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绝对命令”与中国的实情

康德的“绝对命令”与中国的实情

作者：虚舟 更新时间：2007-12-7 7:33:00 来源：作者惠寄 【字号: 大 中 小】 浏览9次　　一、“绝对命令”就是伦理道德 　　康德认为，“由于我们是人类，具有一种受到感觉官能影响的意志，结果，这种意志的活动可能与纯粹意志不一致，甚至经常与它冲突，这些法则表现为强制的命令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因此，这类法则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     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解释道，“绝对命令，一般又表明什么构成责任。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公式：‘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     康德说的“绝对命令”，“普遍法则”，就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用康德的话讲，就是“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为什么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成为“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呢？ 　　二、“绝对命令”即伦理道德出自人性 　　就人的本性而论，人是智能动物，能够认识世界，发明创造，不仅适应世界，而且改变世界，在大自然生存竞争的环境中已没有对手。一如西塞罗所说，“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造人是为了两个目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人就是必死的神”。像神一样有能力的人，可能的对手是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同类。为了避免组成社会的人同类相残，保证人类社会正常生活，伦理道德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同时出现，为人类社会提供作为人的行动准则，为人类社会提供作为人的行动力量。 　　伦理道德有如此的普遍性，康德直接称之为“先验的原则”，认为对于后人来说，“道德法则作为有效的法则，仅仅在于它们能够合乎理性地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并被理解为必然的。事实上，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行动的概念和判断，如果它们的内容仅仅是那些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学得到的东西，那就没有道德的含义了；如果说，有人错误地想通过经验所得到的任何东西来制定道德原则的话，他就已经陷入最糟糕、最致命的错误的危险之中”。     其实，在康德之前近两千年的时候，西塞罗即讲到这个“先验的原则”：“良善的人做很多他们并不指望得什么好处的事，只是出于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才去做。人与低级动物之间有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理性的恩赐，一种积极的、精力充沛的智力，能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做好几件事，并且可以说有一种敏锐的嗅觉，能够洞悉事物的因果关系，能够分条缕析，能够把分离的事物联系起来，把将来和现在联系起来，纵观整个生命过程。而且正是理性使人类对同类感兴趣；理性还产生了语言和习惯的一致性，激发人从友谊和亲情开始扩张自己的兴趣，首先与同胞形成社会纽带，然后与全人类建立社会关系”。 　　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纽带”，人类的“社会关系”，确实是这样建立在“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的基础之上。 　　三、“绝对命令”即伦理道德来自历史的源头 　　人像神是在战胜大自然的灾难中显示出来的。人这个神创造的第一个奇迹是组建人类社会。按传说，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在战胜大洪水中形成，最终领导治水成功的大禹成为英雄，他之后他的儿子启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按传说，西方人是在挪亚方舟躲过大洪水之后，才开始形成社会，后来逐渐出现国家。在这个源头上，伦理道德的“绝对命令”应运而生。希伯来人的“十戒”，是西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印度人的“十戒”，是东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夏朝凭借的“天命”，即中国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 　　这些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后来的国家制度、法令、法律、文化，不过是对这个基础的引伸和发展。中国和西方的差异，这时就已埋下伏笔：西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面对的是自由的个人，为人的发展留有余地，而人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的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面对的是隶属国家的百姓，不是自由的个人，人只是国家的工具，国家才配有发展的机会。然而，没有人，没有人发展的余地，人不发展，国家也就无从发展，结果就造成中国的国家体制，几千年间虽有分封制、集权制、三省六部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式演变，土地国家所有的基本制度却至今不变，以至于国家还是原来的国家。 　　东西方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了，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四、“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违背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 　　这个道理不难想象，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要求的是原则上的应该不应该，不是经验中的有利不有利。应该做的，不利也要做；不应该做的，有利也不做。原则高于利益。而“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则不管应该不应该，只要经验上有利，就做；只有经验上有利，才做；只要经验上无利，就不做。利益高于原则，甚至于是没有原则。无论这种被当作“首要条件”的“有利”多么冠冕堂皇，引人入胜，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必然会和“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是：‘依照一个能够像一项普遍法则那样有效的法则去新动向’”背道而驰。 　　对这种把“有利”当作“首要条件”状况，康德进一步批判道，“就此而论，一切似是而非的先验的合理化，归根到底，无非是通过归纳法，把经验中的事实加以概括而已。由此得到的一般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对每个人必须允许有数不清的例外，为的是，可以按照他特殊的爱好和获得快乐的能力，去选择他的生活方式。最后，个人确实必须变得聪明伶俐，而以他本人或邻居的遭难为代价”。生活就是这样，对“有利”的绝对追求，不是伤害别人，就餐损害自己。 　　所以，康德说，“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 　　五、中国就是“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的地方 　　林则徐作为捍卫大清帝国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作为当今世界誉满全球的禁毒英雄，在中国长时期享有崇高地位。他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避趋之”，典型地显示出中国伦理道德非“绝对命令”的本质特征：“利国”，而不是“利人”，因而没有“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没有“表现为强制的命令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的“普遍法则”，没有“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的“绝对命令”，有的只不过是“利”，“苟利国家”之“利”。伦理道德就从“绝对命令”的君临天下，掉进王宫，沦为国家的“相对命令”，“家天下”国家君主手中的工具。即如“天命”，看似崇高，由于“天命靡常”，解释权就掌握在每一个夺得天下，霸占国家的人手里，他们都标榜自己，“应天顺人”，“奉天承运”，都自封为“天子”——老天爷的儿子。这就跟西方上帝只有一位，上帝的儿子也只有一位，并都在人生的彼岸大不相同，等于说上帝的儿子就在人间，正坐在龙椅上，要有多少位，就有多少位，“天命”就掌握在那些金銮殿上“金口玉言”的家伙们手里。因而，中国的伦理道德就和西方不一样，不是超出具体经验的“绝对命令”，而是出于“天子”需要的“相对命令”。“一个将军一套令”，“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军事如此，伦理道德也如此。即使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是各取所需，与时俱进，或以忠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或以理治天下，或以义治天下。 　　其中儒家二圣的教导，“朝闻道，夕死可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看似“绝对命令”，其实无论发布者或解释者心目中，“道”，是为国之“道”；“仁”，是为国之“仁”；“义”，是为国之“义”，其精髓，不外岳母题字：“精忠报国”，还是“天子”“相对命令”的活学活用。《孟子》书中亚圣对梁惠王的批判说得很清楚，“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种对物质小“利”的否定，正是对政治暴“利”的肯定，正如《大学》强调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除了国家以外，中国的伦理道德没有为个人作为人留有余地。 　　参透了个中玄机，官员们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好点的，“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坏点的，“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读圣贤书，想私家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既然，“天子爱英豪，文章教尔曹”，那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看破弥天大谎，老百姓不管是“徯我后，后来其苏”的期盼，还是“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的诅咒，抑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歌颂，“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赞叹，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利出发。即使是自己暂时的领袖要调动自己，也只有拿利益做交换才成：“苟富贵，勿相忘”是这样，“均贫富”是这样，“闯王来了不纳粮”是这样，“天朝田亩制”是这样，“打土豪，分田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一切向钱看”，“解决温饱”，“小康社会”还是这样。 　　结果，号称五千年的礼仪之邦，华丽的外衣下面包裹着如此的生命：“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仪”。中国以“天命”的名义制造的伦理道德造就的生活现实，证明了“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的普遍意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举世无双，然而中国人反倒更不知荣辱，更不知礼仪，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建立在伦理道德的“绝对命令”的基础上。这是致命的威胁。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再一次温习康德的提示，清醒清醒头脑： 　　“就此而论，一切似是而非的先验的合理化，归根到底，无非是通过归纳法，把经验中的事实加以概括而已。由此得到的一般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对每个人都必须允许有数不清的例外，为的是，可以按照他特殊的爱好和获得快乐的能力，去选择他的生活方式。最后个人确实必须变成聪明伶俐，而以他本人或另据的遭难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