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改革陷歧途：划归地方后办案量急剧下滑 人员大量流失}

药监制度在“垂直管理”和“属地化”之间摇摆不定，恰恰折射出药监系统内部建设滞后、权责不清、缺乏有效监管的弊端

本刊见习记者 戴廉 | 文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撰写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国药监体制改革的建议》。

不久前，四川省政府宣布，至9月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将由现行的省级以下垂直管理变为地方分级管理。由此，青川县的改革启动。

事实上，这一调整是早在2008年便由机构改革方案作出规定，在四川省则因汶川地震而推后实行。

2008年3月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当时，距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不到一年，这一“大部制”改革方案，被多方解读为对郑筱萸推动建立的食品药品垂直管理体系的反思和修正。

相应地，2008年11月10日出台了省级以下药监机构的改革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在当日下发的《关于调整省级以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8】123号文，下称“123号文”)中，提出“将现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业务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卫生部门的组织指导和监督”。

目前，距“123号文”发布已近两年，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多地属地化改革纷纷陷入僵局：许多市县级具体改革方案仍然未定；已经开始的改革模式不一，执行遇阻。乱象纷呈之际，基层药监部门办案数量下滑亦提示监管漏洞隐现。

一项有着良好出发点的改革似乎正走入歧途。

监管危机显现

“有门路的人都离开了。”广西自治区南宁某县药监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员对本刊记者说。

这位科员所在的县级药监局目前已划归县政府管理，独立办公，并自2009年6月1日起，仿照国家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职能调整，将食品药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交由当地卫生局，将卫生局的食品卫生许可、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和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的职责，划入药监局。

但是，在增加诸多监管职责的同时，该局人数不增反减。“两个外地同事在机构改革后调回老家，还有一个女同事无法办理调动，索性辞职了。”

如今，这个负责全县54万人口食药品监管事宜的县药监局，仅有八名员工，包括局长、副局长、主任科员、办公室、市场股、食品股、办证大厅、司机各一人，常设的综合股至今处于无人状态。

人力短缺的同时，该局办案数量锐减。2008年办理假劣药品等案件约16个，2009年数字减少到7个，而2010年至今仅仅办理了一个案件。

该药监局面临的危机绝非孤例。2010年初，江苏某市药监局副局长在其博客中坦言：“无论是出动的执法人次数、检查的涉药单位数、查处的案件数、罚没款的到账数、抽样的不合格率，都无法与往年的平均值相比，几何级下降是一种普遍存在。”

这位副局长接着写道，“人还是那些人，市场还是那个市场，是一夜之间人就熊了，还是一夜之间市场就规范了？一位身在其中的决策者戏言，都是机构改革惹的祸。”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自2008年以来，安徽、山西、浙江、江苏、内蒙古等地均有药监系统职工流失现象。部分县级食品药品监督局人员工资至今无着，较严重的如河南省2009年招募的药监系统公务员长期未接到入职通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机构改革期间地方财政状况和改革过渡不畅有关。

垂直管理时，各地药监部门资金均由省财政厅拨到省药监局，再由省药监局逐级拨发。属地化管理后，药监局公务员的工资则与地方财政直接相关。安徽省滁州市药监局某工作人员透露，其月工资已从2600元降至1690元；广西的上述科员也对本刊记者表示，他的月工资已由3000元降至2000元。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胡颖廉博士认为，药监体系改革中存在“蛇吞象”现象。他说，地方药监部门在过去十年经历了“做大做强”，尤其在一些医药产业大省，药监系统规模庞大，体制改革后，药监的人、财、物和日常运行转给本级政府，不得不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财力和热情。

食品药品监管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刘鹏博士[10.54 2.33%]也认为，接管药监系统无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反而会增加地方财政经费的负担以及地方政府的行政风险，这些都令地方政府态度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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