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四次“流血事件

引
　　早在1999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金庸来到浙大西溪校区与其门生见面并讲座，谈及知识分子的当代社会责任。当时有一位轻狂的学生提出了：知识，顾名思义，知就是知是非；识就是识大体。知识分子当以激浊扬清，明大是大非；顾大局、重民生，担天地道义，而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早在文化大革命后寿终正寝。这位学生起而责问起金院长来浙大干吗？是不是让知识分子振势重生？还是来浙大“名誉”一下？金庸笑而未答，倒是研究生和博士生们对这位学生群起而攻之，说你有什么资格问院长这话。
　　最后，这位学生选择了沉默。这一沉默便是十年。这学生就是我，如今已过三十而立之年，重新回味过去十年的事，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我依然轻狂，并且将继续这个话题，谈中国文化传统及知识分子的群体死亡的全过程。
　　第一篇是《中国文化的四次“流血事件”》，第二篇是《中国历代才子大盘点》……
　　
　　要谈中国文化，离不开这四位大佬：“焚书坑儒”的皇帝太祖蠃政、“独尊儒术”的汉武大帝刘彻、“八股取士”的草根皇帝朱元璋、“文化大革命”的人民救星毛泽东。
　　可以说，这四位大佬对中国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的文化政策一个比一个高超，危害是一个比一个巨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开山之作”，中国文化开始滴血，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收关之作”，中国文化滴尽最后一滴血。
　　
　　一、秦始皇与“焚书坑儒”
　　
　　谈及秦始皇就回避不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先说说“焚书”。公元前221年，是创世纪的一年，“一代帝范”秦始皇大帝吞并六国，一统宇内，成就赫赫武功，江山到手，自然想长久治安，千秋万代，留下煌煌文治，所以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铸造十二铜人后，就关心起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新编思想政治教材，姓秦的天下当然要唱“太阳最红秦始皇最亲”的主旋律红歌，而不是“齐鲁青未了”的靡靡之音。为此，大帝同志实行了“焚书”政策，原因是这些书籍属于六国遗毒，不代表大秦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代表大秦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代表大秦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非法的违禁作品。伟大、英明、正确的大帝同志在总理李斯同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破旧立新，焚毁六国遗毒的同时，责成国家教委统一刊印大秦 “红宝书”。
　　先秦时期的文人士子，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如沐春风，参政议政，并且形成一种势力，成为四民之首的“士”。他们中一部分早已列班于朝堂之上，出将入相，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的政治抱负；另一部分则是流落于江湖之远，凭着一张嘴两片皮打哈哈、冒泡泡，混吃混喝，并将思想产品付诸文字传之后世，以立言求名之不朽。不管处在朝堂之上还是落于江湖之远，“士”这股势力都不可轻易得罪。
　　大帝同志“焚书”就等于向四民之首的“士”开战。他这么做，叫靠磨嘴皮子吃饭的文人士子咋办呢？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们过剩的精力总得发泄出来，于是，代表着天下清议的文人士子便起而攻讦秦朝政府的合法性。
　　“坑儒”事件。对大帝同志来说，这可是件冤案。大秦朝福薄祚浅，二世而亡，捕蛇无赖刘邦（词出“高祖醉斩白蛇”）便“取而代之”。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况是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一朝丢失江山，自然会众多文人士子起来拆台，恶毒攻击秦朝政权的合法性。文人士子的拿手好戏就是投石下井、抹黑批臭的“棒打落水狗”伎俩。于是，“坑儒”与“焚书”有效对接：大帝同志不仅烧我们的书还夺我们的命，让我们形神俱灭，可谓恶贯满盈，不亡大秦，天理何在？
　　其实“坑儒”不过是个偶然事件罢了，并不是大帝同志精心策划的“阳谋”。事情是这样的：一些声称能专治疑难杂症“老军医”——方士术人骗到大帝同志的头上，说能捣鼓出长生不老药的“伟哥”。大帝同志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当然想千秋万代，永享帝业，一听有特效药“伟哥”便心花怒放，对“老军医”们寄予厚望，天价求购。这些“老军医”啊，显然是当下商人的列祖列宗，诚信很成问题，收了钱竟拒付“伟哥”，眼见着大帝同志前来“拔葱”揪脑袋，便来个恶人先告状，诽谤大帝同志残暴荒淫。大帝同志倒吸一口冷气后，大为光火，将这些“老军医”统统抓起来，当作种子一样深埋在地下。在这里我不是攻击儒家门生，实不相瞒，儒生在先秦时期并不是什么光彩的社会成分，他们的老本行就是做丧葬礼仪的司仪，兼职做些坑蒙拐骗的“老军医”勾当。只是后来孔老夫子发扬光大了儒学，于是儒生也分化成两支：一支是一心想跑到朝堂抱皇帝大腿的“君子儒”，另一支是坚持本行继续做装神弄鬼的“小人儒”。秦亡汉兴后，经过孔老夫子徒子徒孙们的不懈努力，儒家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成为“学阀”，而“学阀”的思维定式——“只要是杀一个儒生就是与天下儒生作对”。在汉朝，儒家经过几次血拼，一统江湖，千秋万代了，成为文人士子的“人民代表”，霸占了“话筒”，经过他们的渲染，“坑儒”便与“焚书”联系在一起，扣在大帝同志的头上。
　　历史上的大帝同志还是很有“礼贤下士”的作派，他君临天下时有博士七十人，诸如叔孙通、张苍、伏胜等等，这些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史记•封禅书》中有所记载。再说，没有这些记载也无妨，史实明证：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最注重人才引进，一直以来都有任用外来知识分子（秦称“客卿”）的传统，秦国给客卿的待遇比东方各国条件都来得诱人。一旦拜为客卿，往往委以全权，举国听之，其结果使得秦国扩大了财源，而且及时补充和改造官僚队伍，对秦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和统一中国的大业，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说，秦国的用人政策符合“与时俱进”，符合“三个代表”，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秦国的文人士子是大有作为的，地位最高，权力最大，成功最多，未统一前如商鞅、张仪、范雎等，秦始皇时期更有吕不为、李斯、尉缭等，只不过这些人并非是后来一统江湖的儒教门生。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大帝同志主张“焚书”，但是并非将所有的书烧毁，他的政策是“禁民间藏书而重官方收藏”。他卓有见识，组建了国家图书馆，这比某人建国家大剧院更来得符合“科学发展观”，将各国的书籍、诸子百家的文集藏在皇宫里。大帝同志实行愚民政策，不至于要自己的子孙也愚昧无知，冒出个像晋惠帝一样说出“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荒唐话的败家子。所以说大帝同志是高瞻远瞩的，想实行“以吏为师”的精英政治，他也需要东方各国的“违禁刊物”作为《参考消息》，要求“吏”们以史为鉴，为统治作参考的。可惜的是，这些深藏中皇宫中“三坟五典”，竟毁在一个有浓重的“破四旧”思想的红卫兵将军——项羽手中，一把火去陪葬了大帝同志。
　　因此， “焚书”这出戏，如果没有项羽放个“神来之火”的配合，还真不能说灿烂的先秦文化丧送在大帝同志之手。
　　但是无论如何，秦始皇是禁止“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实行愚民政策的，不想天下百姓用头脑来思考问题，最好是连起来反抗的这根筋都没有。
　　所以说，摧残中华文化始作俑者，非秦始皇大帝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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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