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佛的人

我是一个佛教信徒——李宁


李宁：我很信佛，是受家庭影响，但我也没参透人生轮回是怎么样，前生后世是怎么样。这种态度跟做企业多少有些关系，某些方面是比较消极的。

我对生活还是很热爱，很积极。我还是俗人，还面对着世俗的很多压力、责任，还没能完全跳出来。但是确实，你能看到接触到的都是过眼云烟，对此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不能完全都是贪婪的欲望。

我只是一个佛教的信徒，不会成为高僧大德。

    自从周武灭佛后，佛教元气大伤，隋文帝登极后，大兴佛教，隋唐佛教之盛，历史上称为黄金时代。谈到复兴佛教的功臣——隋文帝，他的出身和童年生活以及如何发愿弘扬佛法，值得向读者介绍的。

文帝出世 紫气满庭

    隋文帝杨坚，他出世时，正当是后魏大总七年六月十三日，降生在般若寺内，当欲生时，红光照室，并有紫气满庭，紫气之色，能使人的衣服，并为之变紫，顿使内 之人，见此异状，惊异不已！六月的天气炎热，褓母用扇子为小儿扇风，小儿怕冷，寒甚几绝，已经哭不出声来。

    这时，忽然有一此丘尼，无因而至，对文帝的父亲说：“你们不用为此儿担心，他有天佛所佑”，并替小儿取一乳名——那罗延，梵语那罗延，含金刚不坏之义。这 位比丘尼又说：“此儿来处不比寻常，你们俗家秽杂，由我来抚养。”文帝的父母既不认识那尼师，当然不愿意将爱子让一个尼师来抚养。可是那罗延小儿很怪，他 看见尼师就不哭。一离开神尼他就啼哭不休，使得太祖全家无法止儿啼，后来只有忍痛让神尼来抚养。

    太祖割宅为尼寺，开一小门相通，小儿由神尼带去抚养，因此文帝在褓襁之际，就与神尼过着出家生活，吃斋奉佛，有十三年之久。（王劭撰《隋祖起居注》）

智仙神尼 梵行高远

    上面所说神尼法名智仙，河东蒲坂刘氏女。她从小出家，而且精研戒行。有一天她忽然不见了，寺内和尚怕她堕入井中去，到处寻找，原来她在佛堂中俨然如禅者入 定。那时她只有七岁，可见神尼生来就不平凡。从此以禅定为她专修功课，并常言吉凶成败之事，莫不奇验。她住的般若寺时，也就是文帝降生时的地。。（《续高 僧传》）

皇妣抱儿 化身为龙

    当初神尼领养那罗延时，曾与其父母有所约定，不得她的允许，不得随便抱看小儿。有一天。皇妣很想念儿子，乘神尼离开时，就偷偷的走进儿房，从床上将小儿抱 起，忽然抱在手上的小儿，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竟是抱的一条龙，惊惶恐怖，双手发抖，小儿堕地，小儿大叫。皇妣来时，神尼不知，及至闻声赶来一看，见小儿 坠地上，就将小儿从地上抱起来对皇妣说：“为什么要来妄触我儿？令其晚得天下。”从此皇妣们，都不敢来抱此儿，全由神尼负责教养。（王劭撰《隋祖起居 注》）

    那罗延七岁时，神尼有一天对他说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

    神尼沉静寡言，精修道业。文帝在寺内由神尼教养，一直到十三岁，方始离开佛寺回到自己家中。而神尼在般若寺内，住了四十余年，从不走寺门之外，到了周武灭法，神尼才隐住皇家，内著法服，戒行不改。

    文帝后来果然如神尼所说：自山东入为太子，重兴佛法，皆如神尼数十年前的预言。

舍利神异 数之不尽

    文帝登位时，智仙神尼早已圆寂，为了要报她的恩德，敕令史官王劭为神尼作传，并发大愿，度僧弘法（《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密传〉）。文帝常常在群臣前怀 念“阿奢梨”（这是他小时对神尼的称呼，意为“依止师”）。文帝又说：“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那时称出家人为道人）由小时住寺至 今，乐闻钟声。”

    仁寿元年文帝和皇后在宫内感获舍利，并放光明，以砧锤试之，一无所损。因此忆起往年，当文帝未登位时，遇一梵僧，以舍利一布袋送给他，并对他说：“檀越他日为普天慈父，此是大觉遗灵，故留与供养。”僧去后，再找此僧也没有了。

    他登极时，曾与昙迁法师各置舍利于掌上而数，或少或多，始终无法数定，迁法师说：“诸佛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文帝用七宝瓶贮之，及至海内大定， 这才忆起梵僧之言。因此将舍利分送各州郡建塔供养，塔下皆图有智仙神尼之像。有的书中记载舍利是智仙神尼的舍利，南京摄山栖霞寺就有这一座舍利塔，塔上出 有智仙神尼的像，不知者都说是神尼的舍利，共实不是。这是文帝建塔给像报恩之义。

    文帝在塔铭上说：“菩萨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坚，敬白十方一切三宝，弟子蒙三宝福佑，为苍生君父，思与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利，诸州供养，欲使共修善 业，同登妙果，仍为弟子，法界幽显，三涂八难，忏悔行道。奉请十方常住三宝，愿起慈悲，受弟子等请，降赴道场，证明弟子，为诸众生，发露忏悔。

建塔佛事 异僧出现

    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是隋文帝降生之日，文帝在他生日那天，怀念父母深恩，延请大德沙门，诵经论道，欲在海内，选择三十个清静佛寺，建塔供养，栖霞山的舍利塔，就在仁寿元年第一次所建的。

文帝并下诏道：“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共修福业，今使现在未来，俱获利益，宜请沙门三十人，能解佛法，堪宣遵者，各带待者散官，分道送舍利于 诸州起塔。尽卅位现有高僧为朕及所有人民幽显生灵，七日行道，当地的官员，刺史以下，放假七日，停止常务，专知建塔之事，同时要在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时 起塔。

    皇帝在起塔这一天早上，在左京大兴殿西，迎请佛像，沙门三百六十人上殿，左右密报人数三次，都是三百六十一人，多出一僧来，帝见一异僧，披褐色衣对左右 说：“勿惊置之”。等到行道完毕，再找这位异僧，已不复见。文帝说：“佛法重兴，立舍利塔，必有感应。”果如其言，各地都有瑞应奏闻。

（本文内容均参考《隋祖起居注》、《高僧传》与《佛祖总载释氏稽古略》）




    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极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

    白居易，字乐天，山西太原人，公元七七二年正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县东郭村，父亲白季庚，母亲陈氏，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识声律，白居易始祖为楚 国白胜，传至秦朝有名将白起，祖父白湟 ，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他自幼勤学苦读，“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成厚茧）。”

    白居易时逢中唐动乱年代，藩镇割据，吐番、回纥入侵，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骨肉流散，写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悲叹骨肉手足散居五处，只 能泪眼对明月，遥寄思乡情了。唐德宗贞元三年，十六岁的白居易在长安写下了不少好诗传诵一时，奠定了他在诗坛占据的一席之地，比如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诗》：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充分展现了少年时代白居易的才华，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开创了中唐歌行体诗的先河，是中华文化的熠熠闪光的明珠。

    唐代文人中，白居易是与佛教僧侣往来最为密切的大诗人。《五灯会》之卷四上有如下记载：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乐天，久参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宝戒，元和中，造于京兆兴善法堂，致四问。十五年，牧杭州，访鸟巢和尚，有问答语句，曾致书于 济法师，以佛无上大慧演出教理……复受东部法凝禅师八渐之目，各广一言而为一偈，释其旨趣，自浅入深，犹贯珠焉，凡守住处，多访祖道，学无常师，后为宾客 分司乐部、罄已俸，修龙门香山寺。”

    贞元十六、十七年间，白居易两度到洛阳，参访了东都圣善寺法凝禅师，求得“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八字心要，并发挥为八渐偈，可以说法凝禅师是 他的佛学启蒙导师。贞元十九年，他从佛光如满禅师处接受斋戒，他退居后，和在香山寺的佛光如满禅师结香火社，遂自称香山居士，他与佛光如满的情谊延系了三 十五年之久，白居易曾四度至长安兴善寺问道於大彻禅师，转向南宗禅的参究，他写道：

    “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

    又在《间吟》一诗中写道：“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可见白居易对佛学的体验是十分深刻的。他曾观照认识到自己的前世为诗僧：“辞章讽泳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忠州时，开始学习坐禅，和兴果寺神凑禅师、东林寺智满禅师等效甚密，在东林寺藏经楼读慧远大师文集深受启发。他后来将自己的文集奉献给 与他有缘的寺院收藏。如庐山东林寺、洛阳圣善寺、苏州南禅院的千佛堂、龙门香山寺等都收藏有他的诗文集。

    以文学的生花妙笔来阐发佛学的清净奥谛是白居易晚年的理想，他说：“愿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

    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曾参访鸟巢禅师，鸟巢道林禅师见秦望山上松枝茂密，就居于树上，有如鸟儿筑巢而居，故人们称他为鸟巢禅师，白居易仰观禅师在树上摇摇 欲坠，迷惑地说：“禅师住处甚为危险。”禅师说：“太守的处境比我更危险。”白居易说：“弟子为一州太守，位镇江州，何险之有？”禅师说：“你身居官场， 明争暗斗，识性不停，譬如薪火炽燃，怎么不岌岌可危？”白居易请教道：“什么是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如此简单的道 理，三岁小孩也知道。”禅师说：“三岁孩童虽会说，但是八十岁老翁却未必了解其意。”

    白居易除了自己皈依佛门，持斋守戒外，还大力倡导放生，以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普度众生。他写下了《放旅雁》、《放鱼》、《赎鸡》等放生诗。他写道：“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鱼豚，见兹生恻隐，赎放双林园。”

    白居易晚年虔心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东世界，他舍三万两俸银请人按《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彩绘大型极乐世界图、西方三圣像，日日焚香顶礼，十分虔诚，并且回向众生离苦得乐，共登莲城。他的《念佛偈》流传广远，至今仍烩灸人口——

余年七十一，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
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
日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
达又作应生？不达又如何？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白居易写遗嘱叫家人在他死后不必运回故乡下葬，而应安葬在香山寺佛光如满禅师的塔墓之侧。他七十五岁病故往生后，洛阳人十分爱戴崇敬他，他的墓前拜祭之人不绝，他的墓前泥土，常常被祭酒浸湿，没有干的时候，

    白居易是伟大的诗人开创了“新乐府体”诗风；他是伟大的政治家，风骨铮然，为民造福，体恤百姓，多有建树；作为佛弟子，他是虔诚的，他皈依受戒，持斋放生，修建香山寺，开龙门八节滩，一心皈命佛门，香山居士是一切佛弟子的榜样，更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人物简介——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名心理学大师、精神病医生。1875 年7月26日生于瑞士图尔高州，1911年被推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后因与弗洛伊德的分歧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自创分析心理学。本世纪 20年代，曾到非洲、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地进行几次旅行考察，开始研究种族潜意识的性质与现象，广泛考察了古代神话及祭祀仪式。荣格在人格结构问题上， 提出把人格分成三个层次，即意识、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1961年去世。  
佛法带来的启示
      在西方心理学无力验证人的精神现象与跳脱经验主义的研究范畴的同时，被西方称为“心智科学”的佛法将取代自豪的理论，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兴心理疗法去终极解除人类生存的焦虑。 荣 格在西方的“正统”心理学中，堪称是异教徒，荣格虽然师承佛洛依德，也确从佛洛依德身上得到不少本事，佛洛依德甚至私下说“荣格是天才”，初期两人都有英 雄惜英雄的悸动，佛洛依德写信给荣格时说：“如果我是摩西，你就是约书亚，将要拥有精神医学允诺之地。”蜜月期很快过去，1912 年荣格发表了《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与弗洛伊德产生了分歧，主要分歧在于对里比多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完全是性的潜力，荣格则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 生命力。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由此，荣格全盘推翻了佛洛依德的理论。荣格说，自己并不是佛洛依德的反对者，只是学问的忠诚者，对佛洛依德 他依然     荣格曾说，他对东方学问的喜欢可以称做“心灵上的朝圣”，印度文化、易经、老子、炼金术、孔子，他都有涉猎，对于佛禅更是喜爱有加。     荣格曾不讳言的说，他的心理学理论，除了一部分来自“临床心理学经验”之外，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外部渠道与途径，它包括了东方宗教在内的所有学问。 荣 格在《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中，说到的“虚空”与佛教的“空”，“充满”与佛教的“色”相对应，指出实与虚，生与死，同与异，明与暗，热与冷，以及时空、善 恶、美丑等是成双成对，两相对立，相互制约的。荣格的这种二元性的超越和对立极性合一的思想，被某些西方荣格学者认为正是藏传佛教修行的终点。佛教徒的修 炼，是在自己身心的“微观宇宙”中寻求“阴”和“阳”的合一，从而在“彻悟”中体验伟大的宏观宇宙初始的统一和完满。荣格从中受到启发，提出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理论。另外有许多人认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来源于佛教中所说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启示。
      心理学与生存焦虑
    生存焦虑是用来应付生活中种种难题的不安与忧郁，当人从这种历程中得知自己的局限性之后，宗教便会适时出来。     二 十一世纪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焦虑，它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九七三年罗依斯（ROYCE）首次把宗教与生存焦虑结合起来研究发现，生存焦虑是用来应付生活中种 种难题的不安与忧郁，当人从这种历程中得知自己的局限性之后，宗教便会适时出来。怪不得心理学家罗?普鲁伊塞（POULPRUYSER）会说：“从心理学 的观点来说，宗教似一种营救工作，它是在人喊救命时产生的。”     我们可以说：宗教是用来解救人心的。     不 论人们是否认真思索过这些观点，我们的确无法应付某些困难的局面，诸如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压力、恐惧、孤独、紧张、妒嫉常常困扰著我们，例如战争、死亡、重 病、饥饿，也提醒我们生命受到的某些威胁，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无法避开战争、避开死亡、避开大自然的突袭，所以更需要宗教，西方的心理学在一八七三年 从哲学的领域抽离，渐渐离开宗教的轴线，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东方的治心者一直以“宗教”做主轴。     原 本他们以为这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荣格说，没料到这样的科学却成了另一种局限。在西方心理学无力验证人的精神现象与跳脱经验主义的研究范畴的同时，偏 执、浅薄、科学上的宗派主义又兴起，这些令人困惑的事，促使荣格走进神秘主义的领域，它丰富了荣格心理学，也丰富了西方心理学的观照。     宗教是治心的，尤其是佛学本来就是“心智科学”，它将取代自豪的理论，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兴心理疗法。它是解除人类生存焦虑的最低底限。
藏传佛法的实践
荣格是一位佛法的实践者，对佛教实修非常重视。有一长串的时间，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绘一幅“曼荼罗”，直到他所说的“豁然醒悟”。荣格心理学与佛教修炼之间有一些相似性，如意识成长、超验作用、精神转变以及个体化过程等内容，就与佛教的修炼和彻悟过程有某种对应关系。
荣格进入佛学领域的第一句话便是：“那是能唤醒意识的惊人尝试。”他企图将西方的心理学体系与东方的精神修练融合在一起，成就一门令人惊异的学问，不管他最后是否成功，这种想法的背后，已经说明佛教在传统以科学见长的心理学领域中掀起了阵阵涟漪。
    他在自传中说：“在开始画曼荼罗时，我发现一切我走过的路，一切事件，都返归于一点，我愈来愈清楚意曼荼罗就是中心，它是人生所有道路的开路先锋。”
    他还说：“神秘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得到史无前例的复兴──西方文明因而黯淡……人们厌倦了狡诈的专题研究，厌倦了唯理主义。人们需要真理，真理不是束缚而是开展，不是遮掩，而是照亮心灵。
直观悟入，医心灭苦  
    心理学的治疗只能算是意识形态的解决，而佛陀的治疗则属于更高层次的心灵潜意识的改变，即是菩提（觉悟）。
治疗痛苦成了荣格一生中的主要任务与工作，这也就难怪荣格会与佛法愈走愈近，毕竟荣格的苦痛说与佛家的苦谛说中的四苦、八苦不谋而合。从痛苦中解脱，正是佛教的终极目标。
    荣格在他的另一本少有人提的大作《记忆、梦、反省》一书中及“治疗灵魂”是他今生的任务之一。他表明大多数的精神医疗法的用意旨在从事人格的基本调整与症状治疗，是属于医疗行为里的“治标治疗”。
     荣格著重于“治本治疗”的发现，他认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未发展的种子等待开发，荣格的任务便是帮助这种萌芽，后来他终于明白这颗种子隐藏在东方诸佛中。
     荣格说：“治疗家必须遵守自然的指导”，让该发生的发生，这点很像禅坐时，在脑中飞驰而过的纷纷扰扰，它是过程，只有经历这种过程，才能迎接有如涓涓水流的平静，最后使潜意识在寂静中与心灵的讯息交谈。
     这种犹如“禅那”的心灵过程平静的发展之后，潜意识将丰富了意识，意识又照亮了潜意识，这两种对立的融合，使认识增强，人格扩展。 意识与潜意识如何融合没有人知晓，但荣格知道在它的实践中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梦，二是直观，而这种方法就藏在佛家的禅中。
     心理学的治疗只能算是意识形态的解决，而佛陀的治疗则属于更高层次的心灵潜意识的改变，即是菩提（觉）：它是绝对、无限，不能被概念化，只能用人的自性亲证。
     他的学生，也是位心理学家的普罗果夫（ PROGOFF ）说：“荣格的强烈直观是无法言传的”、“它根本就是一种禅”、他给了荣格的禅意高度评价，他说：“荣格的禅说，就其意义而言，比起任何精心阐述的说法更见突出。”显见荣格何等重视的禅与观的概念用在自己的学说里。荣格的著作《心理学与宗教：西方与东方》，算是他对禅佛学问的最佳注释。
     一旦有一天意识与潜意识可以转化自如，那么形上学就不再是形上学，而是一种可以被体验为直观的绝对知识——亦即彻悟。透过观心，佛可以与个人心灵深处的生命力量相对应，最后改消极成积极。
     当然荣格的理论并无法说出佛教的全部风华，但已将深刻的心理学注另一种新动力，对一位一直无法介入东方理心疗法的西方心理学来说，荣格的提醒具有复活直观的体验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荣格也以身效法释迦牟尼，从不将自己的学说强加到学习者的身上，只有学生提出真诚的要求时，他才会给予启发。精神分析的荣格，其实也是佛家的一位智者。在佛与心理学之间，他开启了一个令人喝采的甬道。
佛性与自我实现
荣 格心理学和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获得精神转化。荣格把它称之为自我实现、完整性；佛法中则把它称为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获得至高的精神转化。佛教徒和荣格 都认为：这种追求光明、追求更高意识的冲动，无处不在。正如荣格所说：“从最初开始，在灵魂深处一直存在着寻求光明的愿望和摆脱原始蒙昧……摆脱精神的原 始黑夜的不可遏制的冲动……这种冲动，经过数万年后，到今天依然如此。渴求光明就是渴求意识。”
荣 格认为，人的一生在时间上可分为两部分，青年时代要自立，建立家庭，完成社会责任和义务，在男子是集中在他的智力或特殊才能的发展上面；在女子则为集中在 自我牺牲的天赋及那些能使她在世上留下踪迹的品质上面。第二部分为四十岁上下，关键是找寻一种新的意义与目的。此时，人们应转变自己的目标，从“自我实现 ”转变为“自性实现”。接受自己逐渐步入黄昏，生命力（能量）逐渐减弱的事实，而放弃青春期期望值过高的英雄主义理想。即使壮志未酬，夙愿难偿，亦大可不 必痛不欲生，而应逐渐将“里比多”从外部撤回。荣格自己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说：“我不得不放弃英雄理想主义，因为在自我意志之上，有更高层次的东西， 人必须服从后者。”换言之，人在后半生的目标应为实现“个体化”，即通过“个体化进程”而达到“自性的实现”。在这一进程中，人们会获益于前半生的经验， 并获得更完美的创造力。
《华严经》上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 对 于佛弟子来说，存在着一种趋向佛性的压力，这种佛性是人的本性的精髓；对于荣格来说，它是一种趋向完整性的冲动。在这两种情况中，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对荣 格来说是无尽的旅程。此旅程对每一个体来说都是独特的，只能在心灵中完成。佛法实证中，心是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正如能点石成金的炼金术士一样，心灵也能 把一切事件转化为超验的智慧，把它作为获得彻悟的工具。这股庄严的力量不在别处，就存在于我们心中。但是要认识它，我们还需要意识的钥匙，因指见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荣格的“自性实现”理论与“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佛性论，如此神似，足以证实了佛法对他的深刻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性冲动是一切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源。他的“泛性论”从理论上支持了上世纪“性开放”的潮流，不久以后，大量缺乏节制的性行为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泛滥成灾，畸形的社会毒瘤层出不穷——色情业、性虐待、性侵犯、性交易、包二奶、同居、试婚、一夜情、任意堕胎……人类文明的高度似乎倒退回了原始社会——只注重“饮食男女”、生殖繁衍的蛮荒时代。
  荣格清醒的认识到，人类除了基本的欲望之外，还渴望实现圆满的光明自性。建立了更为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为全人类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梁漱溟是蜚声中外的儒学大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和佛教的关系。他一生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用“无我”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我前生是个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九十四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梁漱溟一语惊人，他与佛结缘说来话长。

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九月九日，北京米市一个世宦家庭，一名瘦小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驰名文坛的梁漱溟。时任内阁中书官职的父亲梁巨川，寓光大鼎新和长寿之意，给孩子取名焕鼎，字寿铭。梁漱溟五岁发蒙读书，六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直到九岁，在父亲的启发下，逐渐从湖涂中清醒过来。他历经两度私塾，十三岁考入顺天中学，渐渐养成习惯。他看到家里的佣人天天干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便问她们是否辛苦，而她们都说习惯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感到很纳闷，这是为什么？他为人生问题感到困惑，反复思考，悟出这样一个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当时梁漱溟对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什么密宗、禅宗也不明白，但见到佛书就买，买回家就读，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十六岁的他开始对人生的烦闷，倾向印度出世思想。

梁漱溟十八岁时，母亲张太恭人病重，她拉着梁漱溟的手亲切地说：“儿呀，娘最挂心的就是你的 婚事，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聪明伶俐，我很喜欢她，你就和她订婚吧。”早有出家为僧之念的梁漱溟听了之后，很久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听了很气愤，指着梁漱溟说：“你胡说！”这时，梁父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梁漱溟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

辛亥革命时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社会的黑暗、官场的下流行径，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攻读佛典，从二十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梁漱溟喜和僧人接近，并和他们交朋友。民国十三年春夏之交，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头大脸长，身高体瘦，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省圆法师住西厢房，梁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地投缘。可是有一次，当梁漱溟谈及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梁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梁漱溟在极乐寺住了四十多天，和老法师交往甚深。得知他开悟后还在静修，连称他是个了不起的禅宗和尚。梁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有见过第二人”

非同凡响的《究元决疑论》

梁漱溟为何当上北大教授？话得从他的佛学著作《究元决疑论》说起。

西安有个古庙，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经》，康有为到西安时，看到这部经，便将它带出陕西，据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为震惊，将《大藏经》追了回来。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书，听到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弄不清，回到北京后，向名律师兼记者者黄远生请教。他当时穿着长衫，一副中学生的样子，但黄很热情地接待并指点了他，使他深受感动。梁漱溟又拿 出他写的《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黄远生请教，黄看了之后，写了一篇长文《晚周汉魏文钞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对梁的编写作了极高的评价。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袁世凯称帝前夕，黄远生在袁的亲信的威逼利诱之下，写了一篇对帝制既赞成又不赞成的前后论调不一致的文章。因为黄是名记者，袁的亲信硬逼他再写赞成帝制的“ 劝进”文章，黄于是逃到美国，不料刚落脚，就被华侨误为袁世凯的亲信杀死了。这消息引起梁漱溟的极大伤感，他后悔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佛学人生道理讲给黄远生听，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6—7月的《东方杂志》上。

文章归结佛法，开头就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 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拨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

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中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性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讼百世而不绝者，以此相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淑？呜乎！希有希有！”

文章谈及人生苦乐，梁漱溟认为：人间苦乐我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并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来高，永无止境。

文章从“究元”（究竟元真）与“决疑”（行止之疑）两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此文非同凡响，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注意。蔡元培在上海看到这篇文章，认为很好，立即聘往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没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因此却当上了北大教师。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读过《究元决疑论》单行本。1938年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员，读到你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你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由于梁母与北洋政府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的姊弟关系，梁漱溟担任了司法部秘书。张勋复辟后北洋内阁改组，梁辞去了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他原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窃 ，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天哪，天哪，我们不能再活了”的呼号声，使梁漱溟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梁漱溟返回北京，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各界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他自费印刷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梁漱溟没有当上和尚，却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从事讲学活动。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他把印土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

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怀着出家念头的他极相矛盾。1924 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自治建设。1931年，他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演讲中说：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 。

“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 是无味的……”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我今在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无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惭愧……”这是梁漱溟1954年春初住进北京医院写下的在佛前顶礼的《发愿文》。他为何发此深宏大愿表示忏悔？话得从不久前和毛泽东闹别扭的事情说起。

1953 年9月8日，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梁漱溟发言表示对总路线的拥护。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梁的座位，向他致意，期望他明天继续发言。表示一定不负重托。

国难时期，梁漱溟为探求救国之计，曾两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且有了亲密的交谈和友好的争论。解放后，梁应邀从四川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工作、私生活、住居作了妥善安排，并派车接他到中南海，征询对国事的意见。晚餐时，梁漱溟称自己是素食的，有一二个蔬菜就行，可是毛泽东知道后，就大声传话：“我们也统统素食，全用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梁为此很激动。在席上，毛泽东告诉他：“梁先生，我也吃过素，那是在沙滩，路过一个小馆子，看见宰羊，其状甚惨，从此吃素，不过后来回湖南又吃荤了。”梁漱溟觉得和主席感情融洽，以后，每一二个月就有一次交往，两个都共进素食。

梁漱溟是一位善于解剖自己，真正有勇气承认有错误的人。有人以他一生著作等身，《乡村建设理论》、《东方学术概论》、《儒佛异同论》，以及高龄晚年完成的《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在学术 界影响极大，而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者”，而他则自称只是一位笃信佛学的教徒，说“我一生所忙碌的事业，都是以出世者悲天悯人的心肠，从事入世工作”，由此乃能淡泊名利，超然物外。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常常题赠别人也是勉励自己的箴言。

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结束了他九十五年的一生，弥留之际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我们似乎听到梁老轻轻地念着这首写于“文革”期间被抄家后的偈诗,轻轻地走了,走了,永远安静地休息了。



邝民彬 纵横股海戒定慧

　
   纵使并非股票投资者，也不难感受到股海波涛。只要踏足银行，必然看见股民紧盯着荧幕价位，争夺控制器，熟练的按出股票编号，然后是一阵惊叹声、叫骂声，间中是洋洋得意，但大多是失望的沉默。无论各自的反应是如何不同，但他们的眼神里都流泻着烦躁与不安。股海苦海，多少人没顶沉沦。
    凯基证券亚洲董事，东南亚著名股市分析家邝民彬，身处变幻无常的股海，风高浪急，看尽人生百态，也经历甜酸苦辣。苦中求变，他终于找到救生圈，那就是内观静坐 ——投资于个人心灵培育，不但“保本”，而且必定有所“收获”。

    股票市场众生相，正是佛教最强调的人生三毒：贪、瞋、痴。邝民彬体会深刻。
市场气氛好的时候，一片睇好之声，持股票者越不肯放手，老相信高处未算高，“因为他们赚钱太容易了，所以肯定想搏，赚了十万就想赚五十万，赚了五十万再想赚一百万。他们越搏越大，押的注码也越多。认为‘顶多俾番佢’”胆色过人，皆因贪念在作怪。
贪念人人都有，邝民彬也曾经因而损手。那是九七年红筹国企的热潮，他曾经赚了钱，到头来却好梦成空。“九七年红筹国企及2000年科网热潮，明知道这是假像，不值得这个价钱，却硬入货。”
贪念如雪球般的不断膨胀，蒙蔽了眼睛。没有多少人能够清醒，懂得临崖勒马。那股疯狂的气氛，相信许多人如今还记忆犹新。


报仇变忧愁


    人生无常，股海是最好明证。泡沫一个接一个的爆破，恒生指数从一万八千多点不断下滑，更跌破九千点，股民心情难受，许多人持着股票又舍不得放手，还是盼望可以收复失地。
最现实的例子莫如电讯盈科“八号仔”，价位从火红红的二十八块一直下跌，跌到十五块时，股民相信价位已经到底，更趁低位吸纳多些电盈股票，所谓沟淡些。可惜低处未算低，接下来价位一直跌到只剩一元（未合股前）。邝民彬慨叹股民未能冷静分析形势，做及时的评估。只顾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只记住自己当年以甚么价位入货。
    局外人看来，形势最清楚不过，但是当局者迷，要作出舍弃的抉择又谈何容易？！
“股民心态又爱又恨，老想找机会翻本，觉得输了深深不忿，必须找八号仔报仇。不断趁低吸纳以冲淡成本，以为沟货把每股的成本拉低了，但不意会到投资更大了，仇恨也越来越深，结果是仇上加愁。”

旧梦不须记


    如能冷静面对现实，就会明白旧梦不须记。“八、九十年代是股市急速发展年代，许多人赚了大钱。现今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盈利难有以往般高速增长，投资者不可以再期望股价那么轻易大幅上升。”
以赌徒心态参加这金钱游戏的股民，损失格外严重。
    “他们为甚么输得这么惨？因为他们沽后高位再买，不可以等待市场调整后再入货。他们不是缺乏耐性，就是不甘寂寞。待卖了手上所持股票后，看见身旁师奶所持的那只股好象上升，便盲目跟着入货。”
赌徒股民不会分析市道，也懒得看上市公司资料。“他们嫌麻烦，最好你告诉他几个号码，他们照买，不管哪是甚么股票。”
    我们在银行看见的股民，来自各阶层，其中多少是投资者？多少是赌徒？

平常心是道

    每天身处这个变相赌场，风吹雨打，邝民彬必须学习保持头脑清晰。
他的招数是修行，每天内观静坐一小时。每年圣诞节至新年假期，大多数人都以吃喝玩乐来庆祝，但他却与妻子进驻上水，参加整整十天的内观禅修营。
    “静坐令我学会平常心。以平常心面对股市的大起大落，就不会那么被动。看见升市的时候，同时明白将有回落的一天，所以不会争着上车。股市大跌的时候，也不会方寸大乱。上上落落看得较为平淡，心情不会随着市场波动。”心情较少波动，烦恼也随之而减少。
静坐与平常心有甚么关系？原来当静坐进入状态时，才可以清楚觉察到身体各部位的反应，既有舒适的轻安，更有要命的脚痛、腿麻。而这些现象，正正是修行的焦点。
    “脚痛腿麻的时候，就很抗拒，想逃避。坐得舒服的时候，巴不得这个感觉可以继续下去。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烦恼的来源：渴求与逃避。导师教我们以平等心观之，不追求好的感受，也不排斥痛苦。就好象身体不是自己的，不理会他有甚么反应。只要放开我执，痛苦自然消失。久而久之，原来是可行的。”
将这个训练套用在股票生涯，就能培养平等心：不贪心、不灰心。并非甚么也不想要，不要争取，而是放下得寸进尺的贪念、永远不满足的心态。得与失也不必执着，就能做到得亦不喜，失亦不忧的平等心。
“我做股票分析与推介，经常在媒体发表意见，听众对自己有期望，所以有一定的压力。况且面对市场的波动，又担心生意不好，又面对很多引诱，想炒番两手，考验无处不在。平等心的训练能够增加我的定力，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受引诱。”……

纵横股海的生意经：戒定慧

    邝民彬纵横股海十多年，认为投资、赚钱是一种修心之道，得亦不喜，失亦不忧，一切抱平常心，才可充分发挥本身的才能。他的投资致胜之道只有3个字：“戒、定、慧”。投资者只要循着他的三字真言，就能提升心理质素，胜算也较高。

    邝民彬是佛教徒，与他谈投资就如跟少林主持谈佛偈，耐人寻味。在股市浮沉十多年，邝民彬称，投资之法人人皆大同小异，但致胜之道要看每个人的心理质素，即是他指的三字真言“戒、定、慧”。

戒——时刻遵守纪律

    戒即是投资有纪律。每个投资者在投资之前，应该先做功课，了解所买股票的背景，从而增加自己买卖的信心。“好多散户经常买股票，但赚的钱始终不多，原因多数是买了不熟悉的股票。”邝民彬分析道。

    在邝民彬眼中，戒的原则还可套用在多个层面上，如股价下跌时要懂得止蚀、对后市有自己的看法等。

    “投资者可以多听不同的意见，帮助建立自己的看法，但切忌随波逐流，盲从附和。”邝民彬指投资最重要有自己的主见，并不时修定评估，才不会人云亦云，只听消息炒股。

定——免受情绪影响

    定即是心的定力。有不少散户会埋怨自己定力不足，明知未到适当的入市时机，但心痒难耐，就随便买一些股票博一博。

    “投资者最重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思路清晰，亦要保持镇定。做到的话，投资者就可以不受其它言论影响。”邝民彬举例说，如果投资者没有自己的看法，当股价下挫，自己未输心先慌，往往很容易被情绪影响而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近期的科技股热潮便是一个好例子，热潮初期多数人可以赚到钱，但大部分投资者投资前没有做功课，股价一下挫便人心惶惶。


慧——累积投资智能


    慧是指投资的智能，即是散户在每个投资过程中得到的智能。所谓经一事长一智，邝民彬在自己的投资过程中，明白到投资并不是为了发达：“投资基本上是零和游戏，如果投资者一心想着发达，成事的机会反而会减低，到头来只有痛苦。”邝民彬所指，不就是“贪字得个贫”的写照？
“投资其实只求合理回报，去保障自己的生活需要。”在邝民彬眼中，投资赚到钱不足以令他开心，反而用赚到的钱去帮人，才能使他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