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百姓眼中的“中国模式”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对社会垄断行业与垄断行为的管理，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解决政府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其切入点，就是反垄断。反垄断，并不是反对一切垄断，消灭垄断。而是取消不必要的垄断，对不能消灭的垄断，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政府如何限制、管理垄断行为，应该有系统的理论，科学的方法，健全的法制，还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目前存在的垄断分为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国家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其中的自然垄断不是反对的内容，是管理的重点；国家垄断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必须由国家垄断决不能由民间经营，如军队和暴力就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经济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才是我们要反对的垄断。其中经济垄断中的技术垄断，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不仅不能反对，还要大力提倡。


　　像中国的烟草、食盐垄断经营，就是行政垄断，靠行政权力保护的垄断就是行政垄断，这种没有必要的垄断，只会给垄断主体带来垄断利润，而对生产和消费没有任何好处的垄断必须反对。中国社会无处不存在垄断，虽然立了《反垄断法》，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分类不清，二是该强化的垄断却没有垄断，三是该管理的垄断也没有认真去管理，也不知道怎么管，四是该反对的垄断不明确。


　　6、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路径，降低人民的幸福指数。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依据所在国的国情有计划、有市场调查、可持续的逐步深入、逐次推进。而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完全由政府垄断，任何投资都必须由相关部门审核批准，金融部门依据政府权力机关批文贷款，政府取代市场，把市场规律转化为政府批文，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发展什么产业什么产业过剩，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


　　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步实现的，可是，中国政府在1958年制定的“反城市化”的户籍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使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始终是在“伪城市化”状态下进行，全国大量流动人口，异地居住，给流动人口和城市、农村带来人权、人性灾难。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并漫延至大中专毕业生，正正规规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也不能正常转户籍。另一方面，把没有户籍人口与有城市有户籍人口，人为地分成两类人群，分裂族群，形成新的利益对立的群体，造成城市族群矛盾凸显，农村资源闲置浪费。


　　最为典型的是深圳市，1400万城市人口，只有200万人有城市户籍，1200万是非城市户籍人口，85%的人口没有资格在他亲手建设起来的城市居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也造成了这类劳动力流动性强的城市经济，成为典型的浮萍式、投机性脆弱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迅速烟消云散。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窗口性城市，集中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端，它与来料加工经济相辅相成，但其他任何中国城市都是按这种模式——“只要劳动力不留人”在进行建设和发展。城乡之间的迁徙人口，毫无人权与幸福可言，不谈政治权利，就是人性最基本的成年人和已婚人口的性生活权、亲子权、教育权、医疗权等等都被完全侵夺，自发地性工作者，被以道德与法律名义轮番打击与取缔。这种毫无人性可言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一种坏的路径选择。


　　三、中国30年改革开放之后都是“社会呈现出好坏并存局面”


　　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477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56958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142918亿元，增长8.9%。


　　200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2399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531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282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0.1%。2010年10月15日，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 兑6.6497元人民币。


　　2009年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其中税收收入59515亿元，增加5291亿元，增长9.8%。2010年将达到8万亿元。


　　2009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34625亿元，比上年增长8.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6.9%；集体企业增长10.2%，股份制企业增长13.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2%；私营企业增长18.7%。


　　200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85133亿元，增长15.5%；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40210亿元，增长15.7%[2]。


　　但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为个人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而且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形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长期采取重工抑农、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二是改革开放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作用的结果；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严重忽略了公平；四是转轨时期，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五是分配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六是产业结构的演进使得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利益关系调整而造成收入悬殊。


　　1、整体经济发展，呈现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基尼系数是世界公认衡量个人贫富差距是合适度的基准。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数值达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数值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过人，0.6则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1970年，我国农村基尼系数人致在0.21-0.24之间，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在0.16-0.18之间，说明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显现出平均主义的状况，而1998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455，2001年为0.4577，2005年为0.468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认为，我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438，而据世界银行测算，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2009年达到4.9。以上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与经济水平相近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明显偏高。这表明我们现阶段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段。


　　2、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到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34元增长到3095元，增长了23.0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9798元，增长了28.5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分别是1978年的5.82倍和6.19倍。


　　第一阶段，(1980-1984)逐步缩小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6倍缩小为1984年的1.82倍，缩小近30%。


　　第二阶段(1984-2003)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生产力逐渐下降，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198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31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倍；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7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7倍。


　　第三阶段(2004-2005)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慢缩小的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降低农业税直至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之粮食价格恢复性上涨，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的情况。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7倍，2004年降为2003年的3.21倍，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3.17倍。


　　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是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确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快，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确确实实在继续扩大。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现金收入里，外出打工收入占了40%，售卖农产品等家庭纯经营的数据占的比重是49%，打工收入和售卖农产品为主的经营收入占到农民收入的89%。再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将会更加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有扩大的可能。


　　3、沿海发展迅速，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


　　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衡量地区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是人均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数据显示，1985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5个省（市、区）是西藏、青海、甘肃、上海、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依次分别为1967元、1664元、1345元、1344元和1343元；收入最低的5个省是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和安徽，职工平均工资依次为1035元、1027元、997元、966元和950元，工资最高省份的职工平均工资为最低省份的2.07倍(中国统计年鉴，1986)。


　　随着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0.12上升到0.21。1992年以后，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步伐加快，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上升到1995年的0.17。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的不平衡、改革中的不同步。


　　较之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主要原因。30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对于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解释率平均为74%，而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于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解释率平均为17%。东、中、西部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普遍大于东、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西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最大。


　　4、各业发展不平衡，行业差距更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78年收入最大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年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470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81倍；1985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年平均工资为1275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878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45倍。行业差距有所缩小，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人成功，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收入水平。


　　但1985年以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5年，收入最高的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到了31080元，而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仅为8295元，行业收入差距山1985年的1.45倍扩大到3.75倍。这里同样不包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果考虑到工资以外的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水平比最低行业的收入水平远不止3.75倍，而且这种扩大的趋势正逐步合法化。


　　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3倍；行业收入差为15.93倍，为全球差距最大国家之一；地区收入差为2.43倍；各地居民收入差距为23倍。


　　5、GDP增长，利润、税收增加劳动者报酬下降。


　　按收入法计算，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十营业盈余。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者报酬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按当年价格算，实行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我国劳动者报酬为23235.82亿元，2007年上升到109532.27亿元，2007年为1994年的4.71倍；不过，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原因，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51.2%下降到2007年的39.74%，2007年比1994年下降了11.46个百分点。这一比重远低于一般国家和地区54%65%的水平。


　　有关资料记载，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56.9%；英国为54.5%；法国为51.6%；德国为48.9%。相比而言，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小。


　　与此同时，营业盈余则从1994年的10556.24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8361953亿元，增长了6.92倍，年均增长15.93%；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从1994年的618475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4082752亿元，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14.43%；固定资产折旧从1994年的5406.88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39018.85亿元，增长了6.22倍，年均增长15.16%。


　　在GDP中，营业盈余占比由23.26%上升到30.34%．上升了7.08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比由13.63%上升到14.81%．上升了1.1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由11.91%上升到14.16%．上升了2.25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从1994年的3496.2元增加到2008年的15780.8元，增加了3.51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从1994年的1221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06元，增加了2.9倍。从1994～2008年，居民收入（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占GDP的比重从46.49%下降到43.26%；而政府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收入则由10.52%上升到19.24%。我国GDP从1994年的48197.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了5.24倍，年均增长1298%；财政收入从1994年的5218.1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61330.35亿元，增长了10.75倍，年均增长17.85%；而同期居民收入从22407.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30077.9亿元，只增长4.8倍，年均增长12.44%，明显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


　　6、高速发展与快速致富理念，摧毁了传统道德体系。


　　经社会调查，惊人地发现，越是落后地区、贫困人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意识越强烈，保留的传统意识越多。反过来，越是急于快速致富的人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意识简直是荡然无存，其心中的守护神，基本上由金钱利益所取代。在干部体系内，越是道德品质等理念被权力、权利意识所取代者，更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并顺利处于社会地位上升之势。


　　在农村，传统的道德体系基本完全被摧毁，致富、赚钱才是第一要务，人贩子与卖淫者，心中基本没有人性与道德要素。企业经营缺诚信与竞争无序、无规则是普遍现象，蒙牛与依利两大乳品企业间的非正当竞争，只是冰山的一角。


　　传统的农业经济道德体系被摧毁，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还没有树立，我们经常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缺乏载体，整个社会处于无德、无规则运行之中，中国经济社会从里到外，缺少了精神支柱、思想上没有守护神，经济发展方向与指导思想主线不明确，这是十份危险的事情。


　　而且，这一点，在全党、全民思想上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更可怕的是，一讲道德就与政治相联系，与党的思想意识相联系，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讲的全是大话、空话、套话，基本没有诚实可言，制造的典型人物没有大众化意义，说教式的高压态势，谁也不认可，人人知道大会上的官员，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真心话，所有人都清楚对方在说假话，但个个都假装说的对。少数官员挖空心思制造新概念、新提法，挑逗大众智商，仅仅为了博得听众的掌声与喝彩。在这种环境下必然薰陶出“我爸是李刚”式的“官二代”，整个社会没有真正的道德教化与廉耻感的“民二代”，也不会好到那儿去。


　　中国的市场经济这台大戏，刚刚演完第一幕，曲折的故事情节已经铺开，未来一幕幕，可能是惊心动魄的，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总之，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2010年2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严肃地表示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三不”的提法是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初，当时中国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升温的时候提出警告。两年后，温总理同样提出这样的警告，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偶然出现的，这是一个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经济制度问题。从2008年到2010年，两年时间一个周期，周期非常短，矛盾在加深。


　　“不平衡”指的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指第二、三产业不协调。也就是农业，工业，服务行业不协调，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快，赖投资和外贸出口。“不可持续”，经济泡沫化，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


　　从生态资源上来讲，一是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二是能源、资源消耗大。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可逆转，资源与能源不可再生。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加。


　　从服务上讲，国有股份制大银行成了世界级的巨人企业，可大量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基本没有贷款的途径。没有把占就业人口80%的中小企业当企业，更没有把个体户当经济实体看。老百姓就业主体和谋生门路，都没有纳入党和政府的工作范畴。


　　改革开放30年，始终没有把私营经济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社会主义小康建设。


　　中国30年的改革过程，整体上是扭曲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用三句话概括改革现实中面临的问题：第一句话，中国的现实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句话，这样的结合是最愚蠢的：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满意。第三句话，今后怎么办：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


　　不能够由对改革的反思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无论如何要坚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这20多年的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增长，也不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实现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变化，使得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成为世界上比较正常的国家，而这就是改革方向为什么要坚持的核心理念。


　　2010年10月29日


　　参考文献：


　　[1] 台湾《联合报》，中国模式带领崛起？带往崩溃？[N],2010年10月25日.


　　[2]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 ... 00225_402622945.htm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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