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限制官员权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0:02:50
首先要限制官员权力

作者:袁剑


  "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著名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他的博文《中国的财富到哪里去了》中这样写道。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沉重现实令我们不能不深思这一问题。为此记者特别采访了博文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独立经济评论家袁剑先生。

  理财一周报:您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在这份《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中作者作为政府官员主要针对的当前公务员收入过高,一些政府官员忙着将自己的工资收入与国际接轨提出了批评意见您认同吗?

  袁剑: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人。中国的贫富差距首先是体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是长久以来的困境伴随而来的是城市中一次又一次的土地投机繁荣。然而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财富在社会的底层向官僚阶层转移。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月份钱达到了4800元为了维持生存只有延长劳动时间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普遍劳动时间每天在13个小时以上。有人计算过北京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得的工资只有60亿元左右。这些数据是触目惊心的然而这些仅仅只是表象我希望我们能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社会财富不公分配的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就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一切包括工资水平。而我们国家又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所以工资水平较低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客观决定的。这确实是残酷解释了我国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然而我想问纯粹由市场来决定工资水平是否合理呢?是否符合道义和伦理的标准呢?从世界的经验来看工资的决定其实应当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是一个劳资双方谈判较量的结果。然而由于中国的工人没有组织结社权没有集体谈判的机制政治权利的丧失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工资水平完全由市场化决定。谁当为此负责?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政府。更为苛刻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严重"倾商主义"非但不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为他们向资方谋取合理的工资水平相反为企业的经营者,为官僚利益集团撑起保护伞竭力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才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性原因。

  理财一周报:去年有些媒体报道称中国0.4%的富人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在亿万富翁中有91%是高干子弟虽然后来这被确认为是一个失实的报道但确实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袁剑:我觉得这个报道的真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否如此呢?众所周知中国的基尼系数根据官方公布已经达到0.5了而根据一些独立经济学家测算可能有0.55这是一种极不平均的收入分配结构和巴西差不多了哦。而就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国家的社会收入结构还是相当扁平的人们的工资差距不大。三十年时间从个人生命来看是很漫长了但对于社会结构的转变而言实在太过迅猛。除了"合法"的不公平的分配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元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这样一种在中国的官僚阶层泛滥成灾的腐败现象令我们的社会结构充满了不安定的爆炸力和张力。

  理财一周报:我们国家的政策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提法似乎将效率和公平放在了对立面上您是否也觉得这两个是一对矛盾的关系呢?

  袁剑: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把效率和公平视作一对矛盾体其实是一种迷失。从世界上来看远的不说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还有中国香港这些地区或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不高而GDP很高在这些东亚模范中中国是一个特例怎能因为中国的特例而将效率和公平放到对立的角度去呢?我认为公平是可以促进整体效率的如果收入分配极度不公不要说发展整个社会都可能解体还谈什么分工合作?之所以会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平均收入上走得太过极端。公平公正的社会才能促进和保护人们生产生活的积极性这是效率的保障。

  理财一周报:您觉得收入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袁剑:首先是限制政府官员的政治权力。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很多人提出应该公布地方各级领导的收入但有政府官员就这个问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觉得这个说法实在是很荒唐为什么不能公布呢?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权力很大受到的监督却很小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甚至连收入也不能被有效地监督还谈什么收入分配公平化呢?

  还有普通民众应该得到更加平等的政治权利。有些人或许觉得中国的问题太多还有很多人连肚子都填不饱生存权利还没有完全得到保障谈什么政治权利。我不这么认为政治权利缺失恰恰是造成很多问题的关键。以工资收入来说中国这么大政府能够关心到具体的某一个行业,甚至具体的某一个企业的第一线员工是基本不可能的只有给予劳动者追求自身权益的权利他们才能为自己去争取更加合理的工资水平。

  理财一周报:有观点提出户籍制度改革是一切公平的基石。您是怎么看的呢?

  袁剑:现在的户籍制度的确不合理应当进行改革从而消除人的社会身份标签。但是我觉得户籍不是最重要的为广大的农民小城市的居民争取和一线大城市居民一样的教育权,医疗权才是根本性的问题。户籍制度其实牵涉到的仍然是人的身份和政治权利这一公平的基本面因此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公平权利的获得,认可和行使的问题。在促进公平的过程中必然要解决现有户籍制度的弊端但应该认识其本质还是政治权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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