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这么累，却没有多少成果？”

“为什么我们这么累，却没有多少成果？”
何明珠  2006-12-26
“为什么我们这么累，却没有多少成果？”
科学时报 作者：王卉
年底，许多科研人员分外忙碌与疲惫，特别是一些学术带头人、团队负责人，他们不仅要在这时应对各种考核与评估，还要申请明年和今后几年的课题，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研究团队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但遗憾的是，注定有一些人会白忙活，作为“陪绑”，没有任何收获。
“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科学家，该休假的休假，该休息的休息，基本不加班，成果却比我们多，效率比我们高。我们整天加班，怎么也没有出多少东西？”一位科研人员反问《科学时报》记者。
“瑞士国家不大，瑞士科学院也很小，但得了十多个诺贝尔奖；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并没有涌现出多少重大成果，这值得好好反省!”这位科研人员表示。
科学家成了乡镇书记？
“有一个问题很清楚，我们的科研环境很急功近利，让大家'冒泡’的压力比较大!”有研究人员如此分析大家疲惫的原因。
考评标准要求大家快出大成果，要有大影响!包括两三年就拿大奖，出Science、Nature文章。
很多西方国家的科学家相对简单，按想好的东西往下做，不受很多干扰，科学家就是做科学，但“我们现在受政府形象工程干扰太大，我觉得科学家快与乡镇书记一样了：三年四年就要一大变，科学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脑袋也乱了!”
“很多研究成果是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出来的，不能整天变，不能这边有钱往这边来，那边有钱往那边去!”有研究人员认为，目前我国对一些研究的支持，从大的计划来说还不充分。比如，五年时间内应该按项目执行计划，只要按原计划进行，就能一直延续下去，但现在没有这个机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一会儿沙尘暴，一会儿禽流感，一会儿又是新农村，科研人员哗地一下过来，又哗地一下过去，进退失据!”
经费与项目：
不得不谋取的生存之本
“科学家自身也有些浮躁。他们可以不去争那些项目，这样也不至于进退失据!”有人发出疑问。
“但如果不争取项目，你就没有钱搞科研!你能不参与吗？”对此，有两位科研人员都这么反映。通常，很多项目的研究经费并不多，科研人员不得不找新的项目让自己的经费支持能够延续。“这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资源分配有一定关系。”
《科学时报》记者了解到，如果某些部门申请不到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或者重点基金，它就很可能没有立身之本。因此可以说，能否申请到一些大的项目也关系到一些单位的生死存亡。这样，争取项目也变为衡量机构、部门工作成绩的一把尺子。
对个人而言，“你拿不到钱，单位领导也脸上无光，你在单位就不会受重视，压力自然很大，甚至会被骂为不懂世事的书呆子”。
在目前的科技体制下，每个科学家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单个科学家也好，一个研究团队也好，拿不到项目就无法生存，甚至会影响到单位的生存。
“国外科学家也争取经费，但他们是争取研究费，而我们是争取工资，争取自己的研究团队能活下去。争取到的经费，看着也有不少，但把人员工资扣除后，也剩不下多少可用于科研。不累也不行，这是许多人需要面对的现实。”有学科带头人表示。
事实上，因课题中断，也确实存在有些研究团队和人员发不全工资的情况。
有些重点项目申请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非常残酷”!
“我们也像是包工头，申请到项目就做，申请不到项目就没事干，也没人管!”有研究人员表示。
有多少时间搞科研？
对于研究人员的时间分配，某科研机构的领导这么说：40%用在写申请书找钱上，另外还要用于应对验收、评审等等……
以前科研人员的时间安排大致还有章可循，大概一年中什么时期是申请项目高峰期，大家也都不相互打扰，约定俗成，分头爬格子写申请书，其他时间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做一点事，即使年中、年末要考核一次，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时间，但现在的随意性就大了：“你120%的精力要来注视周围动态，累不仅表现在一年中要拿出更多时间来申请经费，拿出更多时间应付考核和评估，还表现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考核、什么时候评估、什么时候有一个新的项目意向。实际上，这是一种更累的状态，让你时时刻刻处于紧张状态。对研究人员来说，有一定紧张感不一定是坏事，但你真正做一项研究时是不能被经常打断的，就像在心情很乱时很难构思出一篇好文章。”某地方科研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表示。
国外有些大的科研项目，预算是基本解决十年、二十年的需要，而目前在中国的预算是一年做一次，而且很多个小单位捆绑在一起。
“对一些科研项目的论证来讲，能否一次做得时间长一点、做得充分一些，别明年又重复做论证!”有人建议。
“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把部门利益说成国家利益，让大家跟着这个指挥棒走，然后又把集团利益说成部门利益，让大家跟自己的指挥棒走。因为集团利益处于一种博弈状态，所谓“国家利益”也在变化，“部门利益”也在变化，因此，“指挥棒”自然也随之变化。
有科研人员发牢骚：“现在很多东西很差劲，今年让你干这个，明年又让你干那个，而且还是不同标准。标准改变了以后，你会突然发现以前孜孜以求的东西现在已变得一文不值了!跟风总跟不上，很郁闷!”
关系学的疲惫
僧多粥少，古已有之。依靠人脉去获取资源在国内外都有，拉关系是一种制胜的诀窍。“在中国，制度的因素使你不这样做行不通，是傻子；在国外，这么做你会羞于启齿。”
“我认为不止40% 的精力要放在搞项目申请上，特别是学术带头人、首席科学家，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是刺探消息，你首先考虑的不是写本子，而是想方设法了解这个项目的意向是给谁，你有没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或者你有没有可能从那里分一杯羹。有的人甚至已经演化为'掮客’。”
这种很沉重的现象在社会上不是少数，“我们不能说这是中国人的本性造成，而应该说是制度、机制诱发的”。
项目申请如何公开、公平、公正？有人认为科技腐败已经成为限制和阻碍科技进步的主要因素。“老一辈科学家治学严谨、认真，现在一些'老板式’的科学家却腐化了，项目评审基本听不到公正话，没有人说反对意见，有时连起码的讨论也省去了，按照申请人事先写好的'评审意见稿’改一改了事!有的已经确定好人选的假招标，劳民伤财还累人，有人用一两个月时间准备材料，大老远坐飞机来答辩，结果工夫都白搭了。”
对此，学者李侠曾在《科学时报》撰文称：之所以我们的科技政策制定水平低下、资源浪费严重，是因为我们许多项目的评审与监督是基于偏好伪装背景下进行的。坦率地讲，这种情况不能完全归罪于评审与监督人员的素质与人品或者渎职行为，而是制度环境的特定产物。反对者很少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公开站在一个不受欢迎的立场上，其成本是昂贵的。它可能会产生化友为敌、破坏自己的声誉、毁灭自己前途的种种恶果。在偏好伪装普遍流行的情况下，大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沦落为少数人和集团合法获得科技资源的程序游戏。
浮躁由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
2006年度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被美国人收入囊中。美国媒体认为这表明美国整体科研实力的雄厚及良好的创新体系。
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委员安德斯·利亚斯说，相对其他国家，美国在科研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美国的整个科研体制为科学家营造了宽松、适宜的工作氛围。拿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来说，“他可以10年潜心在自己的领域内钻研，而没有任何压力迫使他快出成果”。
对中国来说，达到这样宽松的工作氛围，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社会舆论也会为科学家们那么大的压力鸣不平，但另一方面，人们也经常会说：“国家投入那么多钱，总得有个交待吧!”层层期望压向科学界、压向科学家。整个社会都不是一个宽松的环境。浮躁不只是在科学界。
有位从事几十年科研工作，并且与国外学界经常联系的科研人员谈起我国科技界与国外的差距，不无遗憾地对《科学时报》表示：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氛围、环境、敬业精神等等都跟发达国家差得很远!
但也有人表示：“我不认为中国人不聪明或者人性比外国人更差，关键是机制、体制向哪个方向调动、引导。”
以反对学术腐败著称的邹承鲁先生同样认为，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认识和道德，而是体制问题。
邹承鲁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由真正搞科学、懂科学的人来管科学”，变官营体制为竞争优胜体制，使一般行政管理人员退出科学的决策舞台，而让科学家成为科学界的主人。
在经费申请、评价与考核机制上怎么做得更好，也还是有很大探索空间的，比如李侠建议“采取科研成果垫资与赎买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遏制利益集团的扩张与权力部门的权力冲动。只有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才慎重采用科技评审。而且这种重大评审必须公开，真正把评审人的责权利明确化”。
关键是如何让科学家们静下心来，有一个好的心态、一个真正好的软环境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