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60多年前曾合作筹建三峡

　　再看一个史实：六十多年前，中美两国曾合作筹建三峡，工程目标定为“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堪称壮举。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萨凡奇设计的田纳西工程的发电量仅仅是190万千瓦。面对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双方都曾怀有“为战后中国的‘电气化’打下基础”的美好设想。《人民政协报》近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回顾了六十多年前三峡计划的始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便提出，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实业。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一文，意在引起西方实业界的注意，吸引他们向中国投资。

　　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时，又将上文编译为《实业计划》发表。在这一计划中有“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一节，其中除阐述了整治长江口至重庆间的航道、建设沿江港埠等问题外，还着重提到了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利开发。

　　孙中山1924年8月17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做题为《民生主义》的演讲时，更加明确地提出，应当在三峡地区建坝发电。但是，为当时的认识水平所限，孙中山只能从航运、水电方面设想，没有考虑三峡建坝的防洪功效。尽管孙中山从考虑在三峡建坝开始便希望有外资介入，但对三峡建坝的最早投资意向却是在这之后20年。

　　中国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1932年出面组织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对三峡地区的水利水能资源进行勘察。这是历史上对三峡地区的首次水利勘察。该队在对三峡地区进行详细勘察后，由恽震等三位工程师提出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

　　报告中提出，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分别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为32万千瓦和50万千瓦的低水头电站，总预算1.665亿美元。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计划显然是过分低估了三峡地区的水利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出三峡地区的水能潜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为盟国，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援助。1944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专家潘绥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提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地区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和一座年产量500万吨的化肥厂，工程完工后以向美国出口化肥的方式还贷。

　　这个工程当时被命名为“Y.V.A.”（Yangtze Valley Administration，译作“扬子江流域工程局”，音译为“扬域安”）。潘绥的建议立即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传开。据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谌小岑回忆，当时在重庆民间盛传，这个工程完工后万吨轮船队可直接由上海开到重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都要淹掉一半，等等。

　　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John Lucian Sovage）博士1944年5月应中国政府之聘抵达陪都重庆，对长江上游的水利资源进行勘察。

　　萨凡奇是世界著名的水利建设专家，曾主持过号称当时世界最大水利工程的美国田纳西水电站设计工作。他一到中国，便立即投入工作。首先考察了大渡河和岷江，接着又冒险勘察了长江三峡中的西陵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三峡峡口外的湖北宜昌业已沦陷，日军前哨就在南津关。

　　在经过一番详细勘察论证后，萨凡奇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并在报告的附信中说：“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是我从事工程40年之一大快事。我能参与研究此项空前伟大的工程，至为欣幸。”

　　萨凡奇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地域选定了坝址，预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工程建成后兼有防洪、航运、灌溉的功能。萨凡奇的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被视为当时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

　　一时间，在大后方掀起了一阵“萨凡奇旋风”。与此同时，另有一些美国水电专家在中国各地江河湖泊进行勘察，准备为战后中国的“电气化”打下基础。

　　对于萨凡奇的“初步报告”，国民政府在1945年表示原则上同意，加之当年8月抗战胜利，一幅战后美好建设的图景便展现在许多中国人面前。

　　同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集全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交通、农业、地质、科研等部门派员组成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了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宜昌设立三峡勘测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在三峡等处建设水利设施的工作在全国上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扬子江水利委员会1946年组队进入三峡，对这里进行了地形测量和经济调查；资源委员会也分别与美国马力森公司和美国垦务局就坝区地质钻探、工程设计等事项签署合同。根据合同，将有46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赴美参与设计。与此同时，钻探、航空测量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也随之展开。

　　就在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194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会议突然下达一纸命令：停止一切与三峡工程有关的设计工作。为时三年之久的“三峡热”和所谓“萨凡奇旋风”就此戛然而止。

　　个中原委，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曾对下属透露了内情：1945年春天，曾有几家美国大财团对在中国进行投资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曾明确表示愿意向战后中国的各项建设注入资金，并提供相关的器材、设备。其中就包括拟议中的三峡水电站。但是，在萨凡奇的计划作出来以后，中美双方都感到工程太大了一些。

　　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在大举进攻解放区，财力支绌，认为修建一个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的水利工程，既费时又费钱，况且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没有可以消融这么多电力的市场，而且对如期还债也没有信心。

　　美国人则主要担心当时的中国时局不稳，一旦投资多了，时间一长，倘若中国政局发生变故，则有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此外，美国人还担心中国工业会因三峡工程的带动而获得发展机遇，对美国形成竞争。

　　另外，鉴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萨凡奇设计的田纳西工程的发电量是190万千瓦，美国人也对能否在世界闻名的长江之上建设一座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的超大规模电站颇为担心，从技术角度上持有保留。最后，当此计划送交美国国务院一个专门负责对外投资的委员会进行审核时，遭到否决，最终导致了三峡水电站计划胎死腹中。

　　这个委员会经研究后是这样考虑的：拟议中的三峡水电站一旦建设成功，其电力市场将主要在三峡周围的7个省——湖北、湖南、贵州、西康（中共建政后撤消，辖区分别划入四川和西藏）、四川、陕西和河南。

　　在当时，这7个省的工业潜力总共可以消纳的电力资源只有735万千瓦。这样，一旦工程完工，就会有大约350万千瓦的电力没有市场。

　　为消耗这些电力，中国势必会大力发展农业灌溉、化肥制造等产业，并借此东风奖励民间发展实业。这不仅会使美国的农产品和化肥失去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市场，而且也会威胁到对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

　　但美国这样的考虑不便直接告诉中国政府，遂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宋子文：美国暂且无意投资此项目。至于国民政府行政会议的决议，只不过是结束此事的一种形式而已。

　　当初为修建三峡水电站而赴美参加设计的中国技术人员，中共建政后仍有人继续从事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而当初曾雄心勃勃准备在三峡大干一场的萨凡奇最终也只不过在宜昌上游拦河坝坝址盖了几所房子，然后奉召回国。此后，他再也没回到过曾经让他倾注无数激情的中国。

　　1963年，84岁高龄的萨凡奇在会见一位中国专家时还念念不忘地谈起三峡：“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成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着不用。只是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