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民事审判运用裁判方法三题》

民事审判运用裁判方法三题
袁春湘

越来越多的法官在民事审判中注重裁判方法的运用，这反映了法官司法能力和裁判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我国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显著成效。由于对裁判方法的研究及其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毕竟不太成熟，审判实践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一、不应狭隘地理解裁判方法
裁判方法虽然源于法学方法（法律解释学），但法学方法并不能代替裁判方法。裁判方法，是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查明案件事实、寻找和运用法律的方法，如法庭调查方法、主持法庭辩论方法、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法律推理方法、法律解释方法等。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只注重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而对审判过程中法庭调查和主持法庭辩论等方法重视不够。其实，后者对审判同等重要。例如，审判中审判心理方法的运用，对查明案件事实、形成法官内心确信就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的“五听”就是运用主观感受和经验判断的方法，查明案件事实。
审判实践中，法官既不能将裁判方法狭隘地理解为法律的解释方法，也不能将裁判方法宽泛地理解为法律方法。因为，法律方法是法律职业者（从事立法、司法、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活动的人员）共同体或法律人所特有的进行职业活动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要注意适用的前提
每一种裁判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前提。一种裁判方法脱离其适用的前提，法官就会有适用法律错误的极大风险。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在《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合订本，下卷）选编的温没虎诉村委会人身损害赔偿案（该案中原告温没虎在被告村委会组织的义务劳动中受伤），就是法官针对法律的漏洞，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属于义务（无偿）完成工作的性质，为保护无过错的劳动者，采取了法律类推的裁判方法，即参照工伤事故处理了本案，收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然而，近年来，一些类似的案件，比如居民在居委会组织的公益性文体活动中受到伤害，有的法官仍使用法律类推的裁判方法就值得商榷了。因为，法律类推的裁判方法适用前提是法律存在漏洞。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此类案件的审理已经有了法律依据。例如该司法解释的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中，“其他社会活动”是指前半段经营活动之外的活动，包括公益性活动。这样，对于在公益性活动中的受害人，法官就可以通过扩张解释的裁判方法，适用该司法解释的第六条。将居委会组织公益性文体活动解释为从事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判令活动的组织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必要再参照工伤事故的类推处理本案了。
正确适用裁判方法的思维应是根据案件存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障碍，选择最佳的裁判方法，而不是以裁判方法生搬硬套案件本不该适用的法律。
三、不同裁判方法的选择
如同解决纠纷的方法可能很多，但最佳的只有一种一样；针对案件可适用的裁判方法也可能很多，但最佳的也只有一种。对不同裁判方法的使用的顺序问题，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判决中不仅承认不同裁判方法的冲突，而且表明冲突的选择理由。甚至意大利民法第十二条规定,法官在解释法律时，有义务首先考虑其文字含义，而在文义上不清楚时才去考虑立法者的意图。一般说来，案件如果有可以适用的法律，而适用的法律又需要解释时，首要的是文义解释方法，当文义解释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如出现多种含义时，就要采取体系或逻辑的解释方法，如果还是解释不通，则有必要将目的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运用。
如果案件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出现法律漏洞的情况，首先考虑是否适用扩张解释，采用扩张解释的裁判方法，就是尽量将现有的法律，根据其立法目的，对其适用的范围和案件类型进行扩张，从而将该案件与解释的法律形成涵摄。如果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也行不通，则采用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但是，同样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之间会存在着冲突。这些方法的适用顺序一般是，首先适用目的性扩张，其次是法律类推，再次是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帝王条款”，最后才是法官可以直接创造法律规则。
在这些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中，目的性扩张和法律类推两种方法最容易相混淆。所谓类推适用，是指就法律未规定的事项，适用与之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裁判案件的方法。如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目的性扩张，是指由于立法者用于表达立法意图的类型过于具体，造成法律文义未涵盖的系争案件类型，为实现立法目的，有必要超越法律文义的规定，将该类型包括在该法律适用范围内的方法。扩张解释不是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是指通过分析条文内涵将法律条文中过于狭窄的含义加以扩大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目的性扩张和扩张解释的区别标准在于“预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扩张超出法律条文可预测的范围，则是目的性扩张；如果扩张前后的内涵相同，并没有超出法律条文的本意，则是扩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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