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 中国经济时报 书人书事专栏 2010年10月22日
七十五岁和九十七岁几乎是人生的夕阳红阶段了，但这却是两位文化人杨沫和季羡林回归人伦常理的年龄。前者在这一年，因为第三个伴侣的扶持，从纠缠不休的男秘书怀抱里脱身而出，步入生命的觉醒期，被扭曲的人性在最后六年得到矫正，成为真正的母亲；后者则在好心护工的协助下，与分离十三年的儿子重归于好，相见一笑化芥蒂，享受到最后八个月的天伦之乐。
这两桩人性复苏的故事，或许只是用来告诉人们一个常识：亲情具有你想像不到的纠错能力。这里的前提是，背离亲情太久的一方倾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并且愿意听从它的指引。
在《母亲杨沫》与《我和父亲季羡林》之前，其实已经有李锐女儿李南央的一本惊世骇俗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此书刻画了一个“革命母亲”的形象，这个母亲从一个英姿勃发的美丽女子，变成自闭刻毒的妇人，背叛丈夫，虐待孩子，对亲人怀有苛刻的审查尺度，她俨然就是某个组织派到家庭的审判长。严肃、冷酷，她活在冷冰冰的原则里不能自拔，家人之间的事情都要一一分出对错：革命还是反革命，积极还是消极？她意识不到自己作为家庭情感凝聚者的角色。她是生育过孩子的女人，但不是母亲；她是丈夫的合法配偶，但不是妻子；她更不是可以伺候婆婆的儿媳妇。她以硬邦邦的姿态处理所有亲缘关系，按照自以为革命的原则对待亲情，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她的行为证明，革命原则一旦进入人性私域，无异于一场浩劫。
她是变异了的女性，是意识形态阉割人性的证明。被革命熔炉冶炼过的女干部，必然如此的原因一定有，晚年韦君宜在更早的时候写出了反省“革命改造”的《思痛录》，政治运动如何将每一个忠诚的追随者绞成肉泥。
《母亲杨沫》里的作家母亲，也属于同时代的革命者，她有与李南央母亲相同的部分，两位女性性格里都有“新女性”激情冲动敢作敢为的一面，旧时代的枷锁不复存在，她们生命的蛮力在动荡岁月里左冲右突。她们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背叛旧家庭义无反顾投入革命的怀抱，成为机器上时常被拧动的螺丝钉。她们以为“组织”会解决一切烦恼，在“革命大家庭”里愿意做个老实上进的好孩子。在她们身上，仅有残剩的生物性——生育，那还是革命的累赘，如果有有效的避孕手段，她们宁愿没有孩子。母性消泯，作为女人的那一面被时代挤压得不能再干瘪了。
季羡林与她们同属那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及人生教育给予他的也是反叛。最坏的现实，激起不羁的狂想。他们的生活都在远方。
这一系列父母形象，是那个时代的必然果实。对他们而言，生命只是革命和学术的卑微工具，不是用来享受生命本身和生活的乐趣，儿女情长、小家庭以及天伦之乐都属于多余之物，也是与伟大时代格格不入的低俗品。他们不仅不需要消费这样的东西，还要尽力远离这样的腐蚀。
革命年代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孤儿，溢出家庭伦理的男女，折断了老一辈的天伦之梦，也屏蔽了自己的人性之泉，干瘪、枯燥、紧张，他们的人生在单向度的马拉松赛场上狂奔，有终此一生也不觉悟的革命狂、工作狂，也有在中途逐步觉醒的，有在晚年幡然醒悟的，后者更值得人们尊重。
他们与自己缺乏父爱母爱后代的和解，是这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故事。
读这样的书令人心有戚戚焉。他们以对父辈的理解，表达因父爱母爱缺失而干涩的人生，那种喊不出来的疼，感情饥渴的婴儿自白，在解构父辈耀眼光环的同时，勾画了一幅令人震惊的残缺人生图景，那是被有意遮蔽的更本质的东西。在外人看来她们撕破假面具的勇气值得嘉许，其实，撕破隐藏于她们内心的伤口，似乎更值得赞赏，那是定期发作，令其昼夜痛苦的病灶，不是控诉而是自白，是诚实心灵的自我需求，他们不能面对一个虚假的父母而不痛苦，所以，那些故作愤慨讥讽之语的列位，除了习惯于瞒和骗的奴性心态外，同情心已然丧失，他们已经不能从悲痛之文里读到悲痛。
杨沫的男秘书与季羡林的女秘书
——情感寄生与斜倚的标本（二）
■老愚
李南央的母亲至死也不谅解这个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不向自己伤害过的亲人低下骄傲的头颅。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个真正的“殉革命”者。
至于杨沫和季羡林，他们身上的缺陷在文化人里似乎具有普遍性。文人活在自己封闭自私的宇宙里，文字崇拜癖使其以为，被文字表述了的就进入历史和不朽的系列。“为了给人民写一点东西，为了让残余的生命还能发出一点光热，我必须控制自己，忍住疾病的折磨，忍住长日无人的孤寂单调的生活。”（《母亲杨沫》）“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能让人在精神世界中有所收益。”（季羡林《九十抒怀》）油盐酱醋柴，生儿育女，生老病死，那不是渴求不朽者们要过的日子。在生活简化为政治与功名之后，利害考量盖住了亲情本能。
近一个甲子的大变局，人生目的全然异化，欲望被压制，影视作品一概没有撒娇、调情、做爱、娱乐，只有坏人才那么下流。长此以往，人们被修理得只剩下了刚性的一面：枯燥、火暴、残忍。
读《母亲杨沫》和《我和父亲季羡林》，令人震惊的是，他们都在人生的后半场，放弃了家庭，走上了不正常的情感寄存歧路。杨沫和小秘书三十年恩怨纠结，不能自拔，借助警察干预才摆脱了困境。季羡林则是与不请自来的女秘书朝夕相处十余年，几乎走到了婚榻跟前。也是依靠外力回归常情。
对他们人性的迷途，后代有自己的解读。老鬼认为对人性论的批判，使自己的母亲丧失了感情，幼年父母的虐待与弃养，让她无从感觉爱的温暖，难以付出、释放真情。季承则认为，父亲早年的寄居生活，母亲早逝以及不如意的婚姻，塑造了父亲孤寂、偏冷的心。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或许还有一个——他们无法在家人面前获得社会上的那种膜拜，他们更看重自己的虚名，愿意或极易被谀而成为势利小人的俘虏。
杨沫的男秘书擅长拍马，称杨沫为“中国的托尔斯泰”，舌头上似乎抹了蜂蜜，跑前跑后，小鸟依人般倚靠在名作家身上。老鬼分析，母亲因长期守活寡，自然会“渴求温暖和呵护”“或许会在这个秘书面前有一些‘感情软弱’的举动”，但秘书威胁杨沫时用“伤风乱伦的丑类”等词，或可说明两人的关系在情感取暖之外，也有性嬉戏的成分？季羡林晚年投入女秘书李玉洁的怀抱，任其摆布，当时不知是迷失，以为找到了情感港湾。李玉洁患病后，他为其书写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足见情感上的那种依赖。是抚慰、怜悯抑或劝慰，季承坦陈“无从揣度”。（《我和父亲季羡林》）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哀告，伦理的规制，内心的不安，以及一切都将终结的豁达。九十五岁的季羡林先生，已经看见了不远处的野百合，也看到了屏息等待着自己的坟，他决定撒手了。十多年温情固然值得留恋，却也能一朝散尽，清醒的季羡林虽常有意气用事之举，但绝不糊涂，他知道自己到了一个什么位置和高度，他拿得起放得下。在死亡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他经常以戏谑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处境，发出童言无忌的高论，那里面有玩世不恭的真挚，也有无可奈何的抗议。身不由己，高处不胜寒，此寒乃内心之冷，他并不愿意被利用，即使在这利用中能得到某些满足。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因而弄出了无数令人指指点点的事情，他又珍惜自己的羽毛，因而有这个“急刹车”。即使在同一缸水里泡过了，他和她也不是同路人。
两宗故事里他和她的关系，从结果看，难脱占有和被利用之嫌，但爱慕与敬仰未必就是假装的，关键是主人很受用这种“被谀”的感觉：没有一个亲人能让他们有此享受。看似卑劣的把戏，一定是合力演奏的结果。任何一对密切的人际关系，都是互动演进的结果。君子小人的区分，大都是不可靠的结论。我们需要问的是，看似道德正确的一方，何以在某个时段陷入了“泥沼”，而且能在泥沼里沉浸那么长时间？
表面看，是“无私的自愿者”（季承语）玷污了名人们的晚年，实质上，凸显了名人的内心危机：他们在离弃亲人之后，还需要一个避风港，真正让他们放松，不担负任何道德责任与人伦之重的地方，当然有一方的逢迎、阿谀和奉献，另一方就未尝不笑纳、交心和酬报。从目的论的视角看过去，这似乎都是交换、交易和欺诈，但如能设身处地，我们照样可以发现名人们乐观其成的事实。“糊涂在外，明了在心而已”（季承语）。
写作者对“侵入者”的描述，或许免不了“鹊巢鸠占”的本能愤慨，但他们并非一味揭黑，而是想让读者了解一个失去了人之常情的生命会扭曲到怎样不堪的地步。
中国经济时报 书人书事专栏 201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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