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以政治为业_::9

最先进的政党组织形式，同这种由显贵、首先是由议会议员统治的乡土气，形成了十分尖锐的对比。这些先进的政党形式，是民主制度和普选权的产儿，是拉拢和组织群众的必然产物，并发展出了极端一致的方向和最严格的纪律.显贵的统治和国会议员的操纵结束了。议会外的“职业”政治家将政党组织操于手中，他们或者作为“企业家”—实际上，美国的党老大和英国的选举经纪人都是这样的人物—或者作为领取固定薪水的官员，来从事这项工作。在形式上，广泛的民主化出现了。议会党团不再制定权威的政纲，地方显贵也不再左右着候选人的推选。现在是由组织起来的党员大会推举候选人，选送参加上一级大会的代表。这样的会议很可能有好几层，直到党的全国性大会。权力自然会实际落入那些利用组织不停地处理工作的人手里。不然的话，权力就是握在组织的财政和人事必须依赖的人手里，例如梅塞纳斯式的人物，或相关人士组成的强大政治俱乐部(如坦曼尼厅)的主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们建立的这整个机构(盎格鲁一萨克逊国家的典型称谓是机关)，或者不如说是领导这种机关的人，决定着国会议员的去留。他们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施加自己的意志，这对于政党领袖的选择格外重要。现在，这个机关所追随的人变成了领袖，甚至凌驾于议会党团的首脑之上.换言之，这种机关的创立，标志着走民众路线的民主制度的到来。
　　
　　 党的追随者，首先是党内官员和党的企业家，当然期待着从领袖的胜利中，得到一些个人的报偿，如官职和其他的好处。他们期待着不仅从国会的个别议员，而且从领袖那里得到这些好处，这一点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希望，在党的选举期间，领袖的人格所发挥的煽动效果，会增加选票和选民的寄托，使他的权力得到加强，从而为其追随者扩大机会，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报酬。理想的状况是，他们所获得的满足，是因为在工作时怀着对一个人的个人忠诚，而不是仅仅为了平庸之辈组成的政党的抽象政纲。就这个方面而言，一切领袖的“超凡魅力”因素在政党制度中发挥着作用。
　　
　　 这种政党制度，虽然同那些为影响力而争执的地方显贵和国会议员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潜在冲突，却在十分不同的程度上获得了进展。这一情况，首先出现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然后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之中。只要一出现不存在公认领袖的情况，立刻就会遇到挫折;即使找到了领袖，也必须为了党内显贵的虚荣和私人利益，做出各种各样的让步。这架机器也可以被置于党内负责日常事务的官员统治之下.按照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他们的党已经陷人了这种“官僚化”。但是，如果领袖有着强烈的煽动力、“官员们”会比较容易为这位领袖的人格所折服。官员的物质利益和理想，同党的权力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就要寄希望于领袖的感召力了。此外，从人的内心说，为一位领袖工作本身也比较容易获得满足感。正如资产阶级政党通常的情况所示，当显贵和官员一起控制着政党时，领袖的出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显贵们在理想上要取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得依靠他们所占居的这些小主席或委员会成员的位置。他们厌恶煽动家这种新人，相信政党的“经验”(实际上这也确实相当重要)优于其他因素，从意识形态上担心党的传统受到破坏—所有这些因素决定着显贵们的行为。党内的所有传统势力，都可成为他们的依靠。特别是，不但乡村选民，而且小资产阶级选民，都是将眼光投向他们所熟悉的显贵的名字。他不信任自己不认识的人。不过，这个人一旦成功，他也会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向这个人一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重要的事例，考虑一下两种结构形态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让我们来看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所描述的直接诉诸民意认可这种形态的崛起。

　　
　　9.英、美、德三国的政党
　　
　　 先来看看英国:在这里，直到1868年以前，政党组织几乎纯粹是显贵们的组织。例如，在农村，托利党从英国国教的教区牧师、学校主持，尤其是各郡的大地主那里寻求支持。辉格党则主要是从非国教教派的牧师(如果有这种牧师的话)、邮局总管、铁匠、裁缝和绳匠，也就是说，从这些手艺人中间寻求支持，因为他们能够通过经常同人聊天，散播政治影响。在城市里，党派的划分，部分地是根据经济状况，郊分地是由于宗教，有时仅仅是因为家庭中世代相传的党派观点;不过显贵总是处在政治组织中流砥柱的位置。
　　
　　 首先是这些状况支撑着议会、组阁的政党和“领袖”，他或是内阁会议的主席，或是反对党的领袖。在这位领袖的身旁，是“议会督导”政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业政治家。官职的任命权就操在这些“议会督导”的手中，因此猎取官职者必须围着他转，由他同各选区的议员就这类事达成理解。职业政治家阶层在选区中开始逐渐形成。最初，对地方录用的经纪人是不付酬金的，他们所处的位置，大体上和我们的“政党亲信”差不多。但是在选区里，同他们一起还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企业家式的人物，即所谓的“选举经纪人”，在保证公正选举的英国现代立法的条件下，这种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立法的目的，是要控制竞选运动的开支，它规定竞选者必须公开自己的竞选费用，以此来约束金钱的势力。因为在英国，竞选者除了饱受声嘶力竭之苦—这种情况在过去更甚于我们德国—还得消受掏空腰包的乐趣。选举经纪人让候选人付给他一笔总款，一般来说这位经纪人可从中得到不小的数目。在“领袖”和党内显贵之间，对于议会和国家权力的分配，英国的政党“领袖”一般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种位置的基础，乃是迫于一个事实，即只有依靠他，才有可能制定出着眼全局、因而也是稳定的政治战略。不过，议会党团和党内显贵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
　　
　　 旧式的党组织，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一半是显贵的事务，一半是包含着领薪雇员的企业化经营。但是自从18年8以来，“考科斯会”制度开始发展起来，首先是在伯明翰的地方选举中，然后又扩展到全国。这种制度的诞生，是由一名非国教牧师同约瑟夫.张伯伦一起促成。选举权的民主化为这一发展提供了时机.为了赢得大众，就必须变成一个看上去像是民主团体的庞大机构。为了使组织工作不停地运转，为了把一切事务纳人严格的官僚化管理，必须在每一个城市选区建立起竞选团体。结果，这种地方竞选会中受雇的和领薪的官员数量大增，总的说来，选民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被组织进了这种地方竞选会.获选的党务代理互有推选权，也是政党政策的正式承担者。动力来自地方团体，他们首先是由那些对城市政治—最丰厚的物质机会总是来源于此—感兴趣的人组成。这些地方团体也是募捐的第一线。这种新出现的机构，不再受议会成员的领导，很快便同过去的掌权者、尤其是“议会督导”发生了冲突。在有地方利益的人士支持下，这些机构大获全胜，议会领袖不得不认输并同它达成妥协。结果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人手里，发展到极端，则是集中到了位居全党顶端的一个人手里。随着格莱斯顿大权在握，这整个制度在自由党内出现。正是格莱斯顿“了不起的”煽动魅力、群众对其政策之道德本质的坚定信念，尤其是他们对他的人格所怀有的道德信任，使得这种机构如此迅捷地取得了对显贵的胜利。不久就变得十分明显，一种恺撒式的走民众路线的因素—选举战场上的独裁者—出现在政治大地上。l877年，“考科斯会”第一次在全国性选举中开展活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结果是迪斯雷利在达到其成就的颠峰时落选。早在1866年，这一机构已经完全取向于一个卡里斯玛型的人格，当爱尔兰自治(的问题出现时，整个机构从上到下，对于是否实际站在格莱斯顿的立场上，全都不表示怀疑。它遵照格氏的话，同他保持一致:他们说，不管格莱斯顿是对是错，我们跟着他走。这个机构因此背弃了它的缔造者—张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