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

韩晗：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

　　1982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柯丝琪访谈刚刚被获得“自由”的胡风时，两人同时提到了抗战时的“抵抗文学”刊物，谈兴正浓的胡风竟然说了这样一番话：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件，抗战开始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当时上海原有的一些刊物的主办人都认为现在打仗了，大家没有心思看书，用不着文艺刊物了，所以都纷纷停刊。只剩下一个缩小的刊物《呐喊》（后改名《烽火》），却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境地，内容比较空洞。我认为这很不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1〕

　　与其说这是牢骚，倒不如说这是诋毁。因为1982年恰恰是茅盾去世后的第二年，一批在上海参加过“文化抗敌”的老作家、老学者与老出版人都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相继病故，而作为饱受政治迫害“因言获罪者”的代言人与“孤岛文学”见证者之一的胡风，又恰逢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其发言自然就有了一定的权威性与真实性。但自此之后，大多的文学史学者在提及《呐喊》（该刊后更名为《烽火》）周刊时，多半就从胡风的这段话出发阐释。可我们并不能因为胡风饱受政治迫害进而将对其的怜悯转换为对其的信任，我们也不能因为胡风是“过来人”就认同其口述史为正史。

　　胡风所说的是史实吗？

　　近两年笔者一直在做民国期刊史料、新文学作家书信日记的辨伪与考索工作，就此专门查阅了相关史料考证后得知，由茅盾主编的《烽火》杂志，在上海、广州两地均曾办刊，其创刊于淞沪抗战“吴淞登陆战”之后的第三天（1937年8月25日）的上海，刚一开始时虽然名家云集，但却无经费支付稿酬。1938年5月1日，该杂志被迫移师广州，主编茅盾更是增加了纯文学作品的分量，譬如小说、散文的篇幅，并推出、扶持了刘白羽、杨朔等一批年轻左翼文学作家，甚至还出版了颇有影响的“烽火小丛书”，主要是以小说、散文为主，该杂志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增，这些无论如何与胡风的那些恶评是沾不上边的——而且有趣的是，在胡风认为“内容空洞”的《呐喊》创刊号上，其本人也发表了杂论《做正经事情的机会》一文，并在《烽火》第二期发表了诗歌《同志》。

　　所以说，无论是其创刊时间、社会影响，还是其文学内涵，《烽火》都并非胡风所论述的那样“陷入观念性”甚至“内容空洞”、“不符合时代要求”，这足以见胡风贬低《烽火》纯粹是个人恩怨作祟。

　　纵观胡风一生，其人虽有光明磊落、坦荡激昂之处，但是其在文学界的人缘并不太好，自己也曾因为性格、喜怒等诸多原因而丑化、抹黑他人。一直以来，由于大陆学界对胡风及其人道主义的弘扬，反而将他与他人的一些恩怨过节忽视掉了，譬如胡风与另一位同时代作家茅盾之间的恩怨，却从未有学者梳理过——笔者认为，在胡风接受柯思琪的访谈中，恰恰反映的是他与茅盾之间的纠葛过节。

　　笔者认为，胡风茅盾两人的矛盾，早已有之，而胡风对于《烽火》杂志的批评，似乎可以理解为在胡风被“解放”之后，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他与茅盾个人恩怨的表现。纵观茅盾与胡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共有四次颇为严重的交恶。这四次交恶，彻底让茅盾与胡风两位左翼文学巨擘“化友为敌”。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托茅盾找一人为史沫特莱翻译的《子夜》的英译本写序。茅盾觉得自己亲自去求人写序，万一被拒则有失脸面，于是转请鲁迅找一个批评家为该书撰写序言，鲁迅当时适逢病中，又为瞿秋白遗稿《海上述林》的出版而奔走，无暇顾及此事，遂将此事转给了自己的学生胡风。鲁迅担心胡风做不好，在1936年1月5日致胡风的书信里，又将此事明确了一道：

　　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拜托你，即是关于茅（按：茅盾）的下列诸事，给以答案：

　　一、其地位。

　　二、其作风，作风（style）与形式（form）与别的作家之区别。

　　三、影响——对于青年作家之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他们的态度。

　　这里只要材料的论述，不必做成论文，也不必修饰文字，这大约是做英译本《子夜》的序文用的。他们要我写，我一向不留心此道，如何能成，又不好推脱，所以只好转托你写，务必拨冗一做。最好自然是长一点，而且快一点。

　　如需买集材料，望垫一垫，日后赔偿损失。

　　鲁迅在这封信里交代得非常详尽，胡风也就完全照办了。这与彭燕郊先生所回忆的“后来听说，茅盾先生曾托鲁迅先生要胡先生为《子夜》的英译本写序，胡先生拒绝了，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回忆”，“并批评《子夜》为‘有太多的客观主义’”〔2〕并不一致，胡风在之前曾多次拜会鲁迅商谈撰写序言的具体事宜。同年2月2日晚，鲁迅便将胡风赶好的序言寄给茅盾，并在附信中说“找人抢替的材料，已经取得，今寄上；但给S女士时，似应声明一下，这并不是我写的”。但是，这个英译本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并未在美国出版茅盾对于胡风所撰写的序言并不满意——因为这个序言里对这部小说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因此，茅盾事后只字不提对胡风的感谢，只说是鲁迅的功劳——四十年之后的1977年，茅盾在回忆文章中丝毫不提胡风的撰序，只感谢鲁迅的提携，由此可见两人感情早已破裂，此为两人第一次交恶。

　　两人第二次交恶是在后来四十年代“国防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论争中。当时已经是左翼文坛领袖的茅盾认定胡风当时提出“民族文学”这个口号“来对抗已经提出将近半年的‘国防文学’口号”，是想“制造混乱，分裂当时左翼与进步文艺界”。由此，茅盾“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接下来，茅盾并进一步将胡风定性，说自己和“四条汉子”等人都认为“胡风行踪可疑”，而鲁迅竟然“听不进一句讲胡风可疑的话”，茅盾此言论让胡风极为不满，这是两人的第二次交恶〔3〕。

　　对于茅盾的抨击，胡风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在伺机报复。1948年，胡风等人主编的《蚂蚁小集》中曾载文用尖锐言辞批评茅盾的《腐蚀》，指其“创作方法的血肉的存在上，却仍然负担着资产阶级没落文学的陈腐的包袱”，这篇文章除了直接导致了茅盾对胡风的痛恨，促使两人关系彻底破裂之外，还引发了一批作家的公愤，一些老作家纷纷著文指责其对茅盾的无端的批评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表示“断然不能容许把思想斗争引导到无原则的喧骂上去”，郭沫若甚至将胡风打入“托派的文艺”，提出“应予消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胡风本人及其追随者而言，他们所崇尚的是“五四精神”，这与后来左翼文学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是差之千里的，但这亦不意味着胡风就拥有不受限制的批评甚至诋毁的权力。在这第三次交恶之后，胡风开始被排挤出纯粹的左翼文学阵营，引起茅盾、郭沫若等一批老资格作家们的反感。

　　1949年7月4日，茅盾在第一届文代会《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报告中“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即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这一部分，对胡风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大概占了全篇幅的十分之一。胡风本受聘为茅盾报告起草人之一，当时因对此章节有异议而未参加，但作为新体制下文学代言人的茅盾却在报告后的“附言”中注明“胡风先生坚辞”，这等于“直接将胡先生推到了被告席上”（彭燕郊语），这促使了新政权对于胡风的完全反感，并为之后的“胡风事件”埋下了伏笔〔4〕。换言之，正是茅盾此举，将胡风彻底打入了政治另册——此为茅盾与胡风的第四次交恶。此后，胡风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与茅盾交恶了，两人在新政权下的待遇，可谓是云泥之别、霄壤之判。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盾成为了中共领导下的文坛领袖与新文学的代言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而他的对头胡风却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竟因言获罪，坐牢数十年，直至1982年茅盾病逝以后，他才有机会“发发牢骚、浇浇块垒”。胡风固然可悲、可怜，但这些不负责任的论断却给后来的史料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对抗战抵抗文学代表的《呐喊》杂志，尚没有一篇专门研究论文予以介绍，甚至还有学者还认为《呐喊》不如胡风主编的《七月》，“要想如实地评价《七月》周刊或《呐喊》周刊的历史功绩，非进行比较式的综合研究不可”（吴永平语）。

　　对于这种现状，我想，这是胡风、茅盾两位新文学先驱在天之灵所不愿意看到的吧。

　　注释：

　　〔1〕《胡风全集》第７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2〕彭燕郊：《记忆中的胡风与茅盾》，《湘声报》2002年12月6日。

　　〔3〕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实》，《新文学史料》第二辑，1979年2月。

　　〔4〕周正章：《胡风事件五十年祭》，《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