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百年现代化三题

百年现代化三题    高华
一．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谈谈“百年现代化三题”。这三题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外部动力问题，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谈这些题目之前，得先解释一下，我是依据什么理论或概念来解释，叙述上述重要问题的？我希望自己是用一种具有兼容性的视角，或是说是一种多维的视野来展开我的题目，所谓“多维视野”，一言之蔽之，就是不同观点，不同角度和不同学术立场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看法。
我们知道：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古老封建的帝国，在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下，演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与此同时，也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历经种种艰险曲折， 1949年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又进入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又经过几十年，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终于走到了今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对当今世界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对于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外学人、政治家都试图予以解释。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政治力量，都需要认识中国的过去，通过对过去的分析和判断，为眼下和将来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服务。另外，中国百年来的变化太富于戏剧性，这种变化之深刻、广泛，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因此，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必然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对于这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是伴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和研究视野的扩大而展开的。对于某种新现象，一开始，人们是不可能全面认识的。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惊呼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只看到已出现的变化，但并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人类的认识水平，往往会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它每天都在变动之中，人们认识它，还需一个沉淀的过程，也就是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能对前一阶段的发展轮廓有一个初步的总体的印象。再则，人们认识社会也需要认识工具。除了通常我们所说的科技手段之外，也需认识的概念、框架，没有这些概念、框架，我们所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现象，无从形成较为准确的判断。经过一百多年来的认识、观察，到了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大致有了两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框架：第一种，叫做“革命叙事”；第二种，叫做“现代化叙事”。和任何一种认识框架一样， 这两种叙事方式都有它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问题。
所谓“革命叙事”，就是将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广泛变化，归纳为一个基本命题-----革命，把它纳入到“革命”的框架下，进行认识。 “革命叙事”最初产生于20-30年代，它是为了论证中国共产革命之必要性而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叙述角度。它的理论背景是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论述。“革命叙事”，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 “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 “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从西方学术界传入中国的，是对过往“革命叙事”的认识框架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这两种叙事方式也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国内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革命叙事”是一种宏大叙事，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它更多的关注历史的大趋势，以大叙述，大概念来展开它的论点，无形中就会遮蔽历史的多重复杂的面像。用某种模式化的单一解释将复杂的人群和事物给予平面化处理，有的可能准确，有的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例如电影《小城之春》所反映的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是不在宏大叙事的关怀视野之内的。如果用宏大叙事的立场来看的话，最轻的说法是，《小城之春》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严重一点，是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所以，“革命叙事”使用不当，很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再比如，对现代派艺术，在反抗旧秩序的革命年代，革命党人会看到现代派反体制，反传统，张扬个性的一面，从而与现代派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但到了革命成功之后，现代派的个性主义就和革命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思想改造就发生了冲突，于是在“革命叙事”中，对现代派进行批判就顺理成章了，而这种批判不一定就能真切的反映现代派的复杂性质。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 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现在，我们就借这两种叙事框架，重点来谈一下，中国现代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二． 中国现代化的外部动力问题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或中国的现代化是历经了几个重要的阶段而展开的。这几个重要阶段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转折年代。换言之，历经这几个转折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一步步进入到新的更高的层次。150年来，大致有下列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外力冲击、刺激下，中国内部变革的因素急剧扩大，中国进入到器物层面的变化，即从“中华世界中心主义”，转而向西洋学习先进科技，此即1860-1895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器物层次的变革演进到制度变革层次。甲午战败标志“洋务”破产，中国先进人士开始呼吁改革政治制度，“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同时并存。第三阶段，民国肇始，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又有先进分子发动思想革命，此即由政治制度改革的层次演进到“思想价值层面”的变革，此即新文化-五四运动，其基本诉求是：全面反传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再造一个现代中国。
从五四思想中吸取资源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中共都要寻求建立一个现代中国，但目标不尽相同，方法也大相径庭。
国民党：在思想背景方面有三个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思想，西方近代思想，苏俄一党专政的经验，主张社会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国民党社会基础比较庞杂：知识分子，工商人士，早期还有工人，会党，流民等，试图走一条兼容西方与苏俄因素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最后失败。原因是，未能积极回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即全面的社会改革，也就是贯彻民生主义的问题。
中共思想来源较为单一：初期，更多的苏俄革命经验的直接移入，三十年代中期后，开始兼容中国传统（底层农民造反的传统）和苏联经验，阶级基础比较单纯:农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中共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方式建立一个有中共领导的非资本主义的新式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新民主主义纲领切合中国现代化要求，历经难曲折而终获成功。
1949年后，海峡两岸分别开始了两种不同方式的现代化实践。大陆：从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找到正确方向，1992年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台湾：在美国全面影响下，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大致的路径是： 从管制型向开放型的社会与经济制度演进。
我们勾画出这个基本线索，是说明，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外部基本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压力及其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广泛影响，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换言之，1492年后的世界进程已无情地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他说，资本主义的商品无情地摧毁了中国的万里长城，把中国纳入到世界文明体系。（大意）所以，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那种中国社会中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使中国“缓慢进入”资本主义的论断，缺少事实依据，为什么这么说呢？
早期现代化的三个阶段，均来源于外部的压力而激发的内部活力的激活。亚当斯密最早对中国文化做过悲观性的评述，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停滞”。黑格尔的看法较有眼光，他说过，“中国在等待着，一旦出现主客观的对峙，中国就会产生真正的变化。”一百多年来，正是在外力的压力和作用下，中国内部的积极因素勃兴，才开始了加快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
检视20世纪的一百年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是苏俄、日本、美国，其中苏联的影响最大。苏俄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在于: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苏联革命经验，对中共提供了意识形态基本框架，在苏联的帮助下,推动国民党改组，支持中共革命，5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援助和国防援助。直至今日，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是来自于苏联。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是负面的：发动甲午战争，利用中国的战争赔款，奠定了日本现代化的财力基础，完成了向世界强国的过渡。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极大地破坏中国的现代化。美国的影响较为复杂：1949年前，在思想文化科技领域培养了一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迫使中国脱离世界体系20年。1979年后，中美建交，中国逐步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进程。
在硬件方面，中国现代化所受西方影响表现在：
1）              建立了新式军队，
2）              政党制度，
3）              新式教育，新式法律制度，
4）              新式工业和科技，
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技术等广泛方面，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勿庸置疑，我们不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全盘西化，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肯定需要参照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现代化如果没有西方的参照，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邓小平同志说过，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深刻的总结。走回头路是行不通的，闭关锁国毫无希望。我们不应被那些不负责任的所谓“爱国”高调迷住眼睛，应坚定不移地走全面改革开放的道路。
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与传统忠君爱国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维护国家的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对自我优秀价值，文化的认同，为强盛国家、革新本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制度。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中国内部积极因素扩张的结果，中国内部的积极因素因而被调动、激活，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强大的思想动力。无论是康梁、立宪运动，还是孙中山，五四运动，无不从民族主义吸取资源。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第一次高潮。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成为二十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但百年来中国人在处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上也一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坚持民族特性，另一方面要汇入世界潮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纠葛。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本是双胞胎，区别在于：民族主义，强调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民主主义，强调个人本位，个人权利，个人自由。 从理论上讲，当国家、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时，国民应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个人权利，以服从于国家利益，支持国家战胜危机，而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但是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经常吞噬民主主义，这主要是由中国近代的政治和大的环境造成的。也和人们认识的误区，统治阶级的狭隘和自私有关。
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性的问题。即一方面希望建成对国家、集体的认同；另一方面又促成国家保障、维护个人的权利。梁启超在1900年流亡澳大利亚时，就对中国社会的某些严重弊端作出深刻的批评。
他说：“中国是一个奴隶的国家”，而西方每个人都有主权，即使孩子都“自治其事”，当然梁启超的看法有表面化的缺点，因为他没看到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在当时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但澳大利亚在1900年后，确实开始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梁启超的观点其实就是五四的先声，他比胡适，陈独秀早了十几年，他已把“国家，民族，个人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困局，民族主义的要义是建立强大国家，这符合现代性；民主主义的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也是现代性的基本要求。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对中国进程的实际影响更为显现。民族主义有它的限度问题，在限度之内，它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正当防卫的强大武器，但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保守势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近代以来，某些保守力量惯于借“民族主义”来抗拒社会变革。蒋介石在大陆时代，就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推行专制独裁。蒋介石并不主张复古，也推行技术层面的现代化，但他惯于利用民族主义的符号，为巩固他的统治服务。1930年代，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鼓吹用“四维八德”来“复兴民族”，1940年代又发起 “新道统运动”，出版《中国之命运》，既反共，又反自由主义，其目的还是为了强化国民党，也就是他本人对中国的永久统治。
90年代后，在大陆一部分青年人中，民族主义又成为一种潮流，有其一定的正当性，因为美国的“单边政策”，确有大国称霸的明显色彩。但 “中国可以说不”的思潮是有严重偏狭的，是和中国要融入世界的潮流相违背的。目前中国面向世界的方向是对的，领导同志说，要看大势，大局，历史有许多机遇丧失了，要吸取这个教训。我们要为民族复兴而奋斗，所以我们要学习一切对我们有利的外国文化，坚持与时俱进，而不要空泛地去侈谈儒家文化是21世纪的救世良药。中国的发展必须把握时机，抓住机遇，融入世界。这是百年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经验。
四．关于中国革命
何谓“革命”？在中国传统语汇中，“革命”，就是用暴力手段实现改朝换代。近代以来，革命一词的涵义从法、俄而来，指用暴力手段推翻统治秩序，建立新的制度秩序。以后这个语汇含义扩大、不一定指暴力，如“文学革命”“史学革命”，“教育革命”等等。
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内存的原因，也有外在原因。政治学学者邹谠先生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起源有过很深刻的分析。这就是促成革命的新因素从外部而来，外来的思想、文化刺激中国内部变革因素的扩大、增长，这种影响又伴随着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从而带来了复杂的后果，这就是旧秩序的全面崩解。这种在外来冲击下国内各种传统制度的瓦解，使中国社会过去的地主、士大夫、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无法继续，而一个新制度及具有新基础的统治秩序的建立，则需要漫长的时间。中国近代以来的严重危机，使中国走上激进变革的道路。这就是选择了“社会革命”来解决“国家制度重建”。其路径是：观念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的完成需要条件：首先需要有接受了新思想的政治力量，由他们结成职业革命家的群体，这个群体具有对振兴国家，民族的坚定的信仰，富有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还能给民众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能广泛引起人民认同的新意识形态。这种新解释体系提供整体性的大解释，大叙述，大概念，面对群众，特别面对知识分子,不仅强调认识，更强调行动，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动员功能。革命党人依靠组织和宣传两种手段，争取到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中共就是这样取得了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因为统治阶级无法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的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中国革命就是那些基本问题的反映。但在另一面，革命也有一个悖论的问题：
1，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而这又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为了抵御外来列强的侵略和改变国内的积贫积弱，中国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运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军事性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大大改变了世纪初以来，由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五十年代，国家进入到建设时期，从苏联引进的苏式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本土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复活，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乌托邦主义配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军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六十年代初，军事化动员模式在工业管理领域一度后退，但很快又卷土重来，并向其它领域全面渗透。受到意识形态全面支持的集中划一的思维和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以至 “唯军事至上”在文革初期达到顶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凡政权更替，胜利者建立新秩序，必然伴随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摧枯拉朽的过程。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2，              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22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如陆定一同志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的绝大的比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 “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思路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3，              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革命的胜利使毛获得极高的威望，毛成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其权威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唯一条件。遗憾的是，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列宁说，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 (《列宁全集》第33卷，p.145)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但“马上得天下”并没有很快转化成为“下马治天下”，这是因为对“革命”与“执政”的互动关系认识不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有完全正面的意义，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改革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都自称 “革命者”或“革命党”。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空想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迷信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检视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发现中国遭遇到了太多的曲折和困难：长期的战乱，军阀混战，日帝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尤其是日帝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造成严重的破坏。反动阶级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人为阻滞现代化的展开，以及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的所造成的挫折和严重失误(大跃进，文革)等等，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这些挫折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难于避免的。它受制于国际国内环境和基本条件的制约，受制于领导阶层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之强弱，对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态度，以及知识水平、认识程度的局限，中国百年来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看到挫折、曲折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举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帝王制度的推翻，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思想，不平等条约废除，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收回香港、澳门，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质的飞跃，民智的提高，教育的进步，财富的巨幅增加等等，这些成就，很多是在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取得的，虽然中国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1978年后的二十多年，是二十世纪中国进步最迅速，成就最大的历史时期。当然，为了建设一个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国人的牺牲和贡献也是空前的，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永远铭记，使之转换为我们继承前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200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