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生命如烧酒---令人敬爱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46:08
这真美妙！真有趣味！真令人佩服！
莫尼，你是一个真正的超天才诗人。
快来我的卧车里拥抱我吧，
我想你想得快发疯了！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一种能够包罗所有绘画流派的艺术即将在蒙马特尔山顶上诞生，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这一正在形成的新生艺术的首批勇士。
马克斯•雅各布于1904年结识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一天，毕加索在一个名叫奥斯丹佛克斯的酒吧认识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第二天，他带领马克斯•雅各布也到圣拉扎尔附近的这个酒吧会见了这位诗人。奥斯丹佛克斯是一个马车夫及等候火车的人们歇脚的地方。阿波利奈尔住在母亲在巴黎远郊维伊奈的家，因而，他每天都要来此等火车。
首次见到阿波利奈尔，马克斯立即就为他的英俊倾倒。他一眼就看出此人无疑将与他争夺在毕加索心目中的最高地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位天生英俊的青年：身穿英国外套，坎肩上还斜挂着一条手表链，梨形脑袋，长脸庞，尖尖下巴，活像月球上的皮埃罗（Pierrot，古代意大利哑剧中的人物，身着白装，面抹白粉）下凡。马克斯的这一番描绘，同毕加索于1908年为他的第二位诗人朋友作的画像如出一辙。
马克斯•雅各布对阿波利奈尔的看法与所有以后接触到他的画家、作家、诗人、艺术品商、出版商、无数的朋友，甚至某些敌人，完全相同。
马克斯看见他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正坐在一张桌边，嘴里叼着一个小小的烟斗。他一边向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伸出一只白生生、软绵绵的手，一边同邻桌的商人们继续聊着天。
他博学多才，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知。他对周围的人们一会儿论述爱情文学，一会儿谈论贝特罗纳（Pétrone，生卒年不详，拉丁文作家、诗人）、尼禄Néron（[37—68]，54—68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罗马皇帝贝迪那克斯、美国冒险家布法罗•比尔、法国诗人保尔•福尔；他从衣袋中掏出一本、两本、三本书，好像他的衣服皱褶间藏着无数各种各样的作品：散文、诗歌、哲学及各种学科的珍贵作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不停地掏出书，递出去、收回来，对在场的人们大声地朗读着、讲解着，忙得不可开交；他兴奋地微笑着即席作出一首四行诗，谈论世界上的随便一座城市，小声地哼哼一些歌曲，生动地描绘一个情景或一道菜的味道，要一杯啤酒品尝；接着从抽屉似的衣袋中摸出一本《白色杂志》，要求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其中提出的问题。
他突然站起身，大声宣布：
“走！咱们散步去！”
接着，他带领着一大批离奇古怪的文人和艺术家，口中哼着小曲到巴黎市闲逛。他们时而停下脚步记录点儿什么，时而突然提议找一辆车一起去圣居居法公园。
此人好奇心甚强，永不满足。他对一切新的、出乎意料的、奇特的东西都感兴趣。有时他在一些正在砌墙的泥瓦工身边停住脚步，长时间地仔细欣赏他们的手艺，然后十分认真地小声嘀咕道：“泥瓦工确实是一项真正的职业，与作诗不同……”
他的文化知识出奇的丰富，会五种语言，阅读十分广泛，对尼克•卡特、方托马斯以及美国冒险家布法罗•比尔情有独钟，从不遗漏任何一期有关的杂志，常常是边走路边如饥似渴地阅读。
他高兴地说：“阅读是一件收益最大，并且富有诗意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他把他的连载小说赠送给朋友。很快，他的崇拜者就把位于克里西大街的蒙马特尔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一整天一整天地在那里阅读。每天晚上，人们都要在一起评论小说中人物的冒险活动。马克斯•雅各布甚至考虑过创立一个“方托马斯朋友联合会”。稍晚些时候，在文学艺术界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流派。创立这个流派的人们的写作速度之快近乎自动化，他们不正是在有意无意地创作着超现实主义的散文诗吗？而桑德拉斯发展到用他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一首诗的题目。更有甚者，有人后来创作出《莫拉瓦季纳》作为《方托马斯》的续集。除了冒险活动中的魔鬼与狂暴之外，这两部作品无任何相似之处，一部完全出于作者的想像，另一部完全是根据出版社预先拟定的提纲写作的预定作品。皮埃尔•苏维斯特（天才的字形研究者、旧汽车业余爱好者）和他的黑人朋友马塞尔•阿兰（《载重汽车》杂志的记者，《1001种汽车保养手册》的作者）接受了这一项写作任务。
阿波利奈尔向他的朋友们讲解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应用《方托马斯》的写作方法。而上述两位作者都为法耶德出版社写作：他们俩每个月必须交出大约400页的一本书。出版商的要求十分简单：必须比加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1797—1871），法国作家兼记者，主要写作侦探小说。）写得好。
苏维斯特和阿兰发明了一种拼凑法。他们在三天之内按照已经制订好的大纲编撰一个故事：首先制订大纲，然后两人抽签决定各自写哪几章，万一某些章节写砸，可以用别的章节替换。接着，二人便关起门来，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开始了闭门造车。他们或者对着录音机口述，或者对着打字机直接往蜡纸上打。结果呢，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一小时之内，编造出从语法上颠三倒四的一百多个句子。
在承认作品的文体毫不考究、“过于随便”的同时，阿波利奈尔十分欣赏作品毫无约束的想像力，再说作品的出版恰好配合了庆祝《方托马斯》诞生的广告宣传运动。 阿波利奈尔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他不仅写诗、词、散文、记叙文、爱情小说、评论文，也喜爱书法。鉴于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由于害怕招惹事端，他把其最优秀的作品（毕加索认为是他从未读过的最美的作品）《11000鞭》，包上假封面，藏在书柜最高处。
结识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几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担任了一份神秘的体育杂志的负责人。画家毕加索还为该杂志画了三幅诗人的素描画像：裸体、肌肉发达得如同举重运动员、小脑袋上一双看到一名田径运动员的强健体魄时惊呆的眼睛。后来他成为出版商，承接了两套书的出版任务，一套名叫《爱情师傅》，另一套叫《收藏家的小匣子》。他在这两套书中发表了阿里丹（Arétin（1492—1556），意大利作家、剧作家、讽刺诗人。）和萨德（Sade（1740—1814），法国作家。）侯爵的全部著作，为这些著作摆脱禁闭作出了贡献。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讨人喜欢，因而他的心情经常十分舒畅。在巴黎的晚会上，身穿燕尾服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走到夫人太太们面前，必恭必敬地向她们致意，亲吻她们那洁白细嫩的小手。在这种场合和在别处一样，他也拿出学者的姿态发表长篇大论，像孩子一般发出平庸的傻笑，以最不雅观的小丑似的滑稽动作向上流社会人士表示最美好的敬意。有一天，他竟然在同伴们惊异的目光下，爱上了一个犹太男子，并且双双进了玫瑰街的一家妓院，还厚颜无耻地问妓院的女监管，她的妓院是否执行宗教的有关规矩。
他买《时代》周刊，向卖报的商贩说他患有慢性肠绞痛，如果《时代》周刊能够刊登一些有关这种病的研究文章的话，也许对治好这种顽症有益。
他时而也搞些恶作剧。在从路边糕点铺的柜台前经过时，将脚抬起放在摆放在外边的糕点摊上，放个臭气熏天的屁，走了。
在他文静老实的时候，还为弗拉芒克做香水蒲公英芥末梨……
初次与他接触留下的印象与他的上述所作所为截然不同。系领带、穿坎肩、挂表链、爱好舒适享受、银行职员、相信迷信、喜欢算命、谨慎小心，避免从梯子底下经过；住在位于维伊奈的母亲家豪华的房子里，孩童时代在铺着真丝地毯如同意大利、尼斯、摩纳哥的豪华大饭店的楼梯上度过，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子哥儿的派头。他的真实姓名是维廉•阿波利那斯•德•科斯托维斯基。父亲原是西西里岛王国军队的一位军官（并非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天主教会一位高级教士），母亲为教皇贴身侍卫中一个波兰军官的女儿。
在他出生后几年，其父亲离家出走。父亲走后，关于他神秘的罗曼故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不难想像其母亲科斯托维斯卡也是一位情场老手。她处事灵活、追求自由，经常带领其子女出入宾馆、饭店、赌场，生活极度放荡。在如此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纪尧姆成为那个时代的德雷福斯派人物，开始接近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并且同一家黑色报纸《街头艺人》合作，为该报撰写文章。
在法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个无国籍的外国人。他与马克斯•雅各布相识时，与马克斯相反，他已经在《戏剧艺术杂志》和《白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白色杂志》的主编——作家费利克斯•费内翁——因为同情无政府主义被判刑，马拉美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代表。曾经出面为他辩护。《白色杂志》的编辑班子享有盛誉，阿波利奈尔也算其中的笔杆子之一。先后参加过该杂志编辑组的人还有下列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纪德、普鲁斯特、韦莱纳、雅里、克洛代尔、莱昂•布吕姆、奥克塔夫•米尔博、朱尔•勒纳尔、于连•本达……
阿波利奈尔与阿尔弗雷德•雅里以及梅西拉斯•戈尔堡等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杂志《埃索普希腊寓言家的宴席》。总编是安德烈•萨尔蒙，一共发行过九期。1904年，他在此杂志上发表了《腐朽的巫师》。
阿波利奈尔为了生存，什么都干过：几年前，当他刚满20岁时，他写了一本爱情小书《米勒利，或一个不贵的坑》。该书是靠藏在先生们的大衣内和女士们的裙子下才发行出去的；在此之前，即当他母亲、弟弟阿尔贝和他本人放弃了原来富裕豪华的生活来到巴黎时，诗人（阿波利奈尔）撰写过一些广告性质的廉价文章；曾经代替一些著名小说作家撰写过在《晨报》上连载的一些爱情小说；为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酬金，代替一名大学生撰写过一篇关于革命时期作家的博士论文。
诗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不从事新闻报刊工作的，就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短篇；时而是无聊的杂讯，例如多热莱斯；时而是艺术专栏文章，例如萨尔蒙；时而是一些剧本，例如莱奥托；也发表一些短篇小说，例如阿兰-富尼埃；或者为一些书店写黄色淫秽书籍，例如让•福尔、阿尔弗雷德•雅里、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后者在此类作品上签上了他的真名实姓：皮埃尔•迪马尔塞。
在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到他们新朋友的办公室等他下班的时候，阿波利奈尔没完没了地列举他的各种专长与能力，因为他曾经担任过秘书与法语家教，而且还有一个速记员文凭。他们二人都惊讶地凝视着他，而他却感觉良好，不停地继续吹嘘自己：
“我书写的速度同说话一样快。”
“这对您有用吗？”
“没有用，丝毫没有用……”
他不像萨尔蒙或雅各布那样经常伏案疾书，他不需要桌子，或者说很少需要。
他与埃里克•萨蒂来往得更频繁。因为他在与埃里克从阿尔库勒步行前往蒙巴那斯的路途中，曾经亲眼看到萨蒂在昏暗的路灯下记录着他创作出的乐曲的音符，散步结束时，他的作品也就完成了。每当回忆起那次经历，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于是诗人也学着作曲家的样子，哼着小曲（永远是同一支曲子）在巴黎市内散步。他甚至根据曲子的节拍构思出一首诗《一只蜜蜂在一朵花儿上飞翔》的阴阳韵脚。后来马克斯•雅各布写道：“这首诗作得十分美妙。他（阿波利奈尔）为增加拉长音符而在单词中增加一个音节，为减少缩短音符而从单词中删除一个音节。”一天晚上，保尔•莱奥托应阿波利奈尔与他妻子的邀请来他家做客，吃惊地听到女主人在誊清丈夫的这首诗的同时，哼出了这支曲子。
表面上看来，阿波利奈尔很富有，其实他很穷。他日常开销的部分钱是由其母亲——他称呼为“妈妈”——担负的。他酒量很大，而且只喝朗姆酒和威士忌。
弗拉芒克和德朗在维伊奈阿波利奈尔的母亲家——位于一个公园中央的硕大的别墅——见到了科斯托维斯卡。她手执长鞭，正在遛她的两只塞特种黄褐色长鬈毛猎犬。两位诗人立即想到或许长期以来，她也正是使用同一条鞭子驯服她的情夫——某位名叫韦伊的先生（马克斯•雅各布以为他是纪尧姆的父亲，其实他搞错了）的。邻居们都证实这的确是事实。韦伊先生是银行职员，他曾经为科斯托维斯基的两个儿子找工作而东奔西跑。
科斯托维斯卡的小儿子是一位很稳重、文静、老实的青年人。他的思想比较接近马尔克•桑尼埃（Marc Sangnier（1873—1950），法国政治家、记者。）于1902年创建了天主教杂志《西龙》，一生致力于社会天主教运动，宣传社会民主天主教思想。由于他比较理智，母亲十分欣赏他，事事愿意征求他的意见。她也爱另一个儿子，即诗人纪尧姆，然而常常是以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她对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丝毫不理解。她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废物，既挣不来钱，也不会干任何体力劳动，几乎什么都干不了。他从不攒钱，可又总担心没钱。她渴望他不做诗人，应该找一个固定、稳定而且受人尊重的银行职员的职位。诗人？诗人是什么？
纪尧姆每次把母亲钱柜内的钱全部装入自己腰包的时候，从没想过要还，因为他爱母亲。他时时处处护着母亲，避免她受到任何伤害。马克斯•雅各布写了一首歌，颂扬他的母亲。而每当同伴们嘲笑他时，就在一起唱这首歌，为此，纪尧姆把马克斯狠狠地咒骂了一通。
其歌词如下：
快娶阿波利奈尔的母亲吧，
阿波利奈尔的母亲，
那样看上去将会像什么？
那将会像什么？
表面上看来，他像个听话的小孩子。母亲几乎没有读过她儿子的任何著作（儿子也从未给她邮寄过）。当她偶尔瞅了一眼《异端分子首领》时，便立即闭上眼睛，书中那些无法理解的淫秽下流故事简直让人无法入目。一天，她遇见保尔•莱奥托，他说：
“我的另一个儿子也在写书呢！现在在墨西哥的那个！”
“他写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他写的东西十分复杂……他在为一家金融报写文章。”
在他母亲眼里，纪尧姆有点儿令人难以容忍。当他21岁在德国的雷纳尼当家庭教师时，母亲总把他当做还穿着小短裤的孩子对待。信中常问他每天在干什么；他的钱是如何花的；他是否想家；命令他为了学好德语，必须每天读当地的报纸；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将钱放在公文包里，当心被比他狡猾的扒手偷窃……她还因为圣诞节期间他未给家里写信而斥责他，吩咐他为了牢固起见，往信封上贴邮票时多蘸些唾沫；应该买双鞋了，但价钱不得超过八马克；如果不喝奶，吃饭时一定要喝葡萄酒或啤酒；千万不要做蠢事……她问他是否定期更换被罩和床单，洗得是否干净，坏了的衣物是否已经修补好，是谁为他修补的……她用令人无法相信的口吻命令儿子给她回信，但她不希望收到像从前那些如同一个傻瓜写的那种信。最后，母亲恳求他修改书写错误：
写信时，你要用点心，好不好？一个受过教育的孩子经常出现拼写错误，真丢人。我明白这些都是你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但是，假如给他人写信也犯此类错误，他们将会把问题看得很严重，那就真把我们的脸全丢光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其母亲及弟弟的通信录》］
阿波利奈尔在妈妈家一直住到27岁。离开家之后，他28岁和29岁时，每个星期日都去探望母亲，并且每次必定给妈妈带去一包需要洗的衣服，也带一些自制的果酱去。作为交换，吃饱喝足之后就离去了。
妈妈不喜欢他的朋友：无论是蒙马特尔的朋友，还是弗拉芒克和德朗。阿波利奈尔首次带这两位朋友到妈妈在维伊奈的家时，是因为他们当时身无分文、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想在妈妈家中，他们无疑可以饱餐一顿。他本以为母亲一定会邀请他们三人同其他宾客共同进餐。然而，他们被领入了位于台球室与音乐厅之间的候见室。在书柜上的一个大金属笼子里关着一只瞎眼猴子，它也饿疯了，将镀金铁条啃得面目全非。
饥肠辘辘的三个朋友坐在硬椅子上一言不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的刀叉撞击声，馋得直流口水。晚饭开始，菜一道接着一道，冷盘、热菜、奶酪和甜点，任何人也没有想到叫他们去一起吃。连那只猴子也在默不作声地听着。当宾客和女主人撤离之后，他们三位才被领进餐厅。因为母亲不愿意见到三位诗人，也不愿意让她的客人见到他们。
无疑，他们吃的只能是其他人的残羹冷炙。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继承了他母亲贪吃的毛病。夏加尔曾经写道：“酒在腹中翻江倒海之时，也不耽误他大块大块地吞肉。”纪尧姆贪吃，一吃起来总是狼吞虎咽，吃菜一盘接着一盘，直至酒足饭饱为止。
在席前，他总是精神焕发，喜形于色，挺胸凸肚，衣领大张，腰带松开，等待着冲锋的信号。信号一旦发出，立即向酒菜冲上去。除了带血的肉以外，他什么都爱吃，所以他挑选的种类最多。动物五脏和糕点是他的偏爱。他邀请朋友吃晚饭时，亲自下厨做奶油、奶酪加香料的煨饭。
阿波利奈尔下馆子吃饭，真可以算作一景：脖子上围着餐巾布，衣服的假领子敞开着，双手抓着一只鸡，大口大口地啃着，嘴巴沾满着肉屑。在整个一顿饭过程中，他始终喜笑颜开，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吞下两份牛肉和三份牛排之后，突然站起身来，说：“等着我，现在我必须去茅房解大手。”他非常熟悉巴黎最好的厕所，常指导他的朋友去这家或那家厕所。
重新回到桌边后，诗人停止用餐，但必定还要一杯咖啡和一份肉汤代替餐后的助消化酒。
他们常到诗人夏蒂埃在蒙马特尔的家聚餐，一旦德朗和弗拉芒克在场，他们总玩谁吃得最多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吃下菜单中的所有菜，一轮结束，开始第二轮，谁首先吃饱停下来，谁就是输家。输者被罚款。在这样的游戏中，输家从来轮不到阿波利奈尔。
阿波利奈尔每到餐馆，手往衣袋里一摸，脸刷地变白，接着惊叫道：“糟了，我忘记带钱包了！”每当他玩“朱尔•德巴季叫喊要奔赴色当”的把戏，骗吃骗喝时，他就自然地成为游戏中的输家，直至弗拉芒克说：“别担心，今天轮到我请客了。”他才算得救了。
于是，他又精神大振，立即一下子端走三份菜。
纪尧姆经常将妈妈钱包里的钱拿光。母亲在一生中经历过各种酸甜苦辣，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但她总能学会适应环境。纪尧姆也经受过许多艰苦的磨炼，但他从未像莫里哀的话剧《吝啬鬼》中的主人公阿巴贡那样（在毛线袜里）积攒过钱。他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他经常很穷，从未富有过，所以他没有毛线袜子。他经常像孩子一样，身上只有六个苏。
苏波（Soupault(1897—1990），法国作家。）曾经讲过：在战争期间，阿波利奈尔在证券大楼的审计处工作，他常陪同阿波利奈尔去上班。他们每天从银行街经过，那里有一个旧货商。阿波利奈尔在一些店铺摊位前停住脚，什么都看：旧钥匙、带墨水的笔杆、人物半身像、陶器、秤砣和尺子……他对那些物品总是赞叹不已。问商人：
“这个罐子卖多少钱？”
“10个苏。”
“10个苏啊?”
他仍然兴致勃勃地端详着，突然放下，噘着嘴说：“10个苏，太贵了。”
他抓起一个旧烟斗，抚摸着上面的海泡石和欧石南根，欣赏着烟斗的拐弯处，问：
“这个烟斗呢？”
“两个苏。”
“两个苏？它可不值这个价钱呀！”
他伤心地继续赶路。第二天，他再次回到那个摊位前，尽管罐子降为五个苏、烟斗为一个苏，他仍然什么也不买。
如果你想让他发怒，有一个办法十分灵验：当着他的面打开他的壁橱，假装偷窃某样东西。于是他便命令、请求、恳求别人将属于他的那件宝贝还给他。他友好地嘲笑着你，一定要把东西要回去。他的这一弱点人所共知，人们也不怪罪他。只是必须知道，绝对不要向他提任何要求，也不要向他要任何东西。
阿波利奈尔花钱十分吝啬，但为了爱情却慷慨大方、不遗余力。认识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时候，他刚从伦敦回到法国。三年前，他在米罗家中遇见过一位名叫阿妮•布莱登的女孩。当时他担任这个家庭的小女儿加布里埃尔的法语家教，而漂亮的英国姑娘阿妮负责教她英语。他对她一见钟情，疯狂地爱上了这位姑娘。姑娘回英国后，他追到伦敦，目的是不惜一切地碰碰运气。姑娘的家庭富有，已经为她创造了享受贵族生活的一切条件。后来她到了德国的雷纳尼，他追到雷纳尼。这一迁移行动使得他忘记了另外一个心爱的人——琳达，并且为他周游德国和撰写有关这个地区——雷纳尼的文章创造了可能。在《被谋杀的诗人》和《异端分子首领》中有关的几段十分令人赞赏。
在他的内心深处，小加布里埃尔的英语家教比教法语的工作重要得多。他把已经寄给过琳达的求爱诗写给阿妮，而且后来他还将同样的诗写给过其他姑娘。但她们中的每一位都一直以为她是惟一收到这首诗的女孩子。他用法语给她写信，而她用英语给他回信。他们两人都看不大懂对方的信件，但对阿妮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在追求她，爱她，而且他也许能够得到她。“从肉体上讲，那时我是爱他的，但我们双方的思想距离太远。”她后来推心置腹地对别人说。
然而，在写给阿波利奈尔的信中，她以“亲爱的……”称呼他。
他们两人保持了近一年的秘密爱情关系。后来是阿妮主动地中断了这种关系：“科斯特罗”（阿妮这样称呼他）是一个野蛮暴躁的人，而阿妮姑娘纯洁而内向。一天，他带她到一座悬崖边，强迫她立即作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说：
“要么你嫁给我，要么我把你从这里扔下去。”
她认为这样的交易不公平，并且最终说服了他。第二天，她逃走了。纪尧姆被彻底地抛弃了。
这并非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这些女士抛弃他，说明她们不喜欢他。他为此十分痛苦，如果他稍微聪明点，就应该接受这些教训。他给所有他追求的女士都写诗代信，一开始是为了征服她们，接着是为了继续交往，最后是为了重新开始。他的情欲像疾风暴雨，热烈而奔放。他的追求有感情因素，也有性欲因素，他一旦爱上谁，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任何人都无法阻止。阿妮不愿意接受他吗？他不信。然而，她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恳求。
他回到巴黎。在一段时间内，他与一个邻居妇女调情。当他获悉阿妮回到英国后，他急忙赶去英国，再次向心爱的人建议劫持她离开英国，同他结婚、生育、发财，给她买毛皮大衣和围巾，吓唬吓唬那个令年轻姑娘时刻想着的家庭。一天，他设置了一个骗局：他邀请阿妮到一个阿尔巴尼亚作家朋友的家中共进晚餐。阿妮的家长批准外出，但晚九点必须到家。那次晚餐仅仅是一次纪念性的活动而已。九点的钟声敲响，阿妮注意到隔壁房间有人在活动。她上前去一看，阿尔巴尼亚作家的一位女伴正在铺床。
“这个房间是为谁准备的？”她问。
“给咱们俩呀！”“科斯特罗”美滋滋地回答道。
气愤的阿妮不辞而别。九点十分，阿妮回到了自己的家。但被愤怒的父母关了禁闭，不得再出家门半步。
纪尧姆再次垂头丧气地回到巴黎。他就这样放弃了吗？第二年，他又去了伦敦。这一次，他向意中人建议伯爵夫人的头衔。
“阿妮，咱们逃往法国吧，阿妮，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阿妮大声地吼道。
由于诗人的顽固坚持，阿妮厌倦了。她跨出了新的一步：为了躲避阿波利奈尔的纠缠，她越过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到了大洋彼岸。从此，他们两人永远地分开了。阿波利奈尔从未试图追寻她去美洲……
与路易丝在断绝关系十五年之后收到阿波利奈尔的诗作《Calligrammes（状物诗）》一样，阿妮后来也收到阿波利奈尔的诗作《失恋歌》：
永别了狼狈的假爱情
与弃我而去的女人
与去年在德国
我失去了的女人
我再也无法见到她了。
1904年从伦敦回到巴黎时，阿波利奈尔离开他在银行的工作岗位，担任了《股民指南》的总编。他对股市一窍不通，还必须不懂装懂。当他成为与他交往甚深的艺术家们的行吟诗人，同时用手中的笔为绘画服务的时候，许多爱搬弄是非的人（虽然不一定出于恶意）又旧调重弹，认为他对绘画一窍不通。
他写有关艺术的作品还很少，他仍然到处发表演讲。他的朋友圈子里不仅有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还有他十分敬佩的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以及他在从维伊奈到巴黎的火车上遇见的两位野兽派画家弗拉芒克和德朗。他的小朝廷就这样组成了，但他们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1904年，毕加索第四次从西班牙回到法国后，他的朋友陶瓷雕塑师帕克•杜里奥为他们腾出了他在蒙马特尔山上拉维尼昂街的作坊。这是一座稀奇古怪的房子，建于1860年，原来是一个钢琴生产车间。他们用木板把它隔成几间后，这里便成了艺术家们的官邸。由于房子建在半山腰，于是入口开在最上层。为了进各自的房间，人们必须在进大门后往下走，首先进入夏天火热、冬天冰冻的昏暗过道。每个房间由朝蒙马特尔山顶开的大窗户采光。这座房子里有几个卫生间，惟一的水龙头在二层。下层的天花板就是上层的地板。房子的隔音效果十分糟糕，相邻房间的任何响动相互都听得见：唱歌声、叫喊声、脚步声、床铺的吱嘎声，以及时不时的呻吟声……木质地板丝毫不妨碍邻居之间相互了解他人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他们的任何动作。所有的门几乎都关不上。
但是，毕加索为他们终于有了落脚地而兴奋不已。他以贪婪的神情，欣赏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奇特的全木建筑。他给房子起了个名字，叫“猎人馆”。这座简陋的房子酷似塞纳河上洗衣妇们搓洗衣服的平底船，于是马克斯•雅各布有了一个新主意：给这座房子起名为“洗衣船”。从此以后，“洗衣船”这个名字将逐渐地从拉维尼昂街出发传遍全世界。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欧洲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这也是阿波利奈尔生命的最后阶段，是他生命的火焰分外绚丽的年代。他申请加入法国籍，获得批准。他主动要求入伍参战，头部受伤治疗；他和新派艺术家活动频繁，备受艺术家朋友的推崇；一九一七年，他创制「超现实主义」一词，他作关于「新精神」的著名演说：「为恢复开创精神，为明确理解自己的时代，为向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打开新的视野而斗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即将结束。9日下午，毕加索在里沃利街的拱廊下散步时，遇见一位寡妇，战争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一股大风把寡妇的黑纱刮到了毕加索的脸上。晚上，回到公馆后，毕加索站在一面镜子前，长时间地端详着自己的面容。下午的事使他大惊失色，他从脸上看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操起一枝铅笔，把从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了下来。此时，电话铃声响起。他放下画笔，拿起电话。放下电话之后，他长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接着，又转身走到自画像前。
他刚刚获悉的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去世的噩耗。
1918年11月3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弗拉芒克和他妻子的陪同下，从他的家中出来，下了楼。他邀请他们夫妇俩与他共进午餐。两个男人在圣日耳曼大街上讨论着诗人最新完成的剧本《时代的特色》。两个星期后，艺术与自由剧团将上演这部戏。弗拉芒克负责布景。他们分手之后，阿波利奈尔朝他经常投稿合作的《Excelsior》报社走去。
晚上，阿波利奈尔发起了高烧。他躺在卧室里无法出门。卧室的墙上悬挂着玛丽•洛朗森为他画的一幅画。在那幅画中，他和马克斯•雅各布、毕加索在一起。阿波利奈尔感觉很不好，而且与以往的感觉不同。但他还是不想去医院，因为从头部受伤以来，他在医院住的时间太长了，他害怕住医院。
体温还在继续升高，大汗淋漓。雅克琳娜既担心又着急，但她不叫医生，他们在等待。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来了，毕加索也来了。走了，又回来了。他们去安茹街见了让•科克托，请他去通报卡马斯大夫。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也许是肺充血，也许是别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
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人们认为这种病是西班牙海员从亚洲带回来的。实际上，它是远征军从美国带来的，并在欧洲迅速地传染开来。它比战争更快地将人们击倒，两年之内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为了疏散传染病人，法国的将军们在舍曼•代•达姆前线同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议。在巴黎，一批又一批的棺材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直至墓地，其中一具棺材里面躺着法国诗人、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唐。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战场上天天与死神做伴时，从未害怕过死亡。而今看见死亡逼近时，他害怕极了。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一再恳求卡马斯大夫救救他。他始终搞不明白，他从炮弹堆中能捡回一条命，却逃不出一个小小微生物的魔爪！
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探望他。雅克琳娜•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塞尔日•费拉特一直守候在他床边，寸步不离。室外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室内布满鲜花。1918年1月9日下午5点钟，死神慢慢地逼近巴黎圣日耳曼大街202号。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身穿军官制服，军帽放在身边，安详地躺在床上。战争就要结束了。死亡人数达800多万，伤员达2000万。身上覆盖着三色旗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送往了巴黎的拉雪兹公墓。
国土保卫军第237团的一个排来向他志哀。科斯托维斯基夫人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毕加索紧跟着灵枢，他身后依次是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布莱斯•桑德拉斯、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保尔•福尔、让•科克托、费尔南•莱歇、梅景琪、雅克•杜塞、保尔•莱奥托、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拉希尔德、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纪尧姆……以及其他许多人。停战协议在两天前签署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大街上喊着“阿波利奈尔永存！”的口号欢庆胜利。
一九一三年，阿波利奈出版诗集《烧酒集》。《烧酒集》反映他诗歌天才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样性，奠定了他现代派诗歌的盟主地位。诗集出版前夕，阿波利奈尔删除全部标点符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被认为是创新。《烧酒集》薄薄的一册，成为西方诗歌领域里划时代的作品。诗人为何如此命名？《烧酒集》的开篇，是长诗《空地》，《空地》结尾处，诗人唱道：
你喝著这烧酒
烫得像你的生命
你喝你的生命
像喝烈酒一瓶
这瓶烧酒最终碎裂无声音。
诗人英年早逝之时，不过38岁而已。
莫尼，你是一个真正的超天才诗人。
快来我的卧车里拥抱我吧，
我想你想得快发疯了！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一种能够包罗所有绘画流派的艺术即将在蒙马特尔山顶上诞生，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这一正在形成的新生艺术的首批勇士。
马克斯•雅各布于1904年结识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一天，毕加索在一个名叫奥斯丹佛克斯的酒吧认识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第二天，他带领马克斯•雅各布也到圣拉扎尔附近的这个酒吧会见了这位诗人。奥斯丹佛克斯是一个马车夫及等候火车的人们歇脚的地方。阿波利奈尔住在母亲在巴黎远郊维伊奈的家，因而，他每天都要来此等火车。
首次见到阿波利奈尔，马克斯立即就为他的英俊倾倒。他一眼就看出此人无疑将与他争夺在毕加索心目中的最高地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位天生英俊的青年：身穿英国外套，坎肩上还斜挂着一条手表链，梨形脑袋，长脸庞，尖尖下巴，活像月球上的皮埃罗（Pierrot，古代意大利哑剧中的人物，身着白装，面抹白粉）下凡。马克斯的这一番描绘，同毕加索于1908年为他的第二位诗人朋友作的画像如出一辙。
马克斯•雅各布对阿波利奈尔的看法与所有以后接触到他的画家、作家、诗人、艺术品商、出版商、无数的朋友，甚至某些敌人，完全相同。
马克斯看见他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正坐在一张桌边，嘴里叼着一个小小的烟斗。他一边向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伸出一只白生生、软绵绵的手，一边同邻桌的商人们继续聊着天。
他博学多才，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知。他对周围的人们一会儿论述爱情文学，一会儿谈论贝特罗纳（Pétrone，生卒年不详，拉丁文作家、诗人）、尼禄Néron（[37—68]，54—68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罗马皇帝贝迪那克斯、美国冒险家布法罗•比尔、法国诗人保尔•福尔；他从衣袋中掏出一本、两本、三本书，好像他的衣服皱褶间藏着无数各种各样的作品：散文、诗歌、哲学及各种学科的珍贵作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不停地掏出书，递出去、收回来，对在场的人们大声地朗读着、讲解着，忙得不可开交；他兴奋地微笑着即席作出一首四行诗，谈论世界上的随便一座城市，小声地哼哼一些歌曲，生动地描绘一个情景或一道菜的味道，要一杯啤酒品尝；接着从抽屉似的衣袋中摸出一本《白色杂志》，要求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其中提出的问题。
他突然站起身，大声宣布：
“走！咱们散步去！”
接着，他带领着一大批离奇古怪的文人和艺术家，口中哼着小曲到巴黎市闲逛。他们时而停下脚步记录点儿什么，时而突然提议找一辆车一起去圣居居法公园。
此人好奇心甚强，永不满足。他对一切新的、出乎意料的、奇特的东西都感兴趣。有时他在一些正在砌墙的泥瓦工身边停住脚步，长时间地仔细欣赏他们的手艺，然后十分认真地小声嘀咕道：“泥瓦工确实是一项真正的职业，与作诗不同……”
他的文化知识出奇的丰富，会五种语言，阅读十分广泛，对尼克•卡特、方托马斯以及美国冒险家布法罗•比尔情有独钟，从不遗漏任何一期有关的杂志，常常是边走路边如饥似渴地阅读。
他高兴地说：“阅读是一件收益最大，并且富有诗意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他把他的连载小说赠送给朋友。很快，他的崇拜者就把位于克里西大街的蒙马特尔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一整天一整天地在那里阅读。每天晚上，人们都要在一起评论小说中人物的冒险活动。马克斯•雅各布甚至考虑过创立一个“方托马斯朋友联合会”。稍晚些时候，在文学艺术界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流派。创立这个流派的人们的写作速度之快近乎自动化，他们不正是在有意无意地创作着超现实主义的散文诗吗？而桑德拉斯发展到用他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一首诗的题目。更有甚者，有人后来创作出《莫拉瓦季纳》作为《方托马斯》的续集。除了冒险活动中的魔鬼与狂暴之外，这两部作品无任何相似之处，一部完全出于作者的想像，另一部完全是根据出版社预先拟定的提纲写作的预定作品。皮埃尔•苏维斯特（天才的字形研究者、旧汽车业余爱好者）和他的黑人朋友马塞尔•阿兰（《载重汽车》杂志的记者，《1001种汽车保养手册》的作者）接受了这一项写作任务。
阿波利奈尔向他的朋友们讲解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应用《方托马斯》的写作方法。而上述两位作者都为法耶德出版社写作：他们俩每个月必须交出大约400页的一本书。出版商的要求十分简单：必须比加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1797—1871），法国作家兼记者，主要写作侦探小说。）写得好。
苏维斯特和阿兰发明了一种拼凑法。他们在三天之内按照已经制订好的大纲编撰一个故事：首先制订大纲，然后两人抽签决定各自写哪几章，万一某些章节写砸，可以用别的章节替换。接着，二人便关起门来，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开始了闭门造车。他们或者对着录音机口述，或者对着打字机直接往蜡纸上打。结果呢，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一小时之内，编造出从语法上颠三倒四的一百多个句子。
在承认作品的文体毫不考究、“过于随便”的同时，阿波利奈尔十分欣赏作品毫无约束的想像力，再说作品的出版恰好配合了庆祝《方托马斯》诞生的广告宣传运动。 阿波利奈尔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他不仅写诗、词、散文、记叙文、爱情小说、评论文，也喜爱书法。鉴于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由于害怕招惹事端，他把其最优秀的作品（毕加索认为是他从未读过的最美的作品）《11000鞭》，包上假封面，藏在书柜最高处。
结识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几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担任了一份神秘的体育杂志的负责人。画家毕加索还为该杂志画了三幅诗人的素描画像：裸体、肌肉发达得如同举重运动员、小脑袋上一双看到一名田径运动员的强健体魄时惊呆的眼睛。后来他成为出版商，承接了两套书的出版任务，一套名叫《爱情师傅》，另一套叫《收藏家的小匣子》。他在这两套书中发表了阿里丹（Arétin（1492—1556），意大利作家、剧作家、讽刺诗人。）和萨德（Sade（1740—1814），法国作家。）侯爵的全部著作，为这些著作摆脱禁闭作出了贡献。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讨人喜欢，因而他的心情经常十分舒畅。在巴黎的晚会上，身穿燕尾服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走到夫人太太们面前，必恭必敬地向她们致意，亲吻她们那洁白细嫩的小手。在这种场合和在别处一样，他也拿出学者的姿态发表长篇大论，像孩子一般发出平庸的傻笑，以最不雅观的小丑似的滑稽动作向上流社会人士表示最美好的敬意。有一天，他竟然在同伴们惊异的目光下，爱上了一个犹太男子，并且双双进了玫瑰街的一家妓院，还厚颜无耻地问妓院的女监管，她的妓院是否执行宗教的有关规矩。
他买《时代》周刊，向卖报的商贩说他患有慢性肠绞痛，如果《时代》周刊能够刊登一些有关这种病的研究文章的话，也许对治好这种顽症有益。
他时而也搞些恶作剧。在从路边糕点铺的柜台前经过时，将脚抬起放在摆放在外边的糕点摊上，放个臭气熏天的屁，走了。
在他文静老实的时候，还为弗拉芒克做香水蒲公英芥末梨……
初次与他接触留下的印象与他的上述所作所为截然不同。系领带、穿坎肩、挂表链、爱好舒适享受、银行职员、相信迷信、喜欢算命、谨慎小心，避免从梯子底下经过；住在位于维伊奈的母亲家豪华的房子里，孩童时代在铺着真丝地毯如同意大利、尼斯、摩纳哥的豪华大饭店的楼梯上度过，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子哥儿的派头。他的真实姓名是维廉•阿波利那斯•德•科斯托维斯基。父亲原是西西里岛王国军队的一位军官（并非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天主教会一位高级教士），母亲为教皇贴身侍卫中一个波兰军官的女儿。
在他出生后几年，其父亲离家出走。父亲走后，关于他神秘的罗曼故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不难想像其母亲科斯托维斯卡也是一位情场老手。她处事灵活、追求自由，经常带领其子女出入宾馆、饭店、赌场，生活极度放荡。在如此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纪尧姆成为那个时代的德雷福斯派人物，开始接近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并且同一家黑色报纸《街头艺人》合作，为该报撰写文章。
在法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一个无国籍的外国人。他与马克斯•雅各布相识时，与马克斯相反，他已经在《戏剧艺术杂志》和《白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白色杂志》的主编——作家费利克斯•费内翁——因为同情无政府主义被判刑，马拉美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代表。曾经出面为他辩护。《白色杂志》的编辑班子享有盛誉，阿波利奈尔也算其中的笔杆子之一。先后参加过该杂志编辑组的人还有下列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纪德、普鲁斯特、韦莱纳、雅里、克洛代尔、莱昂•布吕姆、奥克塔夫•米尔博、朱尔•勒纳尔、于连•本达……
阿波利奈尔与阿尔弗雷德•雅里以及梅西拉斯•戈尔堡等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杂志《埃索普希腊寓言家的宴席》。总编是安德烈•萨尔蒙，一共发行过九期。1904年，他在此杂志上发表了《腐朽的巫师》。
阿波利奈尔为了生存，什么都干过：几年前，当他刚满20岁时，他写了一本爱情小书《米勒利，或一个不贵的坑》。该书是靠藏在先生们的大衣内和女士们的裙子下才发行出去的；在此之前，即当他母亲、弟弟阿尔贝和他本人放弃了原来富裕豪华的生活来到巴黎时，诗人（阿波利奈尔）撰写过一些广告性质的廉价文章；曾经代替一些著名小说作家撰写过在《晨报》上连载的一些爱情小说；为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酬金，代替一名大学生撰写过一篇关于革命时期作家的博士论文。
诗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不从事新闻报刊工作的，就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短篇；时而是无聊的杂讯，例如多热莱斯；时而是艺术专栏文章，例如萨尔蒙；时而是一些剧本，例如莱奥托；也发表一些短篇小说，例如阿兰-富尼埃；或者为一些书店写黄色淫秽书籍，例如让•福尔、阿尔弗雷德•雅里、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后者在此类作品上签上了他的真名实姓：皮埃尔•迪马尔塞。
在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到他们新朋友的办公室等他下班的时候，阿波利奈尔没完没了地列举他的各种专长与能力，因为他曾经担任过秘书与法语家教，而且还有一个速记员文凭。他们二人都惊讶地凝视着他，而他却感觉良好，不停地继续吹嘘自己：
“我书写的速度同说话一样快。”
“这对您有用吗？”
“没有用，丝毫没有用……”
他不像萨尔蒙或雅各布那样经常伏案疾书，他不需要桌子，或者说很少需要。
他与埃里克•萨蒂来往得更频繁。因为他在与埃里克从阿尔库勒步行前往蒙巴那斯的路途中，曾经亲眼看到萨蒂在昏暗的路灯下记录着他创作出的乐曲的音符，散步结束时，他的作品也就完成了。每当回忆起那次经历，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于是诗人也学着作曲家的样子，哼着小曲（永远是同一支曲子）在巴黎市内散步。他甚至根据曲子的节拍构思出一首诗《一只蜜蜂在一朵花儿上飞翔》的阴阳韵脚。后来马克斯•雅各布写道：“这首诗作得十分美妙。他（阿波利奈尔）为增加拉长音符而在单词中增加一个音节，为减少缩短音符而从单词中删除一个音节。”一天晚上，保尔•莱奥托应阿波利奈尔与他妻子的邀请来他家做客，吃惊地听到女主人在誊清丈夫的这首诗的同时，哼出了这支曲子。
表面上看来，阿波利奈尔很富有，其实他很穷。他日常开销的部分钱是由其母亲——他称呼为“妈妈”——担负的。他酒量很大，而且只喝朗姆酒和威士忌。
弗拉芒克和德朗在维伊奈阿波利奈尔的母亲家——位于一个公园中央的硕大的别墅——见到了科斯托维斯卡。她手执长鞭，正在遛她的两只塞特种黄褐色长鬈毛猎犬。两位诗人立即想到或许长期以来，她也正是使用同一条鞭子驯服她的情夫——某位名叫韦伊的先生（马克斯•雅各布以为他是纪尧姆的父亲，其实他搞错了）的。邻居们都证实这的确是事实。韦伊先生是银行职员，他曾经为科斯托维斯基的两个儿子找工作而东奔西跑。
科斯托维斯卡的小儿子是一位很稳重、文静、老实的青年人。他的思想比较接近马尔克•桑尼埃（Marc Sangnier（1873—1950），法国政治家、记者。）于1902年创建了天主教杂志《西龙》，一生致力于社会天主教运动，宣传社会民主天主教思想。由于他比较理智，母亲十分欣赏他，事事愿意征求他的意见。她也爱另一个儿子，即诗人纪尧姆，然而常常是以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她对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丝毫不理解。她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废物，既挣不来钱，也不会干任何体力劳动，几乎什么都干不了。他从不攒钱，可又总担心没钱。她渴望他不做诗人，应该找一个固定、稳定而且受人尊重的银行职员的职位。诗人？诗人是什么？
纪尧姆每次把母亲钱柜内的钱全部装入自己腰包的时候，从没想过要还，因为他爱母亲。他时时处处护着母亲，避免她受到任何伤害。马克斯•雅各布写了一首歌，颂扬他的母亲。而每当同伴们嘲笑他时，就在一起唱这首歌，为此，纪尧姆把马克斯狠狠地咒骂了一通。
其歌词如下：
快娶阿波利奈尔的母亲吧，
阿波利奈尔的母亲，
那样看上去将会像什么？
那将会像什么？
表面上看来，他像个听话的小孩子。母亲几乎没有读过她儿子的任何著作（儿子也从未给她邮寄过）。当她偶尔瞅了一眼《异端分子首领》时，便立即闭上眼睛，书中那些无法理解的淫秽下流故事简直让人无法入目。一天，她遇见保尔•莱奥托，他说：
“我的另一个儿子也在写书呢！现在在墨西哥的那个！”
“他写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他写的东西十分复杂……他在为一家金融报写文章。”
在他母亲眼里，纪尧姆有点儿令人难以容忍。当他21岁在德国的雷纳尼当家庭教师时，母亲总把他当做还穿着小短裤的孩子对待。信中常问他每天在干什么；他的钱是如何花的；他是否想家；命令他为了学好德语，必须每天读当地的报纸；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将钱放在公文包里，当心被比他狡猾的扒手偷窃……她还因为圣诞节期间他未给家里写信而斥责他，吩咐他为了牢固起见，往信封上贴邮票时多蘸些唾沫；应该买双鞋了，但价钱不得超过八马克；如果不喝奶，吃饭时一定要喝葡萄酒或啤酒；千万不要做蠢事……她问他是否定期更换被罩和床单，洗得是否干净，坏了的衣物是否已经修补好，是谁为他修补的……她用令人无法相信的口吻命令儿子给她回信，但她不希望收到像从前那些如同一个傻瓜写的那种信。最后，母亲恳求他修改书写错误：
写信时，你要用点心，好不好？一个受过教育的孩子经常出现拼写错误，真丢人。我明白这些都是你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但是，假如给他人写信也犯此类错误，他们将会把问题看得很严重，那就真把我们的脸全丢光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与其母亲及弟弟的通信录》］
阿波利奈尔在妈妈家一直住到27岁。离开家之后，他28岁和29岁时，每个星期日都去探望母亲，并且每次必定给妈妈带去一包需要洗的衣服，也带一些自制的果酱去。作为交换，吃饱喝足之后就离去了。
妈妈不喜欢他的朋友：无论是蒙马特尔的朋友，还是弗拉芒克和德朗。阿波利奈尔首次带这两位朋友到妈妈在维伊奈的家时，是因为他们当时身无分文、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想在妈妈家中，他们无疑可以饱餐一顿。他本以为母亲一定会邀请他们三人同其他宾客共同进餐。然而，他们被领入了位于台球室与音乐厅之间的候见室。在书柜上的一个大金属笼子里关着一只瞎眼猴子，它也饿疯了，将镀金铁条啃得面目全非。
饥肠辘辘的三个朋友坐在硬椅子上一言不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的刀叉撞击声，馋得直流口水。晚饭开始，菜一道接着一道，冷盘、热菜、奶酪和甜点，任何人也没有想到叫他们去一起吃。连那只猴子也在默不作声地听着。当宾客和女主人撤离之后，他们三位才被领进餐厅。因为母亲不愿意见到三位诗人，也不愿意让她的客人见到他们。
无疑，他们吃的只能是其他人的残羹冷炙。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继承了他母亲贪吃的毛病。夏加尔曾经写道：“酒在腹中翻江倒海之时，也不耽误他大块大块地吞肉。”纪尧姆贪吃，一吃起来总是狼吞虎咽，吃菜一盘接着一盘，直至酒足饭饱为止。
在席前，他总是精神焕发，喜形于色，挺胸凸肚，衣领大张，腰带松开，等待着冲锋的信号。信号一旦发出，立即向酒菜冲上去。除了带血的肉以外，他什么都爱吃，所以他挑选的种类最多。动物五脏和糕点是他的偏爱。他邀请朋友吃晚饭时，亲自下厨做奶油、奶酪加香料的煨饭。
阿波利奈尔下馆子吃饭，真可以算作一景：脖子上围着餐巾布，衣服的假领子敞开着，双手抓着一只鸡，大口大口地啃着，嘴巴沾满着肉屑。在整个一顿饭过程中，他始终喜笑颜开，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吞下两份牛肉和三份牛排之后，突然站起身来，说：“等着我，现在我必须去茅房解大手。”他非常熟悉巴黎最好的厕所，常指导他的朋友去这家或那家厕所。
重新回到桌边后，诗人停止用餐，但必定还要一杯咖啡和一份肉汤代替餐后的助消化酒。
他们常到诗人夏蒂埃在蒙马特尔的家聚餐，一旦德朗和弗拉芒克在场，他们总玩谁吃得最多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吃下菜单中的所有菜，一轮结束，开始第二轮，谁首先吃饱停下来，谁就是输家。输者被罚款。在这样的游戏中，输家从来轮不到阿波利奈尔。
阿波利奈尔每到餐馆，手往衣袋里一摸，脸刷地变白，接着惊叫道：“糟了，我忘记带钱包了！”每当他玩“朱尔•德巴季叫喊要奔赴色当”的把戏，骗吃骗喝时，他就自然地成为游戏中的输家，直至弗拉芒克说：“别担心，今天轮到我请客了。”他才算得救了。
于是，他又精神大振，立即一下子端走三份菜。
纪尧姆经常将妈妈钱包里的钱拿光。母亲在一生中经历过各种酸甜苦辣，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但她总能学会适应环境。纪尧姆也经受过许多艰苦的磨炼，但他从未像莫里哀的话剧《吝啬鬼》中的主人公阿巴贡那样（在毛线袜里）积攒过钱。他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他经常很穷，从未富有过，所以他没有毛线袜子。他经常像孩子一样，身上只有六个苏。
苏波（Soupault(1897—1990），法国作家。）曾经讲过：在战争期间，阿波利奈尔在证券大楼的审计处工作，他常陪同阿波利奈尔去上班。他们每天从银行街经过，那里有一个旧货商。阿波利奈尔在一些店铺摊位前停住脚，什么都看：旧钥匙、带墨水的笔杆、人物半身像、陶器、秤砣和尺子……他对那些物品总是赞叹不已。问商人：
“这个罐子卖多少钱？”
“10个苏。”
“10个苏啊?”
他仍然兴致勃勃地端详着，突然放下，噘着嘴说：“10个苏，太贵了。”
他抓起一个旧烟斗，抚摸着上面的海泡石和欧石南根，欣赏着烟斗的拐弯处，问：
“这个烟斗呢？”
“两个苏。”
“两个苏？它可不值这个价钱呀！”
他伤心地继续赶路。第二天，他再次回到那个摊位前，尽管罐子降为五个苏、烟斗为一个苏，他仍然什么也不买。
如果你想让他发怒，有一个办法十分灵验：当着他的面打开他的壁橱，假装偷窃某样东西。于是他便命令、请求、恳求别人将属于他的那件宝贝还给他。他友好地嘲笑着你，一定要把东西要回去。他的这一弱点人所共知，人们也不怪罪他。只是必须知道，绝对不要向他提任何要求，也不要向他要任何东西。
阿波利奈尔花钱十分吝啬，但为了爱情却慷慨大方、不遗余力。认识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时候，他刚从伦敦回到法国。三年前，他在米罗家中遇见过一位名叫阿妮•布莱登的女孩。当时他担任这个家庭的小女儿加布里埃尔的法语家教，而漂亮的英国姑娘阿妮负责教她英语。他对她一见钟情，疯狂地爱上了这位姑娘。姑娘回英国后，他追到伦敦，目的是不惜一切地碰碰运气。姑娘的家庭富有，已经为她创造了享受贵族生活的一切条件。后来她到了德国的雷纳尼，他追到雷纳尼。这一迁移行动使得他忘记了另外一个心爱的人——琳达，并且为他周游德国和撰写有关这个地区——雷纳尼的文章创造了可能。在《被谋杀的诗人》和《异端分子首领》中有关的几段十分令人赞赏。
在他的内心深处，小加布里埃尔的英语家教比教法语的工作重要得多。他把已经寄给过琳达的求爱诗写给阿妮，而且后来他还将同样的诗写给过其他姑娘。但她们中的每一位都一直以为她是惟一收到这首诗的女孩子。他用法语给她写信，而她用英语给他回信。他们两人都看不大懂对方的信件，但对阿妮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在追求她，爱她，而且他也许能够得到她。“从肉体上讲，那时我是爱他的，但我们双方的思想距离太远。”她后来推心置腹地对别人说。
然而，在写给阿波利奈尔的信中，她以“亲爱的……”称呼他。
他们两人保持了近一年的秘密爱情关系。后来是阿妮主动地中断了这种关系：“科斯特罗”（阿妮这样称呼他）是一个野蛮暴躁的人，而阿妮姑娘纯洁而内向。一天，他带她到一座悬崖边，强迫她立即作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说：
“要么你嫁给我，要么我把你从这里扔下去。”
她认为这样的交易不公平，并且最终说服了他。第二天，她逃走了。纪尧姆被彻底地抛弃了。
这并非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这些女士抛弃他，说明她们不喜欢他。他为此十分痛苦，如果他稍微聪明点，就应该接受这些教训。他给所有他追求的女士都写诗代信，一开始是为了征服她们，接着是为了继续交往，最后是为了重新开始。他的情欲像疾风暴雨，热烈而奔放。他的追求有感情因素，也有性欲因素，他一旦爱上谁，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任何人都无法阻止。阿妮不愿意接受他吗？他不信。然而，她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恳求。
他回到巴黎。在一段时间内，他与一个邻居妇女调情。当他获悉阿妮回到英国后，他急忙赶去英国，再次向心爱的人建议劫持她离开英国，同他结婚、生育、发财，给她买毛皮大衣和围巾，吓唬吓唬那个令年轻姑娘时刻想着的家庭。一天，他设置了一个骗局：他邀请阿妮到一个阿尔巴尼亚作家朋友的家中共进晚餐。阿妮的家长批准外出，但晚九点必须到家。那次晚餐仅仅是一次纪念性的活动而已。九点的钟声敲响，阿妮注意到隔壁房间有人在活动。她上前去一看，阿尔巴尼亚作家的一位女伴正在铺床。
“这个房间是为谁准备的？”她问。
“给咱们俩呀！”“科斯特罗”美滋滋地回答道。
气愤的阿妮不辞而别。九点十分，阿妮回到了自己的家。但被愤怒的父母关了禁闭，不得再出家门半步。
纪尧姆再次垂头丧气地回到巴黎。他就这样放弃了吗？第二年，他又去了伦敦。这一次，他向意中人建议伯爵夫人的头衔。
“阿妮，咱们逃往法国吧，阿妮，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阿妮大声地吼道。
由于诗人的顽固坚持，阿妮厌倦了。她跨出了新的一步：为了躲避阿波利奈尔的纠缠，她越过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到了大洋彼岸。从此，他们两人永远地分开了。阿波利奈尔从未试图追寻她去美洲……
与路易丝在断绝关系十五年之后收到阿波利奈尔的诗作《Calligrammes（状物诗）》一样，阿妮后来也收到阿波利奈尔的诗作《失恋歌》：
永别了狼狈的假爱情
与弃我而去的女人
与去年在德国
我失去了的女人
我再也无法见到她了。
1904年从伦敦回到巴黎时，阿波利奈尔离开他在银行的工作岗位，担任了《股民指南》的总编。他对股市一窍不通，还必须不懂装懂。当他成为与他交往甚深的艺术家们的行吟诗人，同时用手中的笔为绘画服务的时候，许多爱搬弄是非的人（虽然不一定出于恶意）又旧调重弹，认为他对绘画一窍不通。
他写有关艺术的作品还很少，他仍然到处发表演讲。他的朋友圈子里不仅有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还有他十分敬佩的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以及他在从维伊奈到巴黎的火车上遇见的两位野兽派画家弗拉芒克和德朗。他的小朝廷就这样组成了，但他们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1904年，毕加索第四次从西班牙回到法国后，他的朋友陶瓷雕塑师帕克•杜里奥为他们腾出了他在蒙马特尔山上拉维尼昂街的作坊。这是一座稀奇古怪的房子，建于1860年，原来是一个钢琴生产车间。他们用木板把它隔成几间后，这里便成了艺术家们的官邸。由于房子建在半山腰，于是入口开在最上层。为了进各自的房间，人们必须在进大门后往下走，首先进入夏天火热、冬天冰冻的昏暗过道。每个房间由朝蒙马特尔山顶开的大窗户采光。这座房子里有几个卫生间，惟一的水龙头在二层。下层的天花板就是上层的地板。房子的隔音效果十分糟糕，相邻房间的任何响动相互都听得见：唱歌声、叫喊声、脚步声、床铺的吱嘎声，以及时不时的呻吟声……木质地板丝毫不妨碍邻居之间相互了解他人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他们的任何动作。所有的门几乎都关不上。
但是，毕加索为他们终于有了落脚地而兴奋不已。他以贪婪的神情，欣赏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奇特的全木建筑。他给房子起了个名字，叫“猎人馆”。这座简陋的房子酷似塞纳河上洗衣妇们搓洗衣服的平底船，于是马克斯•雅各布有了一个新主意：给这座房子起名为“洗衣船”。从此以后，“洗衣船”这个名字将逐渐地从拉维尼昂街出发传遍全世界。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欧洲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这也是阿波利奈尔生命的最后阶段，是他生命的火焰分外绚丽的年代。他申请加入法国籍，获得批准。他主动要求入伍参战，头部受伤治疗；他和新派艺术家活动频繁，备受艺术家朋友的推崇；一九一七年，他创制「超现实主义」一词，他作关于「新精神」的著名演说：「为恢复开创精神，为明确理解自己的时代，为向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打开新的视野而斗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即将结束。9日下午，毕加索在里沃利街的拱廊下散步时，遇见一位寡妇，战争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一股大风把寡妇的黑纱刮到了毕加索的脸上。晚上，回到公馆后，毕加索站在一面镜子前，长时间地端详着自己的面容。下午的事使他大惊失色，他从脸上看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操起一枝铅笔，把从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了下来。此时，电话铃声响起。他放下画笔，拿起电话。放下电话之后，他长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接着，又转身走到自画像前。
他刚刚获悉的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去世的噩耗。
1918年11月3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弗拉芒克和他妻子的陪同下，从他的家中出来，下了楼。他邀请他们夫妇俩与他共进午餐。两个男人在圣日耳曼大街上讨论着诗人最新完成的剧本《时代的特色》。两个星期后，艺术与自由剧团将上演这部戏。弗拉芒克负责布景。他们分手之后，阿波利奈尔朝他经常投稿合作的《Excelsior》报社走去。
晚上，阿波利奈尔发起了高烧。他躺在卧室里无法出门。卧室的墙上悬挂着玛丽•洛朗森为他画的一幅画。在那幅画中，他和马克斯•雅各布、毕加索在一起。阿波利奈尔感觉很不好，而且与以往的感觉不同。但他还是不想去医院，因为从头部受伤以来，他在医院住的时间太长了，他害怕住医院。
体温还在继续升高，大汗淋漓。雅克琳娜既担心又着急，但她不叫医生，他们在等待。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来了，毕加索也来了。走了，又回来了。他们去安茹街见了让•科克托，请他去通报卡马斯大夫。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也许是肺充血，也许是别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
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人们认为这种病是西班牙海员从亚洲带回来的。实际上，它是远征军从美国带来的，并在欧洲迅速地传染开来。它比战争更快地将人们击倒，两年之内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为了疏散传染病人，法国的将军们在舍曼•代•达姆前线同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议。在巴黎，一批又一批的棺材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直至墓地，其中一具棺材里面躺着法国诗人、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唐。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战场上天天与死神做伴时，从未害怕过死亡。而今看见死亡逼近时，他害怕极了。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一再恳求卡马斯大夫救救他。他始终搞不明白，他从炮弹堆中能捡回一条命，却逃不出一个小小微生物的魔爪！
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探望他。雅克琳娜•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塞尔日•费拉特一直守候在他床边，寸步不离。室外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室内布满鲜花。1918年1月9日下午5点钟，死神慢慢地逼近巴黎圣日耳曼大街202号。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身穿军官制服，军帽放在身边，安详地躺在床上。战争就要结束了。死亡人数达800多万，伤员达2000万。身上覆盖着三色旗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被送往了巴黎的拉雪兹公墓。
国土保卫军第237团的一个排来向他志哀。科斯托维斯基夫人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毕加索紧跟着灵枢，他身后依次是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布莱斯•桑德拉斯、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保尔•福尔、让•科克托、费尔南•莱歇、梅景琪、雅克•杜塞、保尔•莱奥托、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拉希尔德、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纪尧姆……以及其他许多人。停战协议在两天前签署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大街上喊着“阿波利奈尔永存！”的口号欢庆胜利。
一九一三年，阿波利奈出版诗集《烧酒集》。《烧酒集》反映他诗歌天才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样性，奠定了他现代派诗歌的盟主地位。诗集出版前夕，阿波利奈尔删除全部标点符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被认为是创新。《烧酒集》薄薄的一册，成为西方诗歌领域里划时代的作品。诗人为何如此命名？《烧酒集》的开篇，是长诗《空地》，《空地》结尾处，诗人唱道：
你喝著这烧酒
烫得像你的生命
你喝你的生命
像喝烈酒一瓶
这瓶烧酒最终碎裂无声音。
诗人英年早逝之时，不过38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