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脑频道--从“零”开始—访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图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7:38:09
吴文俊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6年与陈省身先生结识,开始拓扑学的研究。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他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回到祖国,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同台领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获得陈嘉庚数理科学奖,1994年获首届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2001年2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笔者:我听说您家里的书架上除了专业书以外,最多的就是历史书了。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历史?
吴文俊:我喜欢真正的历史,不是一些什么戏说的、演义的。我觉得学历史应该是每个人自发的要求,不是外面强加的。历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无形之中起到指导作用。了解过去才能知道将来,知道历史的得失,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指导未来。我比较喜欢春秋、战国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现在和战国时候比较像。我是从1974年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就是它启发我的数学研究走了今天这条路。
笔者:您从小数学成绩就很好吗?
吴文俊:不是的,我上初中时数学成绩只是一般,有一次考几何的时候,得了一个零分。那时候“一二·八”事件爆发了,我就跟着家里人逃,学校里上的几何课我没学,所以等我回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得了个零分。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没考好就得补习,这个时候我主要是在自学,当时我们的补习老师也很好,还把我叫到黑板上做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笔者:您对数学的研究是从“零”开始的。
吴文俊:(笑)这只是一个转折啦。
笔者:在您的数学研究生涯中还有转折点吗?
吴文俊:还有最大的一个转折是,与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的结识。那时候我在上海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陈先生。他在学术上第一教我怎么做科研,扭转了我以前错误的方向;第二教会了我研究的方法,这些是使我终身受益的。在为人方面,他豁达、开朗、大度,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特别能识人,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
笔者:您38岁就和华罗庚、钱学森他们一起同台领奖,他们对您的科研生涯有影响吗?
吴文俊:我应该是华先生的学生,我觉得他最值得人学习的地方,一是自学的精神,二是他能不断的努力,学到老,老骥伏枥嘛。
笔者:您也是。我听说您年近六十还从头开始学计算机语言,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这又是您的一个从“零”开始。
吴文俊:科学是这样的,你不能停,要不然就出不了什么成果。科研是永远都做不完的。
笔者:您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中途中断过数学研究吗?
吴文俊:“文革”的时候中断过,那时候不能看数学书,只能看“毛选”,不过我那时候属于“逍遥派”,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多枯燥,反而从中受到了很多科学上的启发。比方说,那里面的很多军事思想都能用于科学上。当时科学院图书馆也不能借到数学书。我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还有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地摊上买一些小说看,也不是什么名著,我现在都记不起那些书的名字了,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这些书使我在数学研究上思路更开阔了。当然这段时间对于数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文革”过后,我才重新开始研究数学。
笔者:这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吗?
吴文俊:算是吧。从那以后,我又重新学了很多东西,我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笔者:您除了喜欢看历史书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吴文俊:喜欢看围棋,我没时间下,就看电视上的讲解。我比较喜欢看华以刚的讲解,他的解棋很好。围棋的规则很简单,但是变化无穷。高手对弈,行兵布阵,简单而且美妙。它就像我们的数学一样,假设很简单,但是证明出的定理却很复杂。我们中国的象棋我就不喜欢,因为它人为的规则太复杂了。我喜欢“simple”(简单)。
笔者:现在一些学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生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们认为科研并不是你付出了就一定能得到的,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一些更实用的路。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吴文俊:成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取得的,不是打了败仗就完了,要对失败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是这方面的知识不具备,还是方向、道路不对。失败了就卷土重来,我不怕失败。
笔者:您对您的子女的个人发展有过要求吗?
吴文俊:我对他们没什么要求,只要都健康就行了。我的三个女儿在国外,儿子在研究所工作。在教育方面,我是赞成“60分”制度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应该给学生留出空间来,让他们去发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要是每个老师都要求自己的学生把那门课学好,那学生会很累的。我上高中时,我的数学老师就只让我做一些课外题,而没有让全班的学生做,要不然就会误人子弟。吴文俊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6年与陈省身先生结识,开始拓扑学的研究。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他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回到祖国,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同台领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获得陈嘉庚数理科学奖,1994年获首届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2001年2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笔者:我听说您家里的书架上除了专业书以外,最多的就是历史书了。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历史?
吴文俊:我喜欢真正的历史,不是一些什么戏说的、演义的。我觉得学历史应该是每个人自发的要求,不是外面强加的。历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无形之中起到指导作用。了解过去才能知道将来,知道历史的得失,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指导未来。我比较喜欢春秋、战国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现在和战国时候比较像。我是从1974年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就是它启发我的数学研究走了今天这条路。
笔者:您从小数学成绩就很好吗?
吴文俊:不是的,我上初中时数学成绩只是一般,有一次考几何的时候,得了一个零分。那时候“一二·八”事件爆发了,我就跟着家里人逃,学校里上的几何课我没学,所以等我回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得了个零分。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没考好就得补习,这个时候我主要是在自学,当时我们的补习老师也很好,还把我叫到黑板上做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笔者:您对数学的研究是从“零”开始的。
吴文俊:(笑)这只是一个转折啦。
笔者:在您的数学研究生涯中还有转折点吗?
吴文俊:还有最大的一个转折是,与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的结识。那时候我在上海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陈先生。他在学术上第一教我怎么做科研,扭转了我以前错误的方向;第二教会了我研究的方法,这些是使我终身受益的。在为人方面,他豁达、开朗、大度,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特别能识人,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
笔者:您38岁就和华罗庚、钱学森他们一起同台领奖,他们对您的科研生涯有影响吗?
吴文俊:我应该是华先生的学生,我觉得他最值得人学习的地方,一是自学的精神,二是他能不断的努力,学到老,老骥伏枥嘛。
笔者:您也是。我听说您年近六十还从头开始学计算机语言,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这又是您的一个从“零”开始。
吴文俊:科学是这样的,你不能停,要不然就出不了什么成果。科研是永远都做不完的。
笔者:您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中途中断过数学研究吗?
吴文俊:“文革”的时候中断过,那时候不能看数学书,只能看“毛选”,不过我那时候属于“逍遥派”,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多枯燥,反而从中受到了很多科学上的启发。比方说,那里面的很多军事思想都能用于科学上。当时科学院图书馆也不能借到数学书。我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还有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地摊上买一些小说看,也不是什么名著,我现在都记不起那些书的名字了,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这些书使我在数学研究上思路更开阔了。当然这段时间对于数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文革”过后,我才重新开始研究数学。
笔者:这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吗?
吴文俊:算是吧。从那以后,我又重新学了很多东西,我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笔者:您除了喜欢看历史书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吴文俊:喜欢看围棋,我没时间下,就看电视上的讲解。我比较喜欢看华以刚的讲解,他的解棋很好。围棋的规则很简单,但是变化无穷。高手对弈,行兵布阵,简单而且美妙。它就像我们的数学一样,假设很简单,但是证明出的定理却很复杂。我们中国的象棋我就不喜欢,因为它人为的规则太复杂了。我喜欢“simple”(简单)。
笔者:现在一些学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生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们认为科研并不是你付出了就一定能得到的,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一些更实用的路。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吴文俊:成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取得的,不是打了败仗就完了,要对失败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是这方面的知识不具备,还是方向、道路不对。失败了就卷土重来,我不怕失败。
笔者:您对您的子女的个人发展有过要求吗?
吴文俊:我对他们没什么要求,只要都健康就行了。我的三个女儿在国外,儿子在研究所工作。在教育方面,我是赞成“60分”制度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应该给学生留出空间来,让他们去发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要是每个老师都要求自己的学生把那门课学好,那学生会很累的。我上高中时,我的数学老师就只让我做一些课外题,而没有让全班的学生做,要不然就会误人子弟。
笔者:我听说您家里的书架上除了专业书以外,最多的就是历史书了。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历史?
吴文俊:我喜欢真正的历史,不是一些什么戏说的、演义的。我觉得学历史应该是每个人自发的要求,不是外面强加的。历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无形之中起到指导作用。了解过去才能知道将来,知道历史的得失,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指导未来。我比较喜欢春秋、战国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现在和战国时候比较像。我是从1974年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就是它启发我的数学研究走了今天这条路。
笔者:您从小数学成绩就很好吗?
吴文俊:不是的,我上初中时数学成绩只是一般,有一次考几何的时候,得了一个零分。那时候“一二·八”事件爆发了,我就跟着家里人逃,学校里上的几何课我没学,所以等我回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得了个零分。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没考好就得补习,这个时候我主要是在自学,当时我们的补习老师也很好,还把我叫到黑板上做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笔者:您对数学的研究是从“零”开始的。
吴文俊:(笑)这只是一个转折啦。
笔者:在您的数学研究生涯中还有转折点吗?
吴文俊:还有最大的一个转折是,与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的结识。那时候我在上海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陈先生。他在学术上第一教我怎么做科研,扭转了我以前错误的方向;第二教会了我研究的方法,这些是使我终身受益的。在为人方面,他豁达、开朗、大度,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特别能识人,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
笔者:您38岁就和华罗庚、钱学森他们一起同台领奖,他们对您的科研生涯有影响吗?
吴文俊:我应该是华先生的学生,我觉得他最值得人学习的地方,一是自学的精神,二是他能不断的努力,学到老,老骥伏枥嘛。
笔者:您也是。我听说您年近六十还从头开始学计算机语言,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这又是您的一个从“零”开始。
吴文俊:科学是这样的,你不能停,要不然就出不了什么成果。科研是永远都做不完的。
笔者:您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中途中断过数学研究吗?
吴文俊:“文革”的时候中断过,那时候不能看数学书,只能看“毛选”,不过我那时候属于“逍遥派”,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多枯燥,反而从中受到了很多科学上的启发。比方说,那里面的很多军事思想都能用于科学上。当时科学院图书馆也不能借到数学书。我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还有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地摊上买一些小说看,也不是什么名著,我现在都记不起那些书的名字了,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这些书使我在数学研究上思路更开阔了。当然这段时间对于数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文革”过后,我才重新开始研究数学。
笔者:这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吗?
吴文俊:算是吧。从那以后,我又重新学了很多东西,我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笔者:您除了喜欢看历史书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吴文俊:喜欢看围棋,我没时间下,就看电视上的讲解。我比较喜欢看华以刚的讲解,他的解棋很好。围棋的规则很简单,但是变化无穷。高手对弈,行兵布阵,简单而且美妙。它就像我们的数学一样,假设很简单,但是证明出的定理却很复杂。我们中国的象棋我就不喜欢,因为它人为的规则太复杂了。我喜欢“simple”(简单)。
笔者:现在一些学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生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们认为科研并不是你付出了就一定能得到的,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一些更实用的路。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吴文俊:成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取得的,不是打了败仗就完了,要对失败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是这方面的知识不具备,还是方向、道路不对。失败了就卷土重来,我不怕失败。
笔者:您对您的子女的个人发展有过要求吗?
吴文俊:我对他们没什么要求,只要都健康就行了。我的三个女儿在国外,儿子在研究所工作。在教育方面,我是赞成“60分”制度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应该给学生留出空间来,让他们去发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要是每个老师都要求自己的学生把那门课学好,那学生会很累的。我上高中时,我的数学老师就只让我做一些课外题,而没有让全班的学生做,要不然就会误人子弟。吴文俊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6年与陈省身先生结识,开始拓扑学的研究。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他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回到祖国,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同台领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获得陈嘉庚数理科学奖,1994年获首届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2001年2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笔者:我听说您家里的书架上除了专业书以外,最多的就是历史书了。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历史?
吴文俊:我喜欢真正的历史,不是一些什么戏说的、演义的。我觉得学历史应该是每个人自发的要求,不是外面强加的。历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无形之中起到指导作用。了解过去才能知道将来,知道历史的得失,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指导未来。我比较喜欢春秋、战国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现在和战国时候比较像。我是从1974年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就是它启发我的数学研究走了今天这条路。
笔者:您从小数学成绩就很好吗?
吴文俊:不是的,我上初中时数学成绩只是一般,有一次考几何的时候,得了一个零分。那时候“一二·八”事件爆发了,我就跟着家里人逃,学校里上的几何课我没学,所以等我回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得了个零分。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没考好就得补习,这个时候我主要是在自学,当时我们的补习老师也很好,还把我叫到黑板上做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笔者:您对数学的研究是从“零”开始的。
吴文俊:(笑)这只是一个转折啦。
笔者:在您的数学研究生涯中还有转折点吗?
吴文俊:还有最大的一个转折是,与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的结识。那时候我在上海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陈先生。他在学术上第一教我怎么做科研,扭转了我以前错误的方向;第二教会了我研究的方法,这些是使我终身受益的。在为人方面,他豁达、开朗、大度,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特别能识人,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
笔者:您38岁就和华罗庚、钱学森他们一起同台领奖,他们对您的科研生涯有影响吗?
吴文俊:我应该是华先生的学生,我觉得他最值得人学习的地方,一是自学的精神,二是他能不断的努力,学到老,老骥伏枥嘛。
笔者:您也是。我听说您年近六十还从头开始学计算机语言,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这又是您的一个从“零”开始。
吴文俊:科学是这样的,你不能停,要不然就出不了什么成果。科研是永远都做不完的。
笔者:您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中途中断过数学研究吗?
吴文俊:“文革”的时候中断过,那时候不能看数学书,只能看“毛选”,不过我那时候属于“逍遥派”,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多枯燥,反而从中受到了很多科学上的启发。比方说,那里面的很多军事思想都能用于科学上。当时科学院图书馆也不能借到数学书。我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还有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地摊上买一些小说看,也不是什么名著,我现在都记不起那些书的名字了,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这些书使我在数学研究上思路更开阔了。当然这段时间对于数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文革”过后,我才重新开始研究数学。
笔者:这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吗?
吴文俊:算是吧。从那以后,我又重新学了很多东西,我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笔者:您除了喜欢看历史书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吴文俊:喜欢看围棋,我没时间下,就看电视上的讲解。我比较喜欢看华以刚的讲解,他的解棋很好。围棋的规则很简单,但是变化无穷。高手对弈,行兵布阵,简单而且美妙。它就像我们的数学一样,假设很简单,但是证明出的定理却很复杂。我们中国的象棋我就不喜欢,因为它人为的规则太复杂了。我喜欢“simple”(简单)。
笔者:现在一些学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生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们认为科研并不是你付出了就一定能得到的,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一些更实用的路。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吴文俊:成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取得的,不是打了败仗就完了,要对失败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是这方面的知识不具备,还是方向、道路不对。失败了就卷土重来,我不怕失败。
笔者:您对您的子女的个人发展有过要求吗?
吴文俊:我对他们没什么要求,只要都健康就行了。我的三个女儿在国外,儿子在研究所工作。在教育方面,我是赞成“60分”制度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应该给学生留出空间来,让他们去发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要是每个老师都要求自己的学生把那门课学好,那学生会很累的。我上高中时,我的数学老师就只让我做一些课外题,而没有让全班的学生做,要不然就会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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