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ue Cost Of War 《战争的真正代价》

想为你那惨不忍睹的房价找一个罪魁祸首吗？如果你选择相信一本耸人听闻的新书，那么你只需把目光锁定在乔治·布什以及他对伊拉克发动的那次饱受诅咒的惩罚行动上。阿依达·爱德马里安（Aida Edemariam）与该书的作者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进行了一次会谈。
春日时断时续的阳光温暖着国会大厦的新哥特风格石灰岩雕，成群结队的观光客在四周游逛着，但在米尔班克一家幽暗僻静的地下咖啡馆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却似乎有些睡眼惺忪。两天来，他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在查塔姆宫、在电视摄制组面前一刻不停地发表着言论，之后还要飞往华盛顿，在国会面前就他的新书《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中的某些问题进行辩护。不管议员们心存怎样的芥蒂——想必应该会有一些——他们将不得不洗耳恭听，因为斯蒂格利茨的权威地位与一般的作者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名在比尔·克林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历了四年的磨砺，又在世界银行担任了三年首席经济学家的学者（在此期间他对全球化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批判），斯蒂格利茨的书在未来数年间将迫不及待地改变他们对眼下这场战争的看法，揭示战争已经造成并且即将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从华尔街到英国商业街、从伊拉克平民到非洲小商人，上上下下每一个人对战争的感受。
2005年的某一天，斯蒂格利茨和同样曾任克林顿经济顾问的琳达·比尔梅斯（Linda Bilmes）注意到，国会预算办公室对迄今为止的战争投入作出的官方估计大约是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实在太低，他们根本无法相信，并且决定展开一次调查。他们合著的论文于2006年1月发表，文章对这个数字作出了幅度惊人的修正——1万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根据斯蒂格利茨现在的说法，即便这个数字也已经有意做了一些保留：“我们不想让人觉得太语出惊人。”
共和党人的反应不外乎两种。布什总统的答复带着意料之中的轻蔑——“我们的战争不是由那些戴着绿眼罩的会计师的计算决定的”。“我们的回应是，”斯蒂格利茨撕着一只羊角面包，疲倦地说道，“好吧，是的，当你遭遇珍珠港事件，需要作出反戈一击的时候，你不能根据这些计算来决策。但当你面对一场有选择余地的战争，至少应该用这些计算来证明你的时机是恰当的，你的准备是充分的。你真的应当通过一些计算来判断是否存在一些变通的方式，能让你更有效地达到目的。第二种批评——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就是我们只考虑了代价，忽略了受益。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好处。在我们看来，我们不知道好处到底是什么。”
探究之心既起，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开始了进一步的挖掘。经过对一些往往被有意掩盖的帐户进行为期数月的跟踪调查，他们发现布什的伊拉克大冒险保守估计将花去美国——仅仅是美国——3万亿美元。其它国家，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可能将花费差不多相同的数目。随着调查的进行，他们取得的成就远不只是得出一个难以置信的数字：通过详述流程、制作开销细目、严谨地罗列出那些目光短浅的预算决策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描绘出了一幅充斥着迷惑和诡诈的图景，驱动着这些迷惑与诡诈的力量显然都来自最根源处。他们的发现，有一些是我们之前已经听说过，有一些曾经让我们有所怀疑，而还有一些则是闻所未闻——将这些发现合于一处并置于相应的语境中，所产生的冲击力是惊人的。多数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不论发动战争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它的过程在道义上是令人担忧的；要想探究其原因，追踪资金的去处是一个绝佳的方法。
截至到下个月，美军在伊拉克已经待了五年——这比美国参与任何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都长。每天的军事行动消耗（不包括伤员救治等方面）已经比在越南的12年的消耗总和还要多，是朝鲜战争的两倍。美国每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要耗费160亿美元，这些仅仅是用于维持运转的开支（也就是说不包括国防部的常规开销）；这相当于联合国整整一年的预算。大量的现金轻而易举地不见了——例如媒体广泛报道的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那笔88亿美元；还有较少见诸报端的，消失在国防部的种种漏洞裂缝之间的几百万美元——这个部门在过去十年间没有一次能通过财会审核。一旦规模超过一家杂货铺的大小，国防部的会计制度就无法保证统计的准确性了。基于这样的制度进行的财务管理缺陷实在太大，事实上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究竟花了多少钱，或者花在了什么地方。
最处心积虑的一条误导性信息是：2007年1月，政府宣布他们大肆鼓吹的“大增兵”行动将耗资56亿美元。但这只是作战部队四个月的开销——还有 15000～28000名后勤部队官兵等着开响，这一点他们没有提。同时，这组官方数据也没有把阵亡抚恤或者伤员救治的费用纳入其中，尽管当前7：1的伤亡比已经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再一次地，国防部选择了迷惑和误导：官方伤亡记录只列出了战斗减员。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在他们的书中指出，针对那些“非战斗行动”伤亡——直升机坠毁、训练事故以及所有死于疾病的人（医疗撤运的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疾病）——是有一项专门的、难以被察觉的统计的；那些没有经过空运的伤员，也就是说在战场上实施治疗的，则完全被排除在外了。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碰巧发现了一份不完整的清单；为了获得完整的数据统计，退伍军人机构不得不搬出《信息自由法案》。负责帮助负伤人员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在战前预算的支持下，从战争的第一年开始就一直在行动，其工作的超负荷程度是灾难性的；至今他们还需要解决越南战争的大量遗留问题。许多退伍军人被迫要寻求私立医疗救治；即便政府承担了治疗和补助的费用，适格性的举证责任也在士兵一方，而不是在政府。三万亿包括了支付阵亡补偿金，以及在今后50年里医治伤员的费用——一些士兵的伤势严重程度是军队外科医生们前所未见的。
通过设置不同的语境，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例举出从这几万亿中拿出哪怕一万亿能用在什么地方：800万套住房单元，或者1500万名公立学校教师，或为 5.3亿儿童提供一年的健康保健，或为4300万学生提供上大学的奖学金。三万亿本可以解决美国半个世纪的社会保障问题。美国目前每年在非洲花费50亿美元，并且正在担心在那里陷入中国的重重包围。“50亿美元大概够打10天的仗，”斯蒂格利茨说，“这样的数字会改变你对一切事物的判断尺度”
我很想知道在斯蒂格利茨的发现中有哪些是最让他感到心烦的。他笑了，笑得有点阴郁。“事实上有很多事情——有些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有些我根本无法相信。”比如说一个从事安保工作的承包商一年可以拿到40万美元，与之相对的，一名士兵一年能拿到4万。我们能够想到会有差距，但没想到差距如此巨大；还有，由于在伊拉克工作的人很难得到保险，所以保险费是由政府支付的；还有，如果这些承包商负伤或者被杀了，政府会根据最高标准支付死亡和伤害补偿金。
可以想见，这将迫使军队提高入伍附加奖励的标准（事实上军队招募新兵的心情是如此的迫切，以至于他们连被判有罪的犯人都收）。“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场自己和自己的竞赛。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布什政府这样做了……因此我无法相信。而这些附加奖励也不包括在政府所说的开销里。”
接着他们发现入伍附加奖励是有条件的：例如一名士兵如果在第一个月负伤了，将不得不退还奖励；还有，“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士兵要对他们的装备负责。如果弄丢了钢盔，你需要赔偿。如果你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并弄丢了钢盔，他们依然会给你寄账单。” 一个遭受了严重的脑损伤的士兵依然被索款12000美元。一些家属不得不掏钱给他们的孩子买防弹衣，以便在短期内节省政府开支；那些无力支付的人则要忍受伤痛，直到由政府来出钱。还有一个情况，直到2006年罗伯特·盖茨取代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国防部才同意用装配了防地雷伏击装甲（MRAP）的车辆取代悍马，前者抵御路边炸弹的能力要强得多；截至当时，简易爆炸装置（IED）已经导致1500名美国人丧生。“这种小聪明大糊涂的举动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斯蒂格利茨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样的决策乃是在理性上完全捉摸不定的布什政府的一贯作风。他说，政府的大体目标就是一锅“混合了集体财产委托、集体福利、没有任何可靠的思想体系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杂烩。这种古怪的大杂烩其实导致了在伊拉克的失败。”有一些原因已经被反复提及了：在鼓吹民主的同时无视国际民主进程；在伊拉克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推行自由主义。斯蒂格利茨在这个问题上借助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寄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抱怨财政部阻碍他们的工作。“他们说，‘你能帮帮我们吗？因为我们在努力推动商业运营，但美国财政部在紧缩信贷，所以现在这个国家没有钱了。”
然后当然还有政府坚决推行的“单一供应商投标”——例如把巨额长期合同交给哈利伯顿公司，而没有事先货比三家。斯蒂格利茨委婉地质疑道：“一个学者也许会说，‘你怎么能在自由市场中提供单一供应商合同呢？’”——但当前这个政府并不是这样运转的。承包商过剩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关心的是它们的经济影响，看起来这影响多数时候都是负面的。当然，必须在伊拉克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即便哈利伯顿不是这样做（该公司在单一供应商合同中得到了至少193亿美元）。所以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废除了许多进口关税，并为企业税和所得税制定了上限。可以预见的是，这将导致资产剥离的普遍发生，把伊拉克的企业暴露在自由竞争之下——这意味着许多公司将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在书中写道：“在转型经济中，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能起到多大帮助当然是存在疑问的”；有一种典型的委婉说法这样形容斯蒂格利茨，说他在2002年的《全球化和它的不满》一书中以痛陈穷困国家所承受的伤害而著称，由于说话口无遮拦容易在一开始就造成争执，他失去了在世界银行的职位。）依据美国的采购法，许多重建工作落在了昂贵的美国公司手中，而不是更廉价的伊拉克公司——这是进一步的资源浪费（例如一个油漆刷涂工程花费了2500万而不是500万）；这些美国公司为了降低他们的固有成本以获取更高利润，从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输入廉价劳工——尽管现在每两个伊拉克人就有一个失业。
还有，这一切遵循的不是纯粹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斯蒂格利茨说：“更贴切地说法是方便意识形态。”最能说明这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的，是另一个让斯蒂格利茨无法相信的事实——布什在进行战争的同时推行减税政策。在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看来，这完全是一记阴招。提高税收，例如像世界大战时那样找一套共同奉献的说辞，会让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要为战争付出怎样的代价，会导致抵触情绪更早地滋生。解决办法是借贷——借全部的三万亿美元每年的利息达几千亿，到2017年将多出大约又一个万亿美元。这一届政府9个月后会下台；后继的政府和几代人将要为此买单。
与此同时，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指出，联储也是迷惑大众的帮凶，因为它“把利率降得比原本的还要低，对贷款标准的放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刺激民众去借更多的钱——同时也花更多的钱。”在这个问题上，阿兰·格林斯潘鼓励人们去申请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尽管此时的居民储蓄利率已经是自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负值。个人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债务，与此同时长期的房地产泡沫又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富有（并且对海外的那些冒失举动减少了关注）——此番景象自然也波及到了大西洋的这一边。
我们现在知道，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战争产生的另一个影响也是原因之一。不管轰炸巴格达的那个饱受争议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廉价石油至少不是答案。事实上油价在过去5年间已经从每桶25美元蹿升至100美元——对石油公司和产油国是件大好事，它们连同承包商是这场战争的唯一受益者，其他人都不是。经过对未来市场的估计，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推断，伊拉克的分裂和不稳定是导致这种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每年会进口大约50亿桶原油的美国，仅因为这项价格的增长，每年就要额外支付25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仅就石油这一项，这个数字将增至每年1.6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最近推出的1250亿美元的经济促进计划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只是‘杯水车薪’）。高油价对家庭、城市和国家的预算造成了直接影响；同时还导致美国的GDP下降。当利率终于做出相应的上调时，成千上万的业主发现他们无力偿还债务，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贷款偿还拖欠的风潮，把美国经济推向衰退的边缘，也把诺森罗克银行拖向了深渊——而一切的后果则留给了英国的房产业主们和银行去承受。
由此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指出，任何关于战争对经济有益的想法都是胡诌。这无疑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胡诌，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说法看上去是正确的——但在1939年，美国和欧洲正处在萧条期；市场有充分的供给，但人民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军备生产意味着就业机会，更多的人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收入等等——但当前和平时期的西方经济在就业几乎饱和的情况下运转。正如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所说：“钱花在军备上就等于打了水漂”；投资在教育、基础建设、科研、卫生保健上以求长远回报要好得多。但是，任何试图把战争和经济剥离开的想法也是幼稚的。斯蒂格利茨说：“许多人没想到经济会超越战争成为（美国大选）的关键议题，因为人们没想到经济会如此的脆弱。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本书的观点之一就是，在这次竞选中我们不存在两个议题—— 我们只有一个议题，或者至少是两个联系非常非常紧密的议题。
被推向悬崖边的并非只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经济。当然，压在其它国家肩上的万亿重担包括：被摧毁的伊拉克经济、数以百万计的死去的伊拉克人、物价，对邻国来说还要吸收成千上万的难民，联军的伤亡（戈登·布朗在战前准备了10亿英镑；截至2007年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直接运转成本是70亿英镑并且仍在增加）。而在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看来，油价的上涨同样也意味着欧洲和远东的石油进口工业国要支付大约1.1万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毁灭性的。他们注意到了国际能源署的一项研究，通过对13个非洲国家的采样他们发现，油价上涨“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了3%，幅度超过了近年他们所接受外国援助的增长量，这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再一次陷入危机。”斯蒂格利茨的著名事迹之一就是批评美国把全球化用作布道的幌子；而今他平静地说：“是的，身处于全球经济中就是这样。你犯下一个决策错误，全世界人民都会受牵连。”
当然，借贷的几万亿美元总得有来源。按斯蒂格利茨的说法，“（美国）的储蓄利率为零，这意味着（战争的）资金必须从国外募集。所以，资助美国的战争的是中国。” 事实上美国目前的严重赤字致使它连自己的银行都保不住。”当美林集团和花旗银行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脱困的是国外的主权基金。我们必须放弃许多的所有权份额。现在的花旗银行的头号股东是中东。它应该叫中东银行，而不是花旗银行。“这开创了一个依附的先例，”不论我们是在依赖中东石油资金还是中国的储备金——这种依赖性才是我们应该担忧的。这个巨大的变化——过去8年的借贷已经超过了自里根政府以来的借贷总和——已经改变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那么除了战争，他是否认为一个古怪的无规则市场正走上舞台？“是的。我认为要是有谁还相信银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他就该去检查一下脑子。很显然，这个无规则市场引发了我们的经济倒退以及大量社会问题。”再加上战争，无论谁接手白宫都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他们应该怎么办？“辩论应该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斯蒂格利茨说，“美国人应该自问，‘即便我们再待两年，只是两年时间，我们在伊拉克每个月要花去120亿美元，健康和伤残保障需要再花50%，这样就增加到了180亿。过24个月再看，那就是两年超过5000亿的投入——把经济成本、附加成本和社会成本暂时抛在一边吧——只要看看预算成本——不包括利息——你会说，5000亿美元应该就这样花掉吗？这样能让美国更强大吗？这样能让中东更安全吗？这是我们想要的投入方式吗？”
他建议尽可能迅速地、有尊严地离开，这样要好的多。把一部分钱用在帮助伊拉克人重建他们的国家——其它的用于注资和巩固美国经济，从而保持它的独立性。同时，至少保留一笔资金用于支持美国在世界各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书的末尾处列出了斯蒂格利茨和比尔梅斯研究得出的18个具体的改革方案，着眼于从今往后该如何进行战争，如何筹措资金（例如通过附加税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应急基金和借贷，这样选民就能够知道他们的钱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并据此进行投票）。巴拉克 ·奥巴马已经试图邀请他担任顾问，也许即将前往白宫供职，尽管他说：“我已经过了全职待在华盛顿的年纪了。我对参与大环境的塑造更感兴趣，尤其是事关美国在这个全新世界中的地位，以及重新建立与其它国家的联系的问题——这些联系在布什政府治下遭到了破坏。”
本着针锋相对的立场，我提出如果按照他的方式计算成本，并建议紧缩开支，那似乎会让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不。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伊拉克的问题在于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一系列错误的问题。奥巴马很清楚这一点。他说，‘我不反对战争——我只是反对愚蠢的战争。’我也有同感。当我们为了伊拉克那些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忧心忡忡时，朝鲜真的出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美国人的话说，我们的眼睛没盯住球。伊拉克一开战，阿富汗的情况就开始恶化，巴基斯坦就开始恶化。所以，由于我们在打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一些本该获胜的战役我们就输了。”当我们发现，我们输掉的包括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障，一个富有活力的世界经济，一个更健康更独立的非洲，一个更稳定的中东，那么让绿眼罩们多做几道算术题似乎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