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今年上海书展推荐十本好书

日期：2010-08-11 作者：孙甘露;江晓原;吴志强;吴晓波;汪丁丁;袁筱一;王一方;贺雪峰;刘兵;陈蓉霞 来源：文汇报

 

 

 

 

 

 

 

 

 

   
    8月11日至17日，以“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与世博同行”为主题的2010上海书展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为向广大读者提供富有意义的选择，本报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SMG联合推荐十本好书，这些书涉猎文学、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等多个领域，既有抓人眼球的畅销小说，也有力透纸背的社科读物。主办方将围绕这些图书在书展期间举行讲座、演讲、签售、作品展等活动。
    
阅读的故事
    
    ■孙甘露
    
    在两岸三地的知识界，有关阅读的故事由唐诺来写，可说是不二人选，如同张大春的《小说稗类》之于小说理论。唐诺是一个在阅读方面近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深思的人，是一个更驳杂、更繁复的曼古埃尔，是一个海岛上的本雅明。唐诺叙述的线索不仅深入揭示了广义的阅读，同时也是近几十年来中文出版、翻译、思考、研究的具体而微的写照。在我看来，支配这本书的潜在动力，似乎出自本雅明的那个妄念——一部完全是由引文构成的书。
    
    这是一部阅读的辞海。在某种时候，它假设你是个有着百般理由不愿阅读的人，而更多的时候，它认你为另一个唐诺，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其深意，几乎必须和他具有相仿的阅历。这是这部书的趣味所在，也是阅读它的难点。
    
    这是一部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的书，它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串联、架构此书，形成理解它的关键通道。那个爱极了阅读的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的失去，喻示了当今阅读生活的衰退，或者说，揭示了读者的孤异的处境，“就跟昔日的玻利瓦尔一样——阅读者站在自己熟悉的实存世界，却发现自己是异乡人”。或者如佛罗斯特所说：“阅读，让我们成为移民”。所以，这既是一部欣悦之书，也是一部沉痛之书。阅读所能唤起的千般感触，差不多都囊括其中。
    
    阅读之意义，正需要通过写作之意义来理解。这本书所涉及的那些经典作家，无不是对此深思熟虑的人。写和读，最终汇聚成书的本质，而揭示这一点，“与之相联系的批评的处境显得非常特别，双倍的饶舌”，迈克尔·伍德在《沉默之子》中深刻地指出：“多话的言词之子想要替沉默之子说出它们自己不（想要）说的东西，或者根本不说的东西——这就是批评和艺术表现之间的一般关系……分析不会告诉我们一个文本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我们该如何感受，它只能告诉我们文本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或许）我们为何会有我们已有的感受。”而这也正是唐诺这本书的着力之处。
    
    但是在东方，或者说当你游走于两岸三地，阅读一事，或如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所言：“每样事物都有某种意义，然而每种意义都不被理解”。这就是唐诺致力于克服之事，也是他所揭示的克服之难。
    
    这是一部精妙之书，也是一部繁复之书，它涉及的既是阅读之理性也是阅读之迷思。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这也是阅读的必由之路。
    
一部小说的异数
    
    ■江晓原
    
    翁贝托·埃科拥有一大堆头衔：小说作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原是学者，但他写的小说竟也能畅销和流行。其中最出名的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问世之后，马上得了两项大奖，好评如潮。处女作就大获成功，洛阳纸贵。不久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大牌明星肖恩·康纳利出演，更是火上浇油。而围绕着书名的阐释，“几乎构成一场20世纪末期的阐释大战”，埃科对此的澄清和回应，居然就可以鼓捣成几部著作：《阐释的界限》、《诠释与过度诠释》《玫瑰的名字注》等等。这也真可以算文坛异数了。
    
    《玫瑰的名字》中的故事被安排在公元1327年。奉教宗之命，巴斯科维尔的僧侣威廉，带着年轻的学生阿德索，来到意大利北部一个圣本尼迪克修道院参加一场宗教辩论。而从他们到达的前一天晚上开始，修道院连续发生凶杀。修道院的图书馆只有馆长和他的助手可以进入，第二天助手又死在浴缸里。威廉和阿德索后来发现图书馆里还有密道，终于得以进入，这图书馆竟是一个重门叠户的迷宫。修道院中的凶杀则还在不断继续……
    
    从表面上看，小说主要以禁书、迷宫、谋杀、修道院中神职人员病态的精神世界，以及整个故事中的阴暗恐怖气氛来吸引读者。威廉师徒的破案还用到许多宗教、符号、隐喻、神秘主义等等的知识（这些内容在电影中被简化了不少）。对于作为符号学家的埃科来说，这些正是他的专业优势。
    
    这样一个与玫瑰毫无关系的故事，为何名为《玫瑰的名字》？在最近出版的中译本《玫瑰的名字》中，埃科大谈他的创作缘起，他说他最初的书名是平庸乏味的《修道院凶杀案》，后来的“梦想”则是将小说取名《梅尔克的阿德索》（小说和电影都是以阿德索晚年回忆的形式展开故事的）。但是最终他认识到，对于小说而言，“一个书名应该把思绪搅乱，而不是把它理清”，所以取了《玫瑰的名字》这个莫名其妙的书名，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
    
    埃科谈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工作过程，颇有意思。他用夸诞的措词将它称为“宇宙学行为”——“要讲故事，首先要建造一个世界（宇宙）”。他写小说的第一年都用来建造小说所需要的世界，例如阅读大量中世纪宗教文献、设想有哪些人物、设想故事发生的场所乃至建筑物（例如那个迷宫图书馆）等等。他认为，一旦有了这样的世界，故事就会自动在其中发生，凶手就会自动在其中生成……
    
    埃科本人经历丰富，曾在新闻界工作5年，做杂志编辑16年，他甚至曾在方济各修会的修道院当过修道士——还真为写作《玫瑰的名字》“体验生活”过呢。
    
    有趣的是，当有人将埃科的小说和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比较，并询问埃科的看法时，埃科妙语答道：“这就像是拿米老鼠和孔夫子做比较”。对于他的小说是否影响了丹·布朗这个问题，估计他也不会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下城的启示
    
    ■吴志强
    
    下城（Downtown）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有点陌生，但其实它指的就是美国城市中的“商业中心区”。纽约的“下城”地区逐渐脱离了地理学意义，成为美国大都市繁华景象的标签，如何看待这一美国特色的产物，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与城市研究教授罗伯特·福格尔森（Robert M.Fogelson）所著的《下城——1880-1950年间的兴衰》一书，正本清源地勾勒出它起落的过程。
    
    《下城》详细论述了不同时期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城市的商务、交通、居住功能如何在城市传统中心和边缘区转换，造成了下城的兴衰。全书按照时间的轴线进行论述：从19世纪末美国下城的情形谈起，为了谋求下城的发展，高架铁路和地铁等快速公交的修建使郊区的人流可以便捷地进入市区；而下城的发展使得对街道的宽度与建筑物的高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建筑物高度的限制是充满争议的，有关各方均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原本迅速扩容的下城显得臃肿庞大，开始衰弱了。汽车的普及使城市精英更喜欢在郊区居住，并带动了郊区的商业中心的发展与繁荣，城市管理者开始考虑给予停车更多的方便并着手改造下城周围的街区，到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观点开始在美国确立起来，下城不再是巨无霸式的城市中心，它和边缘地带的商业发展形成了互补关系。
    
    利益博弈在这本著作中显得非常突出，在每一座摩天大楼背后都会有激烈的利益争夺与交换。如何调和城市各个区域间的利益，如何平衡各利益群体的得失，如何取得城市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和谐，如何将城市发展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统一起来，中国城市规划的决策者和城市研究者们都会在这本书里得到启示。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规划总规划师）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
    
    ■吴晓波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历经两年之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渐行渐远了吗？金融危机给予了我们的决策者、学者以及企业家怎样的反思呢？我们应该怎么评估、预期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走向呢？
    
    由张维迎教授主编的《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一书，内容来自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的嘉宾演讲，其中包括许多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透过这本书，读者可对当今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产业政策等有更为真实和全面的了解。
    
    在这本书中，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像一部汽车一样，你想要刹车，钩一下车就停了，你要启动它，踩半天也不动。因为刹车的主动权在政府，财政货币政策一紧，说刹车就刹车。但是启动的主动权在民间，不在政府……”过去30年里，经济学家们推动了经济变革的理论动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能发出呼喊的经济学家却日益稀少，在本书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有些现实我们必须思考
    
    ■汪丁丁
    
    这是一本意义深远的教材，2010年1月的这一版已是第三版了。从始至终关注并探寻旨在抑制某些部门权力寻租的体制改革方案，是这本教程的主要特征。
    
    五十多年的改革历史，每一政策都是利益群体反复博弈的产物，不可能服从任何一套统一的思想逻辑。故作者在构建全书框架时，常感困惑。带着这样的困惑，以往的改革可分三阶段：1958-1978的行政性分权改革,1979-1993的增量改革,1994-现在的整体推进。
    
    全书分四篇十二章。第一篇两章回顾社会主义实践与体制改革的历史并探讨社会主义各国改革之必然性。第二篇六章回顾中国计划经济各部门的改革：农业、工业、金融业、财政税收、外贸和外资引进。第三篇三章讨论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作为读者，我很喜欢作者在这一篇里的叙述。第四篇即第十二章，表达了作者自己对未来改革任务的设想。但这一设想需要依靠何种社会力量来获得实现？仍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在这一宏大的改革叙事中，作者十分重视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增量改革策略密切相关的价格双轨制及由此泛滥的寻租活动最终形成的所谓“第三种社会势力”的危险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宛若一次多重的相遇
    
    ■袁筱一
    
    这一次，昆德拉终于突破了“七”的“劫数”。
    
    成书于2009年年初的《相遇》分为九部分，从培根的画开始，到他所谓的“原小说”——马拉帕尔泰的《皮》结束，继《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之后，昆德拉再一次重申了他对小说——同样引申到包括绘画、电影、音乐在内的艺术——的定义：艺术（或者是小说）就是将“感觉和思想的每一面向完全展开的方法，好让生命不至于缩减为恐惧的单一维度”。
    
    《相遇》仍然没有离开昆德拉最喜欢的主题词：轻、笑、遗忘、记忆、历史……只是，读了《相遇》之后，我们才蓦然发现，如果从《玩笑》开始计算，昆德拉的小说竟然也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因而，《相遇》中的主人公从《小说的艺术》中的拉伯雷、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贡布罗维奇扩展到了法郎士、塞利纳、菲利普·罗斯和马拉帕尔泰，当然，拉伯雷、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贡布罗维奇也仍然在。欧洲小说的“上半时”与“下半时”都在，还有现代文学如果还想找寻奇迹就无法放弃的拉丁美洲。用了昆德拉自己的话来说，或许，《相遇》本身就是“一次多重的相遇”。
    
    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德拉是执着的。在所有的理论家都叫嚷着“小说（或者文学）的终结”的时候，昆德拉却停留在他半个世纪前的出发点。有谁能够不为这样的想象所感动呢？明明是向记忆走去——《相遇》一开始就说，它是“和我的旧主题（存在的与美学的）还有我的旧爱相遇”——却一厢情愿地把这样的运动想成是未来的方向。因为，在昆德拉看来，政治不是永恒的，历史不是永恒的，甚至记忆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作为“存在的探测器”的小说可以是——如果他不是很反对这个词——永恒的，可以越过时间的界限。不是吗？拉伯雷在小说以“小说之名”存在之前就已经在写小说了，那么，即便有一天，小说不再能够以“小说之名”存在，我们还是能够期待它突然以某种我们未曾预料到的形式，给我们探索存在的惊喜。
    
    《相遇》里的昆德拉也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昆德拉，一个在振振有词地阐述自己对于小说或艺术的定义时，也不会忘记为我们讲上两个冷笑话的昆德拉。不是一高一矮的两个背影——作为法国二战英雄的诗人勒内·夏尔与因赞同过纳粹主张而饱受争议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是布莱希特遭人“举证”（是在他入殓后三十年）的体臭，再不就是曾经迷恋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的海地共产党诗人。这多少让还不能够完全沉迷于后现代碎片置一切于不顾的我们有些无法接受。然而，我们不是不知道，所有的冷笑话都指向一个真相，那就是，小说如果是存在的探测器，它就不应该，也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左右。所有的冷笑话，恰恰是小说之外的。
    
医学，怎样才可爱？
    
    ■王一方
    
    可能是哮喘病的病患体验促使克莱曼审视疾病时怀着医生与患者的双重角色，双重理解，于是，开篇文字就在语义上将“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区分开来，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病人的世界，一个是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一个是诉说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然而，现代医学信奉单边主义的“真相大白”，唯机器检测的结论为准绳。在这样的临床路径中，只有病，没有人，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呵斥，没有沟通，只有救助，没有拯救……就这样，技术与人文疏离了，现代医学迷失了，丢失了仁爱的圣杯，被消费主义所裹挟。
    
    克莱曼在序言里一口气讲了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他做实习医生阶段，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个可怜的7岁女孩，全身大面积烫伤，需要每天做冲洗体表腐肉的漩流澡治疗，这是一项极其痛苦的治疗术，孩子完全无法忍受，每一次都会高声尖叫，并尽力反抗治疗，卡莱曼被指派去安抚这位小病人，他几乎使尽了全部招数也无法缓解孩子的痛苦，也无法让孩子安静下来，最后，只好让孩子将每一次水枪喷射到皮肤的感受述说出来，于是，这个小女孩努力去捕捉痛苦起落的每一丝感受，寻找恰当的词汇表述出来，与这位年轻的实习大夫悉心对话，这一招比其他办法都管用，孩子安静了，驯服了。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妪，一战期间，她从一名军人那里染上了梅毒，并导致了心血管损害，在长达几个月的随诊中，克莱曼通过老妪的叙述明白了污名笼罩下的病人如何度过躯体痛苦、心理屈辱、社会歧视的多重压迫，叙述本身也帮助病人逐渐解脱出来，这令他回味起医圣希波格拉底的教导：“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无疑，良好的沟通，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
    
    克莱曼20世纪70年代末曾来过中国，与湖南医学院的学者合作，从事神经衰弱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一份独特的研究经历激发他以医学人类学方法来探索疼痛与生活境遇、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勾连，并升华为一种慢病治疗的方法论，为发端于哈佛校园里叙事医学新潮开辟了航道。
    
做真正的中国研究
    
    ■贺雪峰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经验，中国本身成为学术界关照的对象。应该说，继六十年前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后，中国研究重新引起学术界的聚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模式”构成了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尽一致的经验，中国作为西方经验的“他者”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
    
    曹锦清教授的努力或许提供了另一种学术路径。在这个学术路径中，中国不单纯是理论研究的对象，中国经验也不再是西方理论中的“他者”，相反，理论研究服务于认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不过于强调理论研究的“规范”，强烈的经世致用情怀成为曹先生学术之路的主要立场。在这本《如何研究中国》中，曹先生多次提到，他本人是因为对人生、对理解中国有困惑才有所作为的。早年《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启动时，是为了全面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到《黄河边的中国》，则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其对中国“千年之巨变”的关怀，如果说这些研究更多是曹先生早年“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的具体努力的话，那么，《如何研究中国》则更多的是对这些具体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考。
    
    正如曹先生所言，在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而中国社会却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认识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于谈这句话也会自觉轻狂。我想，只有真正在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人，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之巨变，也才会越来越感到个体研究者的无奈，以及我辈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
    
低碳普及的意义
    
    ■刘兵
    
    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低碳”，都是一些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重要概念，都是极其值得倡导，让所有关心生态环境和人类未来命运的人都能深入了解的重要知识。也只有当更多的人真正理解了何为可持续发展，以及何为低碳，才不会让这些本来是根本性的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好理念被人滥用，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迷彩装饰。
    
    新近出版的《低碳化生存——城市更美好》一书，应该说，正是一本面对这种迫切的需求而问世的普及性作品。该书作者，长期从事城市环境和建筑用能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后又担任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低碳城市研究中心的主任。
    
    从书里的具体内容来看，既包括了一些知识性和思想性的东西，前者如城市低碳概念和城市低碳机制，后者则如城市低碳思想，甚至于像作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东西方不同的环境思想等，也都在讨论的问题之列。作为有特色的部分，作者对于低碳在普通公众个人生活方式方面的体现的介绍，为普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贯彻低碳理念提供了实用的指南。最后，作为作者最本行的建筑与低碳的介绍，也是有别于其他低碳读物的亮点。
    
    （作者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华生与DNA
    
    ■陈蓉霞
    
    近年来，DNA，作为一个化学名词的缩写，早已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DNA指遗传物质，它具有双螺旋的构造，说得通俗些，有点像我们早餐桌上的油条。
    
    DNA双螺旋模型的发现者是华生和克里克，他们当时都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学术界毫无影响力，但这一成果却使他们一夜成名，并且因此而获诺贝尔奖。化学家们嫉妒他们无须没日没夜地做实验，于谈笑风生间却搞定一切，于是戏称这一成果为WC，他们两人名字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这一细节出现在华生的新著《DNA：生命的秘密》中，读后令人忍俊不禁。
    
    如此生动的细节在书中比比皆是。就说华生的合作伙伴克里克吧，他小时酷爱提问，双亲不堪其扰，给他买了一套儿童百科全书，让他自己到书中去寻找答案，结果反而让他没有安全感，生怕自己长大后会无事可干，因为所有的秘密都已被人发现。母亲只好向他保证，日后一定还会有事等着让他去发现。事实证明，母亲没有食言。
    
    从华生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DNA技术的各种妙用。比如，用于法庭判案；用于检测我们体内的遗传疾病；用于追溯人类的由来及其各人种的谱系。但这些技术的运用在社会上的认同却或多或少存在着障碍。就说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吧，DNA检测表明，留在案发现场的血迹与辛普森的血型高度一致。但陪审团没有采纳这一证据。相反，正是辩方出示的一副手套，似乎难以套进辛普森之手，却让陪审团做出无罪认定。因为DNA证据复杂得令人昏昏欲睡，而一副手套只要动用常识就能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