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百姓眼中的“中国模式”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16 10:23:3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对社会垄断行业与垄断行为的管理,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解决政府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其切入点,就是反垄断。反垄断,并不是反对一切垄断,消灭垄断。而是取消不必要的垄断,对不能消灭的垄断,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政府如何限制、管理垄断行为,应该有系统的理论,科学的方法,健全的法制,还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目前存在的垄断分为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国家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其中的自然垄断不是反对的内容,是管理的重点;国家垄断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必须由国家垄断决不能由民间经营,如军队和暴力就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经济垄断、权利垄断和行政垄断才是我们要反对的垄断。其中经济垄断中的技术垄断,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不仅不能反对,还要大力提倡。


  像中国的烟草、食盐垄断经营,就是行政垄断,靠行政权力保护的垄断就是行政垄断,这种没有必要的垄断,只会给垄断主体带来垄断利润,而对生产和消费没有任何好处的垄断必须反对。中国社会无处不存在垄断,虽然立了《反垄断法》,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分类不清,二是该强化的垄断却没有垄断,三是该管理的垄断也没有认真去管理,也不知道怎么管,四是该反对的垄断不明确。


  6、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路径,降低人民的幸福指数。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依据所在国的国情有计划、有市场调查、可持续的逐步深入、逐次推进。而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完全由政府垄断,任何投资都必须由相关部门审核批准,金融部门依据政府权力机关批文贷款,政府取代市场,把市场规律转化为政府批文,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发展什么产业什么产业过剩,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


  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步实现的,可是,中国政府在1958年制定的“反城市化”的户籍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使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始终是在“伪城市化”状态下进行,全国大量流动人口,异地居住,给流动人口和城市、农村带来人权、人性灾难。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并漫延至大中专毕业生,正正规规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也不能正常转户籍。另一方面,把没有户籍人口与有城市有户籍人口,人为地分成两类人群,分裂族群,形成新的利益对立的群体,造成城市族群矛盾凸显,农村资源闲置浪费。


  最为典型的是深圳市,1400万城市人口,只有200万人有城市户籍,1200万是非城市户籍人口,85%的人口没有资格在他亲手建设起来的城市居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也造成了这类劳动力流动性强的城市经济,成为典型的浮萍式、投机性脆弱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迅速烟消云散。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窗口性城市,集中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端,它与来料加工经济相辅相成,但其他任何中国城市都是按这种模式——“只要劳动力不留人”在进行建设和发展。城乡之间的迁徙人口,毫无人权与幸福可言,不谈政治权利,就是人性最基本的成年人和已婚人口的性生活权、亲子权、教育权、医疗权等等都被完全侵夺,自发地性工作者,被以道德与法律名义轮番打击与取缔。这种毫无人性可言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一种坏的路径选择。


  三、中国30年改革开放之后都是“社会呈现出好坏并存局面”


  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477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56958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142918亿元,增长8.9%。


  200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2399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531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282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0.1%。2010年10月15日,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 兑6.6497元人民币。


  2009年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其中税收收入59515亿元,增加5291亿元,增长9.8%。2010年将达到8万亿元。


  2009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34625亿元,比上年增长8.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6.9%;集体企业增长10.2%,股份制企业增长13.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2%;私营企业增长18.7%。


  200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85133亿元,增长15.5%;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40210亿元,增长15.7%[2]。


  但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为个人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而且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形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长期采取重工抑农、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二是改革开放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作用的结果;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严重忽略了公平;四是转轨时期,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五是分配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六是产业结构的演进使得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利益关系调整而造成收入悬殊。


  1、整体经济发展,呈现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基尼系数是世界公认衡量个人贫富差距是合适度的基准。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数值达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数值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过人,0.6则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1970年,我国农村基尼系数人致在0.21-0.24之间,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在0.16-0.18之间,说明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显现出平均主义的状况,而1998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455,2001年为0.4577,2005年为0.468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认为,我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438,而据世界银行测算,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2009年达到4.9。以上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与经济水平相近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明显偏高。这表明我们现阶段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段。


  2、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到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34元增长到3095元,增长了23.0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9798元,增长了28.5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分别是1978年的5.82倍和6.19倍。


  第一阶段,(1980-1984)逐步缩小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6倍缩小为1984年的1.82倍,缩小近30%。


  第二阶段(1984-2003)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生产力逐渐下降,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198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31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倍;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7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7倍。


  第三阶段(2004-2005)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慢缩小的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降低农业税直至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之粮食价格恢复性上涨,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的情况。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7倍,2004年降为2003年的3.21倍,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3.17倍。


  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是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确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快,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确确实实在继续扩大。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现金收入里,外出打工收入占了40%,售卖农产品等家庭纯经营的数据占的比重是49%,打工收入和售卖农产品为主的经营收入占到农民收入的89%。再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将会更加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有扩大的可能。


  3、沿海发展迅速,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


  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衡量地区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是人均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数据显示,1985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5个省(市、区)是西藏、青海、甘肃、上海、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依次分别为1967元、1664元、1345元、1344元和1343元;收入最低的5个省是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和安徽,职工平均工资依次为1035元、1027元、997元、966元和950元,工资最高省份的职工平均工资为最低省份的2.07倍(中国统计年鉴,1986)。


  随着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0.12上升到0.21。1992年以后,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步伐加快,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上升到1995年的0.17。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的不平衡、改革中的不同步。


  较之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主要原因。30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对于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解释率平均为74%,而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于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解释率平均为17%。东、中、西部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普遍大于东、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西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最大。


  4、各业发展不平衡,行业差距更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78年收入最大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年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470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81倍;1985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年平均工资为1275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为878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45倍。行业差距有所缩小,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人成功,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收入水平。


  但1985年以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5年,收入最高的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到了31080元,而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仅为8295元,行业收入差距山1985年的1.45倍扩大到3.75倍。这里同样不包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果考虑到工资以外的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水平比最低行业的收入水平远不止3.75倍,而且这种扩大的趋势正逐步合法化。


  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3倍;行业收入差为15.93倍,为全球差距最大国家之一;地区收入差为2.43倍;各地居民收入差距为23倍。


  5、GDP增长,利润、税收增加劳动者报酬下降。


  按收入法计算,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十营业盈余。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者报酬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按当年价格算,实行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我国劳动者报酬为23235.82亿元,2007年上升到109532.27亿元,2007年为1994年的4.71倍;不过,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原因,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51.2%下降到2007年的39.74%,2007年比1994年下降了11.46个百分点。这一比重远低于一般国家和地区54%65%的水平。


  有关资料记载,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56.9%;英国为54.5%;法国为51.6%;德国为48.9%。相比而言,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小。


  与此同时,营业盈余则从1994年的10556.24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8361953亿元,增长了6.92倍,年均增长15.93%;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从1994年的618475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4082752亿元,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14.43%;固定资产折旧从1994年的5406.88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39018.85亿元,增长了6.22倍,年均增长15.16%。


  在GDP中,营业盈余占比由23.26%上升到30.34%.上升了7.08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比由13.63%上升到14.81%.上升了1.1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由11.91%上升到14.16%.上升了2.25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从1994年的3496.2元增加到2008年的15780.8元,增加了3.51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从1994年的1221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06元,增加了2.9倍。从1994~2008年,居民收入(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占GDP的比重从46.49%下降到43.26%;而政府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收入则由10.52%上升到19.24%。我国GDP从1994年的48197.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了5.24倍,年均增长1298%;财政收入从1994年的5218.1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61330.35亿元,增长了10.75倍,年均增长17.85%;而同期居民收入从22407.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30077.9亿元,只增长4.8倍,年均增长12.44%,明显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


  6、高速发展与快速致富理念,摧毁了传统道德体系。


  经社会调查,惊人地发现,越是落后地区、贫困人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意识越强烈,保留的传统意识越多。反过来,越是急于快速致富的人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意识简直是荡然无存,其心中的守护神,基本上由金钱利益所取代。在干部体系内,越是道德品质等理念被权力、权利意识所取代者,更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并顺利处于社会地位上升之势。


  在农村,传统的道德体系基本完全被摧毁,致富、赚钱才是第一要务,人贩子与卖淫者,心中基本没有人性与道德要素。企业经营缺诚信与竞争无序、无规则是普遍现象,蒙牛与依利两大乳品企业间的非正当竞争,只是冰山的一角。


  传统的农业经济道德体系被摧毁,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还没有树立,我们经常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缺乏载体,整个社会处于无德、无规则运行之中,中国经济社会从里到外,缺少了精神支柱、思想上没有守护神,经济发展方向与指导思想主线不明确,这是十份危险的事情。


  而且,这一点,在全党、全民思想上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更可怕的是,一讲道德就与政治相联系,与党的思想意识相联系,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讲的全是大话、空话、套话,基本没有诚实可言,制造的典型人物没有大众化意义,说教式的高压态势,谁也不认可,人人知道大会上的官员,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真心话,所有人都清楚对方在说假话,但个个都假装说的对。少数官员挖空心思制造新概念、新提法,挑逗大众智商,仅仅为了博得听众的掌声与喝彩。在这种环境下必然薰陶出“我爸是李刚”式的“官二代”,整个社会没有真正的道德教化与廉耻感的“民二代”,也不会好到那儿去。


  中国的市场经济这台大戏,刚刚演完第一幕,曲折的故事情节已经铺开,未来一幕幕,可能是惊心动魄的,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总之,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2010年2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严肃地表示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三不”的提法是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初,当时中国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升温的时候提出警告。两年后,温总理同样提出这样的警告,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偶然出现的,这是一个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经济制度问题。从2008年到2010年,两年时间一个周期,周期非常短,矛盾在加深。


  “不平衡”指的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指第二、三产业不协调。也就是农业,工业,服务行业不协调,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快,赖投资和外贸出口。“不可持续”,经济泡沫化,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


  从生态资源上来讲,一是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二是能源、资源消耗大。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可逆转,资源与能源不可再生。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加。


  从服务上讲,国有股份制大银行成了世界级的巨人企业,可大量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基本没有贷款的途径。没有把占就业人口80%的中小企业当企业,更没有把个体户当经济实体看。老百姓就业主体和谋生门路,都没有纳入党和政府的工作范畴。


  改革开放30年,始终没有把私营经济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社会主义小康建设。


  中国30年的改革过程,整体上是扭曲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用三句话概括改革现实中面临的问题:第一句话,中国的现实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句话,这样的结合是最愚蠢的: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满意。第三句话,今后怎么办: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


  不能够由对改革的反思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无论如何要坚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这20多年的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增长,也不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实现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变化,使得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成为世界上比较正常的国家,而这就是改革方向为什么要坚持的核心理念。


  2010年10月29日


  参考文献:


  [1] 台湾《联合报》,中国模式带领崛起?带往崩溃?[N],2010年10月25日.


  [2]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 ... 00225_402622945.htm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mail :chaifh195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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