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型

世界更像培乐多(Play-Doh)泥胶还是更像乐高(Lego)积木？经济学家问出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奇怪。最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举行的“增长周”(Growth Week)活动中，有几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参加。这次活动是由牛津大学(Oxfor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共同组织的。

在“增长周”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与发展经济学家齐聚一堂，而我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保罗•罗默(Paul Romer)、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和约翰•萨顿(John Sutton)身上。这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了经济学的离经叛道者。

罗默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由此也给了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机会嘲讽这种观点“不是布朗的，而是（鲍尔斯的）胡扯！”（wasn’t Brown’s – it was Balls!译者注：鲍尔斯曾为英国前首相布朗提出该理论，而Balls在口语里有胡扯之意，此处为双关）罗默退出学术界后成立了一家成功的在线教育公司，现在则穿梭在世界各国宣扬建立“特许城市”(charter city)，即现代版的香港。我将来在专栏中还会对他作更多介绍。

提出“像培乐多还是像乐高”问题的是豪斯曼，他曾在委内瑞拉担任部长，现在是哈佛(Harvard)教授。豪斯曼与物理学家塞萨尔•伊达尔戈(Cesar Hidalgo)（此前我已经有过介绍）合作，试图解开一国经济复杂性与该国所生产产品之间关系的谜团。

豪斯曼令人信服地辩称，这种观点无助于理解生产复杂产品或提供复杂服务所需的能力。例如，亚马逊(Amazon)提供的服务需要普及互联网接入、信用卡、真实地址和可靠的邮政系统。经营兰花的企业则需要合适的土壤、水和电，还需要相应的海关法规允许其运货。一些国家可能具备网络购物所需的前提条件，另一些国家可能具备种植兰花所需的肥沃土壤。这种能力所需的不是“更多人力资本”，而是某些具体而细微的必备条件：就像是形状不同的乐高积木，而非一大团培乐多泥胶。

豪斯曼的“乐高积木”比喻可能把问题考虑得过于简单。实际上，这些难以理解的经济能力可能更像电脑配件：键盘、鼠标、显示屏、网络连接、处理器。你能以不同的方式组装，但只消取下少许几个配件，你电脑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一些配件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处理器。豪斯曼担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国家尚未具备某些关键的能力，获得再多其他能力也没有帮助。如果电脑没有软件，装上键盘也没有用处。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萨顿一直在试图理解企业是如何获得现有能力的。举例来说，他的研究显示，在埃塞俄比亚，许多关键的制造企业并不是从小型制造企业发展而来的，而是从干贸易公司起家。它们懂得如何去管理一家拥有50名员工的企业，还对市场有着切实的专业认识。一家走背字的火柴盒制造商受到从中国进口火柴盒的严重冲击，中国火柴盒包括运费也仅有其价格的五分之一。另一家有着贸易背景的公司则更加聪明地投身钢丝业务，因为它了解中国的供应链、懂得如何竞争。

萨顿和豪斯曼的研究策略虽有很大差异，但提出的问题却是相同的：如果“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乐高积木，那么它们从何而来、怎样才能得到更多？

译者/王柯伦

美国的经济周期与全世界经济周期是反向的！

(2010-04-21 05:00:22)

美国的经济周期与全世界经济周期是反向的！了解了索洛增长模型您就明白了资本黄金律稳定水平！美国的双赤字意味着美元的崩盘--这实际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赤字的多少是由资本黄金律稳定水平决定的 。这必然要谈到：1.美国资本的年边际产量，2.年资本存量，3.年资本收入，4.美国年实际GDP增长率四个概念。这4个概念引发的一系列公式揭示了一个结论：美国的年资本净边际产量远大于其年实际GDP增长率，只要是美基准利率和国债利率不是很高没他还不起的债 。索洛增长模型旨在说明：在一个经济体中，资本存量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三者是如何作用的，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一国产品和服务的总产出。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和生产技术决定收入水平，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决定其对家庭的分配（因货币霸权而衍生出的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应纳入其中）。索洛增长模型说明，在长期，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决定其资本存量的规模，从而决定其产出水平。储蓄率越高，资本存量就越多，产出水平也越高。储蓄率的提高导致一个迅速增长的时期，但最终当达到新的稳定状态时增长减缓。因此，虽然高储蓄率产出了稳定状态的高产出水平，但其本身不能造成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要素只有一个：技术进步。在选择稳定状态时，决策者的目的是使组成社会的个人福利最大化。个人其实并不关心经济中的资本量，甚至也不关心产出量。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可以消费的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因此，一个仁慈的决策者要选择消费水平最高的稳定状态。使消费最大化的稳定状态被称为资本的黄金律水平。如果一个经济的资本大于资本黄金律稳定状态，那么，减少储蓄就会增加所有时点上的消费。相反，如果经济的资本小于资本黄金律稳定状态，那么，达到资本黄金律稳定状态就要求增加投资，从而减少一代人的消费。索洛增长模型说明：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生活水平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人口增长率越高，人均产出水平越低。美元指数同名义汇率与通胀率之差值呈正相关关系。物价水平取决于现期货币供给与预期未来的货币供给的加权平均值。阿瑟.奥肯定律：揭示了如何用失业率值去修定实际GDP值。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 2010-08-22 ] 共有0条点评

进入CF40研究周报第69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的观点：转变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在长时期内保持了高速增长。日本内阁近期估算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早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考察经济增长，不仅要关心总量规模，更应关心人均数据。我国人均GDP水平却仍在百位以后，且结构性失衡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质量亟待提高。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技术环保等领域，仍存在较大差距。

　　我们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认为发展理念、制度、知识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理念和适宜的制度，转变仅以GDP增速为目标的做法，不断缓解结构性失衡，积极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民创造和生产的积极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回顾及最新进展

　　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奈特、熊彼特为代表，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然而古典增长理论虽然对经济总量的扩大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但无法解释人均量的增长。

　　为了解释人均量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随之发展起来，他们认为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是由于技术变革引起人均资本的增长，如果技术进步停止，人均经济增长就停止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采用的是一般均衡的框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最初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是20世纪50年代的Solow-Swan模型，它采用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及固定的储蓄率法则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然而Solow-Swan模型不能解释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假设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

　　但这种外生的技术进步假设不能从理论上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或称“内生技术变革理论”发展起来，它们认为人均实际GDP增长是因为人们在追求利润中所做出的选择，而且增长可以无限持续下去。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最近，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Paul M. Romer的研究中指出了近百年来经济增长中一些新的特征事实，他认为需要把思想（idea）、制度、人力资本等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视野，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些问题。。Romer教授特别强调了思想的重要性，因为思想具备非竞争性产品的特征，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国际贸易、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国际贸易和城市化在些近百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有利于思想的产生和传播，这也是人类历史在近百年来的经济加速增长的关键推动力量。

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

　　经济增长的理论来源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事实，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则反映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下图给出了1000至2000年间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工业革命之前的几百年间，除西欧有缓慢增长外，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人均GDP均维持在稳定的水平。这段时间孕育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体现为初级的粗放型增长，即人口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带动了经济总量的扩大。然而由于技术进步较为缓慢甚至停滞，人均收入则会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工业革命后，现代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并不断得到进步和更新，带动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而此后的经济增长事实，很难由古典增长理论所倡导的资本等要素积累来解释。由此以Solow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诞生。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由技术进步实现。然而，一国的技术进步则由该国的制度环境、发展理念及教育等因素内生决定，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的归结于外生给定，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完全归结于不可知的Solow剩余，显然与经验事实不符。因此产生了以Romer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

图1 世界各地人均GDP的演进：:1000-2000

 
 
资料来源：Maddison(2003); Acemoglu(2009)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不难看出，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虽然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积累会增加经济总量，然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却依赖于技术进步。生产技术的进步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则取决于创新、想法和知识的积累并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因此，创新、想法和知识等的积累决定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创新、想法和知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体现在他们非竞争性的特性引起的经济规模效应。一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创新想法和知识得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播，提高了世界整体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本身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使得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和知识的进步，又推动了创新知识本身的积累。

　　相对于创新想法和知识而言，制度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的制度保证了创新和知识的良性积累。没有制度保证，不可能有创新和知识正常的积累和应用。而制度本身的形成则存在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如Acemoglu)认为制度取决于利益集团内部的政治博弈的均衡结果。而只有适宜的制度才能有利于适宜技术的采用，才能具有长期持续性。有的学者(如林毅夫)则认为发展理念决定着制度的形成。这种观点认为，一国的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适宜的发展战略。只有采取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市场的作用下，才能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图2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关系图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如图2所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决定模式。有的取决于利益集团内部的政治博弈，有的则取决于一个政党的发展理念。良好的制度会激励和保证创新和知识积累，这些创新和知识积累应用于生产过程，引起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制度本身也会促进实物及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这种积累结合技术进步，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发展理念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变量。这也正是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问题。不能根据国内外新的经济形势变化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传统智慧会变成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不能合理控制少数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边界，甚至是纵容政治权利和商业利益的权贵结盟，会让多数人福利的改善陷入泥潭。

　　首先，我们应转变仅以GDP增速为目标的做法，不断缓解结构性失衡，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让人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目标是GDP增速，忽视了越来越严重的外部失衡、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高储蓄等等结构性问题。只有不断改善社会福利状况，合理配置和利用资源，才能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次，我们应警惕权贵主义，避免权贵主义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用多带来的对社会资源利用的扭曲；同时避免权贵主义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加剧所带来的对人们的社会认同感的降低，进而带来的生产积极性的下降。要提升中下等收入国民的利益，使得他们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进行劳动生产和思想的创造，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

　　此外，在政府调控方面，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直接的行政干预不可避免的带来寻租等行为，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而重视市场作用，实现企业在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会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