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吃力反而不讨好

欧阳修的文章独步当代，名垂千古；他的个性耿介刚直、毫不妥协，这些都使他成为北宋最具特色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政治家之一。然而他的这种性格有时候也会得罪朋友，有时候甚至会做一些费力、出力却不讨好的事。他多年志同道合的挚友尹洙、范仲淹去世后，他受逝者亲属嘱托，费尽心力为朋友撰写墓志铭、神道碑文，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文章写成了，换来的不是逝者亲属的感谢，反而是愤愤不平的指责与埋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去世，北宋政坛、文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关系非同寻常，一方面，范仲淹对欧阳修有奖掖提携之恩，另一方面，两个人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的友谊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浪的考验。范仲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范纯仁邀请父亲的朋友、战友富弼为父亲撰写墓志铭，邀请欧阳修为父亲撰写神道碑文。

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文，这个任务对于欧阳修来说，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无法也不应该推托，所以欧阳修慨然允诺。但是当真正动起笔来写，又感到非常地困难，非常地为难。为什么？因为要评价范仲淹几十年来的功过是非，就意味着要评价过去几十年来北宋政坛、文坛的风风雨雨，就要臧否过去几十年来形形色色的人物。毫不夸张地说，范仲淹的个人历史，是与北宋几十年来的历史息息相关的，所以看上去是在评价范仲淹这个人，实际上是要评价这个王朝过去几十年来的历史，这对欧阳修来说真是一件太艰难、太为难的事情！尤其是当年反对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的反对派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还都在世，对范仲淹的评价稍有不慎，都会掀起又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这对死者是一种不敬，对生者也是一种痛苦。

在给朋友的信中，欧阳修表达了自己矛盾、痛苦的心情：

范公人之云亡，天下叹息。昨其家以铭见责，虽在哀苦，义所难辞，然极难为文也。（《与韩忠献王书》）

范公去世，天下人都很伤心。范公的家人让我写神道碑文，虽然说义不容辞，但是也很为难，这文章真的很难写！

修亦续后为他作神道碑，中怀亦自有千万端事待要舒写，极不惮作也。只是劣性刚褊，平生吃人一句言语不得，居丧犯礼，名教所重，况更有纤毫。（《与姚编礼辟书》）

想要写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写不出来，有顾虑，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个性太过刚直，平生得罪的人也多。说话没有遮拦也不想遮拦，有什么说什么。可是现在正是范公丧礼期间，唯恐因为我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弄得不好看啊！

那怎么办呢？总得写呀？总得想个周全的写法吧？欧阳修说：

此文出来，任他奸邪谤议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彻头须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过当，方得恰好。……本要言语无屈，准备仇家争理尔。如此，须先自执道理也。（《与姚编礼辟书》）

我想这篇文章写出来，要能够抵抗得住奸邪之人的诽谤之语。文章要站得住脚，要经得起大家的推敲琢磨才好。说白了，主要是要经得起那些范公对立势力的攻击与诽谤，这文章得写得别人说不出什么来。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立得住脚跟。

范公之德之才，岂易称述？至于辨谗谤，判忠邪，上不损朝廷事体，下不避怨仇侧目，如此下笔，抑又艰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奖最深，适此哀迷，别无展力，将此文字，是其职业，当勉力为之。更须诸公共力商榷，须要稳当。（《与孙威敏公书》）

范公的生平德操，不容易评价啊！特别是这样的神道碑文写出来，要能够让世人辨明什么是奸邪什么是忠良。我评价范公的生平，对上不能有损于国家的尊严，对下经得起仇怨之人的挑战。每下一笔，都感到非常艰难！我这一辈子孤苦而拙于谋生，范公对我的知遇之恩最重，我没别的本事，写文章还算所长，所以一定要奋力为之，将这篇文章写好！我一定会与诸位反复商榷，这篇文章的第一要义便是立论要稳当！

所谓稳当，在这里主要就是指神道碑文的内容立足公道、公正，尽量符合历史的真实。总之，不管有多么为难，欧阳修总归想好了撰写的原则，也就开始了漫长的写作过程。富弼的那篇墓志铭写得很快，不过半年时间便交付范纯仁，刻石入墓了。而欧阳修的这篇两千多字的神道碑文居然写了整整十五个月！写完他还是不大放心，又将文章交给当年与范仲淹同在中枢之地共事多年的韩琦过目，韩琦的意见反馈给他之后，方才最终定稿。

我们看到了，欧阳修对范仲淹的这篇神道碑文，真可谓千般小心、万种留神。还算好，文章写出来后，那些反对革新的保守势力并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这说明这篇文章的观点大体是公允的，写得公道、稳当。可是欧阳修没想到，对立面没有不满的声音，革新势力这边儿却反而有人不高兴了，谁呢？就是负责写墓志铭的富弼。富弼为何不高兴？他自己并没有明说，只说自己是如何来写墓志铭的，他说：

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从善如流，除恶务尽，所以文章一定要说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孔圣人写《春秋》，为了顾及官老爷们的面子，曲里拐弯的，故意不说清事情的是非曲直。等过了几千年，后人再看《春秋》，谁能弄清楚其中真善丑恶的真相呢？这样说来，这文章还有什么用处！

现在人写文章也有这毛病，凡事总写得模棱两可，没个透亮的说法。现在要做件好事多不容易，弄得不好，不仅会遭受诋毁、贬斥，甚至还会株连九族。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着想，不如实写他们的事迹，这跟罪犯有什么分别？至于那些做坏事的家伙，他们诡计多端，结党营私，千方百计逃避惩罚，反而子孙满堂，享福不尽。如果大家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如实记录他们的罪过，长此以往，为恶之人只会更加嚣张，而从善之人就越来越少了！

总之，写文章就该让善人受人尊敬，恶人遭人唾弃，就该让善人长生，让恶人短命，决不能模模糊糊、畏首畏尾。我给范仲淹写墓志铭就坚持这个原则，尽力彰显范仲淹的光辉事迹，极力暴露坏人的丑恶嘴脸，我只恨自己写得还不够透彻！我这次给范公写的墓志铭，痛斥奸恶之人的事实都是天下人众所周知的，绝无胡编乱造之词，那些奸恶之人的徒子徒孙现在也大都身居高位，他们一定会对我横加诽谤，我是不怕的！

欧阳公曾说：写文章就要直抒胸臆，就要无所避讳，爽爽快快地写出忠义的精神，正所谓快意恩仇！看来他是赞同我的观点的。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在提醒欧阳修：你写的神道碑文立场不鲜明、不坚定，含糊其辞，只做老好人，不说明白话！欧阳修原来最大的顾虑本是政治对立方会找神道碑文的茬儿，没想到自己的朋友富弼反而先跳起来指责自己写得不够透亮，在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和稀泥，不够胆气！自己的文章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

以欧阳修的个性，对此当然不会保持沉默。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记述吕夷简的事情，对范公而言，可以看出他有包容宇宙的胸怀气度，抛却私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先；对吕公而言，我不过是忠实地记录事实的本来面目，为的是让后人看到一段真实可信的历史罢了。如果非写两个人仇雠相向，大打口水仗，那本来就与事实不符，后来人是不会相信的。总之，我的神道碑文，没什么感情色彩，有的是公道精神。而富弼的墓志铭，嫉恶如仇，求胜心切。请你们转告富弼，如果觉得我的神道碑文不行，可以另请高明。

看起来，富弼所纠缠较真儿的所谓善恶之事，就是欧阳修所提出的吕公之事。那么，这件事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富弼与欧阳修的分歧如此之大呢？

大家都还记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书宋仁宗，抨击时弊。他作了一幅《百官图》，痛陈官场的腐败，其主要批评对象就是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后来双方唇枪舌剑，打得不亦乐乎。结果是范仲淹被贬饶州。两三年后，北宋与西夏发生战事。宰相吕夷简出人意料地将范仲淹调回朝廷，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全权负责对西夏作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欧阳修是这样记录这个变化的：

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吕夷简重新做了宰相，范仲淹也因此重新被起用，两个人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都因此高度评价两位国家重臣的作为。换句话说，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吕夷简与范仲淹这一对水火不容的昔日政敌，握手言和，演出了一场北宋时代的“将相和”。富弼认为，这不是事实，范吕二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原则问题，他们不可能握手言和。欧阳修写这出“将相和”，无非是要息事宁人，无非是害怕得罪吕夷简的徒子徒孙，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欧阳修和稀泥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不光是富弼，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对欧阳修这样的写法也完全不同意。范纯仁说：“我父至死未尝解仇。”我老爸到死都跟吕夷简没完，都没有跟吕夷简和解过，我没听说过他老人家跟吕夷简相约戮力平贼这档子事，没有的事。富弼虽然只是强调评价一个人要善恶分明，要有原则，但意思也是一样的。其潜台词是：你欧阳修怎么能胡乱写呢？吕夷简是我们的政敌、仇人，你现在说范仲淹与吕夷简相约共力杀贼，那岂不是丧失了我们的起码原则？你这样写不就是怕得罪人吗？

欧阳修是一代文学大家，但是他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从来就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他的原则性非常强。关于吕公与范公握手言和戮力平贼之事，富弼说了不算，范纯仁说了不算，欧阳修说了也不算，只有事实说了才算！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这件事有如实记载：

会吕公自大名复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耶？”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上以许公为长者，天下皆以许公为不念旧恶。文正面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涑水纪闻》卷八）

吕夷简对宋仁宗讲，范仲淹是国家的贤能之士，朝廷要重用这个人，不能仅仅官复原职。于是提拔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西夏战事。仁宗认为吕夷简的做法有长者之风，天下人也都认为吕公不记旧恶。范仲淹当面向吕公答谢说：以前因为朝政之事对您多有得罪，没想到您今天还能如此提携我！吕夷简回答说：我怎么可能老记得过去那些陈年旧事呢？事情再大也大不过国家的事情啊！意思是说，在国家大事面前，我怎么可能斤斤计较过去个人的私怨呢？

无独有偶，欧阳修的学生苏辙也曾记载了范吕二人的这一段经历：

范文正初排吕许公，勇于立事，自越州还朝出镇西事，恐许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其后以参知政事安抚陕西，许公已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悔过之语。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许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许公曰：“经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公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龙川别志》）

范仲淹离京奔赴陕西负责西夏战事，唯恐走后吕夷简又生事端，便致信一封给吕公，对过去的事情引咎自责，缓解了与吕公的矛盾。后来范仲淹担任了参知政事，位居中枢，才知道国家大事的难处，有了悔过的意思。后来他以参知政事之职巡视陕西，吕公已经退休在家，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洽。吕公问范公为何离开朝廷，范公回答为了处理西部边境事务。吕公提醒他：身居朝廷，处理西部边境事务反而更加有利啊！范公如梦方醒。所以欧阳修的神道碑文说他们两人晚年关系甚为融洽。后生晚辈哪里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纷纷指责欧阳公。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但是范纯仁就是不认，他只是一味坚持：你们这些说法都是道听途说，我很清楚我老爸没有跟吕夷简和解过，没有这回事儿！他请求欧阳修改写范吕和解这一段文字。欧阳修这一下真的怒了：我所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当时才多大？你能知道些什么？改写，没门！

范纯仁也是个倔脾气，好，你不改我给你改。小范自作主张，将欧阳修所写的这一段范吕二人和解的文字统统删去，然后将删改后的碑文刻上石碑，并将碑文拓本送给欧阳修。欧阳修收到拓本后也不客气，公开声明这一篇神道碑文：“非吾文也。”这篇碑文不是我写的，我没写过这样的碑文！真实原版的范仲淹神道碑文，已经收入我自己编辑的文集中了，要读就到我家里来读罢！

两人杠上了！

看来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于吕夷简与范仲淹到底有没有和解。小范死活认为他老爸没有跟吕夷简和解过，即便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证词”也不认，那么，总得拿出点铁证来吧！铁证是有的，这就是苏辙所说范仲淹离开京城前给吕夷简写的那封信。

这封信在什么地方？当然应该在范仲淹的文集中，但是到了南宋时代，范仲淹文集中已经不见这封信，也许是被范公的家人删去了。但是不要紧，这封信丢不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编辑的《皇朝文鉴》第一百一十三卷中收录了这封《上吕相公书》。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伏蒙台慈，叠赐钧谕，而褒许之意，重如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讳……仲淹于搢绅中独如妖言，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昔郭汾阳与李临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阳之心之言，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夙夜尽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

您对我的奖掖之恩、褒奖之意真是重若金石，对此，我真是诚惶诚恐啊！回想过去，我在朝廷的时候，做事不知轻重缓急，说话不知天高地厚，对您这样的国之重臣多有冒犯！唐朝的时候，名将郭子仪与李光弼关系不好，互相不搭话。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们二人执手立志，共戮国贼。现在您就是当朝的郭子仪，我则没有李光弼那能力，所以担心有负国家重托，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看来，不管范纯仁承认与否，范仲淹给吕夷简的这封信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但是话虽这样说，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对范仲淹的家人来说，吕夷简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对头和夙敌，现在却要将两人握手言欢的那一幕刻到神道碑上去，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智上都很难接受。换言之，即便这一幕真的是事实，难道就非得写入神道碑文不可吗？甚至为此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属？欧阳修坚持把这一幕写入神道碑文，其用意到底何在呢？

简单说，就是为了树立全新的政治风气。

我们知道，在唐代历史上有所谓的“牛李党争”，这是典型的朋党之争，说白了就是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他们斗争争什么？争政治权力，争政治利益，为此打得不亦乐乎、头破血流，反正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而当初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争论是所谓的“君子之争”，争的是什么？争的是政见，而不是权力。也就是说，大家对朝政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可以争论，谁对我们就服从谁。这就是为什么欧阳修等人拼命地给皇上说，我们虽然是朋党，但是我们是君子之朋党，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君子之间争的是见解、见识，小人之间争的是利益、权力。以此来看，当初范仲淹与吕夷简争论的根本起因并不是权力，而是治国方略的不同，所以属于君子之争。

但是君子之争也很难把握界限。你来我往不免就会有意气之争，就会意气用事。而一党一派为了凝聚共识，笼络一党一派之人心，不免要极力维护本派本党之政见与人事关系。天长日久，本来是一党一派之见解、之政见，却渐渐演变成为一党一派之团体利益、政治利益。于是，为国家利益而争论渐次演变成为派别利益、党派利益而争论。随着争论日趋深化，必然牵涉朝政之得失、人事之调整、利益之冲突，于是本来平易的政见之争最终蜕变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格局也简化为：只要是你拥护的我就反对，只要你反对的我就拥护。如此一来，便将派别、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了！

大家都还记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范仲淹因抨击吕夷简、高若讷而先后被贬，蔡襄便赋诗一首《四贤一不肖》褒贬这件事。四贤者，被贬的革新派官员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便是饱受欧阳修指责的谏官高若讷。《四贤一不肖》这首诗所写的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那四个人被贬获得了舆论的普遍同情，而高若讷身为谏官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所以大家对《四贤一不肖》的认同度很高。但是后来那位石介，为了歌颂庆历新政所写的《庆历圣德颂》认同度就很低，连新政领袖范仲淹对这首诗也很反感，为什么？一方面是担心刺激保守势力，引发不必要的政治风浪，另一方面，石介在诗中对保守派人物恶语相向，有人身攻击之嫌，范仲淹等人对此比较反感。石介这首诗就不是君子之争，而有派别斗争之嫌。

欧阳修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过激做法。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在给朝廷的《论吕夷简札子》中，说吕夷简：

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

吕夷简任宰相，招致外敌入侵，民生凋敝，朝纲紊乱，人心涣散。二十四年来坏了天下大事！他享尽了位极人臣的富贵就要拂袖而去了，却将天下之忧患留给了陛下。吕夷简罪大恶极、臭名昭著，之所以位居宰相如此之久，无非是因为他专擅朝政，大权独揽，人人畏惧。现在他病倒了，天下之人都喜气洋洋，认为这是老天爷给他的报应！

这一段话其实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主要就是愤怒的谴责与用力的诅咒。这种人身攻击不仅无助于革新派推进革新，而且有损革新派的形象。这种语言就不是为国家利益而争的语言，而是为派性、派别利益而争的语言。况且，对吕夷简的这个评价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前面说过，吕夷简对宋仁宗以来的内外朝政还是做出了很多贡献的。

那么，为什么对吕夷简的评价会出现偏颇呢？就是因为将派别利益置于国家与公共利益之上，所以评价的标准就变成了是否有利于派别利益，而不是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是否有利于国家与公共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本来是君子之争，但是像《论吕夷简札子》、《庆历圣德颂》中的语言，散发着暴力与邪恶的气息，哪里还有点君子风范？这是小人与君子之贼才有的语言风格。简单说吧，小人用暴力与邪恶的手段来对付君子，来维护自己的派别利益；而君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用暴力与邪恶的手段来还击他，并且也是为维护自己的派别利益，而将国家利益弃之一旁。那么，你这个君子与小人也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你也就是小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些做法，并有意识地进行改正。比如，好友蔡襄去世后，欧阳修在为蔡襄写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中，就绝口不提蔡襄的那首《四贤一不肖》诗。按理说，这首诗在蔡襄生平中是一件大事，与欧阳修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不提此诗肯定是有意为之。在编辑自己的诗文总集《居士集》时，欧阳修也没有收录那篇大名鼎鼎的《与高司谏书》。所有这些都透露出欧阳修思想的一些微妙转变，正是这种转变与反思才形成了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文问题上与富弼、范纯仁等人的不同态度。

欧阳修为什么非得将吕夷简、范仲淹握手言和、戮力平贼这一段事实写进神道碑文当中呢？很简单，冤冤相报何时了？欧阳修这样写的主要意图就是要释放一个明确的信息：应当尽快结束党争政治，大宋王朝的政治需要有不同的意见，需要争论，但是这样的不同意见与争论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应当结束任何有损国家与公共利益的党争与政治斗争，应当确立以国家与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端正公道的国家政治。

而范仲淹与吕夷简这一对政治宿敌，为了不同的政见，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曾经上演了唇枪舌剑、水火不容、有你没我的一幕，却又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演出了这场尽弃前嫌、握手言和、相约戮力平贼的“将相和”，这不正是欧阳修所期待的全新大宋政治与政治风气的最好榜样吗？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与期待，欧阳修自然要冒着得罪范纯仁与富弼的风险，将吕夷简、范仲淹二人的这一幕“将相和”写入神道碑文，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幕不仅仅是吕、范二公的历史，更是大宋王朝政治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对于未来的政治与政治家们会有长远的意义。

南宋大哲学家朱熹对欧阳修的做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吕夷简之前贬谪范仲淹，的确可罪，而后来又提拔起用范仲淹，的确可书，可谓前过后功。对他的功与过都如实记载，不隐瞒也不忽略，欧阳修这样做很对，看上去似乎没有顾及革新派的派别利益，但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好处，是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的！至于范仲淹本人，即便在九泉之下，断断不会因为欧阳修写了这一幕“将相和”而迁怒于他。朱熹说得好，因为范仲淹的心“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答周益公（第二书）》）。可见，对于伟大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客观、公正，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才会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短短一篇神道碑文，却关乎到大宋王朝长远的政治利益，欧阳公深邃的历史眼光不能不令人钦佩。

欧阳修这辈子不止做了这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还有一件事，也让他够郁闷的。前面我们讲欧阳修抨击高若讷，讲蔡襄所作《四贤一不肖》诗，曾提到一个人叫尹洙。此人不仅在宦海之中与欧阳修相濡以沫，同进共退，而且是欧阳修倡导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总之，与欧阳修等人既是政治的同道者，也是文章事业的同路人。欧阳修与他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尹洙去世后，他的家人请欧阳修给尹洙写墓志铭。结果，墓志铭写好之后，尹洙的夫人不干了，为什么？你欧阳修对我们家老尹评价太低了，何以见得？在尹夫人以及尹洙的门生们看来，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大家，可是墓志铭对尹洙古文的成就却只以“简而有法”四个字给予概括，太简单了！其次，当时文坛盛行骈文，尹洙以散文创作打破骈文一统天下的格局，对这一点，欧阳修也肯定不足。还有，尹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这一点欧阳修也没有特别强调。总之，对尹洙评价不够高，把尹洙的分量掂轻了，要重新评价！

怎么办？欧阳修当然不会重写改写墓志铭，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尹师鲁墓志》，逐一回答尹夫人以及尹洙门生们提出的质疑。

针对第一条，欧阳修认为，“简而有法”的意思是写文章善于取舍剪裁，善于把握轻重褒贬，善于含蓄简练的表达思想。在欧阳修看来，只有孔子的《春秋》这部书才够得上“简而有法”这四个字，因此，“简而有法”是对尹洙极高的评价，并不是贬低。

针对第二条，欧阳修认为，仅就一种文体而言，古文固然很好，但骈俪之文也并不错，骈与散本无优劣之分，它们之间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彼此互补的关系。有鉴于此，就不再特别强调尹洙以散文打破骈文格局这一点了。

针对第三条，欧阳修认为，宋初以来，在尹洙之前，倡导古文运动的还有柳开、穆修等人，说古文运动是从尹洙倡导开端的，这不符合事实。

最后，针对自己这篇墓志铭何以写得如此简短简练，欧阳修不禁大发议论：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当年韩愈与孟郊联句作诗，其诗的风格便与孟郊很相似；后来韩愈为樊宗师做墓志铭，文风又与樊宗师很近似。因为仰慕韩愈为文的这种风格，所以我给尹洙作墓志铭，就模仿尹洙语言简练而内涵深远的文章风格，写成的墓志铭也就是文简而意深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尹洙在世的时候，每次见到我写的文章，无不快快地展卷阅读，不过刚刚读了四五行字，便已经知道全文的意思了！他真是我的文章知己，尹洙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赞同我给他写的这篇墓志铭的！我写这篇墓志铭，为的是悼念我逝去的朋友，难道会在乎你们这些晚辈小子（指尹洙门生）说些什么吗？

看来指望欧阳修改墓志铭是没戏了，于是尹洙的子女与门生只好去找尹洙的另一位朋友韩琦。他们为什么找韩琦呢？原来，尹洙临终之时，范仲淹曾安慰他说：我会安排韩琦、欧阳修撰文评价你的一生，会令你的英名永垂不朽的！尹洙对此非常感激。后来范仲淹就做了明确分工，欧阳修负责墓志，韩琦负责墓表，也就是墓碑上的评价文字。

现在尹洙的家属对欧阳修撰写的墓志不满意，转而求告韩琦，希望能够在墓表中弥补墓志中出现的“遗憾”。这可真令人为难呐！为此范仲淹亲笔给韩琦写了一封信：

近永叔寄到师鲁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书意，不许人改也。然他人为之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或有未尽事，请明公于墓表中书之，亦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与韩魏公》)

范仲淹一方面充分肯定欧阳修的墓志铭“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但又说这墓志铭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实也就是不尽如尹洙家人门生之意之处)。但欧阳修这个人不好说话，他一般不许别人改他写好的文章。可要是换了别人来写，影响力又远远不及欧阳修，写成了也很难流传后世。所以范仲淹希望韩琦能够补充补充。具体做法就是：将墓志中没有写完善写充分的内容，在墓表中多写点，多做些补充，算是个弥补。可是——范仲淹又提醒韩琦——你也不能为了照顾尹夫人及其子女的情绪就片面拔高尹洙，这样一来也会招致人们的不满，反而有损于尹洙身后之名。

这个处理意见，兼顾了欧阳修与尹洙家属的意见，表现出范仲淹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政治智慧。而韩琦后来的墓表之文也的确比欧阳修撰写的墓志多出二三倍文字。

总之，从这件事，我们就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在他眼中，真理虽然有时候很难看很难听，但是只要它是真理，就是再难看再得罪人，也必须坚持，没商量。正因为如此，欧阳修的人格便成为宋代士大夫所推崇的典范人格：刚直耿介、宁折不弯。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欧阳修固然是个大大的忠臣，但这种忠诚有时候也会铸成大错。在后来的日子里，欧阳修这个忠臣的忠诚就害了另一位忠诚的大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