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座里程碑

钟沛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座里程碑
——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钟沛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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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一门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反对把自己某些过时的结论奉为主义，声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一门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就是这样对待他们创立的学说。马克思反对把自己某些过时的结论奉为主义，声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原本主要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如何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原本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并宣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对百年来一直为独立和解放而苦苦奋斗的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说过，如何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也是在实践中探索。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还没有探索成功，列宁就过早地去世了。斯大林把苏联引到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道路上去。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国际帮助建立的，一度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得到国际的支援，受国际的指挥。1924－1927年中国的大革命，中国人民许许多多最优秀的儿女——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向警予、恽代英等等，抛头颅、洒热血、受囚禁，多少激昂豪情、多少慷慨悲歌。毛泽东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怎样战斗？怎样前进？无量鲜血，无数生命，换来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对中国有用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中国前进的道路。之后，又在强敌前堵后追的压迫下，经历二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长征，一直到1940年，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才找到一个路标，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在当时的反共声浪中，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大会发表演讲，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座里程碑，但由于毛泽东本人犯了骄傲和急躁的毛病，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光景过早地结束了
回顾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实践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个阶段，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演讲第一次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又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进一步具体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
《论联合政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过的，并且区别于俄国的重要观点，如:
“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想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提倡它的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有着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
“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那就不好了。”
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座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当年矗立在陕北。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目标，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封锁，奔赴陕北延安。知识分子的呼唤、宣传、组织，使蒋介石政府陷于全民包围之中。推翻专制独裁的统治，一个光芒万丈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终于屹立于东方。
1949年，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商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个文件。它切合实际又坚定明确，清楚地提出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工作，都起了规范和指导作用。明确“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得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的一致拥护，1949年9月3日，《人民日报》以特大标题刊出《中国人民政协制定人民大宪章》。
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但是令人感到深深遗憾的是，这样的好景没有维持多久。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十分警惕并且告诫全党不要骄傲和急躁的毛病还是发生了。毛泽东在“七大”上说:“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毛泽东说:“我们要英勇奋斗，又要谦虚谨慎。”当时的陕北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果的一个落脚点，同时又是一个出发点——历史的新起点。
犯骄傲和急躁毛病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骄傲地否定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全国政协会上与各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商定的《共同纲领》，急躁地宣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改造，而原本要长期奋斗的民主主义就被抛弃。他凌驾于全党之上，以个人的意志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打成“右派分子”，自毁与各民主党派、民主阶级联盟的长城。他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许多年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中，所以会造成这一系列灾难，其原因不仅仅是毛泽东曾经警惕的骄傲和急躁，最根本的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必须中国化的原则。在进北京以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全国形势作了许多正确的分析，却仍以“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教条，认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以后一系列“兴无灭资”斗争的由来。而要防止导致个人专制独裁的“骄傲和急躁”，光靠个人谦虚谨慎的修养是靠不住，根本是要靠民主与法制，也就是要靠民主的制度。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座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引领我们前进的道路
粉碎了“四人帮”，中国人民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并没有从连续数十年的噩梦中醒过来。许许多多人还戴着历次运动中所加种种罪名的枷锁，而思想上被套着“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桎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人以力挽狂澜的非凡的仁心、胆识和勇气，“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首先使在“文革”中被错判的十八万四千多名老干部得到平反，重新出任领导要职；使全国公职人员中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分子”得到改正，使不少已被处死的冤魂得到昭雪；使一直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也都全部摘掉帽。直到为刘少奇平反，全国平反的“集团”和个人冤假错案达三百多万件，解救的当事人和他们受株连的家人亲友，估计多达二亿人。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排除重重压力中发动，使千千万万人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他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他要彻底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将之扩展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去。这个人就是胡耀邦。胡耀邦作为一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全国人民摆脱枷锁、解放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道路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把实践放在第一位，“摸着石头过河”，要大家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标，他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发展，他指出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革开放，从而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闭关锁国的状况，把中国经济引入全球化的大潮。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当代中国国情和建设实践出发，以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社会主义精髓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论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把当代中国引上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一个面貌一新的朝气蓬勃的新的中国，正在崛起。
从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的十二大，一直到刚刚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历届中央领导下，总结全国人民在实践中逐渐深化对社会主义真理的认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公有制的旧理念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新理念、从求温饱的小康到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们终于认识到《共产党宣言》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信条(恩格斯语)。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第一次揭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一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里程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比较清晰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胡锦涛代表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并得到党十七大通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纲领，是一个顺潮流，与时俱进，得民心、党心的好纲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不能不忧心忡忡地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生态破坏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主要的也是根本的原因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对掌握权力的官员如何制约，对资本如何制约，如何防止权力与资本勾结而鱼肉百姓，现在还看不到切实的保障机制。《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曾经为我们描绘了“最新最美”的蓝图。但后来却未能按照此蓝图实施。今天，我们为党的十七大所描绘的美好的蓝图而欢欣，不能不想到如何切实落实以防成为空话。这就要民主制度的建立。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党员以耿耿为党之心，写下了这样的殷切期望:“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制止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两步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人们期待着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取得重大进展，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里程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射万丈光芒，在历史的新起点，引领我们前进的道路。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