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援助三十年(南方周末 2008-2-21)

日本对华援助三十年
2008-02-21 16:43:05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曹海东　黄小伟　朱红军


图：贵阳特殊钢公司接受日本援助前后的厂区环境对比
■编者按
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复杂的民族情感，使这个规模巨大的援助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
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对华开发援助成为早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也为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峰值。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3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从中国早期的能源、运输等基础建设，到农业项目，再到环保、人才培养。迄今在国内已有200多个项目。
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30年后，200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630亿美元，中国也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今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后，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结束，不过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雪中送炭”
再过几个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副总代表中里太治就要换办公地址了。
根据日本政府要求，2008年3月，日本最后一次向中国提供总额为463亿日元(约3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后，将不再新增对华日元贷款——已经实施近30年的日本对华贷款项目即将结束。
中里太治所在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负责对华的日元贷款，今年10月，这家机构将与负责对华技术合作以及无偿援助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并。
30年前，它们正是随着对华开发援助的实施而走到了中国。据日本外务省提供给南方周末的数据显示，30年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3.4万亿日元(约2248亿元人民币)。
日本对华援助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等广泛领域，项目遍布中国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在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项目，诸如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以北京地铁一号线为例，其日元贷款占到总投资的20％。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时宣布，日本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此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此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由于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1980年，日本正式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1年后，日本又开始提供无偿援助。这些资金中，90％的援助是日元贷款，约10％是无偿援助。
伴随着日元贷款，1980年，中里太治的“前辈”竹内克之来到了陌生的中国，竹内成为了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前身)北京代表处的第一任首席代表。这位在“后辈们”看来开朗、精力充沛的竹内克之，连任两届首席代表，在中国待了近6年。令竹内克之最难忘的是当时中方积极用心举办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内容涉及国际竞争招标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种课题，还有定期的业务例会、现场实践等。
根据协议，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到1984年共分5个年度签署协议，贷款额为3309亿日元，主要用于“两港两路”建设——秦皇岛煤码头二期工程以及与其配套的北京到秦皇岛铁路，石臼所港和兖州到石臼所铁路。
中里太治介绍，协力银行每次都仔细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让日元贷款与之相配合。而中国政府在制定“六五”到“九五”计划时，都将日元贷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不管是对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作为中日经济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日元贷款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为中国早期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访华时都带来日元贷款项目。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承诺为中国提供7个项目4700亿日元贷款，4年后，竹下登首相访华时，再次承诺从1990年到1995年提供42个项目8100亿日元的贷款。这些贷款项目涉及码头、港口、铁路、水电站、电力、通讯等领域。
1992年，年仅26岁的中里太治一边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工作，一边在北大学习中文，在游历中国的大地之时，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中国西部的贫穷、落后，特别是当地的机械化水平、城市建设都很落后。
如同干涸的大地，经历动荡岁月的中国需求大笔基础建设资金。日元贷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日元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额在1994年占到中国GDP的0.29％。
“必须看到，在中国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日本对华贷款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金熙德，这位长期研究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感慨道。
“麻烦”的日元贷款
从1997年到2001年，日元对华贷款进入了高峰期，2001年达到2144亿日元(约142亿元人民币)的顶峰。
此时，日元贷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里太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元对华贷款从2001年后主要支持环保、人才培养方面。此前20年支持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正慢慢减少。而日元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过去的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次。
北京正东电力集团申请日元贷款的热电联产项目也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审核，热电联产项目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火力发电更为环保的项目，黄世高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从此他和日元贷款打了7年交道。
在总共7.4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额中，近80％由日元贷款提供，且年利率只有0.75％，还款期限40年，前10年只还利息。“相当于40年后还清，这在商业银行简直不可想象。”黄世高说。
不过，“麻烦”随之接踵而来。黄世高发现，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规则，获得这笔贷款需要很长时间，其间要进行国际招标，遵循采购导则。“从竞标资格审查到签订合同，总计要17个月。”
更大的“麻烦”是，日本政府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甚至为是否发放这笔贷款而激烈地辩论：中国的首都不缺钱，为何要花日本人民的税金支持。为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专门带日本的政治家们到北京考察此项目。
2002年财政部与日方签署2001年度的日元贷款，直到2004年5月，正东集团才签署了第一个设备包的协议。而工程总计要有7个设备包。但是在“中国国内商业银行，手续非常简单”。
谈判的分歧在所难免。尽管中日双方在具体工期进展、技术标准和项目成本等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但日方做事严谨的风格还是令中方颇受教益。每次日方都雇用工程咨询商，每次竞标、谈判，这些咨询商都是和中方坐在一起，帮助中方解决技术、商务问题。
技术输血
2004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日元贷款也从2001年高峰期逐年降低，直到2007年探底——463亿日元。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副所长藤本正也回忆说，在1990年代末，中方更多希望日方提供资金，而对技术支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中方则更多时候是说，“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技术和经验。”
这些经验、技术由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专家承担。这也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对华开发援助的主要任务之一。
卫坂和隆负责国家环保总局中日友好环保中心日本专家组的项目协调。这位1987年就以青年海外协力队员身份来到中国的年轻人，更加熟悉中国的国情。
1998年，随妻子来中国工作的卫坂和隆第一次听说了中日友好环境中心的日本专家向中国推荐企业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这一制度在日本已经实施了40年。7年后，这一制度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监督管理员制度，且被列入了国务院的报告之中。
卫坂和隆说，日本专家组首先通过介绍、培训等方式让中国环保总局领导人明白企业监督员的作用。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日方通过中方各领导访日进修的机会，专门让其与日本政府、高层沟通，推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邀请普通中国人赴日进修是国际协力机构的另外一项任务，中方20岁到35岁的青年成为邀请对象，他们赴日主要考察日本能源、工业、农林水产、商业、行政、医疗保健等领域。
卫坂和隆介绍，早期赴日进修都是团中央指派，但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方沟通后，逐渐变成了公开招募。比较欣喜的是，“现在中国的领导层中也有人参与过当年的赴日进修”。
这些关键人物参与赴日进修，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在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推行，也正是第二批赴日进修的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的一位副局长回国后向高层再次谏言的。
目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经在公共、公益事业、农林水产、工矿业、商业旅游、人力资源等领域派出了年长志愿者专家。这些专家的年龄集中在40到69岁之间。
除了这些年长志愿者专家，对中国感兴趣的还有青年海外协力队员。他们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各种培训，然后被派遣到中国的各地从事志愿者活动，领域涉及日语、教育文化、保健卫生、农林水产等领域。
藤本正也告诉记者，虽然在日本国内有各种言论，认为中国“不知道、没感谢”对华援助这样的言论，但是，这些志愿者还是愿意无偿到中国。而且他们回到日本之后会到各个学校宣传志愿者的各项活动。
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京事务所办公室挂的一张中国地图上，工作人员用各色标签标明了各个志愿者、专家所在地。
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因历史问题水火不容的两国，因为援助，在扶贫、传染病防治、水资源利用等领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终结只是开始
从3月开始，日本对华贷款即将终结。然而，正如藤本正也所说，日元贷款停止后，日本的对华援助还将存在。
目前，虽然硬件部分的无偿援助已经基本没有了，技术合作预算也只有每年40亿日元左右，这个数据在1997年高峰期曾达到100亿日元。然而，这种援助的机制依然存在。
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参赞山本恭司称，未来对华援助将主要集中在技术合作，包括环境保护、节能、传染病防治，另外还有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项目，以及在已经开展的领域进一步展开经济合作。
这位乐观的参赞还希望中日两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可以携手合作，“比如在非洲，双方都有援助”。
30年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已经换了10任主管。不过，中里太治说，这些只是开始。因为还有大批的日元贷款后续的评估、考察还要进行。
中里太治常常在自己的会客室向来访客人介绍日元贷款的曾经辉煌。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会客室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由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局于2000年赠送的匾幅，上书：中日友好世代相传。
山本恭司至今还记得，自己刚来中国任职的时候，就接待过海外协力队的队员，他相信这些年轻人能够直接与中国的朋友接触，加强彼此的了解。
未来几周内，新一批的志愿者将奔赴全国，而黄世高也在按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要求积极准备下一步工厂的热电联产项目建设。他已经和三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次席代表打过交道。
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进程中，日本对华援助也曾风雨飘摇。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在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对华援助项目可能还要在几代人之间接力完成。
(陈言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酒井顺子和她的学生
日本人来中国“下乡”
派遣协力队员是中国政府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进行技术合作的主要形式
30岁的酒井顺子每周都会坐上一个小时的车，去看望她的彝族学生。她从四川省凉山州的州府所在地西昌市出发，绕过曲折的山路，然后到达一个名为昭觉县碗厂乡的地方，那里学校的学生会等着她来教授公共卫生课，以及这个学校不曾开设的课程，甚至包括日文课。
5个月前，酒井顺子作为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被派到这里，帮助这个地方改善基础医疗状况。和她同在凉山州工作的还有其他两名协力队员，他们是日语教师。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位于四川省西南川滇交界处，境内有汉、彝、藏、蒙古、纳西等十多个民族。
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实施的对外开发援助的事业之一，目的是把具有奉献精神的日本志愿者派遣到发展中国家工作。这些队员派遣期2年，多为专业技术人员。
向中国派遣青年海外协力队员是日本对华援助的一部分，1985年，日本外务省和中国科技部签定了具体的派遣协定，至今已经有600多名协力队员来到中国从事120多种专业的工作。其中半数是日语教师，另外还有30％是从事教育文化和保健卫生的志愿者工作。未来在环保、社会福利以及扶贫领域的志愿者将会增加。
凉山的工作是酒井顺子在中国的第二次协力队员的经历。3年前，酒井顺子被派往中国的贵州遵义市人民医院，负责提高这家医院的护理水平。
在来中国之前，这位在日本已经有5年工作经验的医院护理人士对前往的地方充满担忧，“那地方有水有电吗？”她问那些前任队友。而且很多朋友对于她去中国工作也很担心，“中国人可能不友好。”她的朋友说。在日本国内，她了解中国信息主要途径是通过电视新闻，而这些新闻更多地报道中国农产品被污染、糟糕的环境和发生的各种事故。
但是到中国后，她的担忧很快一扫而空。“所有的中国人对我很友好。”她说，“遵义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也很繁华，但是坐车十分钟来到郊区，又是另外一个景象，这让我大吃一惊。”
在来中国前，她的父母也表示过类似的担忧，但是这位性格倔强的姑娘最后还是达成愿望。
酒井顺子认为在中国生活和交流都不存在问题。真正的困难是这家医院的中国医护人员对病人的态度让她感觉到不可忍受。
她私下询问中国同事为什么对病人的态度那么凶，同事的回答是：“医护人员太少，而且很多病人也很凶，甚至很多病人不交钱。”她所在的护理部主任也告诉她，要发生改变并不容易，首先要从意识上改变。酒井顺子刚开始不是很认同这个说法：“至少一个微笑应该可以做到。”但是两年后，这个日本志愿者开始也认为改变需要时间，“因为中国医院的护士太少了，病人太多了。”她认为最大的收获是通过不同生活方式的比较，能了解差别的原因。“这种理解在国际社会是不可少的。”她说。
派向中国的日本青年协力队员事先都是由中国地方机构提出申请，然后再由日方根据情况派遣相关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没有工资，生活费用由国际协力机构承担，中国方面负责提供住房和其他生活设施。
这些协力队员在日本大都有固定的工作，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他们选择做协力队员的原因是想拥有国外工作的经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志愿者项目主管今间智子说。她负责管理现在60多名在华协力队员中的20位。
今间智子曾经也是一名协力队员，在1999年，她在沈阳做日语教师。更早的时候，她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留学生。“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在日本拥有广泛的影响，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项目。”她说。今间智子也是读中学的时候就就知道这个项目。
现在作为协力机构志愿者项目的主管官员，她感觉的变化是现在日本人对海外协力队的热情有所降低。9年前，国际协力机构的官员需要从800名的报名者中挑选出50名日语教师，而现在候选者只有100名。
但之前只是到中国旅游过的酒井顺子对中国则是充满热情，在遵义2年志愿者项目结束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问她是否愿意再接一个短期公共卫生项目，她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在去年的11月份，她又来到中国，协助凉山州红十字会改善当地的公共卫生状况。她的工作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前往昭觉县碗厂乡一个村的小学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学校的老师只教授语文和数学，她的到来受到了学生们欢迎。这个学校是好多届协力队员多年来的扶贫点。
刚开始的时候，酒井顺子告诉孩子们要刷牙和洗手，孩子们回答说知道，但是他们从不主动做，后来她才知道这个地方非常缺水，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水过来，而且烧水也并非易事。“改变他们的行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提高他们的经济能力。”她说。
而且她发现了与这群害羞的学生交流的技巧。这个学校有一个叫尔七的女学生。酒井顺子每次和她打招呼，这个学生什么都没说就跑了，然后偷偷地回头看她。后来酒井顺子发现学生们上课以外的时间都用彝语沟通。于是这位汉语已经很流利的志愿者开始学习彝语。有一天，酒井顺子用彝语问尔七“身体好吗”，这次这个女孩并没有跑开，她回答说“好”。
“这让我认识到我根本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我只是站在外国人的立场。如果我站在他们的立场，我应该早就发现学习他们的语言的必要性。”她后来总结说，“虽然我只学会了几个彝语单词而已，但是我用他们的母语沟通表示尊重他们的民族。”
酒井顺子这些协力队员项目结束离开以后，将有新的队员到来。不久前，酒井顺子就接到了即将来到凉山州的新协力队员的来信，咨询当地的情况。
32岁的小林顺子就是咨询者之一，在未来两年内，她将在凉山州民族中学教授日语。她将和酒井顺子一样，每周都会固定去那个小学教授孩子们他们以前不曾学习过的课程。她得到的建议是，对当地非常辣的食物要有思想准备。
为了了解中国，在来中国前，小林顺子连续看了11部中国电影，包括巩俐主演的《漂亮妈妈》、章子怡主演的《我的父亲母亲》，以及镜头优美的《那山那人那狗》，她说被这部电影感动。她认为这些电影镜头都反映出中国的一部分。“我认为来中国，是命运的安排。”这位未来的日语教师说。
但是中国对于小林顺子来说，仅仅还是北京的高楼大厦和四处林立的吊车。
和小林顺子对中国模糊印象不同，已经在中国生活过的酒井顺子对这个国家充满感情。“一提到中国，不再是北京和上海，我会想起很多朋友的面孔，知道这是他们的祖国。”即将在今年4月份回国的酒井顺子说未来的职业规划将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这是在中国工作得到的启示。

和田充广

山本恭司
“对华援助的贡献令我们非常骄傲”
——专访日本外务省对华开发援助项目原负责人和田充广、日本驻华使馆经济参赞山本恭司
日本是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对外援助国，其中对华援助占了其对外援助的近70％。在中国经济崛起之时，日本政府决定结束开展了近30年的日本对华援助贷款。
2008年1月末，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专访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山本恭司。而在一年半前，南方周末记者访问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日本外务省时，负责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政策制定的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国别开发协力第一课长和田充广，也就对华开发援助方面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南方周末：日本政府如何评价30年来的对华开发援助？
和田充广：我们自己评价对华开发援助是成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其中日本的开发援助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1970年代末，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缺少大量资金，当时的世界对中国还缺乏明确感，那时的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也是第一个恢复对华援助的国家。
山本恭司：在北京能喝上清洁饮用水的2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就是日元贷款的受益者。另外，像中国一些地方的部分发电量，也是来自于日元贷款。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日本对华援助的贡献令我们非常骄傲。
在近30年的合作过程中，日中双方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农业发展，再到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各个层面都有合作。这也为日中经济贸易奠定重要的基础，目前日中两国每年贸易总额已经达到2630亿美元。因此，对华经济援助事业的开展，对日本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南方周末：日本对华开发援助对中国帮助最大的是什么？
山本恭司：在198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进行大规模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修建机场、高速公路等。在1980年后半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了，于是从1990年代初期，日元贷款就更多地转向内陆地区。到了最近，对华贷款的项目则重点集中在环境和能源领域，这也是中国目前最需要发展的领域，同样也是日方最关注的领域。
南方周末：日本对华贷款的金额在2001年到达顶峰后逐年下降，直到2008年完全停止，这其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和田充广：这与1990年代末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有关，日本国民越来越向内看，很多人怀疑对华开发援助的必要性。2001年，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后来调整方向，重点主要集中于环境保护和互相交流方面。
山本恭司：最初，日元贷款项目的资金主要用来帮助中国建设机场，兴建水库、大坝和修建道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这些项目都是需要规模巨大的资金来进行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了，合作就更多转向所需金额不大的环境保护等领域，而且这些领域更适宜发挥日本所拥有的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南方周末：近几年来，日本对华援助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日方如何看待对华援助政治化的问题？
和田充广：日本政府尊重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我们原则上不决定什么具体项目该做，谁做，而是等待对方向我们申请，他们愿意做什么，然后我们再商量，是否可以开展经济合作。
对华日元贷款也是中方首先向我们提项目表，我们再商量，一般我们非常尊重中方提供的优先次序。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重点。
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比如我们的援助不能用于军事方面，不能专门为商业活动支援，不能用于包含政治或宗教传播目的的项目。除了这些之外，确定具体项目时，我们也会与援助方的政府商量。
山本恭司：我们对中国开展的经济援助，一直是根据中国的需求，还有处于大局的、总体的政治判断来确定我们的合作，完全不是看政治上有什么争端、有什么斗争来作出决定的。
南方周末：今年日本将结束对华开发贷款，原因是什么？
山本恭司：对华援助贷款的主要目的就是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这项事业已经坚持将近30年了，值得庆祝的是，我们当初的愿望已经得到实现。在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对建设发电站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配备日元贷款，是时候让日元贷款这项事业完美结束了。
南方周末：许多学者提出，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对华贷款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会培养起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停止的原因是日方认为，没有必要向一个竞争对手提供资金了，是这样吗？
山本恭司：日本对外援助都是有具体规定的。比如说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作为日本的经济援助对象，得首先查看这个国家GDP和人均GNP，而一旦这个国家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和数值的话，就会停止对这个国家的援助。而说到日中双方的竞争，其实，日本和中国开展的合作中，环境保护与能源节约等领域就不是竞争对手的关系，而是属于一起合作的关系。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mzg/200802210101.asp
我国累计免除49个受援国374笔债务(新华网 2008-2-11)  08.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