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集中爆发，幸福感急剧下降（组图）

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小雨、节前走亲访友等几个原因几乎让北京陷入了全城拥堵。那天的拥堵让很多人至今耿耿于怀，不少人仍然在网上讲述自己当天的经历，比如，“200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

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拥向大城市。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拥向大城市。

在王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拥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居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居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城市为谁而建

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 

地表很漂亮，地下却很差

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东西很漂亮，地下的东西却很差。”汪玉凯说，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城市压力。

汪玉凯告诉记者，大城市要用产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够提高注册企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

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联合国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标体系，空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所占比重很大。从联合国的指标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还在误导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而要导向这个层面则需要系统的长期的指标体系，我国现在就缺少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很多城市还在为GDP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 部分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