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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出路何在？——关于郎咸平教授的严刑峻法的思考

   一、郎咸平教授为中国经济开出的方子

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二元经济”现象，一方面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另一方面楼市火爆。外有美欧闹金融危机、消费萎缩，导致企业出口减少；内有国内经营环境太差，政府腐败，商界尔虞我诈缺乏诚信。企业主办企业不挣钱，就把钱拿去炒楼，于是楼市火爆，中医上这叫“虚火”，阴虚则阳燥，看上去火挺旺，其实是虚火，得用滋阴的药。中国经济呢，也是这样，楼市看上去挺火，背后真正原因是经济弄的太了差，这时候呢就得帮助企业干实业。

怎么帮助呢，郎教授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稳定汇率，不让人民币升值，这样咱们的企业出口就容易点。二是降低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这样咱们企业贷款就容易点。三是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前两条不难做到，第三条做到就难喽，腐败问题咱们国家一直就很重视要解决，从来就是越解决越厉害。

郎教授开了一个方子，叫“严刑峻法”。郎教授认为我们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一直想要国际化、市场化，但是一直做的不像。郎教授认为国际化、市场化就是严刑峻法，打击腐败和商业欺诈，是为大小公私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严刑峻法是“渠”，把渠挖成了，才能引来水，不挖渠就引水弄不好会把田给淹了，没有严刑峻法就搞市场经济就弄国际化是不会成功的。

二、郎咸平教授的方子为什么会行不通

咋一听郎教授的方子很有道理，但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这有点复杂，“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听我细细给你道来。

首先，中国不缺“严刑峻法”，你去图书馆看吧，一摞又一摞的法律书，就是没能好好用。“严刑峻法”在中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用不用的问题。你去打官司吧，你要是没有法院的关系，他就给你拖，拖你个三五年的，要是和你打官司的有权势，比如说政府部门，你根本就打不赢，就算你打赢了官司，法院给了你判决书，能不能执行下去还不一定呢。　（画外音，有快板伴奏：“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

为什么有法却用不了呢？

因为法律需要力量来执行。在中国，地方大大小小有权势的人是不会放弃他们已经就有的利益的，要他们严格执行法律，没门！中央开个政治局会议、下个什么红头文件《各地切实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根本没有用。就是中央直接指示，他们也敢有变通，你又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换了，你也怕出乱子啊。你去和县委书记说：“哎，要守法啊，不能到鲍翅城公款吃喝了，也不帮你小姨子男朋友的三姑父搞房地产了。”知道有个成语叫“与虎谋皮”么？就是说你去和老虎商量：“老虎啊，今年冬天太冷了，你的皮能不能给我做个皮袄啊。”

根据依靠的力量不同，法治社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民主式法治社会，一种是君主式法治社会。

民主式法治社会。依靠民众的力量来执行法律，就是美国那种了，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选举，选出来的立法执法机构对选民负责，这里不多说了。依靠民众的力量来执行法律，哇！这需要很高的国民素质，中国人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学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去车站买票，美国人就自觉排队，如果有人插队，就马上有人站出来扁他。只要有人破坏了共同规则，最普通的美国公民也敢站出来说不。社会上形成了这种风气，就不会有人不遵守规则。如果在国内，有人插队，估计就没有人敢出这个风头，老实胆小的人继续排队，心里活泛一点的就想：“他能插队，老子为什么不能插队？”于是也插队，一会功夫队就全乱套了。美国大选都个顶个的特绅士，电视上辩个论，客客气气的，就是选举输了，还向对手表示祝贺，人家是FairPlay公平的玩。有人敢破坏规则，比如说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立马拿下，人家老美就有人敢站出来出这个风头，人家是真民主啊，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包括东南亚，硬搞民主选举那一套根本就玩不转，看看印度泰国台湾菲律宾就是现成的例子，什么贿选啊、作弊啊、会场斗殴啊、政治谋杀啊、军人干预啊，老百姓闷头过日子，一小撮精英在上面瞎折腾，你就别糟蹋 “民主”这两个字啦。

历史上有一天，梁启超和袁世凯吹牛，不知怎么地梁启超就谈起了“人民的利益”，袁世凯说：“什么人民不人民，我只看见一个又一个的人，从没看见过什么人民。”还是人家老袁看的透啊。（画外音，一深沉状声音：“比自己强大的就去奉承，比自己弱小的就去欺凌，受到压迫不敢反抗，天天做梦那一天得了势自己也去欺负别的老百姓，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盘散沙那算客气的，其实就是一帮欺软怕硬的可怜虫。”一气愤状声音：“我靠，那么牛，你以为你是鲁迅啊！”“鲁迅只是我的偶像，你说话注意点礼貌啊！”“大爷我说话就这么横，你不服啊！”“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上来”“你先下来”“你先上来”“你先下来”“你先上来”……以下省略N字）（又有一段画外音：“作者怎么那么多废话”）

君主式法治社会。依靠君主的力量来执行法律，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王法”。这个东西在中国发展很成熟的，比如说明朝的“大明法”，清朝的“大清律”。我从王法是如何出现说起吧：在乱世时期，群雄林立，大小军阀土匪各占一片地盘，在自己地盘上向老百姓要粮食、要银子、还要女人，说简单一点就是收“保护费”。军阀之间为了抢地盘经常打的头破血出的。终于，有个最厉害的军阀把其他都消灭掉了，统一了天下，他就是皇帝了，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地盘，天底下只有他一人才能向老百姓收保护费，如果有其他地方豪强也要收保护费，那就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就是造反，皇帝就要把他给灭了。皇帝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任何人必须服从，可是天底下那么大，人那么多，皇帝有多少张嘴也说不过来啊，怎么办？制定“王法”！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出去，有什么事按王法来。天下那么大，每人只要交一点点保护费，皇帝就收很多了，所以老百姓还是很拥护王法的。要是有地头蛇想收保护费，老百姓就不愿意了：“怎么地？还有没有王法了，当心朝廷办你！”老百姓为什么到今天还是喜欢这青天大人那青天大人的，因为青天大人都是皇帝派下来执行王法的，能帮老百姓铲除乱收保护费的地头蛇。自秦朝亡以来，大小朝廷都是思想上用儒家一套，什么“仁”，什么“孝”，统治手腕上还是用法家一套，这就叫君主式法制社会。

但是呢，这个君主式法制社会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时间长了就会变质、就会堕落。一个朝代在早期，皇帝派下来的青天大人还是兢兢业业的，一心一意帮助皇帝收保护费，时间长了，青天大人们发现除了给皇帝上缴完保护费之后，自己还能捞一点，所谓天高皇帝远，老百姓又都胆小怕官，又有谁能管得着呢，就这样青天大人一点一点的变成地头蛇。

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明朝用了大约120年吧，清朝大约150年。皇帝人家是贵族，多少年来已经喂饱了，大小地头蛇们都是饿狼型的，收起保护费来可不知道什么叫矜持，这下子可苦了老百姓。皇帝呢，一方面很反感这些地方官僚背着自己贪污腐败，另一方面又需要他们帮助自己在地方上收保护费。不是每任皇帝都像开国太祖老皇帝那么英明神武、精力充沛的。只要地方官僚能如期上交皇帝那份保护费，闹的别太过分了，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就是常说的“强龙不压地头蛇”。皇帝那边一疲沓，老百姓心里面就不爽了：“哦，我给你交保护费，你却保护不了我，看来皇帝是不行了。”地方进一小步、皇帝退一小步，就是这么渐渐的渐渐的一百多年过去了，皇家的脸面终于全丢光了。君主统治向来都是信心统治，如果天下人有六七成认为朝廷利害，那朝廷就确实厉害，如果天下人有六七成认为朝廷不行了，那朝廷就确实不行了。一旦丧失威信，后任皇帝再努力也挽不回颓势，像崇祯。没有了“王法”的保护，老百姓被地头蛇欺负的活不下去了，就开始造反，像黄巾军、像太平天国。因为腐败，皇帝直辖的军队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像清朝的八旗军。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皇帝不得不依靠地方官僚组建武装力量，像曹操，像李鸿章。于是乎！在和起义军的战争中，锻炼出了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势力，虽然打的都是勤王的旗号，但是实际根本不鸟皇帝那一壶，发展到最后皇帝反成了某个势力的傀儡，天下就是这样进入乱世的。“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现在大家知道了，法制需要力量来执行，民众的力量或者君主的力量。郎教授是不赞成在中国搞选举那套的，也和民选派坚决派划清了界限。中国现在没有君主，但是有中央，所以我想郎教授的本意是依靠中央的力量在中国执行严刑峻法。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地方不愿意执行法制，中央也不能完全管得住地方，现在的中国就属于那种中央威望非常缓慢的下滑时期。这种历史趋势，两千年来在中国太常见了，不是哪个超级牛的皇帝就能改变了的。
结论：郎咸平教授的严刑峻法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

三、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

郎教授讲话一直小心的避免涉及政治，本来是想顺着郎教授的思路和大家探讨一下经济问题，可是这个经济和政治是很难分家的，说着说着就往政治方面偏，真害怕这个帖子被删，心里也怕怕的。

首先，中国的法治社会指望民众的力量是不行了，在一个国民素质并不成熟的国家，上来就搞什么多党制竞选制，只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动乱和灾难，只会让民众利益沦为一小撮精英分子的免费午餐。你想想看，上面君主没了，下面普通老百姓胆小怕事，正好方便“民主精英”操纵选举刮地皮，其实都是地头蛇，就是一帮子地头蛇上蹿下跳、胡作非为。所以说糟糕的民主式法制社会还不如君主制法治社会。

民众的力量靠不住了，中央的力量又在滑坡，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心甘情愿的受历史的摆布，接受又一次的兴衰轮回。我必须提醒诸位：我们的体制可不是那种野蛮的君主制！至少在理论上，我们的政党是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总得给工人弟兄们办点实事吧。还有民众方面，前面说过，美国那种国民素质不是中国一年两年就能学会的，那么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呢，只要我们努力，总会有结果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和历史上那些朝代不同了，老百姓中几乎没有文盲，我们有报纸，有电视，有互联网，老百姓对世界、对国家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看看世界吧，有钱的国家大都是民主法治国家，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可小瞧的。所以我开的方子就是：中央统筹，开启民智，由上而下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民主改革。

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政治方面也得有相应的调整，不然就建立不起来法治社会，不然中国的经济就找不到出路。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已经改到了今天这个程度，这一步不走是不行了。能不能走好，也关系到改革成败。具体怎么改革法子，也许我们能向小平同志学习，划出一个特区。在特区里，不急着搞普选，先做三件事，一是做到政府事务公开，我说的是真正的公开，要“全裸”！ 中央不出面这事绝对办不成。每一笔钱、那怕是一包手纸、也得交代个一清二楚，让民众开始学习怎么管政府。二是放开新闻媒体，谁爱办报纸谁就办去，特区里面的事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最好中央能直接过去办个报纸带个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民众。三是特区里面司法机构由中央司法系统直辖，这样出了纠纷大家好有个说理的地方去啊。这三件事能办好，特区里基本上就没有腐败了，民众的觉悟也提高了，这就叫中央联合民众制衡地方政府。再想法子让人大政协发挥点实际作用，这都是后话，全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估计要两三代人的努力吧，道路曲折漫长着呢，聪明人中国有，让他们想点子去吧。我就是希望这个帖子能被社科院的哪位高人看到，好给中央吹吹风。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魄力继续改下去。天下老是分分合合的，谁受得了？改革总比革命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