天之前,衡阳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出了凄苦的求救电报:“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用命,前仆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多大损失。但现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任何蔬菜肉食,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每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渐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抚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

    张灵甫当时并不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但是第十军困守孤城四十余天,方先觉的处境之艰危他是可以体会的。张灵甫立即派出师部便衣谍报队去与第十军取得联系,并召集师部的作战和情报参谋,一同研究第二天的攻击计划和与第十军的联络方案。他命令明灿向鸡窝山东面的一零六六高地进击,几天内,敌人数次出动四五百兵力,向五十八师的阵地连续猛烈反扑,均被击退,鸡窝山阵地始终屹立不动,至八月八日,五十八师已经攻占一零六六高地西侧,将敌人逼至大水塘以东高地,直至八月十日,双方仍在激战中。

    但是,八月八日,孤守衡阳四十七天的方先觉弹尽援绝,率第十军残部放下武器,衡阳保卫战,以第十军不堪回首的悲剧与耻辱性结局,划下了句号。

    长衡会战,尤其是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虽然给日军以重创,但是日军基本达成了其湖南会战的目的,长沙、衡阳及湖南的大片土地沦陷,对国民党军不能不说是一个灾难性的重挫。不过就张灵甫个人而言,他在长衡会战中却收获颇丰,第五十八师是该次会战中个别表现优异的部队,军委会对他在会战诸战役中的卓著战功给予了高度肯定,一九四四年八月,张灵甫因功授勋,荣膺宝鼎勋章,不久之后再获颁忠勤勋章,随军的美军观察顾问也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张灵甫还获得了美国金棕自由勋章。

十、中將班里的少將

    一九四四年初,王耀武升任新组建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下辖第七十三军、七十四军和一百军。

三月,施中诚调回七十四军任军长,五月,张灵甫升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由于前方战事正紧,直到长衡会战结束之后,他才卸下兼任的五十八师师长一职,副师长蔡仁杰于八月正式接任。

十月,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在重庆成立。当时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招收了大批青年学生从军,后来从一九四五年春起陆续编成了九个师,番号从第二零一师排到第二零九师,这就是所谓的青年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是为培训青年军军政干部而设立的,它的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总监罗卓英,副总监黄维。

编练部下设军委会干部训练团、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等部门。

编练部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军干部研究班,也称将官队。研究班培训的对象为上校以上级别。蒋介石对青年军十分重视,特别指示要精选干部,将官队的四十来名学员,有一大半是他亲自点名调来,准备受训后派任各青年军的师长、团长。蒋介石这样大张旗鼓地培植青年军,使人感觉青年军大有前途,一时间趋之若鹜者甚众,有资格做保荐人的高官,更是多方活动,想把自己的亲信下属推荐进来,以期在青年军中建立自己的人脉,所以将官队的学员,尤其是几个师长的候选人,个个背后都大有来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灵甫由俞济时和王耀武保荐进入了将官队受训,同去的还有七十四军参谋长孟广珍。位于复兴关的将官队培训期为一个月,这种速成培训实际效用并不大,也不算正式学历,连镀金都谈不上。不过对张灵甫来说,他还是不虚此行,平时言语不多的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关键时刻一通关于时局的宏论,令委员长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将官队的重头戏,是在最后的“领袖召见”。培训结业的时候,蒋介石在曾家岩的官邸亲自接见将官队的每一名学员,而且是单独谈话。蒋介石一般只花三、四分钟泛泛问些籍贯、年龄、参战经历的问题,遇到他熟识的将领,话题范围就比较广泛些。台湾出版的关于张灵甫的传略,记述了他当时与蒋介石的部分谈话,称赞他对时局能“洞烛机先”,见解独到。当两人的谈话涉及到抗战时局和共产党的问题时,张灵甫对蒋介石建言道:“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共党之叛乱,现共党趁我抗战之机,不听命令,扩张实力,规避作战,若抗战胜利,彼必师俄共故智,乘战后疲惫,起而暴乱,望早为之计。”蒋介石早就说过,日寇是癣疥之患,中共是心腹大患,现在听门生融会中外历史,说得头头是道,显得对中共、对沙俄、俄共都颇有研究,感觉深合孤意,不禁龙心大悦。如果说张灵甫以前在蒋介石的印象中还只是一个打仗勇猛、智勇兼备的悍将,这次会面,他见识了张灵甫坚决反共的政治立场和远虑。蒋曾经在多种场合批评一般国民党军将领不好学习、不研究对手、不思进取,眼前的张灵甫,既忠且勇,又好学慎思,不正是他要树立的模范将领的典范吗?他后来多次称赞张灵甫智勇双全,对这个允文允武的心腹爱将青睐有加。

为了抬高青年军的身价,蒋介石立下规矩,将官队留任青年军的将领都要降级使用,即军长资历者任师长,师长资历者任团长,青年军师长的职位毕竟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瞩目,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师长的遴选,由罗卓英先列出认为优秀合用的候选将领名单,再呈送蒋介石亲自圈定。张灵甫不属于罗卓英的“土木系”,与罗素无渊源,起先他在罗卓英的候选名单上榜上无名,然而蒋介石对他十分欣赏,亲自在罗卓英呈交的推荐报告上加上张灵甫的名字,钦点他去青年军当师长。(《蒋中正电罗卓英》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卷》台湾国史馆典藏号002070100046080)

张灵甫从青年军将官队结业后不久,蒋介石还特地御笔一挥,批了一文给军令部长徐永昌,指名让张灵甫进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从被蒋介石圈定的其他几个青年军师长的履历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黄袍加陆帽”一族,即黄埔毕业,陆大深造者,所以蒋介石的这个特批,也可以说是为张灵甫在去青年军之前先到陆军大学镀金,多一个陆大学历。委员长这样特别地施与圣眷隆恩,以张灵甫的个性和为人,滴水之恩,他日更当涌泉相报了。

陆军大学创建于清朝末年,它仿效日本和德国陆军大学的体制,用于培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早年的陆军大学校址在北京,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北京后,接收了北洋时期的陆军大学。抗战开始后,陆军大学搬迁到西南大后方,在桂林、成都、贵阳等地办有分校。

张灵甫就读的将官班是一九四四年秋新开办的。当时军委会正在策划东南大反攻,准备配合盟军在广东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登陆作战,为了提高高级将领的战术修养和指挥能力,陆大教育长徐培根特地上报校长蒋介石核准创办将官班。将官班分成甲级和乙级两种,前后一共办了三期。抗战末年的这三期将官班,参训的学员几乎个个都是重量级的骨干将领,他们大部分在后来的内战中成为蒋介石继续倚重的肱股之臣。

甲级将官班的培训对象是中将以上级别的集团军正副司令、正军长,看一看张灵甫就读的第二期甲级将官班同学名录,就大致明白学员需要具备什么等级的资历。在这期五十几名同学中,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还有高桂滋、董其武、侯镜如、陈金城、何文鼎、宋瑞珂等著名的资深将领。

张灵甫是少将副军长,原本是不够资格挤身该班的,只能入读低一级的乙级班。正是有了蒋介石的特许,张灵甫才得以越级入读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成了中将云集的甲二期中极个别的少将级学员,为此他也一直引以为荣。

甲级将官班的课程针对性较强,主要是教授军事战术,课程包括大军战术、大军统帅、军事哲学、海军战术、空军战术、炮兵战术、装甲兵战术、步炮协同和后方勤务。授课的教官都是陆大扛鼎级的人物,有徐祖诒、何成璞、史久光、曾以鼎、林薰南、章培、徐培根、杭鸿志等战术专家。张灵甫与同学们在课堂上重温战术原则及图上作业,按照教官设置的假定战况,根据地图所示作计划、下命令,有时先在沙盘上做战术作业,再去野外上现场战术课。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张灵甫在陆大将官班的学业结束,他没有去青年军任师长,而是直接回到了雪峰山战役后正在湘西休整的七十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