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科幻10年 中国科幻需要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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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03 15:34:23 来源:南方都市报
“姚海军像一颗飞行的彗星穿梭在四川科技馆的院士厅与报告厅之间。8月26日上午10点，在院士厅演讲的是俄罗 斯科幻杂志《超新星》主编拉莉莎·米哈依洛娃，题目是《俄罗斯科幻文学的现状》；在报告厅演讲的是日本奇幻作家冰川玲子、日本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会长岩上 治、中国文学研究者立原透耶，题目是《日本科幻、奇幻漫谈》。数百个科幻爱好者挤在这两间演讲厅里，像卫星一样围绕在演讲者周围。
“忙晕了，忙晕了。”姚海军带着一点歉意说。然后他的手机又响起来了。还有不少人站在走廊里，向讲演者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刘慈欣身边聚集的人群也最多，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们亲切地把这位当代中国最出色的科幻作家叫作“大刘”。
这是在2007年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的现场。这场最富于想象力的聚会，是迄今为止中国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以幻想文学为主题的聚会。它的承办者是中国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幻想文学杂志《科幻世界》。
姚海军现在是《科幻世界》的副总编兼主编，也是这场聚会的主人。刘慈欣则是一位受邀而来的客人。早在1997年，《科幻世界》就在北京举办过国际科幻大会，然而，事隔10年，第二次大会才举行。这10年，姚海军和刘慈欣与中国科幻一起经历了命运的巨大改变。”
启蒙 环境越闭塞，好奇心越强
从出生到工作，姚海军一直呆在家乡黑龙江。他在伊春林区一个叫做“7.5公里”的村庄里长大，那里距离最近的镇子有7.5公里。那个村庄住着60户人， 没有农田，只有推开窗户就能看到的树林，一眼望不到边。白天，他走到松树下，随便一摇就摇下无数颗松果；夜里，他听到狍子和野鹿跑到窗户下舔窗棂。
刘慈欣则生活在山西阳泉的煤矿矿区。和大部分山西人一样，他的父亲是煤矿工人。“这是离矿山不远的一个山谷，白天可以看到矿山的烟雾和蒸汽从山后升起， 夜里可以看到矿山灿烂的灯火在天空中映出的光晕，矿山的汽笛声也清晰可闻。”在2000年发表的以山西煤矿为背景的科幻小说《地火》里，刘慈欣这样写道。 这就是他记忆中的家乡。
多年以后，坐在四川科技馆的一个房间里，姚海军回忆说：“越是在闭塞的环境里，我的好奇心就越强。”
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苏醒，一切都是新鲜的。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著名的《科学的春天》讲 话：“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 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在这样的呼喊声中，中国进入一个推崇科学的时代。科学家成为全社会最景仰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成为选择学习方向的标准，《科幻海洋》、《少年科学画报》、《我们爱科学》等各类科普杂志纷纷出现。
姚海军在偏僻的“7.5公里”也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那个头脑活络的中学数学老师到镇子上批发回一批图书和杂志，然后卖给学生。姚海军读到了那些科普杂 志，也读到了《奇异的机器狗》那样的中国八十年代科幻小说：“小凡14岁生日那天，表舅果然从上海给他寄来了一份礼物。小凡连忙把捆得紧紧的木箱拖到房间 里，拆开了它。箱子里装的是一只玩具狗——一只比一般狼狗小一些的玩具狗……”这样的开头让姚海军获得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他爱上了科幻。
刘慈欣也受过类似的“启蒙”。读小学时，刘慈欣从父亲箱子底下翻出的一本繁体字的《地心游记》，这本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从此让他迷上了科幻。当他成为阳泉 第一中学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把能找到的科幻小说都读完了。他还喜欢读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战争与和平》。不过，从来没有人和他谈过文学或科学，他只是晚上 躺在床上，任由他那些疯狂的想象自由生长。
低谷 理想主义的个人坚持与功利实用的全民冷漠
《星云》：只有一个人在办的个人刊物
还在1987年的时候，黑龙江的林场工人姚海军把所有的心思和业余时间都花在办一本叫《星云》的民间刊物上。把《星云》称为个人刊物也许更合适，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就这样，他坚持了10年。
《星云》很简陋。它的形式先是手刻蜡纸，然后是油印，最后变成铅印。稿件是由科幻作家和出版社编辑提供的，内容包括科幻界消息、科幻小说评论等。但就是 这本每两三个月才出一期的民间刊物，在最兴盛的时候，每期向全国的科幻爱好者寄去1200多份。1993年，科幻理论家吴岩去美国参加科幻会议，他带去的 《星云》让外国人惊叹不已。
当邮费从2角钱升到8角钱的时候，姚海军觉得没钱把《星云》办下去了，科幻界的作家和出版社编辑集资解决了邮费和印刷费。作为感谢与自觉，姚海军在每一期的《星云》上都刊登清楚的账目说明。
1997年，姚海军听说国际科幻大会要在北京召开，可惜月工资200多元的他，无法承担来往的火车票。科幻界的从未见面的朋友们再次资助了他。10年过去了，姚海军仍然记得科幻作家韩松掏钱给他买回黑龙江的火车票的情形。
那次在北京，姚海军和一群同样喜欢科幻的人住在与北京科技会堂相邻的地下旅社里。连续两个晚上，他们都不愿意为了睡觉而放弃交流科幻的机会，他们彻夜地 交谈，说累了就吃，吃饱了再谈。“那家地下旅社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我自己。”姚海军说。他遇见了山西《科幻大王》杂志主编马俊英，马俊英邀请他去山 西一起编《科幻大王》。
这不就是姚海军一直梦想的吗？虽然他在林场已经组成家庭，但他还是向林场请了长假，在20天后来到了太原。他想，如果呆不下去，他还能回到林场。
科幻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重灾区”
姚海军在北京的地下旅社亢奋得无法入睡的时候，山西阳泉娘子关发电厂工程师刘慈欣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看到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召开的消息。电视上的新闻唤醒了他，刘慈欣想，也许应该把那些想象写出来。
他试着写过。1985年之后，刘慈欣在《科幻世界》发表了《坍缩》和《微观尽头》。但他写于1991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直到2003年才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那时，刘慈欣已是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科幻，并不是一个值得让科幻爱好者怀念的时期。八十年代初，中国人之所以对科幻突然迸发热情，是出于对发展科 学、强国力开民智的渴求。人们以为科幻就是对科学的普及，就是对科学的预言，就是科学本身。当人们终于看清楚，科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的时 候，他们便无情地抛弃了科幻，并嘲笑科幻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进而批判科幻。用当时的话来说，科幻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重灾区”。
根据杨潇的回忆，1991年之前，《科幻世界》也经历了困境。“我们遇到了财源和稿源枯竭两大难题。我们千方百计寻找出路，成立了图书发行组，人人当搬运工，打包工，硬是靠汗水补贴了每年数万元的亏损。”
刘慈欣在8月26日进行题为《西风百年－－浅谈外国科幻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的演讲，他简要地概括了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科幻文学因为外部原因陷入低谷，科幻创作和出版几乎完全停顿，要到九十年代中期才逐步复苏。刘慈欣告诉记者：“1997年北京国 际科幻大会是中国科幻小说复苏的一个标志，然后一直在发展，直到2003年。”
复兴 科幻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科幻世界》封面成了高考作文题
与之前的衰落一样，中国科幻在这10年里发展的背景也离不开政策因素。1995年，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要把少儿读物当作文化产品“三大件”之一来重点 扶持，长久以来被归入少儿读物的科幻小说也借此得到正名。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中国科幻市场终于被激活 了。
科幻界吸引了具社会知名度的作家。两院院士、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业余时间也尝试科幻和科普写作，纯文学作家如毕淑敏、乔良、梁晓声、朱苏进等也试着以科幻手法来处理作品。各家出版社竞相推出科幻丛书和外国科幻小说译本。这显然对中国科幻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科幻摆脱了要反映社会现实、要进行科学普及、要促进科学发展、要向文学靠拢等不必要的任务，人们终于意识到科幻拥有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八十年代经常使用的以超级大国为假想敌的创作模式也基本消失，一些作品获得了过去的作品所没有的品质。
1999年，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使《科幻世界》成为社会话题。那一年的高考语文科作文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是当年某期《科幻世界》封面文章的题目。一时之间，《科幻世界》成为家长允许中学生阅读的少数几本杂志之一。
1991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成为第一家开设科幻文学理论课程的综合重点大学。2003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科幻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科幻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一本发行量从每期600份到40万份的科幻杂志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刘慈欣在《科幻世界》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为他赢得了一些名声。1999年，他的《带上她的眼睛》发表。这个使人感伤的故事让他获得 1999年第十一届银河奖的一等奖。这是刘慈欣第一次得到这个中国科幻界最高奖项，接下来的7年里，他的《流浪地球》、《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国太 阳》、《地球大炮》、《镜子》、《圆圆的肥皂泡》、《赡养上帝》和《三体》，每年都获得银河奖的最高奖。科幻作家韩松对刘慈欣的评价是中肯而恰当的：“刘 慈欣的作品中，渗透了一股对宇宙的敬畏。他写一些技术味道很浓的科幻，但是，后面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形而上的。在《朝闻道》中，这种情感表露得 最无遗的了。也就是有一种哲学上的意味，宗教上的意味。”从他的作品中可看到，刘慈欣都是在光年尺度上展开他的想象的，而略带民族主义的小说背景又不可避 免地令人热血沸腾。
姚海军的轨迹与刘慈欣发生了重合。他来到太原，发现马俊英已经为他准备好住处与被褥。他和马俊英一起开始了《科幻大王》从漫画杂志向小说杂志的转型。
但是《科幻大王》的管理者担忧彻底转型会使原有读者流失，对转型后是否能够与《科幻世界》竞争也没有把握，姚海军的想法受到了阻挠。
姚海军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科幻世界》主编杨潇向他发出邀请，他来到成都，加入《科幻世界》。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科幻世界》都是帮助姚海军和刘慈欣实现梦想最合适的对象。《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创刊于1979年，是当时中国科幻界著名 的“四刊一报”之一（它们是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成都的《科学文艺》、黑龙江的《科学时代》以及黑龙江的《科幻小说报》）。在科幻被视 作“精神污染”的八十年代中期，“四刊一报”被“关、停、并、转”，中国的科幻杂志只剩下《科学文艺》一家，独自散发黯淡的光芒。1990年，更名为《奇 谈》的《科学文艺》发行量跌至最低点，订阅量只有600册。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家杂志仍然创立了银河奖，坚持为中国科幻树立标杆。1991 年，《科幻世界》的名称正式确立，也在这一年，他们承办了世界科幻协会的年会。第二年，《科幻世界》期发行量已经突破20万册；2000年，期发行量突破 40万册。毫不夸张地说，在很长时期内，《科幻世界》就是中国科幻本身。
在《科幻世界》，姚海军先从“读者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做起，负责为《科幻世界》在大学校园里进行推广与组织读者活动。一年后，著名作家阿来成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他决定向编辑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于是姚海军开始审稿件，写专栏。
10年后，姚海军不仅是这家杂志的副总编兼主编，他还在从事另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即主持科幻世界图书视野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引进、翻译、出版世界科幻 大师系列丛书和年度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选系列丛书，前者以每年4辑的速度，用5年的时间完成对西方科幻文学核心经典的系统出版工作，至今已经出版130多 种，后者则向中国的科幻爱好者介绍外国科幻最新的创作成果。
“怎样想象身处二十一世纪，却仍然沉浸在西方人二十世纪初甚至十九世纪的想象世界里的中国人的未来呢？”姚海军说，“科幻绝不应该是一种拒绝接受新事物的文学，否则它便离死不远了。”
未来 没有人知道科幻会不会死去
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小说家无法靠科幻谋生
从科幻爱好者疯狂的程度来看，科幻也许还能好好地活着。科幻作家在一些场合会得到与娱乐明星同等的欢迎，他们的读者会让他们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或者在见到他们后留下滚烫的泪水，连话也说不出来。
8月25日上午，在2007年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的开幕式上，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100位成员在四川科技馆面前的广场上，组成了一个“人列 计算机”。“人列计算机”是刘慈欣在他的长篇小说《三体》里构造出的由3000万个士兵组成的计算系统。现在，就在刘慈欣的眼皮底下，这群大学里的科幻爱 好者以呈现一个缩小版本的形式，向他们的偶像表达了敬意。一个以幻想为乐趣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幻想成为现实，不就是对他的最大奖赏吗？
但就是这位令读者愿意花费精力与时间为他排练出“人列计算机”的作家，对科幻的未来表示了最无奈的悲观。坐在空荡荡的四川科技馆报告厅里，刘慈欣带着有点恶狠狠的表情说：“我对科幻界的那种理想主义腔调感到非常厌恶。”
“你看看，你的身边还有多少人在读科幻？”他说，“越来越少了。”在前一天，在演讲中回答一个提问者“西方科幻是否给中国科幻带来危机”的问题时，他斩 钉截铁地说：“西方科幻带不来危机感，带来危机感的是卫斯理。我们不是要达到阿瑟·克拉克的高度，而是要达到卫斯理的销量。”
中国所有科幻小 说的销量加在一起，也不如倪匡“卫斯理系列”其中一本的1/10。倪匡是香港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卫斯理是他创造的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形象。刘慈欣曾经公开 将“卫斯理系列”贬称为垃圾，但他同时也发自内心地对倪匡长期孤军奋战、最终独力创造出香港的科幻市场表示无限的钦佩与羡慕。如果说刘慈欣在创作中有什么 是时刻不能忘怀的，他绝对不会认为是对终极真理的思考，他一定会告诉你：是读者的反应，是书的销量，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回报。
对中国科幻作 家来说，这是容不得幻想的现实。近两三年来，人们似乎看到中国科幻的繁荣期已经到头，《科幻世界》的发行量走下坡路了，本土科幻小说的销量一般只有数千 册，人们习惯于谈论科幻小说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迹象都仿佛在表明，一颗曾经剧烈燃烧的天体开始迎来它的衰变，它将逐渐失去光与热，最后在宇宙中收缩 成一个点。
在科幻的繁荣期，刘慈欣的热情也曾经被焕发过。他以为，好日子来了。但几年过去，他发表科幻小说的空间仍然只有一本《科幻世界》， 稿费仍然只有每千字100元，他最畅销的书《球状闪电》仍然只能卖出5万册，他仍然无法依靠写科幻小说谋生——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会累死，或者忧虑而 死。他还必须保持着工程师的身份。虽然他知道上司肯定不会赞同他弄这个无用的玩意，但他丝毫也不担心，因为上司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我就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在一个世界里我是工程师，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科幻作家。”刘慈欣说，“更奇妙的是，这两个世界完全是隔绝的，里面的人没有任何往来。”
他从来没有发现过身边的同事会读科幻小说，他说就算他们偶然见到他的名字，也会以为那是另一个人。有一次他与同事在食堂吃饭，听到别人说起科幻，他情不自禁地谈论这个无比熟悉的话题。这时，他突然被一种异样的感觉袭击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太怪了……好像我从这个世界掉到了那个世界。”
这种感觉在这次成都之行再次出现。一个带阳泉口音的读者令他在刹那间手足无措。
中国当代最出色的科幻作家的这种遭遇，听起来非常具有科幻色彩。但它折射出中国科幻读者确实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无论他们在现场如何疯狂地表达对科幻的热爱，光凭他们，中国科幻无法摆脱衰变的命运。
中国科幻必须要有自己的畅销书作家
很难解释刘慈欣对市场的极度敏感是从哪里产生的。但这个特点在他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很清楚。
科幻作家郑军在2000年问过刘慈欣一个问题，为什么《带上她的眼睛》与他的其他作品风格相距很远？“他苦笑一下说，哪里是哟，那时我的作品一直不获发 表，我就拿来科幻刊物仔细分析，猜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作品。猜来猜去猜明白了，于是就写了《带上她的眼睛》，于是就发表了。”郑军在一篇文章里说。
在自己的作品中，刘慈欣偏爱《梦之海》和《诗云》，它们本来是他计划的“大艺术系列”的其中两部。但是小说发表后他从网络上收集的读者反馈不能让他满意，于是他放弃了“大艺术系列”。
读者不喜欢你偏爱的作品，你沮丧吗？——“当然不，不写就是了。”
难道你不能把盘旋在脑海里的“大艺术系列”写出来吗，就算是为了自己而写？——“我从来不做为自己而写的傻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就行，为什么要写出来？”
“我从来不做为自己而写的傻事”，这就是刘慈欣，就像他形容自己的那样，在科幻的世界里他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世界里——就算是对待科幻本身——他是 现实主义者。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用20年写一部几百万字的小说，结果只出版2000册。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让自己免于沦为“又可笑又可怜”的人的命运。 刘慈欣用再强不过的语气提醒记者留意中国科幻小说销量与倪匡小说销量的对比：“不要说你的想象多么宏伟多么奇特，没有市场，一切等于零。”
要让中国科幻继续生存下去，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一个出版者，姚海军正在学会用更功利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要保持优势，《科幻世界》必须突破杂志的形式，必须有自己的畅销书作家，”他说，“必须占领制高点，在图书出版、电子游戏、主题公园方面发展。”
他说，从1983年到2003年，中国的本土科幻小说没有一本书的销量超过3万册。“我这还是说冒了呢，其实可能连一万册都没有。这也太对不起我们的作者了。”
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姚海军提出世界科幻大师系列丛书计划，到第一本正式出版，负责出版的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换了三任发行部主任。但坚持换来不错的结 局，到现在为止，销量最好的是尼尔·盖曼的《美国众神》，印量为3万册，实际销量为2万册；本土作品销量最好的是一部叫《天意》的带有奇幻色彩的小说，它 是一位江苏中学女教师的处女作，卖出了15万册。
但整体情况是不乐观的。以2002年为例，全国共出版科幻小说227种，本土原创作品只占 4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改编作品。吴岩在一篇文章中说：“数据是相当清楚的。销售量在逐年下滑，出版社不再接待科幻投稿，刊物的发行量在低水平徘徊，网 络上的科幻讨论不再如往昔那么兴盛……从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科幻文学的确正在走下坡路。”
刘慈欣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阿西莫夫在完 成“基地系列”之前，曾经以为科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新浪潮的来临使读者再也不会接受像他写的作品那样的风格。他对来访的编辑说，潮流改变了；编辑立即 对他说，亲爱的阿西莫夫，你就是潮流。结果“基地系列”成为科幻的经典作品，再次扭转了潮流。
“这就是大师。我只是一个写科幻小说的，我不是大师，我没有挽救中国科幻那么大的能量。”
“我会死去，科幻也会死去，完美得很”
中国科幻的衰变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科幻宇宙的共同命运。在世界范围内，科幻也普遍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美国堪萨斯大学科学幻想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斯 托弗·麦基特里克在第6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说：“我们无比痛心地看见，在网络、生命科技飞速猛进的最近20年中，人们对科学幻想艺术的认识反而倒退了，感 觉它就是外星人、机器人、激光枪加时空穿梭机的大杂烩。”
在去年发表在《文艺报》的一篇对话中，吴岩提出“科幻已经基本走完历史旅程”的观 点。他认为，科学技术只是一定时间内产生的阶段性主题。在从西方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当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能在一代人的生活中突出地体现时， 科幻得以产生。然而，今天的科学已经超越了现实，跑到了时代的前面。当科技的进步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人类对此已经麻木并无能为力，科幻就接近了死亡。
参加2007年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的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说，科幻的衰落是个“很叫人伤心的问题”。“你看我手上的矿泉水有它的保质 期，科幻同样有保质期，它在一个文化中可能只会出现五六十年。”他说，“当所有的社会都在技术上成熟并完成工业化，我认为对科幻的需求就会消失。”
刘慈欣同意吴岩的看法。“我以前不敢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喜欢科幻的人本来就不多，你还要打击别人吗？但是现在这样说也无所谓，因为人已经很少了。”他说。
不过，科幻作家不会永远对这个问题保持忧虑。就像罗伯特·索耶说的那样，“科幻市场正在变小，而我也在变老，当两条路线聚合在一起，我会死去，科幻也会 死去，完美得很。”或者，也像刘慈欣在演讲中回答“你为什么越来越悲观、总是把人类一次次地灭绝”的问题那样，“从科幻角度看，人类灭绝不一定就是一件悲 观的事情。”
也许，还有更紧迫的现实在前面等待我们。在8月26日进行的幻想文学高峰论坛会上，老一辈科幻作家刘兴诗对全体听众和同行说，我们处在一个变暖的时代，今天在座的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灾变性气候的命运。“让我们描述这个灾变性的气候吧！”
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雷剑峤
http://www.southcn.net/southnews/tszk/nfdsb/whzg/200709030523.asp
“姚海军像一颗飞行的彗星穿梭在四川科技馆的院士厅与报告厅之间。8月26日上午10点，在院士厅演讲的是俄罗 斯科幻杂志《超新星》主编拉莉莎·米哈依洛娃，题目是《俄罗斯科幻文学的现状》；在报告厅演讲的是日本奇幻作家冰川玲子、日本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会长岩上 治、中国文学研究者立原透耶，题目是《日本科幻、奇幻漫谈》。数百个科幻爱好者挤在这两间演讲厅里，像卫星一样围绕在演讲者周围。
“忙晕了，忙晕了。”姚海军带着一点歉意说。然后他的手机又响起来了。还有不少人站在走廊里，向讲演者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刘慈欣身边聚集的人群也最多，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们亲切地把这位当代中国最出色的科幻作家叫作“大刘”。
这是在2007年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的现场。这场最富于想象力的聚会，是迄今为止中国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以幻想文学为主题的聚会。它的承办者是中国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幻想文学杂志《科幻世界》。
姚海军现在是《科幻世界》的副总编兼主编，也是这场聚会的主人。刘慈欣则是一位受邀而来的客人。早在1997年，《科幻世界》就在北京举办过国际科幻大会，然而，事隔10年，第二次大会才举行。这10年，姚海军和刘慈欣与中国科幻一起经历了命运的巨大改变。”
启蒙 环境越闭塞，好奇心越强
从出生到工作，姚海军一直呆在家乡黑龙江。他在伊春林区一个叫做“7.5公里”的村庄里长大，那里距离最近的镇子有7.5公里。那个村庄住着60户人， 没有农田，只有推开窗户就能看到的树林，一眼望不到边。白天，他走到松树下，随便一摇就摇下无数颗松果；夜里，他听到狍子和野鹿跑到窗户下舔窗棂。
刘慈欣则生活在山西阳泉的煤矿矿区。和大部分山西人一样，他的父亲是煤矿工人。“这是离矿山不远的一个山谷，白天可以看到矿山的烟雾和蒸汽从山后升起， 夜里可以看到矿山灿烂的灯火在天空中映出的光晕，矿山的汽笛声也清晰可闻。”在2000年发表的以山西煤矿为背景的科幻小说《地火》里，刘慈欣这样写道。 这就是他记忆中的家乡。
多年以后，坐在四川科技馆的一个房间里，姚海军回忆说：“越是在闭塞的环境里，我的好奇心就越强。”
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苏醒，一切都是新鲜的。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著名的《科学的春天》讲 话：“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 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在这样的呼喊声中，中国进入一个推崇科学的时代。科学家成为全社会最景仰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成为选择学习方向的标准，《科幻海洋》、《少年科学画报》、《我们爱科学》等各类科普杂志纷纷出现。
姚海军在偏僻的“7.5公里”也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那个头脑活络的中学数学老师到镇子上批发回一批图书和杂志，然后卖给学生。姚海军读到了那些科普杂 志，也读到了《奇异的机器狗》那样的中国八十年代科幻小说：“小凡14岁生日那天，表舅果然从上海给他寄来了一份礼物。小凡连忙把捆得紧紧的木箱拖到房间 里，拆开了它。箱子里装的是一只玩具狗——一只比一般狼狗小一些的玩具狗……”这样的开头让姚海军获得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他爱上了科幻。
刘慈欣也受过类似的“启蒙”。读小学时，刘慈欣从父亲箱子底下翻出的一本繁体字的《地心游记》，这本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从此让他迷上了科幻。当他成为阳泉 第一中学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把能找到的科幻小说都读完了。他还喜欢读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战争与和平》。不过，从来没有人和他谈过文学或科学，他只是晚上 躺在床上，任由他那些疯狂的想象自由生长。
低谷 理想主义的个人坚持与功利实用的全民冷漠
《星云》：只有一个人在办的个人刊物
还在1987年的时候，黑龙江的林场工人姚海军把所有的心思和业余时间都花在办一本叫《星云》的民间刊物上。把《星云》称为个人刊物也许更合适，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就这样，他坚持了10年。
《星云》很简陋。它的形式先是手刻蜡纸，然后是油印，最后变成铅印。稿件是由科幻作家和出版社编辑提供的，内容包括科幻界消息、科幻小说评论等。但就是 这本每两三个月才出一期的民间刊物，在最兴盛的时候，每期向全国的科幻爱好者寄去1200多份。1993年，科幻理论家吴岩去美国参加科幻会议，他带去的 《星云》让外国人惊叹不已。
当邮费从2角钱升到8角钱的时候，姚海军觉得没钱把《星云》办下去了，科幻界的作家和出版社编辑集资解决了邮费和印刷费。作为感谢与自觉，姚海军在每一期的《星云》上都刊登清楚的账目说明。
1997年，姚海军听说国际科幻大会要在北京召开，可惜月工资200多元的他，无法承担来往的火车票。科幻界的从未见面的朋友们再次资助了他。10年过去了，姚海军仍然记得科幻作家韩松掏钱给他买回黑龙江的火车票的情形。
那次在北京，姚海军和一群同样喜欢科幻的人住在与北京科技会堂相邻的地下旅社里。连续两个晚上，他们都不愿意为了睡觉而放弃交流科幻的机会，他们彻夜地 交谈，说累了就吃，吃饱了再谈。“那家地下旅社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我自己。”姚海军说。他遇见了山西《科幻大王》杂志主编马俊英，马俊英邀请他去山 西一起编《科幻大王》。
这不就是姚海军一直梦想的吗？虽然他在林场已经组成家庭，但他还是向林场请了长假，在20天后来到了太原。他想，如果呆不下去，他还能回到林场。
科幻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重灾区”
姚海军在北京的地下旅社亢奋得无法入睡的时候，山西阳泉娘子关发电厂工程师刘慈欣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看到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召开的消息。电视上的新闻唤醒了他，刘慈欣想，也许应该把那些想象写出来。
他试着写过。1985年之后，刘慈欣在《科幻世界》发表了《坍缩》和《微观尽头》。但他写于1991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直到2003年才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那时，刘慈欣已是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科幻，并不是一个值得让科幻爱好者怀念的时期。八十年代初，中国人之所以对科幻突然迸发热情，是出于对发展科 学、强国力开民智的渴求。人们以为科幻就是对科学的普及，就是对科学的预言，就是科学本身。当人们终于看清楚，科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的时 候，他们便无情地抛弃了科幻，并嘲笑科幻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进而批判科幻。用当时的话来说，科幻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重灾区”。
根据杨潇的回忆，1991年之前，《科幻世界》也经历了困境。“我们遇到了财源和稿源枯竭两大难题。我们千方百计寻找出路，成立了图书发行组，人人当搬运工，打包工，硬是靠汗水补贴了每年数万元的亏损。”
刘慈欣在8月26日进行题为《西风百年－－浅谈外国科幻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的演讲，他简要地概括了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科幻文学因为外部原因陷入低谷，科幻创作和出版几乎完全停顿，要到九十年代中期才逐步复苏。刘慈欣告诉记者：“1997年北京国 际科幻大会是中国科幻小说复苏的一个标志，然后一直在发展，直到2003年。”
复兴 科幻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科幻世界》封面成了高考作文题
与之前的衰落一样，中国科幻在这10年里发展的背景也离不开政策因素。1995年，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要把少儿读物当作文化产品“三大件”之一来重点 扶持，长久以来被归入少儿读物的科幻小说也借此得到正名。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中国科幻市场终于被激活 了。
科幻界吸引了具社会知名度的作家。两院院士、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业余时间也尝试科幻和科普写作，纯文学作家如毕淑敏、乔良、梁晓声、朱苏进等也试着以科幻手法来处理作品。各家出版社竞相推出科幻丛书和外国科幻小说译本。这显然对中国科幻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科幻摆脱了要反映社会现实、要进行科学普及、要促进科学发展、要向文学靠拢等不必要的任务，人们终于意识到科幻拥有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八十年代经常使用的以超级大国为假想敌的创作模式也基本消失，一些作品获得了过去的作品所没有的品质。
1999年，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使《科幻世界》成为社会话题。那一年的高考语文科作文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是当年某期《科幻世界》封面文章的题目。一时之间，《科幻世界》成为家长允许中学生阅读的少数几本杂志之一。
1991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成为第一家开设科幻文学理论课程的综合重点大学。2003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科幻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科幻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一本发行量从每期600份到40万份的科幻杂志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刘慈欣在《科幻世界》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为他赢得了一些名声。1999年，他的《带上她的眼睛》发表。这个使人感伤的故事让他获得 1999年第十一届银河奖的一等奖。这是刘慈欣第一次得到这个中国科幻界最高奖项，接下来的7年里，他的《流浪地球》、《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国太 阳》、《地球大炮》、《镜子》、《圆圆的肥皂泡》、《赡养上帝》和《三体》，每年都获得银河奖的最高奖。科幻作家韩松对刘慈欣的评价是中肯而恰当的：“刘 慈欣的作品中，渗透了一股对宇宙的敬畏。他写一些技术味道很浓的科幻，但是，后面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形而上的。在《朝闻道》中，这种情感表露得 最无遗的了。也就是有一种哲学上的意味，宗教上的意味。”从他的作品中可看到，刘慈欣都是在光年尺度上展开他的想象的，而略带民族主义的小说背景又不可避 免地令人热血沸腾。
姚海军的轨迹与刘慈欣发生了重合。他来到太原，发现马俊英已经为他准备好住处与被褥。他和马俊英一起开始了《科幻大王》从漫画杂志向小说杂志的转型。
但是《科幻大王》的管理者担忧彻底转型会使原有读者流失，对转型后是否能够与《科幻世界》竞争也没有把握，姚海军的想法受到了阻挠。
姚海军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科幻世界》主编杨潇向他发出邀请，他来到成都，加入《科幻世界》。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科幻世界》都是帮助姚海军和刘慈欣实现梦想最合适的对象。《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创刊于1979年，是当时中国科幻界著名 的“四刊一报”之一（它们是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成都的《科学文艺》、黑龙江的《科学时代》以及黑龙江的《科幻小说报》）。在科幻被视 作“精神污染”的八十年代中期，“四刊一报”被“关、停、并、转”，中国的科幻杂志只剩下《科学文艺》一家，独自散发黯淡的光芒。1990年，更名为《奇 谈》的《科学文艺》发行量跌至最低点，订阅量只有600册。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家杂志仍然创立了银河奖，坚持为中国科幻树立标杆。1991 年，《科幻世界》的名称正式确立，也在这一年，他们承办了世界科幻协会的年会。第二年，《科幻世界》期发行量已经突破20万册；2000年，期发行量突破 40万册。毫不夸张地说，在很长时期内，《科幻世界》就是中国科幻本身。
在《科幻世界》，姚海军先从“读者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做起，负责为《科幻世界》在大学校园里进行推广与组织读者活动。一年后，著名作家阿来成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他决定向编辑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于是姚海军开始审稿件，写专栏。
10年后，姚海军不仅是这家杂志的副总编兼主编，他还在从事另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即主持科幻世界图书视野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引进、翻译、出版世界科幻 大师系列丛书和年度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选系列丛书，前者以每年4辑的速度，用5年的时间完成对西方科幻文学核心经典的系统出版工作，至今已经出版130多 种，后者则向中国的科幻爱好者介绍外国科幻最新的创作成果。
“怎样想象身处二十一世纪，却仍然沉浸在西方人二十世纪初甚至十九世纪的想象世界里的中国人的未来呢？”姚海军说，“科幻绝不应该是一种拒绝接受新事物的文学，否则它便离死不远了。”
未来 没有人知道科幻会不会死去
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小说家无法靠科幻谋生
从科幻爱好者疯狂的程度来看，科幻也许还能好好地活着。科幻作家在一些场合会得到与娱乐明星同等的欢迎，他们的读者会让他们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或者在见到他们后留下滚烫的泪水，连话也说不出来。
8月25日上午，在2007年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的开幕式上，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100位成员在四川科技馆面前的广场上，组成了一个“人列 计算机”。“人列计算机”是刘慈欣在他的长篇小说《三体》里构造出的由3000万个士兵组成的计算系统。现在，就在刘慈欣的眼皮底下，这群大学里的科幻爱 好者以呈现一个缩小版本的形式，向他们的偶像表达了敬意。一个以幻想为乐趣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幻想成为现实，不就是对他的最大奖赏吗？
但就是这位令读者愿意花费精力与时间为他排练出“人列计算机”的作家，对科幻的未来表示了最无奈的悲观。坐在空荡荡的四川科技馆报告厅里，刘慈欣带着有点恶狠狠的表情说：“我对科幻界的那种理想主义腔调感到非常厌恶。”
“你看看，你的身边还有多少人在读科幻？”他说，“越来越少了。”在前一天，在演讲中回答一个提问者“西方科幻是否给中国科幻带来危机”的问题时，他斩 钉截铁地说：“西方科幻带不来危机感，带来危机感的是卫斯理。我们不是要达到阿瑟·克拉克的高度，而是要达到卫斯理的销量。”
中国所有科幻小 说的销量加在一起，也不如倪匡“卫斯理系列”其中一本的1/10。倪匡是香港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卫斯理是他创造的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形象。刘慈欣曾经公开 将“卫斯理系列”贬称为垃圾，但他同时也发自内心地对倪匡长期孤军奋战、最终独力创造出香港的科幻市场表示无限的钦佩与羡慕。如果说刘慈欣在创作中有什么 是时刻不能忘怀的，他绝对不会认为是对终极真理的思考，他一定会告诉你：是读者的反应，是书的销量，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回报。
对中国科幻作 家来说，这是容不得幻想的现实。近两三年来，人们似乎看到中国科幻的繁荣期已经到头，《科幻世界》的发行量走下坡路了，本土科幻小说的销量一般只有数千 册，人们习惯于谈论科幻小说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迹象都仿佛在表明，一颗曾经剧烈燃烧的天体开始迎来它的衰变，它将逐渐失去光与热，最后在宇宙中收缩 成一个点。
在科幻的繁荣期，刘慈欣的热情也曾经被焕发过。他以为，好日子来了。但几年过去，他发表科幻小说的空间仍然只有一本《科幻世界》， 稿费仍然只有每千字100元，他最畅销的书《球状闪电》仍然只能卖出5万册，他仍然无法依靠写科幻小说谋生——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会累死，或者忧虑而 死。他还必须保持着工程师的身份。虽然他知道上司肯定不会赞同他弄这个无用的玩意，但他丝毫也不担心，因为上司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我就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在一个世界里我是工程师，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科幻作家。”刘慈欣说，“更奇妙的是，这两个世界完全是隔绝的，里面的人没有任何往来。”
他从来没有发现过身边的同事会读科幻小说，他说就算他们偶然见到他的名字，也会以为那是另一个人。有一次他与同事在食堂吃饭，听到别人说起科幻，他情不自禁地谈论这个无比熟悉的话题。这时，他突然被一种异样的感觉袭击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太怪了……好像我从这个世界掉到了那个世界。”
这种感觉在这次成都之行再次出现。一个带阳泉口音的读者令他在刹那间手足无措。
中国当代最出色的科幻作家的这种遭遇，听起来非常具有科幻色彩。但它折射出中国科幻读者确实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无论他们在现场如何疯狂地表达对科幻的热爱，光凭他们，中国科幻无法摆脱衰变的命运。
中国科幻必须要有自己的畅销书作家
很难解释刘慈欣对市场的极度敏感是从哪里产生的。但这个特点在他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很清楚。
科幻作家郑军在2000年问过刘慈欣一个问题，为什么《带上她的眼睛》与他的其他作品风格相距很远？“他苦笑一下说，哪里是哟，那时我的作品一直不获发 表，我就拿来科幻刊物仔细分析，猜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作品。猜来猜去猜明白了，于是就写了《带上她的眼睛》，于是就发表了。”郑军在一篇文章里说。
在自己的作品中，刘慈欣偏爱《梦之海》和《诗云》，它们本来是他计划的“大艺术系列”的其中两部。但是小说发表后他从网络上收集的读者反馈不能让他满意，于是他放弃了“大艺术系列”。
读者不喜欢你偏爱的作品，你沮丧吗？——“当然不，不写就是了。”
难道你不能把盘旋在脑海里的“大艺术系列”写出来吗，就算是为了自己而写？——“我从来不做为自己而写的傻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就行，为什么要写出来？”
“我从来不做为自己而写的傻事”，这就是刘慈欣，就像他形容自己的那样，在科幻的世界里他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世界里——就算是对待科幻本身——他是 现实主义者。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用20年写一部几百万字的小说，结果只出版2000册。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让自己免于沦为“又可笑又可怜”的人的命运。 刘慈欣用再强不过的语气提醒记者留意中国科幻小说销量与倪匡小说销量的对比：“不要说你的想象多么宏伟多么奇特，没有市场，一切等于零。”
要让中国科幻继续生存下去，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一个出版者，姚海军正在学会用更功利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要保持优势，《科幻世界》必须突破杂志的形式，必须有自己的畅销书作家，”他说，“必须占领制高点，在图书出版、电子游戏、主题公园方面发展。”
他说，从1983年到2003年，中国的本土科幻小说没有一本书的销量超过3万册。“我这还是说冒了呢，其实可能连一万册都没有。这也太对不起我们的作者了。”
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姚海军提出世界科幻大师系列丛书计划，到第一本正式出版，负责出版的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换了三任发行部主任。但坚持换来不错的结 局，到现在为止，销量最好的是尼尔·盖曼的《美国众神》，印量为3万册，实际销量为2万册；本土作品销量最好的是一部叫《天意》的带有奇幻色彩的小说，它 是一位江苏中学女教师的处女作，卖出了15万册。
但整体情况是不乐观的。以2002年为例，全国共出版科幻小说227种，本土原创作品只占 4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改编作品。吴岩在一篇文章中说：“数据是相当清楚的。销售量在逐年下滑，出版社不再接待科幻投稿，刊物的发行量在低水平徘徊，网 络上的科幻讨论不再如往昔那么兴盛……从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科幻文学的确正在走下坡路。”
刘慈欣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阿西莫夫在完 成“基地系列”之前，曾经以为科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新浪潮的来临使读者再也不会接受像他写的作品那样的风格。他对来访的编辑说，潮流改变了；编辑立即 对他说，亲爱的阿西莫夫，你就是潮流。结果“基地系列”成为科幻的经典作品，再次扭转了潮流。
“这就是大师。我只是一个写科幻小说的，我不是大师，我没有挽救中国科幻那么大的能量。”
“我会死去，科幻也会死去，完美得很”
中国科幻的衰变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科幻宇宙的共同命运。在世界范围内，科幻也普遍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美国堪萨斯大学科学幻想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斯 托弗·麦基特里克在第6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说：“我们无比痛心地看见，在网络、生命科技飞速猛进的最近20年中，人们对科学幻想艺术的认识反而倒退了，感 觉它就是外星人、机器人、激光枪加时空穿梭机的大杂烩。”
在去年发表在《文艺报》的一篇对话中，吴岩提出“科幻已经基本走完历史旅程”的观 点。他认为，科学技术只是一定时间内产生的阶段性主题。在从西方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当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能在一代人的生活中突出地体现时， 科幻得以产生。然而，今天的科学已经超越了现实，跑到了时代的前面。当科技的进步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人类对此已经麻木并无能为力，科幻就接近了死亡。
参加2007年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的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说，科幻的衰落是个“很叫人伤心的问题”。“你看我手上的矿泉水有它的保质 期，科幻同样有保质期，它在一个文化中可能只会出现五六十年。”他说，“当所有的社会都在技术上成熟并完成工业化，我认为对科幻的需求就会消失。”
刘慈欣同意吴岩的看法。“我以前不敢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喜欢科幻的人本来就不多，你还要打击别人吗？但是现在这样说也无所谓，因为人已经很少了。”他说。
不过，科幻作家不会永远对这个问题保持忧虑。就像罗伯特·索耶说的那样，“科幻市场正在变小，而我也在变老，当两条路线聚合在一起，我会死去，科幻也会 死去，完美得很。”或者，也像刘慈欣在演讲中回答“你为什么越来越悲观、总是把人类一次次地灭绝”的问题那样，“从科幻角度看，人类灭绝不一定就是一件悲 观的事情。”
也许，还有更紧迫的现实在前面等待我们。在8月26日进行的幻想文学高峰论坛会上，老一辈科幻作家刘兴诗对全体听众和同行说，我们处在一个变暖的时代，今天在座的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灾变性气候的命运。“让我们描述这个灾变性的气候吧！”
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雷剑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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