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妍：李怀让之死

　　本文要讲的是一场发生在八世纪中叶，有关一位唐代节度使李怀让的死亡与葬礼的故事。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对唐帝国而言是颇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新任帝国君主代宗即位的第二年，上一年（762）则是代宗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先是他的祖父玄宗和父亲肃宗相继去世。代宗本人也经历了非常戏剧性的变故，他在当时"久典禁军"[1]、权势鼎盛的唐廷首宦李辅国，与身任"内射生使"[2]，即执掌宫廷禁卫军、并党于辅国的另一名重要宦官程元振的推戴下，在宫廷政变中成功胜出，成为新的帝国君主。不过到了广德元年初，由于李辅国的离奇死亡，宫廷斗争的阴影已逐渐在唐廷内部淡去。而外部，与安史叛军的作战也迎来了拨云见日的光明，因为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在这年春天随着史朝义的败亡正式宣告结束。就是在这样一个唐廷与帝国获得重生的年代，长安近郊却迎来了一场规模隆重的大臣葬礼。

　　盛大的葬礼

　　这场葬礼是为前任华州刺史、亦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的首任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而举行的。有关其葬礼宏大场面及隆重规格的描述保存在常衮所作的《华州刺史李公墓志铭》（《全唐文》卷419）中：

　　广德元年九月三日，（李怀让）薨于华州军府，春秋若干。天子闻之，辍朝兴叹，特优命数，宠赠司空。诏发輤车，即日迎柩，列辟卿士，咸会丧焉。赠赙襚含，有加故事，京兆尹监护，内谒者致以词，即以其年十月四日，陪葬建陵，旌勋臣也。将军卤薄，司空法驾，钲车介士，前后鼓吹。观者称荣，懦夫增气，百官临吊，毕集孔光之门；五校送丧，直至邓宏之墓。君臣之义，厚莫重焉。

　　墓志提醒我们，李怀让具有陪葬肃宗建陵的"勋臣"身份，因此墓志对其葬礼宏大规模的渲染也就是一种有据可依的铺陈，并不是全然的阿谀之作。由于传世文献对李怀让的记载很少，因此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极为难得的得以颇为完整地勾勒出这位肃宗朝勋臣生平的资料。

　　墓志首先称：

　　（李怀让）以良家子选羽林郎，骑射绝伦，材官入侍，射熊旧馆，戏马前台，百步应弦，两骖如舞。便蕃左右，趋奉阶闼，秺侯笃慎，汉帝裒嘉。

　　墓志此段辞气颇为丰瞻，但关键信息却只有一个，即李怀让在安史乱前即已获得了禁军成员的身份。

　　李怀让仕途的发展，得益于安禄山叛乱。因为他在乱中，一直担任着时离京在外的肃宗警卫军首领这样一个特殊的职务。无论是肃宗登基的灵武（灵州），还是此后临时驻跸的扶风（凤翔府），流亡时期的肃宗一直得到李怀让尽职的扈从与羽卫，这就是墓志说的：

　　属皇室艰难，王师巡狩，侍执羁鞫，扈陪惊舆。节见时危，捧六龙于岐下；口陈天命，从五马于回中。披荆榛而执殳，冒风雨而持盖，中原行在，实掌禁戎。领护钩陈，典司环列，出入警跸，肃清扞陬。羽卫甚严，军容益振，夜合枪累，晓开旌门。拥嘉气于月营，横大风于天仗，始自灵武，至于扶风，险阻屯蒙，未尝离上。

　　墓志记叙李怀让的第一个职衔为"临彰府折冲，射生供奉"。按"折冲"只是虚衔，负责肃宗宫苑宿卫的"射生供奉"才是实职。当然，肃宗"巡狩"之际的羽卫工作也同样是由其承担的。

　　正因着"险阻屯蒙，未尝离上"的这份特殊功绩，在至德二载（757）十二月肃宗还京表彰蜀郡、灵武扈从立功之臣时，李怀让被封为"沂国公，食实封一百户，一子五品官。"（《册府元龟o帝王部o延赏第二》）《册府元龟》保留了当时的这份表彰名单。从名单中来看，李怀让是地位仅次于两位率兵勤王的蕃部将领论诚节与钳耳大福的人物。换言之，排位第三的李怀让可能才是肃宗最为亲赖的将领。李怀让的这次受封在其墓志中被具体记载为"以佐命功特授镇国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知左神武军事，加特进兼鸿胪卿、左神武军大将军，封汧（沂）国公。"而据《唐会要o京城诸军》载：

　　至德二年十月十四日，左右神武两军，先取元扈从官子弟充，如不足，任于诸色中简取二千人为定额。其带品人，并同四军例，白身准万骑例，仍赐名"神武天骑"，永为恒式。

　　这条记载显示，当肃宗于至德二载十月十九日（癸亥）由临时驻跸的凤翔返回长安前，其已经着手对禁军系统进行规划了。而这支被肃宗特加重视、也无疑将是还京后被寄予重任的禁军就是"先取元扈从官子弟充"、并被赐名为"神武天骑"的左右神武军。而在还京后被任命为首任"左神武军大将军"、"知左神武军事"的将领就是李怀让。至此，李怀让由宫苑的禁卫军首领荣升为京城禁军统帅。

　　李怀让在肃宗朝的第二次转迁发生在上元二年（761）。当年唐廷曾对京东地区的节镇区划进行过一次重要调整，这就是让原本分属于陕州和河中的华、同二州合并为一个节镇。华、同二州以黄河与东面的陕州和河中府分界，而在西面，它们则又紧邻长安所在的京兆府，两州均各自拥有一处重要的关隘--潼关和蒲津关，因此可以说是长安的门户。肃宗在上元二年将华、同二州由东面的陕州等地分出、并升级为一个独立的节镇，很可能是针对当年二月唐军遭遇邙山（洛阳附近）之败、史思明的叛军进逼陕州的一次防御措施。而被任命为首任同华节度使的就是李怀让，这也就是墓志所说的：

　　削平休泰，终契兴王，从收军师，首列勋旧。于是出镇左辅，建牙近关，扼天下之枢，走山东之盗。

　　关于李怀让被任命的具体职衔，墓志记载为"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充潼关镇国军使、同华等州节度使、华州刺史。"作为长安门户的执掌者，李怀让在这一时刻被肃宗委以此职，是后者对其信任与器重的一种表现，这当然也与怀让曾经的扈从身份以及此时的禁军统帅身份有关。不过，李怀让得以成为同华节度使，也许更要归功于另一位人物的支持，这就是当时的宫廷首宦--李辅国。

　　李辅国在肃宗一朝的崛起过程与李怀让颇为相似。更确切地应该说是，李怀让与李辅国的仕途发展同行并进、并且彼此关联。作为肃宗的东宫侍宦，李辅国不仅在乱时扈从肃宗，而且对肃宗的即位有匡翊之力，所以《旧唐书o李辅国传》称：

　　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仍赐名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从幸凤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辅国。

　　又称肃宗还京后，辅国"专掌禁兵"。李辅国肃宗心膂的地位以及此后执掌禁兵的权任，很自然地会将他与在行在中统辖肃宗禁戎、以及此后出任左神武军大将军的李怀让联系起来。甚至，在肃宗出巡的那段日子里，两人的接触与互动就可能更为密切和频繁。其实我们确实看到，当肃宗还京、李辅国权势日盛时，李怀让的仕途也在稳步上升。因此当上元年间，李辅国的权势业已达到"节度使皆出其门"（《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四月条）的地步时，如果李怀让凭借着长期以来与李辅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而被推举为首任同华节度使的话，是不会让人感到太多诧异的。

　　从上元二年开始担任同华节度使的李怀让，其任期一直持续到了广德元年，即代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唐廷发生了两次变故，一次就是肃宗去世、代宗登基，另一次则是到广德元年，宫廷的首宦已经从李辅国变成了程元振。不过两起事件似乎都还未对尚在华州任职的李怀让产生太大影响。广德元年六月，已外任两年的李怀让与另两位节度使一起入朝觐见：

　　（六月）癸未（十一日），以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检校司空，封武威郡王；河中节度使王昂检校刑部尚书，封①国公；同华节度使李（怀）让检校工部尚书。同日入省，宰相送上。（《旧唐书o代宗纪》）

　　这次改迁也就是李怀让墓志中所说的"寻拜御史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并兼旧务。"然而不幸的是，就在不久后的九月三日，李怀让"薨于华州军府"，结束了其不算太长的节度生涯。而为了褒奖这位肃宗朝"勋臣"，一个月后的十月四日，一场为李怀让举行的盛大葬礼就在建陵所在的醴泉县上演了。

　　吊诡的墓志

　　广德元年对唐帝国而言是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年份。就在当年春天，关东的安史叛乱才刚刚结束，而到了秋天的时候，关中却又将面对一波不下于前者的致命威胁。发动这波威胁的是西面的吐蕃，它的入侵长安甚至导致了代宗的出逃陕州。

　　由吐蕃入侵而给长安带来的震撼发生在广德元年十月。据史书记载，十月二日（辛未）吐蕃已自邠州进寇京畿的奉天。奉天是由邠州踰梁山、经漠谷而到达京畿的第一县。一旦过了当长安西北大道之要的奉天，直达长安的道路就无甚大的阻碍。所以《通鉴》会说吐蕃进军到奉天时，"京师震骇"，而代宗也因此立即诏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咸阳紧邻长安西北，既然吐蕃已攻至奉天，其沿奉天、醴泉、咸阳的驿路直捣长安就是最便捷的路径。这也正是为什么代宗要任命郭子仪出镇咸阳的原因。但有意思的是，吐蕃的这次入侵恰恰没有沿这条东南下的路线，而是由奉天转向西南的武功，然后渡过渭河，由盩厔东向攻击长安，这样一来，就完全绕过了咸阳。《通鉴》记载："（癸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将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盩厔之西。乙亥（十月六日），吐蕃寇盩厔，月将复与力战，兵尽，为虏所擒。"丙子（十月七日），代宗出逃。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癸酉"这个日期特别注意，因为癸酉就是十月四日，也就是《李怀让墓志》记载的李氏下葬的这一天。不过据《通鉴》的记载来看，如果李怀让下葬的时间是十月四日，那么这个时候吐蕃已经攻至盩厔西面，离代宗不久后的出逃也就三天。在这种节骨眼上，唐廷有没有心思和能力办理李怀让规格不低的葬礼是颇让人怀疑的。即便说吐蕃四日的时候还在长安西面，而李怀让陪葬的肃宗建陵则位于长安西北的醴泉县境，那他的葬礼也不可能正常举行。因为二日时吐蕃已攻入奉天，而代宗已任命郭子仪出镇咸阳（不管子仪在接到诏命时是否在第一时间就赶往咸阳部署军队）。换言之，唐廷原以为吐蕃是要沿奉天--咸阳驿路南下的，而建陵所在的醴泉正介于奉天、咸阳驿路之间，因此四日的时候还想在这里举行功臣的陪葬仪式也很难让人想象。实际上，《唐会要o庙灾变》就记载说：

　　建中二年（781）二月，复肃宗神座于寝宫。初，宝应中（当为广德元年），西戎犯京师，焚建陵之寝，至是始创复焉。

　　显然，有部分吐蕃军队在此次入侵长安的过程中到过醴泉，并焚毁了那里的建陵。而此事只可能发生在十月九日（戊寅）吐蕃攻入长安前（此事不可能发生在吐蕃不久后退出长安的路程中，因为吐蕃是从西面的凤翔方面撤出的）。

　　关于李怀让葬礼发生时间的这条怪戾记述，促使我们对由常衮所作的这份墓志进行重新审视。如果说，墓志关于李怀让下葬时间的记述确实存在着错误，并且这很可能只是因为撰述者疏忽等原因而无意造成的话。那么有些错误，却是撰述者无论如何都不会犯也不敢犯的，比如，杜撰陪葬建陵一事。因为《唐会要o陪陵名位》明确记载，陪葬建陵的只有此后的尚父汾阳王、再造唐室的第一功臣郭子仪一个人，根本没有李怀让。

　　实际上，我们不用去猜测墓志作者常衮何以要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去杜撰李怀让"特陪元斗"之事。其实，常衮的写作根本不存在风险，因为《李怀让墓志》本来就不是常衮因与李氏有私交而为其撰写的。志文最后的"史臣奉诏，谨而志之"数字，让我们知道了这是一篇常衮受代宗之命而执笔为肃宗朝功臣所作的墓志。

　　至于墓志中的错误，其实也还不止上述关于李怀让葬礼的这些。甚至李怀让的死亡时间（或许还有地点）也是作假的。源于《实录》的《旧唐书o代宗纪》就明确记载，李怀让死亡的时间根本不是九月三日，而是六月二十二日（甲午）左右，也就是李怀让"入省"后的十数天。至于李怀让死亡的原因，旧纪也一并给出了记录："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自杀，为程元振所构。"

　　我想，当我们终于读到这样一段关于怀让之死令人唏嘘不止的文字时，我们应该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常衮所作墓志对李怀让死亡和下葬时间、地点的篡改、对葬礼规格和气氛的烘托，绝不是无意为之的结果，而都是为了掩饰李怀让的"自杀"或其"自杀"的原因。同时，也隐藏着一种意欲回护某位宫廷人物的目的。

　　伪作的意图

　　墓志想要袒护的那位宫廷人物，当然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权宦、代宗的宠臣、也就是旧纪中说的迫使怀让自杀的程元振。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假设，就是墓志意欲回护的人物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程元振，而是元振背后的代宗。其实，旧纪所谓的"自杀"，真正的含义很可能是"赐死"，这是唐代君主意欲诛杀臣下，却又找不到诛杀理由时惯会使用的一种伎俩。而志文最后"君臣之义，厚莫重焉"几个字也许也不光是要凸显李怀让与曾经的肃宗之间的君臣之义，而更可能是暗示着现在的代宗对李氏的君主之义。至于这"君主之义"所含的究竟是代宗的愧疚之情，还是自负的虚情假意，这就恐怕只有代宗自己知道了。

　　而关于李怀让"自杀"的原因，即其是不是因为可能存在的曾经与李辅国之间的关系而为程元振"所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就是李怀让的"自杀"必然会对帝国的上层造成负面影响，以至于代宗不得不通过伪造墓志的方式来对李怀让的死亡真相进行掩饰，并且极力渲染其对这位勋臣的"君臣之义"。而我推测，代宗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因为怀让之死确实已经对其他一些勋臣造成了震撼，并且，代宗本人也正深陷于一种因得不到这些元勋支持而导致的困境之中，以至于他不得不通过对李怀让及自身形象的再创造而重新挽回朝廷在这些佐命元勋心目中的形象、并再次赢得他们的信任。而我认为，代宗所遭遇的困境正是在吐蕃入侵之时，像李光弼这样的平叛功臣的不愿护驾。

　　关于其时李光弼等人不愿护驾的具体原因，《通鉴》的叙述道出了一部分真相，即：

　　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上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

　　据传世文献记载，代宗初年为程元振"忌疾"的"诸将有大功者"至少有以下几位，除了在吐蕃入寇之际不愿入关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与光弼并称的佐命大臣郭子仪、身为元勋的宰臣裴冕、可能为元振构陷而"自杀"的李怀让，还有一位则是在广德元年初入朝谢罪而为程元振等所陷、最后为代宗赐死的平叛名将--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而对程元振这样一位基于代宗宠信而"中外咸切齿"却又"莫敢发言"的权宦来说，只有到了吐蕃入侵、代宗幸陕之际，像太常博士柳伉这样的大臣才敢上疏称：

　　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并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局势下，代宗才不得不在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一月条）

　　这样看来，李怀让墓志的撰写时间很可能就是代宗在广德元年底返驾长安后不久。在总算逃过一劫后，代宗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修复他与功臣之间的关系。而为李怀让撰写墓志就是这些修复措施中的一项。至于墓志的作者常衮，其时正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因此由其来撰写墓志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而我也怀疑，之所以选择将李怀让下葬的时间放在十月四日，很可能就是想要故意利用吐蕃焚毁建陵一事。既凸显了怀让"勋臣"的地位，也是为其不明不白的死亡、以及根本不可能陪葬建陵的事实寻找一块天然的掩饰牌。而将一场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葬礼，与规模隆重的两汉大臣孔光、邓宏（弘）的葬礼相提并论，其中掩人耳目的用意也是不难体察的。

　　而到了《实录》编撰的时代，如果李怀让确是曾因程元振的谗毁而"自杀"的话，那么彼时的史臣应该已经不会像常衮时代那样，对这位虽在广德元年十一月被代宗削夺官爵、放归田里，但其后因代宗感念程氏当年拥立自己即位的旧功（当然还应该包括认真贯彻代宗抑制元勋意图），复令其于江陵安置的宦官再有任何忌讳。这也是我们得从旧纪中一定程度地了解怀让死亡真相及其促成者的原因。当然，如果在李怀让"自杀"事件中，代宗所负责任更大的话（实际情况可能也确是如此），那么到《实录》编撰的时代，由于当事人的全部离世，史臣将促使怀让自杀的罪名扣在程元振头上，既部分地还了怀让的清白，也保住了代宗的名声，也许比起墓志，这倒是更障人耳目的一种方法。

　　李怀让事件的意义

　　讽刺的是，无论是程元振还是代宗，其实都没有在李怀让"自杀"事件中获得什么收益。而真正渔翁得利的，是在吐蕃入侵之际正于陕州督掌神策军及在陕诸军、同时也是肃、代时期外军系统中权势最显赫的一位宦官--鱼朝恩。代宗一行于十月七日逃离长安，次日（丁丑）至华州，并在那里遇到了前来护驾的鱼朝恩，这就是《旧唐书o鱼朝恩传》说的：

　　代宗幸陕……比至华阴（华州属县），朝恩大军遽至迎奉。

　　十月十二日（辛巳），代宗在鱼朝恩的陪护下最终来到陕州。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华州方面的统帅还是李怀让的话，那么此后护驾的首功或许就不会记在鱼朝恩头上了。而后者也得借李怀让死后同华节度一职暂时空缺的机会，在十月底吐蕃刚退出长安时，便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部将周智光推上了这一位置。同时鱼朝恩也凭借此次护驾的契机，在广德元年底代宗还京后，成功取代程元振成为代宗初年的第三位唐廷首宦。这样看来，李怀让"不当其时"的"自杀"，不免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意味。

　　而审视同华节帅变更的这段公案，也使我们得以窥见肃、代之际宦官势力对于同华一镇的影响。在安史之乱至唐僖宗时代之前的一百余年历史中，以华州为治所设立的节镇（镇国军节度使）只存在于肃、代、德三朝，而同、华合镇的时间则更短，且只产生过李怀让和周智光两任节帅。到大历二年（767）代宗平定周智光的叛乱后，同州和华州就正式分镇了。而我们本文所谈论的同华初代节帅李怀让，他的任命、死亡、后继者就分别与肃、代之际的三任权宦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