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战挽救不了世界经济

     《南方都市报》的访问（记者 陈建利）

南方都市报：近期面对本币对美元升值的趋势，日本，韩国，泰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等国纷纷出手干预汇率和资本市场，以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拉动就业和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致巴西财长说，目前全球存在尚未宣称的的货币战，你怎么看突然加剧的货币干预？

向松祚：从来没有对“货币战”的准确定义，汇率的动荡和各国围绕汇率的争端，现在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下个月的G20会议能否就此达成共识，目前看来，希望不大。因为各国对经济与汇率的关系认识上分歧太大。现在的汇率动荡和争端，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从推动实体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角度看，有着内在的重大缺陷。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浮动汇率或汇率动荡。美元和欧元两大主要货币汇率的动荡，必然带来全球各国货币汇率的动荡。

造成全球货币体系动荡的第二个原因是国际投机资金量越来越大，特别是多年来各国中央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极度过多的流动性。这些钱基本上流向三个方向，一个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近年来一直处于动荡上涨过程中；二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的飙涨和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三是在全球银行货币体系内流转，自我循环。这些钱在全球市场忽来忽去是造成汇率动荡的重要原因。

这两个原因使得主权国家不得不干预汇率，这是一个客观要求。而这种干预一定会引起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吵。比如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近期一直在上升，对日本本身来讲是一个两难的处境。日本的经济本来就不行，强烈依赖出口，日元的急剧上升会严重打击出口。但日元为什么在上升，是因为日本在搞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它的资金成本很低，全球的很多套利资金都到日本市场上去借钱，这就有对日元的强大需求，推动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前不久在84的点（指的是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是1:84）上去干预，没有用，最近要冲到80了。

南方都市报：全球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汇率动荡的根本原因，但近期各国突然出手加剧干预，且相互指责，这是为何？

向松祚：这一轮货币争端突然加剧，是因为美联储再次宣布要搞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美联储不需要在市场上购买债券，只要这么声明，它对全球的汇率就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为人们的预期改变了。美联储宣布这个政策，就是向市场释放了美元弱势的信号。资本市场的预期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因为人们预期到美元走弱，本币升值，就会带来这个效果。

第三是这次金融危机对经济的打击的持续性，严重性，远超预期。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大家都在讨论全球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何时退出。但实体经济的复苏缓慢给了人们一记闷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都非常悲观。美国，日本和欧盟主要经济体还在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政府、银行、企业，个人和家庭都在去杠杆化，全球的真实需求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在萎缩。怎么办？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多来，他们能采用的政策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弗里德曼加伯南克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做的都做了，但没有效果。最后大家就想到了汇率这个办法。关键是现在全球的需求没有增长，量就这么多，各国都想抢这个需求市场，让本币贬值，增加出口，就能多占一点市场份额，增加一点就业。汇率现在成了最后的一根稻草。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弱势美元来支持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欧洲也希望欧元贬值来刺激出口；日本中央银行干脆大规模入市干预，来阻止日元升值。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怎么做，这招还有效吗？

向松祚：其实各国都明白，大家都让本币弱势，一定是没有效果的。但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每一种货币的能量与位置是不同的。美联储如果不负责任，的确可以使美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弱势，因为美元是全球的储备货币，美联储相当于全球的中央银行，它是可以改变全球货币市场参与者的预期的。美联储近期一宣布，美元对欧元的水平就从1:1.2的水平贬值到1:1.4。

南方都市报：这是典型的“与邻为壑”的政策。

向松祚：在历史上，通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抢夺有限的市场需求。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每次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第一次是一战后的1920年代，当时欧洲受到战争的巨大创伤，一战使得各国都脱离了金本位制，因为要为战争融资，各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通胀泛滥，所以当时欧洲的汇率是急剧动荡的。唯一的金本位国家是美国，但因为其他国家都是超额发行纸币，所以美元与其他国家的汇率也是波动很大。美联储当时刚成立不久，采用的办法就是盯住国内的通胀水平，但又要盯住金本位制，所以回头看在20年代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非常混乱的。当时的英镑，帝国马克，法郎等都是非常动荡，大家也都是希望本币贬值，尽快使经济从战争中恢复。但这样的竞争性贬值对刺激真实经济的增长是有害无益的。所以，20年代英国、德国的经济都很糟糕，法国的稍微好一点，但也差，美国当时的国内市场大，相对好一点。因为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当时美联储采用了低利率的政策来支持英镑，最终引发了股市的大泡沫和30年代的大萧条。

第二次是1930年代。从1925年开始，以英国为首，欧洲国家逐渐又回到金本位制。但1929年股市泡沫破灭带来大萧条，到1931年英镑率先脱离金本位制。欧洲国家又都陆续脱离了金本位制。固守金本位制的是法国和美国。但罗斯福上台后迅速的把黄金的价格提高，使得美元贬值。法郎顶不住了，也在1936年使法郎贬值。从1929年到1936年，全球的经济是非常萎靡的，这也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等集权政府能够上台的根本原因。玩弄汇率刺激不了真实需求，最终这些国家走出衰退，其实是靠战争，美国也不是靠后来所谓的“罗斯福新政”走出来的。战争动员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需求。从20年代到30年代，贸易争端急剧上升，当时全球贸易萎缩了70%，同时也引发对资本的管制。美国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斯穆特--霍利法案》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出台的。

第三个经验在1970年代。70年代货币的竞相贬值，主要是1971年8月15号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造成的。当时全球的货币战已经打了很久了，可以说从1961年就开始了，1968年之后急剧升温。布林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实际上是当时美欧汇率战的必然结果。美元要贬值，希望把黄金的价格提高，这个战争最终结果就是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国公然践踏和撕毁国际协议，但谁也拿它没有办法。当时的汇率动荡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元对马克和日元的大幅度贬值，其他的欧洲货币，里拉，法郎等都是动荡的厉害。后来欧洲这些国家受不了，就提出了联合浮动，欧洲的主要货币与马克绑在一起联合浮动，后来过渡到对美元的有上下限的蛇形浮动机制，最后催生了欧元。当时美元的贬值对美国有好处吗？也没有，美国是长期滞涨。大宗商品价格包括银价和金价爆升，实体经济一塌糊涂，失业率曾高达两位数，卡特下台。因为货币的贬值不是孤立发生的，必须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会带来通胀。所以70年代美国是滞涨。后来保罗沃尔克上台后，用强硬的手段控制通胀，紧缩货币，使美元大幅上升，大宗商品价格崩盘，很多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靠出卖基础原材料为生的国家一下子陷入债务危机。这就是当年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

从这三个历史上的货币竞相贬值可以得出几个教训，一是与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一定会带来贸易争端和资本市场管制，投资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都会跟踪而至。二是它对经济的增长和复苏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没有一个国家走出衰退是靠玩弄汇率实现的。

南方都市报：其实美国也很清楚，巴西财长认为全球陷入货币战中，美国财长盖特纳也赶忙站出来澄清，认为虽然多个国家队货币进行干预，但还不存在导致全球货币战的风险。

向松祚：2005年我写一本书，总结20世纪全球货币和金融历史的经验，就是一句话：不要玩弄汇率。第三个教训就是走出衰退最终靠的是什么，还是靠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汇率市场，各国不要再搞与邻为壑的货币政策，而是通过鼓励私人投资，通过减税，通过鼓励创新。美国是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后来保罗沃尔克当美联储主席时，用强硬的手段控制通胀，里根在任时发起供给学派革命，美国经济才最终走出滞涨，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欧洲吸取经验，走向了货币一体化的道路。日本被《广场协议》逼迫汇率急剧升值，酿成惊天大泡沫，泡沫破灭后，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

人类是没有能力预测未来经济的演变的，经济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演化的过程，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些事是不能做的。玩弄汇率，最终会恶化国际关系，加剧各国之间的矛盾，合作气氛丢失。近期的货币争端让人担心，就是更紧迫的问题忽视了，比如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降低关税，这是解决实体经济问题的，现在大家无心思谈。

全球仍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

南方都市报：现在各国的政治领袖竞相把汇率作为走出衰退，拉动就业，增加出口的手段，主要还是受国内因素的影响。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看，发达国家所用的一套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加弗里德曼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失效的，已经两年多了，发达国家仍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

向松祚：8月10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深表悲观，多家机构将2010年美国经济增速下调至2%以下（年初预测是2.7%）；2010年9月的最新数据，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6%（某些州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5%！），其中黑人失业率是16.1%，西班牙裔失业率是12.4%, 白人失业率是8.7%, 亚裔失业率是6.4%；私人投资、消费、信贷持续萎靡。

美国经济学者算过一笔简单的帐：要想5年内让美国失业率降低到5%水平，那么美国经济每个月必须创造32万个新工作岗位；要想10年内将失业率降低到5%, 则每个月需要创造23万个新工作岗位；要想确保新增劳动力有工作，则每个月必须创造10万个新工作岗位。9月份的情况是：私人部门新增雇佣64,000人，然而政府部门却裁员159,000人，两项相抵，共有95，000人丢掉饭碗。

日本经济第二季度增速只有微不足道的0.1%，全年估计连0.4%都够呛（年初预测是1.7%）。日本经济低迷增长已经长达20年，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能重返快速增长的迹象，公众债务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200%，财政政策几乎没有施展空间；国内人口结构不断趋于老化；日元长期处于“升值预期综合症”，“零利率货币政策”早已失效，通货收缩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欧元区似乎愈发不妙。希腊债务危机余音未了，爱尔兰债务黑云再度压城。欧元区最近完成银行体系压力测试报告，结果之恶劣超乎预期：之前人们非常乐观，以为整个欧元区银行体系只需补充资本35亿欧元，实际上仅爱尔兰一国就需要补充资本金400亿欧元，更不用说还有西班牙、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甚至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银行同样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去杠杆化”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今年2季度，德国成为发达经济体唯一的亮点。8月13日，德国政府公布，德国最近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为2.2%，换算成年增长率，接近9%。是德国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然而，一个季度的高增长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全年和长期的高增长，却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我到欧洲参与各种讨论，总是有朋友提醒我：千万不要低估德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之后，德国劳动人民主动下调工资，维持且提高了德国经济竞争力。不过，今年3月1日在德国中央银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该行行长阿莱克斯韦伯教授的悲观预言，却把大家都吓傻了。他说未来10—15年内，德国经济增速可能只有0.75%，远远低于IMF预测的2%--3%。悲观预言的根据是什么，行长没有具体解释，简短讲话之后离去，留下满屋子与会者乱吵一气，没有结论。

南方都市报：全球经济坏消息远比好消息多。原央行副行长，现任IMF总裁特别顾问的朱民近日也表示，现在的全球经济进入不确定期。

向松祚：从现在开始，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过程，在我看来，至少还要五年时间。美国人现在也在严肃地讨论，美国会不会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我觉得不会，因为它的高科技和金融行业现在状况还不错。但美国的去杠杆化过程对家庭和个人影响大，美国经济的70%是靠个人消费，这是一个大麻烦。

现在全球的基本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至少四个失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四个失衡是过去40年演变的结果。一是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完全错位，在可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增长要靠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会长期陷入低增长，现在还没有通胀，接下来可能会陷入长期的滞涨；

第二个失衡是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两者完全脱节。第三个失衡是制造业，或者说真实财富的创造中心，都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全球一般购买力的创造中心还在西方，两者在地理区位上发生了失衡；一般购买力在西方就意味着他们有定价权，有定价权就有资源配置的权力，所以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控制不了大宗商品的价格，能源的价格，矿产的价格，粮食的价格；

第四个失衡是根本性的。现在的全球化是一个瘸腿的全球化。真正全球化的市场其实只有货币金融市场。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法兰克福、上海这些金融货币市场，已经实现了无缝对接，成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轻按电脑一个键就OK了。商品市场相对而言就不够开放了，为什么中美之间出现贸易失衡，我之前一直说，要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美国把高科技的市场向中国开放就行了；欧洲也是，很多科技他们都是以军售的名义限制对中国出口。一方面中国卖给美国的产品是他们本身不生产的，而我们想买他们的产品他们又不出售，这当然会产生逆差。当然最不开放的是劳动力市场。如果这些都开放，不可能出现失衡；美国、欧洲的工资高，那劳动力就涌向美国、欧洲，它的工资一定降下来。

发达国家经济接下来会陷入长期衰退，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线，更麻烦的是它的人口结构问题，是它的制度安排问题。民主制度下，政客总要迎合选民的各种“非分”福利要求，选民又要高工资、高福利、舒适工作，又要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标当然美好，而且无可非议，可天上从来没有掉下过馅饼，“鱼和熊掌”如何可以兼得？政客们为了保住权位，只好大搞财政赤字和“寅吃卯粮”大肆借债，暂时满足选民愿望再说，总想把债务负担推给下一代。高赤字、高债务早晚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任何良好的货币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就证明：民主总是意味着财政赤字和高债务。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的货币乱象，无一例外不是起源于财政放肆。民主、赤字、债务不仅扼杀了金本位制，而且扼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自然也就扼杀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若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此一大难题，才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德国人能下调工资，努力工作，但其他国家未必。最近欧洲在闹大罢工，福利具有刚性，降低一点选民可能就不愿意。这种罢工可能不会是一天两天，会持续很久。

人民币不应成为替罪羊

南方都市报：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弗里德曼晚年怀疑他的货币理论错了。这20多年来，全球货币超发，各发达经济体利率近似于零，但却没有引发通胀。柏林墙倒塌以后，全球突然新增了20多亿人口融入到劳动力市场，加上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两者共同稳定了西方工人的工资和商品的价格，而没有引发通胀。这实际上意味着全球经济过去20年代高增长，是非常态的。今天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经不可能了，这意味着西方要告别零利率，高赤字，高福利了，这次的金融危机，可谓是一次深刻的调整。

向松祚：是。这四大失衡的背后，全球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大问题是全球资源和人口的不均衡分布。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包括俄罗斯这些国家，拥有庞大的国土和资源，但就养活了很少的一些人，而印度，中国如此少的土地，养活了这么多人。全球差不多60%的人口集中在亚洲，而亚洲相对而言是全球资源最贫乏的一个大洲。为什么高福利能在这些国家，能在欧洲演变成这个样子，也是因为他们人少，资源丰富。这里不能否认欧洲、美国有很多创新的企业家，很多创新人才，但这不足以抵消制度的惰性。欧美的很多学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能否调整过来，现在还不清楚，我是比较悲观的。

这几大失衡里面，单纯从讨论货币金融来看，最大的失衡是第二个，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西方国家都是高杠杆经营，这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崩溃。高杠杆崩溃后一定进入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与日本当年一样。泡沫经济的本质就是货币金融的高杠杆，因为要炒作，必须有杠杆，而且是高杠杆。

南方都市报：就是次贷危机发生前，民众没有任何抵押，美国的银行就发放住房贷款，唯一的依据就是预期房价会涨。

向松祚：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去杠杠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恰如弗里德曼所言，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南方都市报：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欧洲国家的民众要是生活质量剧烈下降，其内部会不会爆发革命，然后这些国家会不会把矛盾外移，都是值得关注的。一战，二战，都是外移的例子，现在的货币战，已经是苗头了。

向松祚：由于进入去杠杠化后，西方采用的这些措施是无效的，已经推行不下去了。一是财政政策的两难，一方面根据凯恩斯的理论，陷入萧条就要靠财政赤字的刺激，但西方国家之前的高福利政策导致其债务比例已经很高了。日本高居世界之冠，其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了200%。欧元区多数国家之政府债务与GDP比例超过100%甚至150%，连素来以财政稳健著称的德国，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例亦越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60%“红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接近90%，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比例更高，所以美国地方政府最近拼命降低债务规模。

奥巴马、包括欧洲也好，一方面在叫着紧缩，一方面又想财政刺激。奥巴马之前许诺降低赤字，现在看很难兑现。按照这种方向演化下去，对于一些高福利国家，如此低的增长速度，可能每年的财政收入连支付债券的利息都是困难的，而随着人口年龄的老化，对财政更是产生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必须紧缩，减少消费，那它的生活水平一定会下来。

二是货币政策的两难，就是美国现在发货币如此之多，流动性如此泛滥，但没有用，实体经济复苏有限，失业率居高不下。原因就是这些货币流入不到实体经济上来，货币创造不等于信用创造，只有信用恢复，人们的预期财富要增长，才敢消费，人们才会投入真实的产出中来。但超发的货币会打来资产价格的暴涨，长期看通胀的压力，下一论金融危机的酝酿都是问题。

第三个两难就是汇率政策两难，发达国家这样搞来搞去没有用，所以他们都盯上了中国，强迫人民币升值，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快，占全球的份额大。希望能中国让出一定的份额，人民币成为一个替罪羊。

南方都市报：这正是让人担心的地方，美国要走出衰退，里根当年的做法实际上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必须让实体经济复苏，但选择的结果确是攻击人民币，9月底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旨在针对中国的《公平贸易改革法案》。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是，美国没有调整工资价格弹性，反而在去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了10%，加上奥巴马的医改，尽管道德勇气值得嘉许，但现在看只会加大美国的医疗福利支出。温家宝总理近期访问欧盟，欧盟的一些官员也表达了人民币升值的愿望，加上与中国商品有直接竞争关系印度、巴西、越南等国，也希望人民币升值，现在全球似乎掀起了人民币升值的大合唱。若如你估计，这个去杠杆化过程还要持续多年，发达经济体复苏遥遥无望，那人民币的压力越来越大，会不会引来针对中国的新版《广场协议》。

向松祚：新版广场协议的可能性不大，这需要中国去做一些工作。道理要讲清楚，要团结可以一切团结的力量，外交上要加大力度。

在这次IMF年会之前，西方七国的财长在加拿大使馆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是美国财长盖特纳主持的。美国召开这个秘密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在年会上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一个强硬声明。但是，欧洲的财长和加拿大的财长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说中国操作汇率说不过去，这次的汇率大战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的，中国不可能操作汇率，中国的汇率这些年一直没有动过，而且在美国的压力下，也升值不小。如果汇率那么容易操作，能取得那么好的效果，谁不去操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二，欧洲人认为指责中国操作货币，最终除了恶化全球各国之间的关系，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若出了问题，对全球经济是个坏事。能否从这轮经济衰退中走出来，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巨大的需求市场。当然，中国要积极主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有改变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才有可能最后解决这个汇率压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