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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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不留恋闹市尘嚣，心中真正怕的不是寂寞，而是自己会被贫乏的环境同化。我最渴求的是书和人，我对人生的要求也只剩下了这两样，只要有充足的书籍和才智相当的同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可是，在这里两者皆缺。我担心长此以往，没有精神上的激励，既没有作用力，也没有反作用力，我会变得平庸而愚笨。一些在基层的大学生的确已经如此，人类广阔的生活世界和知识领域都永远与他们无关了，他们只想像眼前这样生活下去。不，他们想也没有想，只是事实上就像眼前这样生活下去了罢了。希望，然后失望，然后忘记了希望，最后连曾经有过的失望也忘掉了，麻木地度过余生，这岂不是许多人的生活轨迹？这对于我是一个警告。我不能忍受寂寞，但更不能忍受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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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境中（文革），我所面临的危险是双重的，既可能被环境改造成一个像动物那样活着的庸人，也可能主动地适应环境去追求表面的成功。其实二者都是被环境同化，后者所造就的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庸人罢了。­­

●庸人很容易满足，有所不满也是因为琐碎的事情。精神性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不会完全满足，也不会完全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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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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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在当时也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论，行为上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就是资产阶级，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就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用当时的政治话语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在内心中还保留着一个私人情感的王国，他就是一个小资。我似乎很乐意对号入座，也把自己定位为小资。在这个称号下，我感到自己的内心生活未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还拥有一个可怜复可爱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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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本身高于学问，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比做一个学问家更有意义。世英经常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这句话也成了我的座右铭。我相信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实。他本是一个孩子般赤诚的人，只因对于精神事物过于执著，才常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宁愿像他那样痛苦，也不愿像别人那样满足，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是充实，别人的满足其实是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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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内心深处，某一口泉眼已被凿开，它的水流若隐若显，但即使在被时代的大河淹没之时，仍有着自己的存在。一个人的精神自我一旦觉醒，他就不会甘心完全随波逐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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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发现，我的内心既宁静又有激情，我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却仍充满理想主义，相反的因素结合得十分和谐。我不敢说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生命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我的个性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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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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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高源于我的无能，只不过我安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罢了。说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敏感和淡泊——或者说执著和超脱——构成了我的性情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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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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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本位的体制下，凡人群聚集之处，都有争权夺利的渺小斗争，而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我喜欢那位江苏籍同学给我的评语——幼稚的复杂，愿意自己只在精神探索的领域里复杂，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不妨永远幼稚，或者说，永不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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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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