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棒喝：是雍正和乾隆最终实现了对士大夫的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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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6/02/17 01:18 深圳商报
作者：刘申宁
自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之后，承孔孟之学的士人渐渐成为教化天下的人师。这种师道意识出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归宿则在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从宋到明，理学流布天下，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感染和影响着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与这个过程相伴的，则是儒生的士气日益高涨。
用儒学的理想来度量并不合乎理想的时政，一定会产生批评，而儒生的国家天下之责则成为一种动力，驱使读书人把批评发为议论。明代君主则动用廷杖来对付言路，但“血溅玉阶，肉飞金陛”之下，也出现过一个个不肯在棰楚面前低头的人。这种勇气里含有那时读书人在悬杖下的思考。
满清入关之后，爱新觉罗氏成了亿万子民的人主。他们以君权的力量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士气，由此产生的残酷和霸蛮，常常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雍正六年，湖南人曾静投书策反岳钟琪，经穷治之后，牵出了浙江人吕留良。虽说此时吕留良已死去半个世纪，但被雍正斥为“逆物”的曾静却是他留下的著作点化出来的。所以，“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这种比较，说明雍正把制造思想的人看得比传播思想的人更可怕。吕留良以夷夏别满汉之日，曾说：“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他把一腔心事托付给了天下士子。雍正用满纸憎恶痛诋吕留良的人品，着眼的也是天下士子，他是借吕留良的尸骸作教具，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在刀锯迫视之下的思考产生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当恐惧汩没士气之后，读书人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渐渐地远离了儒学精神的义理。
历史上比师道更富有深度的题目是“名臣”。它体现了儒学的一种理想人格，自然是读书人不能忘情的东西。然而在乾隆的眼中看去，名臣代表的是君权的衰弱。每个时代的名臣，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这是儒学涵育出来的士气。乾隆视名臣为不祥之物，心中疑忌的也在于“以天下为己任”。他以虎视之态把四海治乱，生民利病统统划出了读书人的思考范围，森森然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权。从这时起，读书人便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他们在恣睢的君权面前渐渐变得奄奄无气。有人记录过一个读书入仕者的始末，其中几个细节描述了文字狱下士人的跌扑和难堪：
“乾隆葵未岁，杭州杭大宗(世骏)以翰林保举御使，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侍郎观保奏曰：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上意解，赦归里。”“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葵已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这个故事写照了有心报国的士人失路后的苍凉和气短，与乾隆的顾盼自雄相比，说明宋明六百年间鼓荡起来的儒学士气已经变得遥远而陌生了。
作者：刘申宁
自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之后，承孔孟之学的士人渐渐成为教化天下的人师。这种师道意识出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归宿则在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从宋到明，理学流布天下，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感染和影响着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与这个过程相伴的，则是儒生的士气日益高涨。
用儒学的理想来度量并不合乎理想的时政，一定会产生批评，而儒生的国家天下之责则成为一种动力，驱使读书人把批评发为议论。明代君主则动用廷杖来对付言路，但“血溅玉阶，肉飞金陛”之下，也出现过一个个不肯在棰楚面前低头的人。这种勇气里含有那时读书人在悬杖下的思考。
满清入关之后，爱新觉罗氏成了亿万子民的人主。他们以君权的力量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士气，由此产生的残酷和霸蛮，常常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雍正六年，湖南人曾静投书策反岳钟琪，经穷治之后，牵出了浙江人吕留良。虽说此时吕留良已死去半个世纪，但被雍正斥为“逆物”的曾静却是他留下的著作点化出来的。所以，“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这种比较，说明雍正把制造思想的人看得比传播思想的人更可怕。吕留良以夷夏别满汉之日，曾说：“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他把一腔心事托付给了天下士子。雍正用满纸憎恶痛诋吕留良的人品，着眼的也是天下士子，他是借吕留良的尸骸作教具，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在刀锯迫视之下的思考产生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当恐惧汩没士气之后，读书人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渐渐地远离了儒学精神的义理。
历史上比师道更富有深度的题目是“名臣”。它体现了儒学的一种理想人格，自然是读书人不能忘情的东西。然而在乾隆的眼中看去，名臣代表的是君权的衰弱。每个时代的名臣，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这是儒学涵育出来的士气。乾隆视名臣为不祥之物，心中疑忌的也在于“以天下为己任”。他以虎视之态把四海治乱，生民利病统统划出了读书人的思考范围，森森然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权。从这时起，读书人便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他们在恣睢的君权面前渐渐变得奄奄无气。有人记录过一个读书入仕者的始末，其中几个细节描述了文字狱下士人的跌扑和难堪：
“乾隆葵未岁，杭州杭大宗(世骏)以翰林保举御使，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侍郎观保奏曰：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上意解，赦归里。”“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葵已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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